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的隊伍青黃不接,文史領域尤為突出,辦好文科大學是刻不容緩的。在這“才難”之嘆和如何培養的時刻,就不能不回憶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為什麽招生不多,卻人才輩出?

  一九二○年(民國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陸起(勤之)於湖光瀲灩,嵐色秀麗的惠山之麓,賃屋數幢,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敦請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校長唐文治先生為館長。當時在南京、上海、無錫三處招生,據說應試的達一千多人,結果只錄取了正額二十四名,附額(備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為國學專門學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參照當時國立大學中國文學系各項規章辦理,實行學分制,修學期三年。十年來,唐先生在教學上的慘淡經營和苦心擘劃,已培育出像唐蘭、王蘧常、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蔣庭曜、夏君虞等學有專長學者。一九三五年,擬於太湖之濱,寶界橋畔,勘地五十餘畝,粗具黌舍規模。記得唐先生在奠基時,當場朗誦四句祝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學生,七個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設一個補習班,凡學生程度較差的,先讀補習班,再升入正科。這時可算是國專的“全盛”時代了。

  抗戰軍興,無錫淪陷,年已七十六,雙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領學生數十人,含辛茹苦,轉道至長沙、湘鄉,沿途租民屋上課。一九三八年初,終於遷校桂林,先後借正陽街、環湖路民房,繼續開學。入冬後,桂林屢遭空襲,便暫徙北流山圍。

  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邁多病,返滬治療。鑒於江浙學生紛請複課,遂改名“私立國學專修館”,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敵偽登記,校舍先暫借上海康腦脫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學,後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學,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務長,而桂校則由馮振心先生負責。滬校三年制專科,自第二年起,分設文學、哲學、史地三組,直至解放後,改名“無錫中國文學院”,唐先生為院長,王先生任副院長,隨著全國大專院校的院系調整,遂於一九五一年,併入江蘇師範學院。

  二

  無錫國專與唐先生相始終,不能不概略提及其經歷。先生名文治,字蔚芝,江蘇太倉人,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生,父親唐受祺是個以窮秀才終其身的候選教諭,教書為生。唐先生從小用功勤讀,十六歲入州學,十八歲中舉人,二十八歲進士及第,以主事分發戶部,一八九八年,補總理衙門章京,一九○一年,隨那桐到日本,後又隨載振赴英,祝賀英王愛惠的加冕典禮。英國和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成就,對他思想上的啓迪和影響頗大。三十九歲出任商部左丞及右丞,四十二歲升左侍郎,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後,署理尚書。清末國勢危殆,經濟極為窘迫,他在步履維艱的情况下,通商惠工,頗具苦心。四十三歲那年,以忤權貴,調任上海實業專門學校(原名南洋公學,即後來的交通大學)監督。辛亥革命後,他是不以“遺老”自居的,學校改稱南洋大學,任校長,直到一九二七年創辦無錫國專才離職,為祖國造就了第一批的理工科建設人才。交通大學的師生緬懷唐先生,籌建了“文治堂”,作為永久的紀念(十年浩劫中被破壞,現已重新恢復)。唐先生畢生治古代散文及宋學,尤推崇紫陽學案,頗有發明,著有《茹經堂全集》。解放後臥病上海,陳毅同志關懷耆宿,照顧備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年九十一。

  唐先生係桐城吳汝綸(摯甫)的高足,創辦南洋大學,即取法摯甫先生出長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時一套辦學經驗:名師薈萃,學風濃厚。唐先生心摹力追,科研則兼收並蓄,對學生要求嚴格,拔植隽才,堅持學生首須過好古文、外語兩關,教授須是第一流學者。辜鴻銘(湯生)雖然有些怪癖,但奄貫中西,就是唐先生親自禮聘的教授之一。唐先生為什麽移居無錫要創辦國專呢?是他憤慨北洋軍閥的禍國殃民、國將不國。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唐先生當然不可能成為共產黨人的,但畢竟是愛國愛民的,一個舊式學者文人在當時要救國培養人才,那只有私人辦學了。他說:“吾國情勢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為學,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為唯一主旨。務望諸生勉力為聖賢、為豪傑,其次亦當為鄉黨自好之士,預儲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國,救吾民,是區區平日之志願也”(見自訂《茹經年譜》)。這就是他創辦無錫國專的目的和動機。因此,在飯廳裏懸挂明代抗志不屈的楊椒山(繼盛)的聯語:“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希望學生在用膳時思忖著。同時他即以創建南洋大學的務實精神,用之於國專。

