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中原，這一位最擅長說故事、近年更以靈異鬼怪故事受年輕讀者喜愛的小說家，寫作時間已逾半世紀！風雲時代出版公司最近重整司馬中原數十年來的重要著作，編選「司馬中原精品集」，將那些自一九五、六○年代起風靡文壇的鄉野傳奇，《狂風沙》、《荒原》、《煙雲》……裡元氣淋漓的大山大水，飽受天災人禍的曠野荒原，以全新的版本、面貌呈現給新世代的讀者。（編者）
一個全新的世紀剛剛開始。一個全新世代的讀者，仍隔著台灣海峽，在全新的版本裡看到淮河流域的狂風沙再度颳起，紅草在漫不見天際的荒原上燒著……
他仍然一身平實的唐裝，
滿臉傷痕卻神情悲壯
隔了四十年的文學情懷，另有一番悲喜，我竟不知從何說起。司馬中原這一系列魅力強烈的小說，好似一位多年難忘的老友，突然站在最新的熱鬧街口，等待那有秒數的綠燈亮了，即將穿過車潮勉強停下讓你行走的那條線，前來與我們重逢。
而如今，在這樣情景中，他怎麼仍然穿著那一身平實的唐裝，滿臉傷痕卻神情悲壯。走在面色豐潤，穿著休閒裝的人潮裡，他的百年形貌是多麼的突兀，難以融入———但是他多麼獨特，多麼吸引人！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他以這個裝扮出現時，《荒原》已出版了十年，在經濟起飛的台灣，林語堂剛剛說了「演講和女孩子的裙子一樣，愈短愈好！」的名言，台灣街上迷你裙的火勢比荒原的紅草火勢還旺。但那一代是認識這穿破棉襖的唐裝漢子的，在女生用迷你裙，男生用長頭髮反抗老傳統的那年月，常常有人仍說，「我們抗日的時候啊……」也仍有聽眾。外省本省，南南北北的讀者吃到的水餃，仍是在同學家飯桌上包了，下鍋煮了一起吃的，不是今天這樣，工廠冰凍成一包一包的，你買回去，在孤獨的燈下煮了，自己吃的。
1970年代台灣小說 已開創繁複深廣的局面
1972年深秋我開始選編、翻譯第一套在台灣寫，台灣譯，台灣出版的英文《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台灣）》時，大陸正在文化大革命最凶狠熱烈的時候，那血腥駭人的鐵幕外面，全世界充滿了好奇的關懷，所有漏出來的消息都令人懷疑甚至鄙視中國人的人性。大陸官方翻譯印刷發行到外面世界的文學作品，除了魯迅、茅盾、巴金等對舊中國的批判，只有幾本《金光大道》、《雷鋒》等等樣板戲小說，可以說沒有文學。
而台灣那時的人口大約是一千六、七百萬，九年義務教育已實施了三年，黃春明、王禎和、白先勇、陳映真等的小說，以及名家輩出的新詩與散文，已開創了一個繁複深廣的局面，給日漸蓬勃的文學批評界足夠的研討題材。自1965年到1985年，至少二十年間，在相當自由的創作天地，產生了一些活潑、開朗、自在、自省的作品。如黃春明的〈我愛瑪莉〉、〈蘋果的滋味〉，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和七等生獨特的〈我愛黑眼珠〉系列，都受到喜愛與鼓勵。台灣的文學作品，成了西方漢學和比較文學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對象。
最早以英文譯本出版的有吳魯芹、殷張蘭熙、夏志清、劉紹銘的《台灣小說選集》，和我邀集余光中、吳奚真、何欣和李達三合編的詩、散文、小說三卷共一千多頁的選集。1975年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在歐美發行後許多年，是西方學術界重要的教材和論文資料。集裡所選司馬中原的鄉野傳奇〈紅絲鳳〉和〈山〉是我最早的兩篇英譯，它們故事動人，文字精煉，他那幾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子有：《黎明列車》、《靈語》、《煙雲》、《十八里旱湖》、《荒鄉異聞》、《天網》、《刀兵塚》等，其中最著名的《路客與刀客》和《狂風沙》還拍攝成電影。
