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北京廣播學院有位後來成為名人的男生，學了「人民廣播史」的課程以後，概括說：「廣播史就是廣播電台搬家史。」因為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始在延安，繼而磁縣沙河，最後晉京，才住定不搬了也。
摹仿這個說法，五十多年來大陸的高等教育史，可以說是一部「大學分合史」：五十年代初，是一次大分合，取締像燕京大學這樣的「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陣地」，同時按照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如設馬列主義為主課後，取消資產階級政治學、資產階級經濟學、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課程和科系設置等。調整的題目，也包括了教師的搬家（如不少教授從北京調往其他省市）和學校的搬家（如上海交大搬到西安）。一九五八年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針，又有些不大不小的動靜。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關門停課，學生鬥老師，學生相互鬥，鬧到流血死人；然後「最高指示」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指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云云。直到進入「新時期」，才把「舊時期」的種種做法「撥亂反正」。塵埃落定不久，便又掀起了一次併校升格高潮，學院成為大學，大學務求其大，擴大規模，提升規格。剛才提到的北京廣播學院也成了中國傳媒大學，只是這一次暫時還沒搬家罷了。
隔行如隔山，我弄不清必須這樣做的理由，不過想到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就釋然。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至世紀之交，高教領域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幹革命」吧，革命是天然合理的。
最近，讀了一本與教育無關的書。其中涉及一些史實，我才發現，把大學分分合合，原來並不是革命的教育部門所專有。
老報人徐鑄成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到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的兩件事。
一九二七年，北平還在軍閥統治下。徐鑄成寫道：「（我剛進師大不久）張作霖即進京住順承王府舊址，而自封為安國軍大元帥，任孫傳芳、張宗昌為副帥，並在中南海組織大元帥府，接管北京政權。內閣改組，任劉哲為教育總長，並下令合併北京各國立大學，稱京師大學校，劉哲兼管。如北大改為京師大學第一文理學院，女子大學為第二文理學院，師大為第一師範學院，婦女師大為第二師範學院，法政大學為法學院等，院長為張貽惠、徐炳昶、白鵬飛等，大率維持原校長人選。而劉哲常輪流到各院召全校學生演講，並加強了院內外巡邏，學生夤夜被捕者時有所聞，為『防止赤化』，軍閥獨裁恐怖乃籠罩全北京上空。」
這個教育總長劉哲，後來不知到哪裡去了。看來他是忠於張作霖的，把大學合併，主要是為了把學生和教職員工通通嚴管起來，「防止赤化」，這都是出於政治考慮。
兩年以後，一九二九年六月初，北平已經不在老軍閥治下，改由南京國民政府執政了。徐鑄成寫道：「當時北平各大學因積欠尚未還清，又因合併問題拖延不決（南京教育當局仿法國辦法，實行大學區制，如江蘇、上海均屬中央大學區，即中學及圖書館、博物館等均歸中央大學區管理），北平各大學擬合併為北平大學，由李石曾擔任校長。原各國立大學改稱學院，一如張作霖時代之京師大學，而職權更大，兼轄天津、河北省各大學及中學併其他教育機關。此決定一經宣布，北京各大學學生群起反對，遊行示威，繼以赴中南海（大學辦公處所在地）砸爛招牌，運動延續經年，從此，大學上課秩序更鬆弛。」
徐鑄成因是說自己求學時得以曠課兼差，捎帶著講了當時大學情況，卻沒說這次大學管理體制變動的結果，看來為時不久，就恢復原樣了。又不知大學生的群起反對，所為何來，他們經年的反對起了多大作用；更不知這次大學生的「群體行動」（過去叫做「鬧事」，現在改為這個中性的專用名詞了），是否曾得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這一點，在有關中共領導北平學生運動的歷史記載中，似未得見。也就不知當時黨組織對這件「建立大學區制」的做法持什麼態度。
看來，這一次跟張作霖時代有所不同，南京教育當局可能想有所作為，仿行法國辦法。為什麼沒辦成，未必全是由於學生的反對吧。
以上說的都是久遠的舊史了。而九十年代以來的大學擴大升格，猶在目前，也許現在還沒有最後完成？看來由上而下進行得比較順利，除了報刊偶有質疑，沒聽到什麼異議之聲。如果這算是一項教育方面的改革的話，那改革的正負效益當會逐漸顯現出來吧。
倘有人能從大學分分合合的角度入手，來看看大學教育思想和管理體制的歷史沿革，一定很有趣，也會有益。原以為這只是近五十年的事，既然前朝亦然，那就可以從更廣大的視野來看待這個現象了。
