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何炳棣在其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說：「一九七四春我當選為（亞洲學會）副會長，於是在一九七五─七六年度充任該會首位亞裔會長。當時決料不到的是，二十七、八年後我仍是亞洲學會會唯一的華裔會長。」這項紀錄終於在今年春天被打破了。專攻印度史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座教授兼該校賈克遜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雅南（Anand A.Yang），於四月初出任亞洲學會會長，他雖是學會六十五年會史上的第二位華裔會長，但期間已有過一位印度裔學者和兩位日裔學者做過會長，楊雅南是第五位亞裔會長。
亞洲學會是美國最大的亞洲研究的學術組織，一九四一至一九五六年間稱為〈遠東學會〉，後易名為〈亞洲學會〉，會員近萬人，遍及全美和海外。而兩任會長更不乏大師級學者，如恒慕義（Arthur W.Hummel,一九四八）、賴世和（E.O.Reischauer,一九五五）、費正清（J.K.Fairbank,一九五八）、芮沃壽（Arthur F.Wright,一九六四）、狄百瑞（W.T.deBary,一九六九）、韋慕庭（C.M.Wilbur,一九七一）、史華慈（B.I.Schwrtz,一九七九）、費維愷（A.Feuerwerken,一九九一）等。
史學大師余英時曾於一九九三年和匹茲堡大學中國史日裔女教授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角逐亞洲學會副會長，不幸敗北，學會曾於近年頒獎給考古學家張光直和史學家許倬雲，以獎勵他們對學術的卓越貢獻。
楊雅南今年五十七歲，湖南人，生於印度，父母於四十年代移居印度，父親畢業於中央政校（政大前身），母親是中山大學校友。楊雅南高中畢業後即到美國唸大學，一九七○年獲賓州史華斯摩爾（Swarthmore）學院學士，六年後得維吉尼亞大學歷史博士。在猶他大學教了二十多年書，後被華盛頓大學聘為講座教授兼賈克遜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這所學院是為了紀念六、七年代著名的華盛頓州民主黨右翼參議員亨利．賈克遜而設立。
楊雅南在擔任〈亞洲學報〉總編輯期間（一九九五至二○○○），筆者即注意到他，同時亦發現這位楊姓教授的研究專業與中國無關，而是南亞歷史、文化、政治與社會，特別是農民運動。
執政於美國大學的華裔學者為數不少，然六十五年來僅有兩位華裔學人出任亞洲學會會長，未免太少，這也許跟許多華人不愛做領導工作，不喜出風頭的個性有關。目前中國大陸旅美人文與政法學者越來越多，不少人表現優異，也比上一代學者活躍，如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呂曉波、芝加哥大學政治系主任楊大力等，他們將來很可能會成為美國亞洲研究領域的掌舵人。
一般而論，二戰結束後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以費正清、芮沃壽和芮瑪麗夫婦、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為第一代，研究重點為政治史、思想史和人物。第二代以帕金斯（Dwight Perkins）、施堅雅、魏斐德（F. Wakeman）、孔飛力（Philip Kuhn）為主，他們的特色是備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除了獲致「科際整合」的效果，並拓寬歷史視野。
第三代以及反帝史、經濟史、地方史和民眾運動史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帝王將相」的研究轉移到庶民大眾的探討，這一代的出色學者有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等。今天的亞洲研究學界已出現第五代、第六代的新學者，他們更會從新的角度和門徑找尋材料和研究題目。
洛杉磯加州大學華裔教授黃宗智（Philip C.C.Huang）和其他學者認為六、七十年代的反戰運動和中國大陸的文革，促使新一代學者對亞洲民眾運動的關注，並掀起了研究熱潮，他們的研究已超過費正清所倡導的「西方刺激─中國反應」的歷史模式。
美國的許多「中國通」（China Hands）對中國研究的專注與關懷，可說是「至死不渝」。柯林頓時代的國家安全會議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W. Lieberthal），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中旬到醫院探望重病的歌大老師包大可（A. Doak Barnett），師生兩人在病房內大談緊繃的美中關係。李侃如告辭時，包大可說他對美中關係前景仍保持「審慎樂觀」。幾天後包大可即作古，美中關係亦逐漸好轉了。（本欄每周二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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