這些粗獷的，代表基本人性正邪之爭的，半是真實、半是傳奇的故事，發生在他少年時離開，在懷念中美化的家鄉。在二十世紀前半個五十年中飽受天災與軍閥、日寇和土匪、土共輪番摧殘之際，春草般自生自滅的鄉民，仍在無知與迷信中討生活，民間曾流傳一些英雄傳說抒解苦難。
長篇《荒原》，震撼山野的哀痛
司馬中原（本名吳延玫），1949年逃離戰亂隨軍來台，初來台灣的時候，連出生以來雙腳能踩穩的苦難的土地也失去了，在南台灣一間天光處處的破竹屋，冬季寒夜披著毛毯寫；夏季苦雨，用鋁盆滿室接漏聲中寫，漂流之初，極為氣恨自己的同胞逆來順受的愚昧，筆下創造這些略帶誇張性的俠義漢子，一則在希望與想像中抵擋絕望，再則作為集體憂傷的補償。
這些短篇故事，文字鮮活，把人物和行動寫得有聲有色，充滿了令人感動的力量，將司馬中原這名字打得響亮。與朱西甯著名的〈破曉時分〉、〈鐵漿〉、〈冶金者〉、〈狼〉等篇，段彩華的〈花雕宴〉並列。雖然同是寫大陸記憶，卻與早期陳紀瀅的《荻村傳》、潘人木的《蓮漪表妹》、姜貴的《旋風》、王藍的《藍與黑》、彭歌的《落月》等反共小說不同，他們已甚少沉痛的敘述。取材更廣，今昔觀點對照增強，藝術的表現新穎，當年僅稱他們為軍中作家或反共懷鄉作家，實在是近距離評論的缺憾。
我真正成了司馬中原忠實的讀者，是在逐字逐句的推敲翻譯了他三篇短篇之後。（首篇譯他最早最「迷」人的〈黎明列車〉，全篇不標點的獨白，譯時極苦，卻被初期助編的英文讀者評為「看不懂」而未收入選集。）他的長篇力作《荒原》出版且得了全國青年文藝獎之後多年，我才真正「正襟危坐」一連數日詳讀全書，書中土地人物久久不能去懷，我寫了不是全然冷靜學術的〈震撼山野的哀痛〉長文，被登《中外文學》，1974年四月號。這標題雖是引作者自己的句子，我讀時的感動卻誠誠實實地是震撼。為了在外文系好好生存，我剛剛在美國比較文學研究拓荒者之一的印第安那大學與文學批評奮鬥了兩年，除了史詩、希臘悲喜劇和一點德國現代作品（如《浮士德》和《魔山》）默許我投入大量感情外，大多數春花秋月的好辰光都在讀理論，理論、觀點、角度、層次……司馬中原這本大大的《荒原》，和前兩年欣遇黃春明的小小的〈魚〉一樣，使我離辛苦得來的理論更遠了。前者熱情奔放，後者木訥誠懇。這兩篇中，說得太多和說得太少的，同是依戀之情，引發讀者最深遠的共鳴，雖然我也完全贊同T. S. Eliot對無水荒原的恐懼。
共同背景
都是那片孕育了 古老苦難的大草原
1990年，在台灣開始選舉文化的迷茫中，我曾以〈抬轎走出《狂風沙》〉為題，研討司馬中原這部一千三百多頁的小說似是建構在神轎的意象上，轎中供奉的是一位忠義雙全的關公現代版———關八爺。但是今日思之，作者雖然用很大篇幅寫賽會的神轎，他當年心中大約無此複雜象徵意念，只是虔誠地希望關八的事蹟得以流傳罷。
司馬中原這個筆名，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作家充滿使命感的，直截了當的宣言：要用史筆躍馬中原。他原是個天生的說故事者，任何故事到了他耳裡都可能生出飛翔的翅膀。如果他生在富裕盛世，飽讀詩書，也許可能寫湯瑪斯曼《魔山》那樣的書，但是他生在1930年代的中國，他繼承了民族大義之類的「男子漢」理想，前半世所見的民族處境卻是顛沛流離、世代相傳的苦難命運。他在軍中那些年，在全中國各地來的漂流者的故事中長大。那些男子漢的故事一直在他胸中衝激，直到他在南台灣旗山的一座破竹屋裡成家，有了一張桌子，開始熱情洋溢地，在文學生命之初，以元氣充沛、千變萬化的文字，把飽受天災人禍的荒原寫成一片美麗的土地；把《狂風沙》中不靠武功抵抗強權的鄉野英雄寫得充滿魅力，卓立於百年蒼茫之中。
