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晓明：《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1980年代的翻译运动》，载《半张脸的神话》页307。
[2] 以上引文出自“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所写的《总序》。这套丛书中1990年以前出版的每一册都刊登了这篇《总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是1980年代“翻译热”的宣言。
[3] M. Foucault：What is Enlightenment? Trans. By Catherine Porter , in M.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pp. 303-319, Paul Rabinow ed. The New Press, 1997。
[4] 参见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前言·导论》，潘琴译，《学术思想评论》第九辑，贺照田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5]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孟登迎译，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页349-350,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张旭东、薛毅：《批评与历史经验》， 载张旭东：《批评的踪迹》页5。
[7] 汪晖：《汪晖自选集·自序》，《汪晖自选集》页4-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18。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9]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20。
[10] 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11] 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后收入《汪晖自选集》。一般认为，这篇文章是九十年代思想界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标识之一。
[12] 《必要的沉默——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随想》是汪晖在《学人》出版6辑以后所写的一篇随感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作为学术史和学术规范讨论的最早参与者，对“学术规范”正在成为某种拒绝与社会、政治沟通的专业化学院原则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参见汪晖：《旧影与新知》页127-129，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并非巧合的是，在《学人》第6辑上，汪晖发表了《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
[13]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第4期。
[14]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载《文学评论》1989年6期。
[15]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382。
[16]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383。
[17]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06以下的论述。
[18]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载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Tokugawa Religion:The Cultural Root of Modern Japan）页262-263，王晓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9]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载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262。
[20]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载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263。
[21] 贝拉：《学者丸山真男与友人丸山真男》，转引自孙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载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页2注1，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2] 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载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291。
[23] 参见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291以下的论述。
[24] 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6。
[25] R. Bernstein (ed. ): Habermas and Modernity ,P5, Oxford，1985年。
[26] 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5-6。
[27]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页615，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在中译本中，“universalism”被翻译为“普世主义”。
[28] 关于帕森斯对韦伯宗教伦理比较的诠释和误解以及韦伯对这个问题繁复而吊诡的分析，可以参看林端：《依违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载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页88-127，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29] 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页53-54，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30]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5。
[31]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6。
[32]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页54，贾春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33] 作为“文化主义”的韦伯理论在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东亚与儒家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考虑到工业东亚的经济起飞与冷战造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密切联系，那么用作为“冷战意识形态”一部分的“韦伯现代化理论”来解释所谓“东亚经济起飞的奇迹”，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了。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见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反思》，载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4] 参见赵刚：《现代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重思米尔士“社会学想象”的当代批判意涵》相关论述，载费孝通主编：《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
[35]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页37，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36]大卫·哈维：《现代性与现代主义》（Modernity and Modernism），庄婷译，载《视界》第12辑，李陀、陈燕谷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7] 丸山真男与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他以“西方化”理论重释日本历史以对抗“近代的超克”论者，请参看丸山真男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本写的《作者序》以及孙歌在《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一文中的详细论述。
[38]贝拉：《学者丸山真男与友人丸山真男》。
[39] 对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批评，请参看赵京华：《子安宣邦的现代日本知识考古学》，载《视界》14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40]赵京华：《子安宣邦的现代日本知识考古学》。
[41] 酒井直树：《现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lism）,白培德译，载《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页388，张京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2] 关于韦伯翻译对80年代以及之前的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请参看拙作：《韦伯翻译与中国思想界》、《顾准与韦伯》，均收入罗岗：《面具背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43]参见《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侧记），《读书》1985年12期。
[44]参见《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侧记），《读书》1985年12期
[45] 关于这一讨论，可以参见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载《金耀基社会文选》，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杜维明：《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载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4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这个中译本是根据帕森斯的英译本转译的，在“中译本前言”中，译者指出：“该书英译者、美国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帕森斯曾特别强调，韦伯这些原注具有了正文同等重要的价值，是决不可以省略的。目前这个中译本除包括韦伯的全部原注外，同时还译出了帕森斯的全部英译注，以供读者参考。”
[47]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382-383。
[48]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11。
[49] 参见丸山真男：《英文版作者序》，载《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页1-26。
[50] 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51]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383
[52] 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3]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4]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443。
[55] 汪晖对波朗尼思想的接受和阐释，可以参见他的《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一文，载《反市场的资本主义》页1-49，许宝强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56]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19-420。
[57]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58] 参见施路赫特：《韦伯著作的分期问题》，载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9] 参见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1-11，北京，北京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他编选了两本《韦伯文选》，第一卷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二卷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和1998年联合出版。
[60]弗里茨·凌格尔（Fritz K. Ringer）《德国士大夫阶级的衰落——1890-1933年间的德国学院共同体》（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pp157-158,Cambridge, MA, 1969。
[61] 参见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
[62] 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10。
[63] 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10。
[64] 参见胡其鼎：《马克斯·韦伯和蒙森的阐释》，《史学理论》1987年3期。
[65]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页37-3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66]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页325。
[67]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页38。
[68] 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8。
[69] 参见甘阳：《走向政治民族：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载《明报》（思潮版）1995年2月6日；《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两篇文章都有更完整的版本流传在互联网上，我在这里引用的则是根据目前纸面媒体上发表的最新版本，《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4期；《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歧路中国》页227-254，王超华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
[70]参见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75-108。
[71]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4期。
[72]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4期。
[73]甘阳：《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歧路中国》页254。
[74]甘阳：《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歧路中国》页254。
[75] 参见许前席：《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76] 参见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载《视界》第13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77]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批评的踪迹》页207。
[78]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批评的踪迹》页214。
[79]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108。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2571.htm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2571_2.htm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2571_3.htm