  首先,唐先生認為學生的質量,系於教師的水平,故培育人才,端賴名師。早期幾屆除親自授教全部經學課外,所聘教授不多,但均係著名學者文人。像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陳石遺(衍)先生長期主講《通鑒》和詩學等課。他莅校之前,已撰有《石遺室詩話》、《近代詩鈔》、《詩話》、《元詩紀事》等,一時遠播扶桑,為日本著名文學家神田喜一郎等擊節贊賞。莅校後,他講《通鑒》,熟到胡三省的注能背出,分析頗有條理;同時以淵博深湛的知識,闡發歷代詩歌的真髓,一經啓迪點撥,如坐春風化雨之中。那時陳衍住在蘇州,每星期五來無錫講課,星期一返蘇州。每課時的代價是大洋二十元(約合白米三百斤),這樣高昂的鐘點費,超過全國任何一個名教授。可是區區的私立無錫國專卻是不惜工本的。當時名師,還有金松岑、李詳(審言,文選專家)、孫德謙、錢基博、顧實、陳柱、朱文熊(叔子,著《莊子新義》),等等。

  同時敦請學者專家作專題講座。當時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經常來國專講學。章先生一口余杭土話,又是烟捲不離口,講時詳征博引,很不易懂。幸有隨從弟子作快速板書和記錄(記錄即印發),才解決了一些聽眾的困難。不少專家的講座,開拓了同學的視野。

  四十年代,唐先生已屈耄耋,實際上的校務是由王蘧常先生一人仔肩,面對經費支絀,困難叢集,始終是殫精竭思地考慮如何辦好學校。先後延請了許多熱心教育,而又是卓然成家的學者,如周谷城(中國通史)、王蘧常(諸子概論)、周予同(經學通論)、蔡尚思(中國思想史)、錢萼孫(詩學研究)、胡士瑩(詞學研究)、王佩琤(曲學研究和版本目錄)、朱東潤(歷代文選)、唐慶詒(中西文藝批評)、郝昺衡(中國文學史)、胡曲園(中國通史、邏輯學)、徐震(三禮研究)、鮑鼎(甲金文研究)、張世祿(音韻學)、朱大可(基本文選,經學概論)以及趙泉澄、蔣祖詒、吳丕績、葛綏成、許國璋、金德建等在學術上均有成就。而年近八旬的唐先生仍然親臨第一線,執教論孟研究、周易研究等課。學生們驚訝他的記憶力,四書五經的注疏都背誦如流,分析義理,頭頭是道,由陸景周板書。

  為了開拓學生的學習園地,舉辦課外講座,除唐先生講授傳統古文讀法外,還請了呂思勉、郭紹虞等教授作文史方面的專題講演,一時聽者如歸,座無虛席。

  無錫國專對學生的要求是頗為嚴格的,招生“少而精”,學習則“由博返約”“循序漸進”。因此,學生的入學必須擇優錄取,唐先生認為筆試固然能衡量學業水平,但還有偶而的僥幸,而口試隨問答而變異,不受試題的局限,學生的程度也就昭彰了。他任南洋大學校長時,每屆招新生,都要經他親身口試,以定去取。國專招生時,口試尤為嚴格,這是重要的一關,往往化了很長時間,唐先生是不肯苟且的(學校遷滬後就不舉行了)。口試問題很廣泛,一般先問考生讀過哪些文史哲類的專著,回答後就要問內容了,回答內容後,就要你論述對某書的心得體會及其優劣,往往“打破砂鍋問到底”,直至考生詞窮而止。