這些下筆不能自休的長篇小說的共同背景，都是那片渾厚的、孕育了古老苦難的大草原。在這大草原上，是些野火燒不盡的善惡、愛恨對立的史詩般的爭戰。這裡面的中心人物都是天生的血性漢子，以渾忘小我的、悲天憫人的熱忱、近乎神奇的力量、挺身而出保鄉衛民、阻擋強暴，奮戰至肝腦塗地才止。
重入這些
書中百年蒼茫之境
《荒原》中的歪胡癩兒和《狂風沙》中的關八，並不是單純的勇士，在司馬中原單純崇敬的筆下，也有鐵血中的迷惘，有中國人性裡最尊重的澹泊境界。他筆下的女子，大多數是妻子、女兒，或者風塵中人，在《狂風沙》後三年他以相似的鹽河背景寫的《驟雨》，是一本比較輕鬆的鄉土故事，書中的女主角閨女盈盈是一個潑辣、可愛但是有主見的女孩，她使用的自衛語言和黿神廟的種種迷信，給他一連串的鄉野傳奇又一種姿釆的面貌。三百頁的《荒原》裡只有三頁寫歪胡癩兒曾有過的情愛，與妻子在月夜坐在河岸一塊石上，「她從他手裡接過孩子，解懷餵奶……」那樣溫存的夜裡，野蛛絲黏黏地把他們牽連在一起。
同書中，貴隆與銀花的婚姻，歷經現實的種種磨難，不棄不離。貴隆死後，她帶著三歲的孤兒火生去上墳，教他認識大火劫後又茁生的樹和草，「初茁的草尖直立著，像一把把嫩綠的小劍，高舉在地上朝天宣誓，宣誓它們永不死亡。」在這結尾的一章中，作者一口氣寫了四頁花草樹木的名字和生長姿態，我每讀都仍感驚訝，一個作家在怎樣精力旺盛的年月，看過了，記得了，這些墳墓外充滿生機的希望遠景，用這樣豐富優美，抒情敘事交糾的文字寫出苦難這一種結局？
我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紀，也清楚地看到，它與上一個世紀初年有多大的不同。我欣然重入這些書中百年蒼茫之境。全心好奇，新世紀讀者是用何種心情看這些遙遠的人性故事？
我不常引用西方的理論談台灣的文學，因為我們新舊夾雜的歷史十分複雜，必須自尋解說途徑。但是重見三十年前自己曾投入討論的文學舊識，不禁要用哈佛漢學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寫唐詩研究的一本小書《追憶》（Remembrance）最貼切的幾句話，他說的大意是「人的事蹟被追憶而不朽，追憶者亦因詩文流傳而不朽」。
這個「政治正確」支配著匆促過境文學的世界，也許並不是什麼新世界。總會有一些天災人禍火劫後的生命，持著人性中不變的生機存活下來，告訴許多新世紀的人：他們怎樣記憶了自己的那個時代。
《狂風沙》與我【司馬中原】【2006/05/23 聯合報】
個人幼逢戰亂，失學奔走道途，秉性浮陋愚拙，僅能以半本《三字經》立身於世，誠未敢想像被人目為「作家」；我之所以做不好一個「軍人」，實因結婚太早，生下半打兒女，當年軍人待遇菲薄，不得不「煮字療飢」，軍中諷戲為「不務正業」，八年不升一階，我只有退役一途。俗云：「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我乃以本身生活為主幹，將幼時聽來的，感得的，發而為文，冀圖「混口飯吃」。
