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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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学院师范分院，山西，运城044000）

[摘要]唐朝时期，河东地区包括现在山西全境。当时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中都、北都，并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河东地区南部的黄河边修建了蒲津桥。政府如此重视河东地区，是因为河东地区不仅是唐王朝的根基，而且当地有优良的粮食生产条件，有丰富的盐业资源，是政府的“粮仓”与“钱柜”。

[关键词] 河东地区 ；唐王朝； 粮食； 盐；

河东地区地处黄河中游。由于黄河在此北来东往，故史称“河东”。这里，在周、秦、两汉、魏、晋时都曾是畿辅[①]要地；这里，山河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历代统治阶级提供丰富的生产、生活物资。唐朝“河东之地，¼¼以辕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建都于此，可以总水陆之形势，将关河之气色。”[1]这说明,与京城长安仅一河之隔的河东地区已经凭借其独特的位置与物质资料生产优势,倍受唐朝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

一

“ 河东”一词，最早见《左传》。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载：“秦始征晋之河东，置官司马。”稍后，《孟子•梁惠王上》载，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不过，这时“河东”的含义仅仅是地理上的俗称，指的是现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安邑。

秦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据《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云：“秦之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与内史为三十六郡。”值得注意的是河东郡的名次居内史[②]、三川[③]之后，排名第三，表明了它在诸郡中占有重要地位[④]。至于当时河东范围，史书记载：“秦之河东，今河东、绛郡、陕郡之北境，平阳、大宁等郡皆是也”。[2]秦时的河东大体上等于现在临汾、运城。这种行政划分，证明统治阶级开始重视对河东地区的经营。从此，“河东”一词的概念，也有了行政区划的含义。

汉代，由于“汉因秦制”，只在郡之上又加了一级行政机构，即司隶部与刺史部，而河东郡属于司隶部，直属中央，郡治设在安邑，下辖安邑、解县、平阳、襄陵等二十四个县。其所辖范围与秦大体相当。

魏、晋时，政府取消了“部”，设置了州--郡--县三级行政单位。这时河东郡较汉时缩小了一半，只辖安邑、闻喜、汾阴、猗氏等九个县，其范围略小于现今的运城地区。

唐朝前后，河东地区在不同时期的行政划分都有所不同，范围有大有小。唐代，“河东”不论是地理概念还是行政区划范围，都达到了空前大的程度。政府地方三级行政机构中，都有“河东”这一名称。河东道“东距恒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太行，北边突厥”[3]568。其辖河中、太原二府，十九个州，一百一十个县，地域较为辽阔，大体包括现在山西全境及河北、内蒙一部分。[4]这时的河东郡，则下辖河东县、猗氏县、安邑、解县、虞乡等八个县。我们这里解析唐朝重视河东地区，就是指的河东道。

二

唐朝对河东地区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行政区划上，政府在河东地区设立了两个辅都，使其政治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地方。唐时河东道下辖两个州（府）。蒲州是河东道的治所地，是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它的地理位置在现今山西永济西。在“唐武德元年，置蒲州，治桑泉县。九年，置都督府。开元八年，置中都，改蒲州为河中府，其岁罢中都仍为蒲州，与陕、郑、怀、汴、魏等州为六雄。十二年升州为四辅。天宝元年，又改为河东郡。乾元初，复为蒲州，三年复置河中府，又为中都。[⑤]”几经变革，蒲州地位越来越高：它既是唐的四个辅都之一，又居全国六大雄城之中。并州是河东道的另一个州府，地理位置是现今山西太原。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颁诏：“其并州宜置北都，改州为太原府。”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北都为北京。”唐朝四个都城，河东占其二，蒲州、并州成为仅次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之后的两座大城市。可以看出唐政府在政治上是多么重视河东地区。

二是在经济建设上，政府在河东地区修建了蒲津桥。蒲州在河东地区南部的黄河边上,地处三省通衢的要害部位，交通便利,是通往京城长安的门户，是京城联系北方地区的桥头堡。唐朝官驿交通线路东西南北共四条，其中一条是“北至太原，皆有店肆，以供商旅”[3]605。当时，全国“交通之要枢者曰关。开元间关凡二十六，分上、中、下三类，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六”[3]606河东地区的蒲津关榜上有名。作为联系秦晋的交通要冲，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修建的浮桥却在开元初年濒临破败，张说便向唐玄宗李隆基上疏请建新桥，“其旧制，横亘百丈，连舰千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冱初解，流澌峥嵘，塞川而下，¼¼绠断航破，无岁不有。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不罄供费。津吏成罪，县徒告劳，以为常矣。皇帝闻之曰：‘嘻，我其虑哉。’”[⑥]于是，唐政府大兴土木，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疏其船间，将过去的简易浮桥改建为铁索连舟的固定式浮桥，建成当时黄河上唯一一座铁索连舟的固定式浮桥。这座铁桥耗费生铁17万斤，大约占当时全国年产铁量的25%。可见唐政府对河东地区的经济建设是多么慷慨。

