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梵蒂岡教廷與中國為建交條件難以妥協之際，以傳教士一八六○到一九六○年在亞洲、大洋洲的傳教為主題的「傳教士在世界盡頭」照片展陸續在法國馬賽、英國倫敦和義大利的羅馬展開，以觀察傳教士們在不同文化之間與傳統社會的關係。
傳教士的事業始於中世紀，其發展則是伴隨著兩波的殖民擴張：一是十六到十八世紀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另一是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時期的殖民母國，其傳教士總是與殖民者共同參與開發全球文明，作為第一次全球化的運作者，他們從未對殖民概念提出疑問，因為自認擔負拯救被殖民者脫離苦難的角色，目標則是建立天主教文明社會。
傳教殖民 雙頭並進
以法國傳教士為例，若在傳教當地發生事件，法國海軍會立即介入，傳教士也必須定期寫報告呈報上級，此舉雖極具官僚形式，但也有監督當地的意味，完全不同於一些英國的基督教會獨立於政府的做法。不過法國在一九○五年實施政教分離政策後，政府就不介入傳教士的活動了。
當然也有傳教士批判殖民的形式，並與當地人民共同抵抗殖民者的剝削，畢竟殖民體制不符平等、博愛的教義，甚至，許多基督教的傳教士支持當地的國族主義，並參與這些國家的獨立運動，要以他們的方式建立新國家，而這其中也有著反抗天主教支配的意義。在第一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傳教士們更反省了「西方是文明者」的概念。
「傳教士在世界盡頭」策展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大洋洲研究員馬朔苳（Francoise Dounaire-Marsaudon）指出，在亞洲，十六、十七世紀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士，十八世紀末則有基督教士抵達，雖然人數遞增並遍及亞洲各地，但因佛教及各類傳統宗教淵源已久，亞洲的教會人口最後僅佔總人口的三％。相對的，在大洋洲則有八○％的信徒，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競爭在當地也分外激烈，十八世紀較具組織的英國基督教士取代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地位，梵蒂岡教廷意識到基督教的進展，特別在大洋洲創立了宗座代牧主教制度。
當十九世紀中葉，滿清政府開放口岸，開始招來各式各樣的人士到台灣探險。普羅旺斯大學東南亞研究院副主任白尚德(Chantal Zheng)說明，基督教長老教會進駐台南和淡水後，深獲民心，但天主教觀察員抵達台灣後，還是決定將重心放在中國大陸，而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大陸易幟後，大量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才抵台。
在法國《十字架報》記者馬洛維克(DorianMalovic)撰寫的「黃色主教」一書中，上海的金魯賢神父就描述當時的教會狀況，「許多人都逃往香港、台灣、菲律賓、歐洲或美國，所有人都棄離了中國和三百萬的天主教徒…一些與蔣介石有密切關係的中國主教都逃了。」
兩岸傳教 不同境遇
留在中國的傳教士原先和千千萬萬的中國民眾一樣，對毛澤東的建國論調無限憧憬，可惜好景不常，建國之初他們立刻就被列為反帝目標下的首要敵人，《人民日報》抹黑傳教士設立的孤兒院殘殺兩千名中國孩童，法國、義大利、美國傳教士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紛紛入獄或被驅逐出境。
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有二千五百位位外國傳教士，一九五四年只剩六十一位，其中有廿一人下獄。而共產黨的宣傳是，他們並非要打擊天主教，而是人民的敵人─反革命分子藏在教會裡，或是教會的外籍兵團正在組織軍事行動要陷國家於不安。
至於到台灣的天主教傳教士，當初選擇台灣的理由是語言相同、地利方便，而他們接受國民黨政府，也使他們有別於之前在地生根的基督教傳教士。白尚德強調天主教士的處境說：「傳教士接受政台灣府指示要他們前往東部傳教，但是政府又以每年必須更換居留證的措施，來限制他們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參與」，但值得欣慰的是台灣原住民社會對外國人的開放態度，加上神職人員帶來物質和精神支柱，原住民因而成為台灣社會較早接受天主教的社群。
濟弱扶貧 外界肯定
只是，在台灣社會，佛教的包容性信仰，讓傳教士必須積極處理排他性教義所面臨的危機，另一方面，由幫助原住民擴大到外勞，傳教士在社會工作的積極和濟弱扶貧，使外界肯定他們的工作。畢生奉獻台灣，已失去對自己國家認同的傳教士，其傳承也開始由當地人取代，傳教士雖日漸凋零，卻盡力要將他們在台灣的故事寫到最後一頁。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4+112006073000083,00.html