而《狂風沙》一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產物。個人寫《狂風沙》的動機，實源於老友管陵所講的一個「故事」，那就是書中一個俠義人物———關八爺，他本是北洋緝私隊的隊長，專門緝拿鹽梟的，但他了解當時軍閥割據，戰火綿延，麓田荒蕪，民不聊生，加上抓伕、抽丁、逼稅種種盤剝，才冒險販賣「私」鹽，冀使家能糊口度日；如果嚴抓濫捕，逼他們走上絕路，是極不人道之事，故此，乃義釋他們，甘心頂罪坐大牢，出獄後又帶領私鹽幫，成為領導人物。
這個極簡單的故事，我初稿僅寫成一個「短篇」，後來自覺不足，又改寫成「中篇」，最後卻寫成百萬字的長篇。為何有如此「轉折」呢？其中實有從未對外人道及的「祕密」，於今，《狂風沙》重新排版發行，有些話，不得不說了。
刨根挖底的說，這事得從家父說起，依家譜記載，家父生於清光緒十年（即民前廿七年），他少慕豪俠，曾投入東北講武堂研習騎射。北洋軍齊燮元與浙督盧永祥，因爭權，大動干戈，家父時任蘇軍獨立騎兵團之隊長，大戰於上海郊區瀏河，那一場悲慘壯烈的「瀏河」之戰，雙方死傷逾萬，真可形容為「血流成河，屍骨堆山」。家父念及「中國人」殺「中國人」，殺到如此地步，根本非當初習騎習射之素願，乃自請長假離營，並帶同期警衛班回里務農。回鄉後，家父拜山東省「大」字輩老宿為師，為蘇北第廿二代青幫傳人，同時投入「中華革命黨」，為革命先烈黃興之華東區代表之一。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被推選為家鄉首任鎮長，他對於鹽幫的處境非常同情，建議改良「官卡」。
私鹽販子們經常在鎮上逗留，我幼小時日，就和他們混在一起，聽他們講許多故事，書中的大板牙、石二矮子、雷一炮這些人，都曾是我童年的啟蒙者；但我從沒見過關東山，祇知實有其人，他是我心目裡的大俠客、大英雄。
不論這部書的成敗如何，我花費若干心血寫下它，總算對自己有了交代；感謝「風雲時代」將此書重新排印出版，更感謝文藝界眾多朋友的厚愛，激勵我「抱筆以終」的情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會繼續寫下去的。
一個全新的世紀剛剛開始。一個全新世代的讀者，仍隔著台灣海峽，在全新的版本裡看到淮河流域的狂風沙再度颳起，紅草在漫不見天際的荒原上燒著……
他仍然一身平實的唐裝，
滿臉傷痕卻神情悲壯
隔了四十年的文學情懷，另有一番悲喜，我竟不知從何說起。司馬中原這一系列魅力強烈的小說，好似一位多年難忘的老友，突然站在最新的熱鬧街口，等待那有秒數的綠燈亮了，即將穿過車潮勉強停下讓你行走的那條線，前來與我們重逢。
而如今，在這樣情景中，他怎麼仍然穿著那一身平實的唐裝，滿臉傷痕卻神情悲壯。走在面色豐潤，穿著休閒裝的人潮裡，他的百年形貌是多麼的突兀，難以融入———但是他多麼獨特，多麼吸引人！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他以這個裝扮出現時，《荒原》已出版了十年，在經濟起飛的台灣，林語堂剛剛說了「演講和女孩子的裙子一樣，愈短愈好！」的名言，台灣街上迷你裙的火勢比荒原的紅草火勢還旺。但那一代是認識這穿破棉襖的唐裝漢子的，在女生用迷你裙，男生用長頭髮反抗老傳統的那年月，常常有人仍說，「我們抗日的時候啊……」也仍有聽眾。外省本省，南南北北的讀者吃到的水餃，仍是在同學家飯桌上包了，下鍋煮了一起吃的，不是今天這樣，工廠冰凍成一包一包的，你買回去，在孤獨的燈下煮了，自己吃的。
1970年代台灣小說 已開創繁複深廣的局面
1972年深秋我開始選編、翻譯第一套在台灣寫，台灣譯，台灣出版的英文《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台灣）》時，大陸正在文化大革命最凶狠熱烈的時候，那血腥駭人的鐵幕外面，全世界充滿了好奇的關懷，所有漏出來的消息都令人懷疑甚至鄙視中國人的人性。大陸官方翻譯印刷發行到外面世界的文學作品，除了魯迅、茅盾、巴金等對舊中國的批判，只有幾本《金光大道》、《雷鋒》等等樣板戲小說，可以說沒有文學。