  唐先生在五十五歲那年眼瞎,只能依靠聽覺來瞭解一切,每天有專人替他口誦典籍、書報,作為程課,但他聽覺特別敏銳,任何冗長的文章,一經讀出,便能完全領會。晚年以賣文為生,江南的士宦名流的“壽序”、“行狀”、“墓志”等多出其手,就是由他朗誦腹稿,而旁人錄出的。對學生,他認為讀和寫的訓練很重要。學生的作文必經其耳,細心聆聽後,即指出某句應如何改易、整個謀篇如何,由旁人記錄,批在作文卷上,並叫學生仔細體會怎樣寫好文章。為什麽國專出來的學生,一般還能寫寫文章,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關。年高身殘,行履維艱,但是他每天上午七時必臨校辦公,風雨無間,經常由人攙扶著到教室、飯廳、宿舍瞭解學生情况。據金易占的回憶:“國專的飯廳秩序是比較突出的,幾百人在一個飯廳裏進膳,從來沒有人小聲講過話。”每星期一的“紀念周會”,校長是必對全體學生講話的,內容不外勉勵學生如何進德修業,但他很懂得學生心理,講話扼要中肯,為時最多不超過二十分鐘,學生也就不感到厭煩了。國專在學業上對學生的要求是嚴格的,但在生活上卻不甚干涉,可說管理頗鬆,出入自在。在唐先生言教身教下,有些學生不免迂闊,但放蕩胡鬧的行徑,似乎很少。

  無錫國專有辦學十六字訣:“熟讀精審,循序漸進,虛心涵咏,切己體察。”因此它的課程設置,除必修課和當時一般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一樣外,在抗戰前選修課,分義理、詞章、考據三大類,讀的都是專著。其中又分經、史、子、集,至於什麽概要、通論、概論之類是摒棄的。學生必須貫通經、史、子、集中的某一專著,熟讀深思作為基礎。並重視畢業論文,學生修業的最後一學期,由教師指導撰寫畢業論文,以論文的優劣,品定畢業的名次。

  在讀的雙基訓練方面,每一國專學生至少能背誦長篇古文五六百篇。唐先生為此傳授了吳摯甫“古文四象”(太陰、太陽、少陰、少陽)的傳統朗讀法,特別指出通過朗讀可提高沉浸詞章的樂趣,收到融會貫通、消化吸收的效果;還循循善誘地引導,反復熟讀順誦像賈誼〈過秦論〉、晁錯〈論貴粟疏〉、諸葛亮〈前出師表〉等氣勢磅礴、縱橫捭闔的文章,對今後寫論文是有所裨益的。因此,同學大都懂得在抑揚頓挫、緩急輕重的聲調節奏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轉合、措辭構思之妙。不論早晚,國專教室內外,總是一片琅琅書聲。其次,除要求能背能寫各種體裁文章外,還要吟誦歷代詩詞名篇,辨清四聲及陰陽清濁,從而能賦詩填詞。這樣的“書塾式”的讀書方法,無視於“死記硬背”的譏誚,形成國專自己的學風,環顧當時文科大學,確是罕見的。

  “學林探索貴涉遠,無人迹處有奇觀”。畢業前,很多學生懂得寫畢業論文,搞學術研究,不能依賴第二手材料,不能沿襲別人的研究成果,不能拾人牙慧。而要立志探索學林,有所創見,雖不能“戛戛獨造”,但是至少運用第一手資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國專藏書不多,約五萬冊,其中有元、明善本三千冊左右,每天課餘時間,圖書館總是人滿為患的。約計從一九二五年學生會創刊《國專月刊》至抗戰後停刊。每學期一卷(五冊),全年兩卷(十冊),共出版了八卷左右,刊載的都是師生學術性的文章。國專在經費支絀的情况下,截至抗戰軍興,我們回憶凡出版了《通鑒紀事本末書後》、《孟子概述》、《史漢文章研究法》、《禮記大義》、《十三經提綱》、《周易消息》、《莊子新義》、《老子通證》、《名家五種校讀記》、《文心雕龍校讀記》、《文史通義注》、《尚書大義》、《性理學大義》、《石遺室論文》等專著。

  唐文治、王蘧常兩先生指導學習,提倡的是厚植基礎,“由博返約”,即扎扎實實打基礎,博覽專精拓津途。相反,決不趨時髦,不尚空談,不抄捷徑,不怕異議。無錫國專在當時是屬於文科大專性質的學校,但在全國範圍內看,卻是有些不同於眾之處。一九三一年冬,國際聯合會教育科(相當於今國際科教文組織)的唐克爾‧培根到我國考察教育情况,考察了無錫國專後說:“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裏才看到純粹中國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杆,並希望這所繼承中國文化的學校能够發揚光大。”以我國文化之悠久,幅員之廣大,人口之眾多,有這麽一所少數人啃古書,從事研討傳承“絕學”的學校,也是無可厚非的。何况它對學生厚植基礎、因材施教等措施,也還是多少年來從實踐中獲得證明,行之有效的治學途徑啊!

