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时，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即治史对个人、对当时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朱熹力图区别自己与“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 1)的浙学学者治史的异同，批评他们“只是读史传，说世变”( 2)，“论事而不求理”，而自己治史是“要就事物上见得本来道理，即与今日讨论制度、较计权术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 3)显然，朱熹的治史价值论具有十分浓厚的理学色彩，表现出他力图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中去的愿望。朱熹将治史作为格物之一事，认为应该从中获知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天理是“善”，人欲则是“恶”，由此而存善去恶，换言之，即治史具有明理修身的价值。同时，朱熹还强调治史应该为当世之用，特别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两宋现实借鉴作用，即强调史学现实的社会价值。如此，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良莠并糅，具有两重性。遗憾的是，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至今没有学者专门研讨，故笔者不擅愚陋，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治史以明理修身
　　朱熹认为治史可以明理，对学者修身养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学者通过治史可以了解天理、人欲，以便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目的，这是他治史价值论中最鲜明的特点。他明确表示：古代圣贤著“六经以教后世”，六经中“义理之精微，古今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因此后人学六经可以明理修身；而汉代之后，史学崛起，“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因此，“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 4)由此可见，朱熹认为学者治史应该围绕着明天理、利修身这一根本目的而进行，从治史中了解为法为戒的天理和人欲，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以达到圣贤地步。

http://www.zisi.net/htm/xzwj/sxlwj/2007-05-18-35542.htm
摘要：《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一部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契丹国志》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自身鲜明时代特色，作者通过成熟的编撰技巧，运用纪、传等形式，客观地反映出契丹民族历史的发展大势与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事迹。《契丹国志》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特殊的地位。叶隆礼以敏锐的视角，在史著中大量记载了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历史“资鉴”意识。
关键词 ：《契丹国志》；编纂特色；文化认同与汉化进程；皇朝盛衰

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7-03-21-35499.htm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