而台灣那時的人口大約是一千六、七百萬，九年義務教育已實施了三年，黃春明、王禎和、白先勇、陳映真等的小說，以及名家輩出的新詩與散文，已開創了一個繁複深廣的局面，給日漸蓬勃的文學批評界足夠的研討題材。自1965年到1985年，至少二十年間，在相當自由的創作天地，產生了一些活潑、開朗、自在、自省的作品。如黃春明的〈我愛瑪莉〉、〈蘋果的滋味〉，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和七等生獨特的〈我愛黑眼珠〉系列，都受到喜愛與鼓勵。台灣的文學作品，成了西方漢學和比較文學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對象。
最早以英文譯本出版的有吳魯芹、殷張蘭熙、夏志清、劉紹銘的《台灣小說選集》，和我邀集余光中、吳奚真、何欣和李達三合編的詩、散文、小說三卷共一千多頁的選集。1975年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在歐美發行後許多年，是西方學術界重要的教材和論文資料。集裡所選司馬中原的鄉野傳奇〈紅絲鳳〉和〈山〉是我最早的兩篇英譯，它們故事動人，文字精煉，他那幾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子有：《黎明列車》、《靈語》、《煙雲》、《十八里旱湖》、《荒鄉異聞》、《天網》、《刀兵塚》等，其中最著名的《路客與刀客》和《狂風沙》還拍攝成電影。
這些粗獷的，代表基本人性正邪之爭的，半是真實、半是傳奇的故事，發生在他少年時離開，在懷念中美化的家鄉。在二十世紀前半個五十年中飽受天災與軍閥、日寇和土匪、土共輪番摧殘之際，春草般自生自滅的鄉民，仍在無知與迷信中討生活，民間曾流傳一些英雄傳說抒解苦難。
長篇《荒原》，震撼山野的哀痛
司馬中原（本名吳延玫），1949年逃離戰亂隨軍來台，初來台灣的時候，連出生以來雙腳能踩穩的苦難的土地也失去了，在南台灣一間天光處處的破竹屋，冬季寒夜披著毛毯寫；夏季苦雨，用鋁盆滿室接漏聲中寫，漂流之初，極為氣恨自己的同胞逆來順受的愚昧，筆下創造這些略帶誇張性的俠義漢子，一則在希望與想像中抵擋絕望，再則作為集體憂傷的補償。
這些短篇故事，文字鮮活，把人物和行動寫得有聲有色，充滿了令人感動的力量，將司馬中原這名字打得響亮。與朱西甯著名的〈破曉時分〉、〈鐵漿〉、〈冶金者〉、〈狼〉等篇，段彩華的〈花雕宴〉並列。雖然同是寫大陸記憶，卻與早期陳紀瀅的《荻村傳》、潘人木的《蓮漪表妹》、姜貴的《旋風》、王藍的《藍與黑》、彭歌的《落月》等反共小說不同，他們已甚少沉痛的敘述。取材更廣，今昔觀點對照增強，藝術的表現新穎，當年僅稱他們為軍中作家或反共懷鄉作家，實在是近距離評論的缺憾。
我真正成了司馬中原忠實的讀者，是在逐字逐句的推敲翻譯了他三篇短篇之後。（首篇譯他最早最「迷」人的〈黎明列車〉，全篇不標點的獨白，譯時極苦，卻被初期助編的英文讀者評為「看不懂」而未收入選集。）他的長篇力作《荒原》出版且得了全國青年文藝獎之後多年，我才真正「正襟危坐」一連數日詳讀全書，書中土地人物久久不能去懷，我寫了不是全然冷靜學術的〈震撼山野的哀痛〉長文，被登《中外文學》，1974年四月號。這標題雖是引作者自己的句子，我讀時的感動卻誠誠實實地是震撼。為了在外文系好好生存，我剛剛在美國比較文學研究拓荒者之一的印第安那大學與文學批評奮鬥了兩年，除了史詩、希臘悲喜劇和一點德國現代作品（如《浮士德》和《魔山》）默許我投入大量感情外，大多數春花秋月的好辰光都在讀理論，理論、觀點、角度、層次……司馬中原這本大大的《荒原》，和前兩年欣遇黃春明的小小的〈魚〉一樣，使我離辛苦得來的理論更遠了。前者熱情奔放，後者木訥誠懇。這兩篇中，說得太多和說得太少的，同是依戀之情，引發讀者最深遠的共鳴，雖然我也完全贊同T. S. Eliot對無水荒原的恐懼。