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唐政府为何如此器重河东地区呢？笔者认为，就是因为河东地区不仅是唐王朝的根基，而且当地有优良的粮食生产条件，有丰富的盐业资源，是政府的“粮仓”与“钱柜”。

（一）河东地区是唐政府的“根基”

河东地区是唐王朝起事成业之地，又是其祖辈生活的地方。对这个地方，他们充满了感情。这种感情更多的是眷恋之情，亲近之情与感激之情。对于这个“革命根据地”，唐政府极为看重。据史载，唐高祖因刘武周率军叛乱欲放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秦王李世民对高祖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愤恨。”于是，李世民率军平定叛乱，收复河东，高祖为此亲自到蒲州慰问将士。[5]

古代祭祀是人们最重视的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6]这样的说法。河东地区北部的晋祠，是后人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虞而建，因姬虞被封于唐，故称唐叔虞祠。李家父子从太原反隋起兵前，曾祈祷于晋祠叔虞神像前，后来成事后就定国号为“唐”。李世民曾于贞观十九年东征还师时，在太原停留数月，并于次年五月亲笔撰写了《晋祠之铭并序》碑文，以示后人[7]。河东地区南部黄河边的汾阴“后土祠”，曾是中华民族世代尊崇的先祖轩辕黄帝“扫地为坛”的祭祀之地[⑦]。唐以前，曾有不同朝代的七位帝王到这里亲祭20次[⑧]。到了唐代，敬祖意识浓厚的统治阶级更看重河东。唐玄宗就先后两次亲自到河东祭祀后土，还亲笔写下了《祠汾阴后土碑》碑文。“亲祀后土，神明昭佑，累年丰登，有祈必报，礼之大者。[⑨]”可见，河东地区根基地位对唐政府的影响力有多么大。

根基意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河东“仁人志士”，敬祖爱祖，有着浓厚的亲情乡情观念，他们忠心耿耿、全力以赴地为唐政府的兴旺发达出谋划策，出力流汗。纵观唐王朝兴衰成败的290年历史，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发展与河东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哺育的人物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河东龙门[⑩]人王通为唐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培养了一支雄厚的人才队伍。王通学生如河东薛收、太原温彦博等都是唐初社会的干才。王通的朋友更有一大批兴邦谋国的智能之士，如绛州通守陈叔达、阳城尉房玄龄等后来都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或佐世良才。以裴寂、温大雅[11]等为代表的河东著名的历史人物又是精心呵护唐王朝的典范。后来，河东人又改李姓王朝为武姓王朝，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不久，又是河东人恢复了李家天下， “开元盛世”后紧接着而来的是“安史之乱”，“汾阳王”郭子仪开始重新收拾旧山河，一身系天下安危30年，“再造”了一个唐王朝。河东人精心经营唐朝，就像经营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闻喜裴氏家族[12]，更把自己的荣辱兴衰与唐王朝的兴衰更迭紧紧地联在一起。

（二）河东地区是唐政府的“粮仓”

粮食问题不仅事关百姓生活，更关系着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对唐王朝的统治者而言，这一问题犹为突出。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自东汉以来，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人口不断增加，统治机构膨胀，虽“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13]。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最好的办法是“转东南之粟”。而从长江流域漕运粮食必经黄河三门峡。这里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而且还有许多暗礁，严重影响粮食运送。据记载，唐初长江流域粮食运到长安总共不过二十万石。开元时，主张多运江南粟米接济长安的裴耀卿[14]主持漕运的时候，把解决粮食的目光盯到了离长安不远的河东地区。

河东地区是唐政府的“粮仓”，是因为这里粮食生产有厚实的基础。具体来讲：

1.人口资源是唐朝河东地区粮食生产的第一大优势。唐天宝元年，当时全国有897.3634万户，5097.5543万口。河东道人口达372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31%，在全国15个道中排在第五名。[8]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这里“民性质朴，好尚节俭，力田纺织，尤尚商贾。[15]”我们知道，在生产工具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多寡往往成为一个地区农业发达与否的重要因素。

2.畜力充足是唐时促进河东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畜牧业在河东地区起源很早。史载，春秋时，虞国（今平陆）人百里奚曾言道：“ 时其食，恤其力，心欲牛而举之。”那个时期，各种家畜已被河东人广泛饲养。另外，有一个叫猗顿的人求教于陶朱公[16]， “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9]当时猗顿发展畜牧业的基地就在河东地区的安邑、解州、猗氏和临晋一带。另外，河东地区又北邻突厥，“唐打败了东突厥，所掳获的杂畜就有数十万之多，可能有大批马匹散在民间。关内道和河东道邻近和突厥作战的战场，所得是会很多的。”[10]204同时，这里是中国农业生产使用牛耕的发源地之一， 在当地“平陆县枣园村的汉墓内，就发现绘有牛耕、耧播的壁画。[17]”这里的晋南牛有着2000多年养殖历史，主要分布于河东地区的万荣、河津、临猗、永济、盐湖、夏县、闻喜、稷山、新绛、绛县、侯马、曲沃、襄汾等 16 个县（市、区）[18]。晋南牛具有体躯高大、肌肉发达、役用性能好、适应性强，日耕地4--6亩。牛对促进河东地区粮食生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对河东粮食生产有着积极的作用。

