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聽到一個故事。一位來自台灣的美籍華人,在柏克萊大學圖書館退休後,她和一群高中同學集資在北京清華大學校門附近,開了家熱狗店,店名叫「卡拉是條熱狗」,她們希望能將收入所得幫助中國偏遠地區失學女童上學,我還不及到這家店看看,但可以想像,一群退休老太太揮汗如雨的做著熱狗,她們的辛勞可以改變許多貧困女童的命運,這是多麼感人的畫面。

六月十四日到十八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社科院共同進行的關注民工項目「我們在一起」,在SOHO中國公司的協辦下,舉行一系列藝術展覽、詩歌朗誦與民工子女上學問題的討論會。一進入展覽會場,我就被幾座以民工為造型的雕塑震撼住了,他們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有的躺著有的坐著,在這個以「民工」為主角的慶典似的活動中,藝術家卻告訴我們,有些人其實是這樣的生活著。

據說,這個展覽曾遭到一位學者反對,他認為這些雕塑醜化了民工。事實上這個看法相當弔詭,我們可以理解他不希望把民工當成被侮辱的對象;但是,中國的民工的確是處於一個生存特別辛苦的狀態,有些人為地產商工作累月,最後卻拿不到錢而揚言要跳樓抗議,更不用提他們工作與生活環境的惡劣了。如果沒辦法怵目驚心的呈露這種現實,甚至因為不希望「醜化」而迴避,反而是掩蓋了他們真實的處境。

還有個弔詭的現象是,負責協辦這次活動的SOHO中國,正是北京著名的地產商。在北京為二○○八年奧運而投入數以千億計的公共建設經費後,最大的獲利者之一,其實就是地產商,而北京民工也有極大數量就是在建築工地幹活,因此SOHO中國在舉辦類似這些活動時,也難免被質疑動機是沽名釣譽,不過這個公司的主事者也曾反問:「這麼說來,有錢人是不是就不該做善事?」

的確,現在中國許多人之所以能夠累積財富,其實是遊走於灰色地帶,因此難免予人「為富不仁」的印象,但是他們有了財富之後,該不該鼓勵他們做善事,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當中國富人越來越多,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時,如何把國外慈善組織運作引入中國,鼓勵與教導富人做善事,是當務之急。之前,北京著名學者資中筠寫了一本書《財富的歸宿-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就是著眼於此。

最近,北京還出現一本書《如何改變世界》,作者戴維.伯恩斯坦走訪了許多國家的公益組織,匯集了許多案例與代表人物,說明有越來越多的民營組織與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正在涉足到政府和企業已經失敗的地方去解決問題。像是巴西的法維奧.羅薩,他憑一己之力,在巴西各地為貧苦牧民架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印度的傑魯.比利莫利亞創建了兒童熱線,為流浪兒童提供二十四小時的救援服務。

不論是「卡拉是條熱狗」裡的老太太,還是「滋根基金會」幫助貧困兒童所做的奉獻,他們總相信個人的努力總是可以改變世界一些什麼。走文至此我突生狂想,如果台灣現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不分藍綠全部相約離開政壇,到台灣各角落擔任義工,這樣台灣會不會更美好,雖然知道不可能,但這樣的「願景」,真是想想也高興。



2006.06.19  中國時報 回饋台灣 有那麼難? 曾韋禎/嘉義市(文史工作者)

據報導,王永慶計畫捐贈三十億人民幣,資助中國萬所小學。在此同時,傳出王永慶原本承諾捐贈一棟造價三億元大樓給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使用,卻因李遠哲的擁核言論,讓台塑那暫緩此一計畫。兩相對照,不啻強烈。筆者不免感慨。

坊間盛傳王永慶早年從事林業,頗有些爭議,這是有跡可徵的。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第一期,內有一篇對台灣合板鉅子蔡崇文的訪問紀錄,蔡崇文當年與王永慶合夥從事木材業,後來王永慶曾語帶玄機地警告蔡崇文,從事木材這種特權生意不妥當,早晚會出問題。

改行從事塑化工業的王永慶,對台灣環境的傷害更鉅,《台灣生態電子報》這份電子期刊,就在去年對台塑集團進行一連串的檢討。數年來,針對台塑集團進行的環保抗爭更是多到「罄竹難書」。如今,台塑計畫跨足對環境傷害更大、更耗資源的鋼鐵業,卻未對環境、社會等影響作出詳細的說明。台塑集團靠著燃燒台灣的環境,才有今日的成果。今天,他們不用對台灣的環境作任何表示嗎?

再者,台灣表面上看起來是個富裕的社會,偏遠地區,仍是相當缺乏資源,極度貧困。諷刺的是,在這些偏遠的山區、離島服務多是來自國外的傳教士,反而是台灣人鮮有願意到此付出,王永慶若有心回饋社會,台灣更是他應該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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