共同背景
都是那片孕育了 古老苦難的大草原
1990年，在台灣開始選舉文化的迷茫中，我曾以〈抬轎走出《狂風沙》〉為題，研討司馬中原這部一千三百多頁的小說似是建構在神轎的意象上，轎中供奉的是一位忠義雙全的關公現代版———關八爺。但是今日思之，作者雖然用很大篇幅寫賽會的神轎，他當年心中大約無此複雜象徵意念，只是虔誠地希望關八的事蹟得以流傳罷。
司馬中原這個筆名，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作家充滿使命感的，直截了當的宣言：要用史筆躍馬中原。他原是個天生的說故事者，任何故事到了他耳裡都可能生出飛翔的翅膀。如果他生在富裕盛世，飽讀詩書，也許可能寫湯瑪斯曼《魔山》那樣的書，但是他生在1930年代的中國，他繼承了民族大義之類的「男子漢」理想，前半世所見的民族處境卻是顛沛流離、世代相傳的苦難命運。他在軍中那些年，在全中國各地來的漂流者的故事中長大。那些男子漢的故事一直在他胸中衝激，直到他在南台灣旗山的一座破竹屋裡成家，有了一張桌子，開始熱情洋溢地，在文學生命之初，以元氣充沛、千變萬化的文字，把飽受天災人禍的荒原寫成一片美麗的土地；把《狂風沙》中不靠武功抵抗強權的鄉野英雄寫得充滿魅力，卓立於百年蒼茫之中。
這些下筆不能自休的長篇小說的共同背景，都是那片渾厚的、孕育了古老苦難的大草原。在這大草原上，是些野火燒不盡的善惡、愛恨對立的史詩般的爭戰。這裡面的中心人物都是天生的血性漢子，以渾忘小我的、悲天憫人的熱忱、近乎神奇的力量、挺身而出保鄉衛民、阻擋強暴，奮戰至肝腦塗地才止。
重入這些
書中百年蒼茫之境
《荒原》中的歪胡癩兒和《狂風沙》中的關八，並不是單純的勇士，在司馬中原單純崇敬的筆下，也有鐵血中的迷惘，有中國人性裡最尊重的澹泊境界。他筆下的女子，大多數是妻子、女兒，或者風塵中人，在《狂風沙》後三年他以相似的鹽河背景寫的《驟雨》，是一本比較輕鬆的鄉土故事，書中的女主角閨女盈盈是一個潑辣、可愛但是有主見的女孩，她使用的自衛語言和黿神廟的種種迷信，給他一連串的鄉野傳奇又一種姿釆的面貌。三百頁的《荒原》裡只有三頁寫歪胡癩兒曾有過的情愛，與妻子在月夜坐在河岸一塊石上，「她從他手裡接過孩子，解懷餵奶……」那樣溫存的夜裡，野蛛絲黏黏地把他們牽連在一起。
同書中，貴隆與銀花的婚姻，歷經現實的種種磨難，不棄不離。貴隆死後，她帶著三歲的孤兒火生去上墳，教他認識大火劫後又茁生的樹和草，「初茁的草尖直立著，像一把把嫩綠的小劍，高舉在地上朝天宣誓，宣誓它們永不死亡。」在這結尾的一章中，作者一口氣寫了四頁花草樹木的名字和生長姿態，我每讀都仍感驚訝，一個作家在怎樣精力旺盛的年月，看過了，記得了，這些墳墓外充滿生機的希望遠景，用這樣豐富優美，抒情敘事交糾的文字寫出苦難這一種結局？
我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紀，也清楚地看到，它與上一個世紀初年有多大的不同。我欣然重入這些書中百年蒼茫之境。全心好奇，新世紀讀者是用何種心情看這些遙遠的人性故事？