傳教士的事業始於中世紀，其發展則是伴隨著兩波的殖民擴張：一是十六到十八世紀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另一是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時期的殖民母國，其傳教士總是與殖民者共同參與開發全球文明，作為第一次全球化的運作者，他們從未對殖民概念提出疑問，因為自認擔負拯救被殖民者脫離苦難的角色，目標則是建立天主教文明社會。
傳教殖民 雙頭並進
以法國傳教士為例，若在傳教當地發生事件，法國海軍會立即介入，傳教士也必須定期寫報告呈報上級，此舉雖極具官僚形式，但也有監督當地的意味，完全不同於一些英國的基督教會獨立於政府的做法。不過法國在一九○五年實施政教分離政策後，政府就不介入傳教士的活動了。
當然也有傳教士批判殖民的形式，並與當地人民共同抵抗殖民者的剝削，畢竟殖民體制不符平等、博愛的教義，甚至，許多基督教的傳教士支持當地的國族主義，並參與這些國家的獨立運動，要以他們的方式建立新國家，而這其中也有著反抗天主教支配的意義。在第一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傳教士們更反省了「西方是文明者」的概念。
「傳教士在世界盡頭」策展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大洋洲研究員馬朔苳（Francoise Dounaire-Marsaudon）指出，在亞洲，十六、十七世紀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士，十八世紀末則有基督教士抵達，雖然人數遞增並遍及亞洲各地，但因佛教及各類傳統宗教淵源已久，亞洲的教會人口最後僅佔總人口的三％。相對的，在大洋洲則有八○％的信徒，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競爭在當地也分外激烈，十八世紀較具組織的英國基督教士取代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地位，梵蒂岡教廷意識到基督教的進展，特別在大洋洲創立了宗座代牧主教制度。
當十九世紀中葉，滿清政府開放口岸，開始招來各式各樣的人士到台灣探險。普羅旺斯大學東南亞研究院副主任白尚德(Chantal Zheng)說明，基督教長老教會進駐台南和淡水後，深獲民心，但天主教觀察員抵達台灣後，還是決定將重心放在中國大陸，而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大陸易幟後，大量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才抵台。
在法國《十字架報》記者馬洛維克(DorianMalovic)撰寫的「黃色主教」一書中，上海的金魯賢神父就描述當時的教會狀況，「許多人都逃往香港、台灣、菲律賓、歐洲或美國，所有人都棄離了中國和三百萬的天主教徒…一些與蔣介石有密切關係的中國主教都逃了。」
兩岸傳教 不同境遇
留在中國的傳教士原先和千千萬萬的中國民眾一樣，對毛澤東的建國論調無限憧憬，可惜好景不常，建國之初他們立刻就被列為反帝目標下的首要敵人，《人民日報》抹黑傳教士設立的孤兒院殘殺兩千名中國孩童，法國、義大利、美國傳教士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紛紛入獄或被驅逐出境。
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有二千五百位位外國傳教士，一九五四年只剩六十一位，其中有廿一人下獄。而共產黨的宣傳是，他們並非要打擊天主教，而是人民的敵人─反革命分子藏在教會裡，或是教會的外籍兵團正在組織軍事行動要陷國家於不安。
至於到台灣的天主教傳教士，當初選擇台灣的理由是語言相同、地利方便，而他們接受國民黨政府，也使他們有別於之前在地生根的基督教傳教士。白尚德強調天主教士的處境說：「傳教士接受政台灣府指示要他們前往東部傳教，但是政府又以每年必須更換居留證的措施，來限制他們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參與」，但值得欣慰的是台灣原住民社會對外國人的開放態度，加上神職人員帶來物質和精神支柱，原住民因而成為台灣社會較早接受天主教的社群。
濟弱扶貧 外界肯定
只是，在台灣社會，佛教的包容性信仰，讓傳教士必須積極處理排他性教義所面臨的危機，另一方面，由幫助原住民擴大到外勞，傳教士在社會工作的積極和濟弱扶貧，使外界肯定他們的工作。畢生奉獻台灣，已失去對自己國家認同的傳教士，其傳承也開始由當地人取代，傳教士雖日漸凋零，卻盡力要將他們在台灣的故事寫到最後一頁。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4+112006073000083,00.html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