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西方文人舖著絨布墊的坐椅,藤椅竟彷彿可以是東方,特別是台灣文學書房裡的一種特殊風景。

總說在咖啡館寫作,我卻完全無法這樣辦。偏偏近年工作家事波折,經常得像個游牧民族似地,帶著隨身碟或筆記電腦想辦法,有時多少氣悶,便想想鍾理和的露天書齋。

「一個文人大抵有一間書齋,就像一位將軍有他的辦公廳,工程師有他的設計室,木匠有他的工作房。」鍾理和書齋夢作得冠冕堂皇,可人生現實倒無緣於此夢。屋內唯一可攤平紙張寫字的吃飯桌,不僅搖搖欲墜,尚有比碗還大的破洞。不過,他自有苦中作樂的方法。見門外親手種下的木瓜樹,已經長得丈高,晴天樹下有了涼陰陰的樹影,他就在下午,搬一張藤椅,拿塊小木板當作寫字板,枕著藤椅扶手,寫起來。

白雲悠悠,樹影刻刻移動,隨著陽光西斜,冬去春來,鍾理和追著樹影,把藤椅搬過來搬過去地寫。庭院陽光真收盡了,便換到草坡上,果樹園,屋後山腹,處處若有樹影,皆可坐下來寫字。

存在於這無頂無牆寫作天地中的鍾理和身影,以及那塊小小的寫字板,很能是一種寫作刻苦的象徵,而那寫字板至今也的確被慎重其事保存於美濃的紀念館。不過,相映此景的另一物:藤椅,想來亦有意思。

熱帶海島,清涼舒適,不悶不汗的藤椅,既經濟又方便。即使不識字的老農人,供得起的話,也愛在家裡廊下擺張籐椅,瞇著眼睛打盹,這類情景,約莫可以聯繫許多人記憶中的祖父形象,而整個五、六○年代,父親坐在籐椅裡的背影,也應該是不分族群都存在過的吧。

貧窮文人走進所謂書齋,也不過就是一張舊木桌,一張藤椅。桌上景致也零落得很,一兩本字典,一杯茶,幾隻筆,一疊稿紙。坐在桌前的是賴和,楊逵,龍瑛宗,鍾理和,鍾肇政,葉石濤,以及其他更多的人。他們的寫作姿態,一點不是貴氣浩瀚的,要說文如其人,何嘗不是文如其椅,這其中,有些藤椅至今也還繼續使用著,儘管已經歲月滄桑脫落了籐絲。

就連大陸文人來到暑熱海島,生活裡也很快有了張藤椅,溫州街的臺靜農,陽明山的林語堂,台南的蘇雪林,以及更多。從氣候地理來看,中國江南,甚或更往下走,東南亞或印度的小說裡,出現藤椅都不令人感到奇怪。不過,在北方,要說誰使用簡單藤椅,我倒是記住了一位:沈從文。他晚年接受記者、學人採訪,以及與舊日好友巴金的最後會面,都是坐在一張多年用舊了的老藤椅裡,擱在椅背的久病雙手已經漸漸失去了知覺。這把籐椅,在沈從文去世後,也送回了故鄉的紀念館。

由此,對照西方文人舖著絨布墊的坐椅,藤椅竟彷彿可以是東方,特別是台灣文學書房裡的一種特殊風景。只是,那些藤椅,許多已經沒有了主人,破舊而寂寞被挪到角落裡,椅子式樣,也似乎從某個時空就完全凍結不再更新了,取而代之的是講究各種機能的現代坐椅;要說文如其椅的話,就要看看我們今天寫得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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