[2] 以上引文出自“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所写的《总序》。这套丛书中1990年以前出版的每一册都刊登了这篇《总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是1980年代“翻译热”的宣言。
[3] M. Foucault：What is Enlightenment? Trans. By Catherine Porter , in M.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pp. 303-319, Paul Rabinow ed. The New Press, 1997。
[4] 参见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前言·导论》，潘琴译，《学术思想评论》第九辑，贺照田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5]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孟登迎译，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页349-350,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张旭东、薛毅：《批评与历史经验》， 载张旭东：《批评的踪迹》页5。
[7] 汪晖：《汪晖自选集·自序》，《汪晖自选集》页4-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18。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9]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20。
[10] 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11] 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后收入《汪晖自选集》。一般认为，这篇文章是九十年代思想界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标识之一。
[12] 《必要的沉默——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随想》是汪晖在《学人》出版6辑以后所写的一篇随感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作为学术史和学术规范讨论的最早参与者，对“学术规范”正在成为某种拒绝与社会、政治沟通的专业化学院原则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参见汪晖：《旧影与新知》页127-129，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并非巧合的是，在《学人》第6辑上，汪晖发表了《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
[13]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第4期。
[14]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载《文学评论》1989年6期。
[15]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382。
[16]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383。
[17]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06以下的论述。
[18]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载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Tokugawa Religion:The Cultural Root of Modern Japan）页262-263，王晓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9]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载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262。
[20]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载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263。
[21] 贝拉：《学者丸山真男与友人丸山真男》，转引自孙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载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页2注1，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2] 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载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291。
[23] 参见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291以下的论述。
[24] 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6。
[25] R. Bernstein (ed. ): Habermas and Modernity ,P5, Oxford，1985年。
[26] 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5-6。
[27]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页615，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在中译本中，“universalism”被翻译为“普世主义”。
[28] 关于帕森斯对韦伯宗教伦理比较的诠释和误解以及韦伯对这个问题繁复而吊诡的分析，可以参看林端：《依违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载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页88-127，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29] 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页53-54，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30]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5。
[31]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6。
[32]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页54，贾春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33] 作为“文化主义”的韦伯理论在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东亚与儒家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考虑到工业东亚的经济起飞与冷战造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密切联系，那么用作为“冷战意识形态”一部分的“韦伯现代化理论”来解释所谓“东亚经济起飞的奇迹”，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了。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见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反思》，载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4] 参见赵刚：《现代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重思米尔士“社会学想象”的当代批判意涵》相关论述，载费孝通主编：《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
[35]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页37，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36]大卫·哈维：《现代性与现代主义》（Modernity and Modernism），庄婷译，载《视界》第12辑，李陀、陈燕谷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7] 丸山真男与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他以“西方化”理论重释日本历史以对抗“近代的超克”论者，请参看丸山真男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本写的《作者序》以及孙歌在《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一文中的详细论述。
[38]贝拉：《学者丸山真男与友人丸山真男》。
[39] 对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批评，请参看赵京华：《子安宣邦的现代日本知识考古学》，载《视界》14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40]赵京华：《子安宣邦的现代日本知识考古学》。
[41] 酒井直树：《现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lism）,白培德译，载《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页388，张京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2] 关于韦伯翻译对80年代以及之前的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请参看拙作：《韦伯翻译与中国思想界》、《顾准与韦伯》，均收入罗岗：《面具背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43]参见《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侧记），《读书》1985年12期。
[44]参见《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侧记），《读书》1985年12期
[45] 关于这一讨论，可以参见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载《金耀基社会文选》，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杜维明：《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载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4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这个中译本是根据帕森斯的英译本转译的，在“中译本前言”中，译者指出：“该书英译者、美国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帕森斯曾特别强调，韦伯这些原注具有了正文同等重要的价值，是决不可以省略的。目前这个中译本除包括韦伯的全部原注外，同时还译出了帕森斯的全部英译注，以供读者参考。”
[47]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382-383。
[48]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11。
[49] 参见丸山真男：《英文版作者序》，载《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页1-26。
[50] 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51]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383
[52] 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3]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4]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443。
[55] 汪晖对波朗尼思想的接受和阐释，可以参见他的《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一文，载《反市场的资本主义》页1-49，许宝强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56]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页419-420。
[57]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58] 参见施路赫特：《韦伯著作的分期问题》，载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9] 参见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1-11，北京，北京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他编选了两本《韦伯文选》，第一卷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二卷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和1998年联合出版。
[60]弗里茨·凌格尔（Fritz K. Ringer）《德国士大夫阶级的衰落——1890-1933年间的德国学院共同体》（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pp157-158,Cambridge, MA, 1969。
[61] 参见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
[62] 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10。
[63] 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10。
[64] 参见胡其鼎：《马克斯·韦伯和蒙森的阐释》，《史学理论》1987年3期。
[65]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页37-3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66]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页325。
[67]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页38。
[68] 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页8。
[69] 参见甘阳：《走向政治民族：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载《明报》（思潮版）1995年2月6日；《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两篇文章都有更完整的版本流传在互联网上，我在这里引用的则是根据目前纸面媒体上发表的最新版本，《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4期；《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歧路中国》页227-254，王超华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
[70]参见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75-108。
[71]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4期。
[72]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4期。
[73]甘阳：《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歧路中国》页254。
[74]甘阳：《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歧路中国》页254。
[75] 参见许前席：《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76] 参见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载《视界》第13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77]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批评的踪迹》页207。
[78]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批评的踪迹》页214。
[79]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页108。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2571.htm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2571_2.htm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2571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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