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八八五──九六七）與海德格爾（一八八九──一九七六），一是中國文學家，一是德國哲學家，兩人似風馬牛不相及。殊不料他們在人生經歷和學術研究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譬如在人生經歷上，兩人在二戰期間均有過附逆行為便是一例。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執政。此年四月海德格爾亦被選為德國弗萊堡大學校長。躊躇滿志的他旋即加入了納粹黨。儘管翌年海德格爾辭去了校長一職，但此後他的名聲便一落千丈。二戰結束後，海氏被禁止上課。鬱鬱不得志的他曾一度精神崩潰。一九五一年禁令解除，他便立即退休。但他所在的弗萊堡大學沒有嫌棄他，仍請他持鞭執教。一九七六年，海德格爾帶著中年時期的那份遺憾，靜靜地辭別了人世，時年八十七歲。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軍長驅直入北平，周作人以「家累」為由，拒隨北大同仁南遷。不久，一顆子彈險些要了他的命，於是他便聽之任之地做起日本人的官來了。他先後任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等職務。從那以後罵名便滾滾而來。一九四五年十月國民黨政府將他逮捕，翌年十月解赴南京受審。十一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交保釋放，同年八月經上海返北平。此後，他以周遐壽的名字專心致志地譯書撰文，稿費雖不豐厚，倒也可以基本維持生計。一九六七年五月，他悄然去世，終年八十二歲。有史料表明周氏任偽職期間，曾照顧和資助過一直從事地下革命的李大釗之女星華、炎華姊妹，並對北大的校產與書籍有所保護，可見其良心並未泯盡。
至於在學術上，兩人的相似之處則是體現在對翻譯理論的研究上。
海德格爾的翻譯理念主要反映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什麼（是）召喚思》等文章中。他從哲學與闡釋學的視角對翻譯進行了探究，見解頗為獨特。
周作人的翻譯理念則主要反映在他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發表在《翻譯通訊》上的《名從主人的音譯》、《英語本位的譯音》、《翻譯四題》等文章中。在前兩文中周氏提出了《音譯名從主人》的原則，匡正了以往許多不規範的說法。在後文中，周氏著重闡述了直接譯與間接譯、直譯與意譯、古文與白話、韻文與散文這樣四個問題。
周氏認為直接從原文譯出是最理想的，但在「翻譯時參看別國譯本，間接地加上一點助力，是非常有益的。」不過，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直接間接混合翻譯。眾所周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前，不少譯本多是從英譯本或者日譯本轉譯的。五十年代以後，這種現象漸漸減少，譯本開始完全從原文直接譯出。但周氏的這個觀點今天仍然具有借鑒意義。那就是作為一名譯者，最好多懂得幾種外語。譬如在翻譯馬克思著作的德文原文時，如果能參照英文譯本，或許可以避免譯文晦澀難懂乃至「繞來繞去」的弊病。又譬如翻譯納博科夫的《洛麗塔》的英文原文時，若能比照俄譯本什麼的，也許藝術效果更佳。
在論及直譯與意譯時，周氏指出：如果翻譯的目的是將原文的意思不折不扣地傳達出來，則直譯和意譯實際上就是一回事。倘若把直譯視為如字的抄譯，把意譯視為隨意的改譯，那就是對這兩種翻譯方法的誤解。周氏還就信達雅進行了一番解讀。他認為信與達是翻譯必不可少的條件，而且信和達是不可分離的，恰如俗語所云盾之兩面。「至於雅則本是達的一部分，不能成為譯文的一種獨立的要素」。
對於文言與白話，周氏為以白話文進行翻譯「似乎總缺少點雅。雖然白話文也自有其雅，但一般不當它為雅，反以為俗。」而要達到雅的效果，就只能利用文言了。如何利用文言？周氏云「簡單的辦法是先將原文看過一遍，記清內中的意思，隨將原本擱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應的漢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寫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無妨變成一二字，上下前後隨意安置，總之只要湊得像妥貼的漢文，便都無礙，唯一的條件是一整句還他一整句，意思完全，那就行了。這種譯文不能純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駢散夾雜的文體，伸縮比較自由，不至於為格調所拘牽，而且這種文體看去也有色譯，因近雅而似達，所以易於討好。」周氏所議表明，在時下的翻譯中運用文言文體仍不失為一枝獨秀。如王佐良所譯培根的散文便是極好的佐證。而錢鍾書在《管錐編》中的諸多譯文則進一步表明文言文體譯文仍然具有藝術活力。
在論及韻文與散文時，周氏提出有能力的譯者將外國詩歌譯成中國舊詩未嘗不可，而且用舊詩形式譯，容易譯好，問題是這種譯法是否與原文體裁相合，同時對讀者來說是否便利。所以周氏本人翻譯詩歌時總是採用以散文進行翻譯的辦法。
海氏與周氏的翻譯觀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後人的重視。譬如西方的翻譯闡釋學派就將海氏的翻譯觀點奉為他們的經典理論。而中國學者錢理群、陳福康等人則在自己的著述中闢出專門章節對周氏的翻譯觀點進行張揚。至於海氏的哲學理論，周氏的散文隨筆，則一再被人推介，為人評論，儼然成了當今文學界與哲學界乃至出版界炙手可熱的大家。由此看來，人類和世界的包容性已經愈來愈寬泛了，既能不因人廢其言，也能不以人之眚而掩其學。
