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過邱小妹妹醫療人球案可能面臨的責難，社會工作人員終究躲不了黎小弟弟受虐致死，疏於介入處遇的人道、專業、行政責任。筆者無意替當事社工開脫責任，然而，基層社工不應成為中央與地方政府缺乏擔當，以及地方首長政績和選票考量下的代罪羔羊。台中縣的黎小弟弟不過是冰山一角，其他暗夜哭聲不知凡幾。
即使不與西方福利先進國家或日本相比，單相較於香港每一位社工服務九百個人來看，我國社工人力偏低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研究粗估，我國公、私部門社工人力約有七千多人，亦即大約每位社工平均必須服務三、四千人。人力不足，導致每個社工的案量過高，而產生服務順序的排擠效應。每個社工身上揹著七、八十，甚至是上百個案主／家，應該被解決的就是會有立即可見生存危險的案主。
而地方政府千篇一律的說詞，不外乎財政困難，沒有足夠預算聘任社工，或祭出政院人事行政局對組織人力總額管制的規定。諷刺的是，再怎麼窮的縣市，都可以花個數百萬、甚而上千萬舉辦跨年；每次新任縣市長上任，屢屢傳出社工以聘僱契約到期而被迫離職。而基層社工則必須扛起沈重的案量，自行面對執行公權力時被案主與加害人恐嚇、騷擾、辱罵等不堪，以及執業過程中所產生的替代性傷害。
大部分社會福利機構的薪資報酬，幾乎難以聘用經驗豐富的社會工作者，尤其是越往中南部地區。每個月不及三萬元的薪資報酬，為數極多的機構甚至不提供勞退，又得面臨職業風險急遽增加的事實，社會工作者在老年之後，甚至都可能成為低收入戶的窘境下，人力不斷流失，社會福利機構也永遠都是新兵訓練中心。此現象當然與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限制，且仍極度依賴政府補助和方案委託有關。
新自由主義當道，強調政府小而美，公部門人力不足成為趨勢後，多數方案以公辦民營或方案委託方式交由民間機構辦理，免除人事設備維持等相關費用。然而，政府對待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的態度，只是在口頭上喊出所謂的「伙伴關係」，事實上卻把民間機構視為社會福利的後備軍。在提供給民間機構的方案委託預算中的人事經費，更是極度不友善。
民間單位為了機構生存，在聘僱社工時，受限於經費不足，只能將對象鎖定在年紀輕、年資少的新手社工。多數機構將應徵對象的年齡限定在三十歲以下，標準稍寬鬆的則在三十五以下。試想，一個從小可能在相對平順的環境中長大，獲得社工學士或碩士學位的孩子，在面對最黑暗的社會現象與最弱勢的族群時，單只訴諸專業訓練，都可能迫使這些新手社工提前出局。這也是每年全國可培養出二千三百多位社工新鮮人，但全國各機構依舊缺人的可能原因。
地方自治條例原旨在於尊重地方政府的權力，卻成為中央與地方在福利政策與社工人力政策相互推託的藉口。中央因為首長更迭不斷，福利政策的新陳代謝隨之增加。而新政策實施所聘用的社工人力，便得面臨上半年可能有工作，下半年工作可能就不見了的不確定性。
大溫暖和弱勢兒保社工的聘任便是例子。大溫暖的社工被告知，計畫沒了，工作也就結束。弱勢兒保社工在第一年還有中央政府挹注地方政府七十％的人事費，第二年之後，地方政府就自行想辦法。社工的前途維繫在政府搖擺不定的政策中。
這些年來，家庭組織出現結構性的大轉變，傳統鄰里守望、家族互助的功能不再，濟貧也不再是社會福利的主要工作內涵。後工業社會的不確定性，風險社會的來臨，社會問題的多元與複雜程度等，讓社工不再只是一廂情願的有著耐心、愛心和專業知能即可被演維持社會公義的角色。如果各級政府仍舊推諉塞責，民眾只能自求多福。
社會大眾可以在走了一個邱小妹妹或黎小弟弟或任何一個叫得出、叫不出的小孩之後，對社工的良心與專業發出質疑和指責；可是，如果不能面對問題對症下藥，又如何能有效防止未來悲劇的發生呢？
（作者為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係博士生，台灣社工專業人員協會副秘書長）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Print/0,4634,110514%20112007011700291,00.html