我不常引用西方的理論談台灣的文學，因為我們新舊夾雜的歷史十分複雜，必須自尋解說途徑。但是重見三十年前自己曾投入討論的文學舊識，不禁要用哈佛漢學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寫唐詩研究的一本小書《追憶》（Remembrance）最貼切的幾句話，他說的大意是「人的事蹟被追憶而不朽，追憶者亦因詩文流傳而不朽」。
這個「政治正確」支配著匆促過境文學的世界，也許並不是什麼新世界。總會有一些天災人禍火劫後的生命，持著人性中不變的生機存活下來，告訴許多新世紀的人：他們怎樣記憶了自己的那個時代。
《狂風沙》與我【司馬中原】【2006/05/23 聯合報】
個人幼逢戰亂，失學奔走道途，秉性浮陋愚拙，僅能以半本《三字經》立身於世，誠未敢想像被人目為「作家」；我之所以做不好一個「軍人」，實因結婚太早，生下半打兒女，當年軍人待遇菲薄，不得不「煮字療飢」，軍中諷戲為「不務正業」，八年不升一階，我只有退役一途。俗云：「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我乃以本身生活為主幹，將幼時聽來的，感得的，發而為文，冀圖「混口飯吃」。
而《狂風沙》一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產物。個人寫《狂風沙》的動機，實源於老友管陵所講的一個「故事」，那就是書中一個俠義人物———關八爺，他本是北洋緝私隊的隊長，專門緝拿鹽梟的，但他了解當時軍閥割據，戰火綿延，麓田荒蕪，民不聊生，加上抓伕、抽丁、逼稅種種盤剝，才冒險販賣「私」鹽，冀使家能糊口度日；如果嚴抓濫捕，逼他們走上絕路，是極不人道之事，故此，乃義釋他們，甘心頂罪坐大牢，出獄後又帶領私鹽幫，成為領導人物。
這個極簡單的故事，我初稿僅寫成一個「短篇」，後來自覺不足，又改寫成「中篇」，最後卻寫成百萬字的長篇。為何有如此「轉折」呢？其中實有從未對外人道及的「祕密」，於今，《狂風沙》重新排版發行，有些話，不得不說了。
刨根挖底的說，這事得從家父說起，依家譜記載，家父生於清光緒十年（即民前廿七年），他少慕豪俠，曾投入東北講武堂研習騎射。北洋軍齊燮元與浙督盧永祥，因爭權，大動干戈，家父時任蘇軍獨立騎兵團之隊長，大戰於上海郊區瀏河，那一場悲慘壯烈的「瀏河」之戰，雙方死傷逾萬，真可形容為「血流成河，屍骨堆山」。家父念及「中國人」殺「中國人」，殺到如此地步，根本非當初習騎習射之素願，乃自請長假離營，並帶同期警衛班回里務農。回鄉後，家父拜山東省「大」字輩老宿為師，為蘇北第廿二代青幫傳人，同時投入「中華革命黨」，為革命先烈黃興之華東區代表之一。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被推選為家鄉首任鎮長，他對於鹽幫的處境非常同情，建議改良「官卡」。
私鹽販子們經常在鎮上逗留，我幼小時日，就和他們混在一起，聽他們講許多故事，書中的大板牙、石二矮子、雷一炮這些人，都曾是我童年的啟蒙者；但我從沒見過關東山，祇知實有其人，他是我心目裡的大俠客、大英雄。
不論這部書的成敗如何，我花費若干心血寫下它，總算對自己有了交代；感謝「風雲時代」將此書重新排印出版，更感謝文藝界眾多朋友的厚愛，激勵我「抱筆以終」的情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會繼續寫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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