http://www.takungpao.com/inc/su/su_bigPark.asp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執政。此年四月海德格爾亦被選為德國弗萊堡大學校長。躊躇滿志的他旋即加入了納粹黨。儘管翌年海德格爾辭去了校長一職，但此後他的名聲便一落千丈。二戰結束後，海氏被禁止上課。鬱鬱不得志的他曾一度精神崩潰。一九五一年禁令解除，他便立即退休。但他所在的弗萊堡大學沒有嫌棄他，仍請他持鞭執教。一九七六年，海德格爾帶著中年時期的那份遺憾，靜靜地辭別了人世，時年八十七歲。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軍長驅直入北平，周作人以「家累」為由，拒隨北大同仁南遷。不久，一顆子彈險些要了他的命，於是他便聽之任之地做起日本人的官來了。他先後任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等職務。從那以後罵名便滾滾而來。一九四五年十月國民黨政府將他逮捕，翌年十月解赴南京受審。十一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交保釋放，同年八月經上海返北平。此後，他以周遐壽的名字專心致志地譯書撰文，稿費雖不豐厚，倒也可以基本維持生計。一九六七年五月，他悄然去世，終年八十二歲。有史料表明周氏任偽職期間，曾照顧和資助過一直從事地下革命的李大釗之女星華、炎華姊妹，並對北大的校產與書籍有所保護，可見其良心並未泯盡。
至於在學術上，兩人的相似之處則是體現在對翻譯理論的研究上。
海德格爾的翻譯理念主要反映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什麼（是）召喚思》等文章中。他從哲學與闡釋學的視角對翻譯進行了探究，見解頗為獨特。
周作人的翻譯理念則主要反映在他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發表在《翻譯通訊》上的《名從主人的音譯》、《英語本位的譯音》、《翻譯四題》等文章中。在前兩文中周氏提出了《音譯名從主人》的原則，匡正了以往許多不規範的說法。在後文中，周氏著重闡述了直接譯與間接譯、直譯與意譯、古文與白話、韻文與散文這樣四個問題。
周氏認為直接從原文譯出是最理想的，但在「翻譯時參看別國譯本，間接地加上一點助力，是非常有益的。」不過，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直接間接混合翻譯。眾所周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前，不少譯本多是從英譯本或者日譯本轉譯的。五十年代以後，這種現象漸漸減少，譯本開始完全從原文直接譯出。但周氏的這個觀點今天仍然具有借鑒意義。那就是作為一名譯者，最好多懂得幾種外語。譬如在翻譯馬克思著作的德文原文時，如果能參照英文譯本，或許可以避免譯文晦澀難懂乃至「繞來繞去」的弊病。又譬如翻譯納博科夫的《洛麗塔》的英文原文時，若能比照俄譯本什麼的，也許藝術效果更佳。
在論及直譯與意譯時，周氏指出：如果翻譯的目的是將原文的意思不折不扣地傳達出來，則直譯和意譯實際上就是一回事。倘若把直譯視為如字的抄譯，把意譯視為隨意的改譯，那就是對這兩種翻譯方法的誤解。周氏還就信達雅進行了一番解讀。他認為信與達是翻譯必不可少的條件，而且信和達是不可分離的，恰如俗語所云盾之兩面。「至於雅則本是達的一部分，不能成為譯文的一種獨立的要素」。
對於文言與白話，周氏為以白話文進行翻譯「似乎總缺少點雅。雖然白話文也自有其雅，但一般不當它為雅，反以為俗。」而要達到雅的效果，就只能利用文言了。如何利用文言？周氏云「簡單的辦法是先將原文看過一遍，記清內中的意思，隨將原本擱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應的漢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寫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無妨變成一二字，上下前後隨意安置，總之只要湊得像妥貼的漢文，便都無礙，唯一的條件是一整句還他一整句，意思完全，那就行了。這種譯文不能純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駢散夾雜的文體，伸縮比較自由，不至於為格調所拘牽，而且這種文體看去也有色譯，因近雅而似達，所以易於討好。」周氏所議表明，在時下的翻譯中運用文言文體仍不失為一枝獨秀。如王佐良所譯培根的散文便是極好的佐證。而錢鍾書在《管錐編》中的諸多譯文則進一步表明文言文體譯文仍然具有藝術活力。
在論及韻文與散文時，周氏提出有能力的譯者將外國詩歌譯成中國舊詩未嘗不可，而且用舊詩形式譯，容易譯好，問題是這種譯法是否與原文體裁相合，同時對讀者來說是否便利。所以周氏本人翻譯詩歌時總是採用以散文進行翻譯的辦法。
海氏與周氏的翻譯觀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後人的重視。譬如西方的翻譯闡釋學派就將海氏的翻譯觀點奉為他們的經典理論。而中國學者錢理群、陳福康等人則在自己的著述中闢出專門章節對周氏的翻譯觀點進行張揚。至於海氏的哲學理論，周氏的散文隨筆，則一再被人推介，為人評論，儼然成了當今文學界與哲學界乃至出版界炙手可熱的大家。由此看來，人類和世界的包容性已經愈來愈寬泛了，既能不因人廢其言，也能不以人之眚而掩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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