即使不與西方福利先進國家或日本相比，單相較於香港每一位社工服務九百個人來看，我國社工人力偏低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研究粗估，我國公、私部門社工人力約有七千多人，亦即大約每位社工平均必須服務三、四千人。人力不足，導致每個社工的案量過高，而產生服務順序的排擠效應。每個社工身上揹著七、八十，甚至是上百個案主／家，應該被解決的就是會有立即可見生存危險的案主。
而地方政府千篇一律的說詞，不外乎財政困難，沒有足夠預算聘任社工，或祭出政院人事行政局對組織人力總額管制的規定。諷刺的是，再怎麼窮的縣市，都可以花個數百萬、甚而上千萬舉辦跨年；每次新任縣市長上任，屢屢傳出社工以聘僱契約到期而被迫離職。而基層社工則必須扛起沈重的案量，自行面對執行公權力時被案主與加害人恐嚇、騷擾、辱罵等不堪，以及執業過程中所產生的替代性傷害。
大部分社會福利機構的薪資報酬，幾乎難以聘用經驗豐富的社會工作者，尤其是越往中南部地區。每個月不及三萬元的薪資報酬，為數極多的機構甚至不提供勞退，又得面臨職業風險急遽增加的事實，社會工作者在老年之後，甚至都可能成為低收入戶的窘境下，人力不斷流失，社會福利機構也永遠都是新兵訓練中心。此現象當然與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限制，且仍極度依賴政府補助和方案委託有關。
新自由主義當道，強調政府小而美，公部門人力不足成為趨勢後，多數方案以公辦民營或方案委託方式交由民間機構辦理，免除人事設備維持等相關費用。然而，政府對待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的態度，只是在口頭上喊出所謂的「伙伴關係」，事實上卻把民間機構視為社會福利的後備軍。在提供給民間機構的方案委託預算中的人事經費，更是極度不友善。
民間單位為了機構生存，在聘僱社工時，受限於經費不足，只能將對象鎖定在年紀輕、年資少的新手社工。多數機構將應徵對象的年齡限定在三十歲以下，標準稍寬鬆的則在三十五以下。試想，一個從小可能在相對平順的環境中長大，獲得社工學士或碩士學位的孩子，在面對最黑暗的社會現象與最弱勢的族群時，單只訴諸專業訓練，都可能迫使這些新手社工提前出局。這也是每年全國可培養出二千三百多位社工新鮮人，但全國各機構依舊缺人的可能原因。
地方自治條例原旨在於尊重地方政府的權力，卻成為中央與地方在福利政策與社工人力政策相互推託的藉口。中央因為首長更迭不斷，福利政策的新陳代謝隨之增加。而新政策實施所聘用的社工人力，便得面臨上半年可能有工作，下半年工作可能就不見了的不確定性。
大溫暖和弱勢兒保社工的聘任便是例子。大溫暖的社工被告知，計畫沒了，工作也就結束。弱勢兒保社工在第一年還有中央政府挹注地方政府七十％的人事費，第二年之後，地方政府就自行想辦法。社工的前途維繫在政府搖擺不定的政策中。
這些年來，家庭組織出現結構性的大轉變，傳統鄰里守望、家族互助的功能不再，濟貧也不再是社會福利的主要工作內涵。後工業社會的不確定性，風險社會的來臨，社會問題的多元與複雜程度等，讓社工不再只是一廂情願的有著耐心、愛心和專業知能即可被演維持社會公義的角色。如果各級政府仍舊推諉塞責，民眾只能自求多福。
社會大眾可以在走了一個邱小妹妹或黎小弟弟或任何一個叫得出、叫不出的小孩之後，對社工的良心與專業發出質疑和指責；可是，如果不能面對問題對症下藥，又如何能有效防止未來悲劇的發生呢？
（作者為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係博士生，台灣社工專業人員協會副秘書長）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Print/0,4634,110514%2011200701170029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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