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時論廣場」刊載曾韋禎〈寧勿劉銘傳〉一文，提及馬英九市長自許為劉銘傳的傳人，及認為歷史對劉銘傳的評價，值得商榷。但該文似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未依比例原則評論劉銘傳的在台現代化施政，筆者特為文反駁。
首先，劉銘傳的來台任職，是一八八四年法國兵擾粵閩，威逼臺灣。清廷從李鴻章所薦，任劉銘傳督辦臺灣事務加巡撫銜。次年，臺灣建省，劉銘傳任臺灣巡撫。其後，銘傳毅然在台推行清賦，期以台地之財，供台地之用。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讚稱，清賦事業是清朝治臺施政中空前之大成果。
劉銘傳理臺期間，最大貢獻是其所推動之現代化新政。設電報線，施行新式郵政，於台北府城創辦西學堂，創設電報學堂，於府城北門外設機器局廠與軍械所；於澎湖、基隆、淡水、安平、旗后五海口，共造砲臺十座；在台南新營庄創設糖廠，以新法製糖；購置輪船，拓展航運，興鐵路……。
以當時的近代前政府組織與規模，其工作量是十分艱鉅的。當時內陸人員莫不視來台為畏途，即使來台，甚至有告假規避或潛逃者。另外，甚至台人菁英的抗阻。身為後世的我們，應從總體的視野與格局，評價其在台事蹟。當代專家日人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局長中村是公謂「如詳予評論，難免有缺點，但當時能有如此成就，而且建立財政基礎，展開諸般經營的基礎，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疑的，其功績絕不可沒，故如說在土地制度上開一新紀元並不為過」。
斯時，日本外務省駐福州領事上野專一，一八九一年時曾赴台進行其第二次台灣貿易視察之行。翌年，上野呼籲日本各界重視台灣的經濟發展時，稱「台灣的進步實在有長足之勢，該島成為獨立的一省己有六、七年。而在此期間，諸般事業顯著發達，尤其是著名的前台灣巡撫劉銘傳在清法交戰之際來到該島，以銳意熱心盡力開展拓地植民事業，敷設鐵道，架設電線，創辦商務局，建立英語學館，培養英才之士，勸人民以蠶桑之利來求得軍務貿易的巨大進步」。
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曾於一八八八年夏訪問臺灣，留心觀察台省新政，認為劉銘傳獨任艱巨，以實現其建設臺灣鞏固海防之理想，田貝返回北任所後，贊稱臺灣是當時中國最進步的一個省份。美國學者馬士（H. B. Morse）則讚譽，這位偉大的巡撫曾獻身於為中國拯救臺灣的難局中，當他離開時，一般人均感到，失去了劉巡撫，亦即臺灣失去了它的一部。而台人林獻堂即曾以「飄零看大樹，還有鶴來無」之語，表達其對劉銘傳的追懷之意。
（作者為南非首都普里托利亞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2006.11.24 中國時報 歷史 不該只看一面 曾韋禎/嘉義市（文史工作者）
欣見臺灣史學研究的前輩戚嘉林先生對拙作〈寧勿劉銘傳〉作出斧正，讓我彷彿回到當年上國編本歷史的那段青澀年代，令人回味無窮。不過戚先生的幾點指正，卻有待商榷。
首先，拙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對長期來過度美化劉銘傳之現象（或稱神話），提出反證以再思其功過，而非要對劉銘傳作出歷史總評。且歷史重的是質化研究，並非量化，戚先生所言比例原則，著實讓人費解。
其次，拙文所提開山撫番、重北輕南、財政支絀乃至不得民心等諸點，更該去檢視。劉銘傳在既有體制外，為期速效，卻因用人不當，或是對於新政有不同的想像，反引起更大的災難，造成民心盡失。拙文所引胡傳、Davidson，抑是淡新檔案內的種種書狀，皆詳實地對自強新政作出第一手的看法。但戚文援引的多是事不關己之後人、外人所評。即便是林獻堂之語，也因為林獻堂未必親身體會劉銘傳的新政，加上他之後從事社會運動之背景，其對劉銘傳的想像，是帶有民族情感的，缺乏代表性。
而戚文提及劉銘傳在台南新營庄創設糖廠，以新法製糖，也與事實有所差異。臺灣新式製糖始於一九○一年設於橋仔頭（今高雄橋頭）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況新營庄也是日本時代才出現的地名，清代何來新營庄？
不可否認，劉銘傳較之清代其他官吏，有更恢弘的視野與勇氣，但是歷史不該只看一面，若只看一面，與其說是歷史，毋寧是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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