  國專在滬復校後,王先生更善謀遠慮,除因襲唐先生教學方針外,還增添了一些課程,不受當時教育部頒布設置的束縛,訂出一套設置方案,除必須通讀一些經史子集的重要原著外,還要求學生掌握文字、訓詁、聲韻、版本、目錄、古書校讎學的知識和技能,為將來能獨立研究,探討學術積聚基本條件。

  這些要求於學生的若干措施,在培養文史領域方面人才來看,至今是否還有借鑒的意義,值得深思。

  三

  國專開辦至結束,為時僅三十年,校友約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數不為多,卻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囿於所知,略舉數例:早期的校友不多,但探討學術、馳名中外的,如王瑗仲(蘧常)的諸子、群經研究,錢仲聯(萼孫)的詩詞駢文研究,兼工賦詩,有“江南二仲”之稱。瑗仲先生所撰《嚴幾道年譜》和詩集《抗兵集》,曾為學林轉相稱引。最近法國卡里諾夫斯基博士來中國,執贄於王先生之門,學陰陽五行之說。唐蘭的古文字研究論著,為世界各國普遍譯印。吳其昌的考古學撰述,亦遠播海外,推為一代巨擘。畢壽頤邃於經學、段氏說文,有《度帆樓文集》,識者推為乾嘉學者,允無多讓。餘如兩漢書專家蔣庭曜、楚辭專家蔣天樞、《星預詩鈔》作者朱星預、史學家魏建猷,等等,都是早期校友,他們學術造詣,在此不一一列舉了。

  四十年代前後,同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當教授、研究員、編審、特級教師的更仆難數,略舉數例以明之。

  馬茂元的唐詩研究,卓有成績。周振甫的詩文評述和古籍整理,騰譽士林。鮑正鵠致力於文史和圖書館學,成績斐然。馮其庸的紅學研究,著述宏富,獨到之見,為國際學者所推崇。湯志鈞的近代史和經學史的探索,贏得學林的佳評。徐興業嫻熟宋史,近撰《金甌缺》一百二十萬言,推為歷史小說中的翹首。陳祥耀致力於古典文學,頗具灼見。朱星的《金瓶梅考證》,蹊徑獨辟。江辛眉於修辭、校讎之學,造詣頗深。他和沈熙泉、李孟矞、嚴古津的詩學研究與創作以及吳雯的詞作,具見才思。再如楊康年、王紹曾的擅長版本目錄、兼精史學,陸成侯的潜研辛棄疾和明史,陸以鴻的科學譯著,翁闓運的金石、書學,周堅白的書畫,周慧■的書法,均見稱於世。在中學語文教學研究上,作出優異成績,並有著述傳世的如唐堯夫、沈蘅仲、張■之、何以聰、姜烈、許威漢等等,不再贅述。至於中學特級教師中,國專校友也占了一定比例。

  國專歷屆校友散在大江南北,大多是獻身於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並有所成就。筆者知見有限,只能聊舉數例,目的想提出一個問題:即這些人才的出現,是否與國專辦學方法有關?

  四

  際茲四害蕩滌,海字廓清,為進一步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繁榮學術,必須辦好文科大學,舉國上下,已形成同一呼聲。黨中央重視百年大計,寓意深遠。我們認為如何切實辦好,除集思廣益,擘劃新路外,對類似國專那樣舊學校辦學的點滴經驗,不無借鑒之處。諸如從低年級起,狠抓朗讀背誦,倡導讀原著,廣涉獵。從高年級開始,重在引導學生根據平時愛好和專攻,進而向文史領域中的一個方面,集中探索,有所突破。這無疑是一條國專培育人才的途徑,是耶非耶,有待大家暢抒己見。不妨把當前辦文科的設想和課程設置,與之較論得失,權衡輕重,有助於切實解決文科多出快出人才的問題,全面有效地訂出辦好文科的具體措施。

  “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深信今天專攻文科的同學們,在此呼籲改革文科體制聲中,瞻望不遠的將來,一定能為祖國輝煌燦爛的文史園地,盛放出萬紫千紅的奇卉异葩,開拓出前所未有的風光旖旎的百花園!

(文章原載鍾叔河編《過去的大學》,長江文藝出版社,《世紀中國》200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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