http://www.takungpao.com/inc/su/su_bigPark.asp
摹仿這個說法，五十多年來大陸的高等教育史，可以說是一部「大學分合史」：五十年代初，是一次大分合，取締像燕京大學這樣的「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陣地」，同時按照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如設馬列主義為主課後，取消資產階級政治學、資產階級經濟學、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課程和科系設置等。調整的題目，也包括了教師的搬家（如不少教授從北京調往其他省市）和學校的搬家（如上海交大搬到西安）。一九五八年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針，又有些不大不小的動靜。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關門停課，學生鬥老師，學生相互鬥，鬧到流血死人；然後「最高指示」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指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云云。直到進入「新時期」，才把「舊時期」的種種做法「撥亂反正」。塵埃落定不久，便又掀起了一次併校升格高潮，學院成為大學，大學務求其大，擴大規模，提升規格。剛才提到的北京廣播學院也成了中國傳媒大學，只是這一次暫時還沒搬家罷了。
隔行如隔山，我弄不清必須這樣做的理由，不過想到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就釋然。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至世紀之交，高教領域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幹革命」吧，革命是天然合理的。
最近，讀了一本與教育無關的書。其中涉及一些史實，我才發現，把大學分分合合，原來並不是革命的教育部門所專有。
老報人徐鑄成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到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的兩件事。
一九二七年，北平還在軍閥統治下。徐鑄成寫道：「（我剛進師大不久）張作霖即進京住順承王府舊址，而自封為安國軍大元帥，任孫傳芳、張宗昌為副帥，並在中南海組織大元帥府，接管北京政權。內閣改組，任劉哲為教育總長，並下令合併北京各國立大學，稱京師大學校，劉哲兼管。如北大改為京師大學第一文理學院，女子大學為第二文理學院，師大為第一師範學院，婦女師大為第二師範學院，法政大學為法學院等，院長為張貽惠、徐炳昶、白鵬飛等，大率維持原校長人選。而劉哲常輪流到各院召全校學生演講，並加強了院內外巡邏，學生夤夜被捕者時有所聞，為『防止赤化』，軍閥獨裁恐怖乃籠罩全北京上空。」
這個教育總長劉哲，後來不知到哪裡去了。看來他是忠於張作霖的，把大學合併，主要是為了把學生和教職員工通通嚴管起來，「防止赤化」，這都是出於政治考慮。
兩年以後，一九二九年六月初，北平已經不在老軍閥治下，改由南京國民政府執政了。徐鑄成寫道：「當時北平各大學因積欠尚未還清，又因合併問題拖延不決（南京教育當局仿法國辦法，實行大學區制，如江蘇、上海均屬中央大學區，即中學及圖書館、博物館等均歸中央大學區管理），北平各大學擬合併為北平大學，由李石曾擔任校長。原各國立大學改稱學院，一如張作霖時代之京師大學，而職權更大，兼轄天津、河北省各大學及中學併其他教育機關。此決定一經宣布，北京各大學學生群起反對，遊行示威，繼以赴中南海（大學辦公處所在地）砸爛招牌，運動延續經年，從此，大學上課秩序更鬆弛。」
徐鑄成因是說自己求學時得以曠課兼差，捎帶著講了當時大學情況，卻沒說這次大學管理體制變動的結果，看來為時不久，就恢復原樣了。又不知大學生的群起反對，所為何來，他們經年的反對起了多大作用；更不知這次大學生的「群體行動」（過去叫做「鬧事」，現在改為這個中性的專用名詞了），是否曾得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這一點，在有關中共領導北平學生運動的歷史記載中，似未得見。也就不知當時黨組織對這件「建立大學區制」的做法持什麼態度。
看來，這一次跟張作霖時代有所不同，南京教育當局可能想有所作為，仿行法國辦法。為什麼沒辦成，未必全是由於學生的反對吧。
以上說的都是久遠的舊史了。而九十年代以來的大學擴大升格，猶在目前，也許現在還沒有最後完成？看來由上而下進行得比較順利，除了報刊偶有質疑，沒聽到什麼異議之聲。如果這算是一項教育方面的改革的話，那改革的正負效益當會逐漸顯現出來吧。
倘有人能從大學分分合合的角度入手，來看看大學教育思想和管理體制的歷史沿革，一定很有趣，也會有益。原以為這只是近五十年的事，既然前朝亦然，那就可以從更廣大的視野來看待這個現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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