唐时河东地区粮食生产，与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唐代在这个地区引水成功，灌溉农田几百万亩，有的竟达“亩收十石”的高产。“唐中叶前，河东地区汾、晋的水利事业陆续举办，论它的规模不如关中泾渭流域的普遍，不过已经大有可观。[19]”据统计，唐朝前期130多年中，政府修建水利工程160多处，唐代河东水利工程有32项，名列全国第三[3]632。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当地粮食的丰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以上因素外，作为李唐王朝发祥地，“河东地区隋末战乱破坏较小，这使唐时河东农业生产有了更好的基础。加上唐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推行均田制；提倡‘ 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和耕垦发展农业；武则天明确规定把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此外，唐朝还继续在当时河东地区北部屯田。”这些措施使当时河东农业得到持续发展，以至唐代宗大历年间，诗人卢纶能吟出 “炎天故绛路，千里麦花香，董泽雷声发，汾桥水气凉”的丰收景象。 [11]河东地区粮食总产量日益增多。唐玄宗“天宝初年，各道正仓所储，超过一百万石的仅有关内、河北、河东、河南四道，河南道达五百八十余万石，河东道次之，也有三百五十余万石。义仓超过7万石的有河北、河南、河东三道，河东道为第三位，达7309270石。”[10]217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龙门专设“龙门仓”，收藏河东粮食。由此，河东地区成为接济京城长安的主要粮食基地之一。

（三）河东地区是唐政府的“钱柜”

河东地区是唐朝政府“钱柜”。因为这里有一个“聚宝盆”---“盐池”。“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来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20]”

“河东盐池属于解州之地，所以又叫‘解池’。该盐池位于晋南盆地，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面积约为120平方公里(明代测量数字)。它是一个天然的大型内陆咸水湖，是我国最为古老的闻名久远的盐池，形成于5亿年前的新生纪(第三纪)第四代(由于当地发生地层沉陷运动所致)，具有四千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12]河东之盐的最大特点是，它不像海盐一样需要大量人工煎煮，而主要采取垦畦浇晒法，靠日晒、风吹，使水气蒸发，卤脉溶聚，人工因素少，经济成本极低。相对于海盐和井盐等，作为池盐，河东盐天然生成，成本低，利润高。“本小利大”正是河东盐池吸引政府的关键因素。正如北魏著名地理学家和散文家郦道元所描述的情景：河东盐池谓之解盐，水中食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13]这就是人们讲的早期解池的产盐形式——天日晒制，自然结晶，少用人力，坐收自然之利。

由于人们生活离不开盐。因此，从春秋时期，盐开始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唐初，政府对农民实行“租、庸、调”赋税制，这是朝庭财政的主要来源。后来，由于均田制遭到破坏，国家财政出现危机。于是，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官营国有垄断经营一些工商业来增加财政收入。榷盐[21]是唐王朝垄断性工商业的典型形态。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盐铁转运使第五琦首先推行榷盐之制，“亭户[22]制盐——官府统购——官运官销”的食盐垄断专营方式，“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措施，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十年后，盐铁转运使刘晏对第五琦之制进行了改进。一方面，继续将食盐的货源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里，广建盐仓，扩大官盐储备。另一方面，弃官运官销，采取“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商运商销”的新方式。使从事食盐运销的商人实际上成为政府的批发商，是政府食盐专卖体系中的附庸，政府继续从中牟取暴利。[14]据史书记载，“贞元四年，江淮盐每斗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23]”榷盐的巨大差价，使唐政府获得了巨大收益，刘晏改革“初岁入钱六十万缗，季年逾十倍，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总千二百万缗，而盐利且过半”。“仅元和五年就收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缗”，“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粗略计算，河东盐业收入约占全国盐收入四分之一，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难怪唐朝皇帝感叹，“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饟、百官禄俸皆仰给焉。[24]”

唐朝通过对盐业资源的占有、配置，取缔盐业等行业中的原有民间私营经济，将这些最有利可图的行业掌控在政府手中，实行政府垄断经营，从生产、流通、销售的全过程竭力搜刮社会财富，来直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14]使河东盐业的“聚宝盆”作用更加明显， 河东盐池成了唐王朝的“钱柜”。

河东地区这块土地有着渊源历史,有着悠久的文化,有着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它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是统治阶级实现政权稳固的坚实保障。“汾、晋灌溉之利，稍形普遍，又邻近关中，东西相距仅有一河之隔，转输便利，所以特为隋唐统治者垂青”[10]212。因此，唐王朝重视河东地区，也为国家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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