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論
1945～2000年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主要內容為何，關注點為何，是許多歷史學工作者關心的課題。有關臺灣地區史學研究取向的討論，約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的討論興趣較為濃厚；[1]另一種是以較宏觀角度對臺灣史學進行整體性討論。[2]
臺灣史學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響：(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 (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
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主要淵源有二：(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3]李東華教授的另一篇論文《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分析1971～1983 年間三十九篇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師承、斷代分布、專史領域與方法，說明三十九篇歷史學博士論文除一篇為韓國史外，其餘三十八篇均為中國史；其中以宋史為題的最多，佔十篇；其次為近現代史，佔九篇；在專史分布上，政治軍事史占十二篇，比例最高；其次為經濟史六篇，社會史四篇，說明社會經濟史有逐漸風行之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臺大歷史研究所早年的博士論文研究生相約研究史學史，分別為：阮芝生研究司馬遷、逯耀東研究魏晉史學、張元研究宋代史學，加上後期陳錦忠研究先秦史學，這項對中國史學史的集體研究，是臺大博士論文的最大特色。李東華教授指出，從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內容分析，有兩點值得注意：(一)解釋史學取代了史料學派；(二)論文取材的史料範圍明顯擴大。在研究方法上，雖然未見大量使用社會科學方法，但因解釋史學觀念的確立，歷史學博士論文采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是必然的趨勢。[4]
杜正勝教授的《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一文，將臺灣地區的史學工作者分為四代：(一)第一代學者：1945年以後來臺的史學工作者，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史料學派為基礎。(二)第二代學者：1960～1970年代的史學工作者自國外帶回許多新的觀念，最突出的是援引社會科學方法到歷史學領域。(三)第三代學者：1970年代以後到1980年代之間，在介紹外國理論時較不生吞活剝，顯示臺灣史學界對1960～1970年代迷信方法論的反省。(四)第四代學者：1990年代臺灣史學界發生較大的變化使臺灣史研究蔚為風尚。[5]
杜正勝教授另一篇回顧臺灣史學動向的論文《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原係2002年5月在劍橋大學東方研究系“川流講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的演講，[6]杜正勝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五個截點加以分析：(一)臺灣史學的起點——1950 年；(二)史學以真為本務——傅斯年與史語所；(三)史學反映時代精神——沈剛伯；(四)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許倬雲和《食貨》；(五)物質、社會與文化有機聯繫的“新史學”。杜正勝教授在演講中指出：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變革，有其內在理路，亦與外緣的政治社會情勢密切關聯。臺灣史學的第一代學者於二次大戰後來自中國大陸，傅斯年強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沈剛伯認為史學研究不應與社會脫節；1970～1980年代引進社會科學方法，昌盛社會經濟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後，臺灣史學界出現新的趨勢，形成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史；1990年青壯代史學工作者創辦《新史學》，嘗試推動新領域、新課題的史學研究，此為臺灣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而1990年代臺灣地區完成民主化，對史學發展造成的衝激遠較過去任何史學思潮或方法更深刻。五十年來臺灣以中國史為中心的史學教育與研究不得不重新檢討，而臺灣史學何處去?臺灣史家當如何安身立命?在歷史學社群內部的意見變得相當分歧，甚至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處在轉變的關鍵時刻，杜正勝教授認為下一波的新史學運動將不再是史家技藝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態的解放。如何突破長久以來的習慣與束縛，重新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為長年永續的實證研究開闢一條新路。[7]
林滿紅教授的《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指出當前臺灣歷史學界的幾個現象：(一)以中國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二)研究著重古史，近代史研究又不講求歷史解釋；(三)忽略現在與過去對話及史學整體性的方法論問題；(四)史學研究與社會脫節。林滿紅教授在文中提出四頊建議：(一)促請立法院趕快通過檔案法；(二)建立公報、報紙等資料光碟，鼓勵全民寫史；(三)調整與史學相關的獎評、昇等、聘任辦法；(四)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8]林滿紅教授的論文大體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其中以中國史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尤指出問題關鍵所在；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部分，在1990年代以後已有明顯改善；其餘所論大抵勾勒出臺灣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及缺失所在。
宋晞教授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將臺灣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放在同一範疇中討論，而以史料的發掘和各領域史學研究論著為論述主軸。[9]
2002年7月7日中國歷史學會召開第三十八届年會，舉辦“近年史學新趨勢座談會”，引言人分別是劉翠溶教授(臺灣史)、李東華教授(中國史)、王琪教授(西洋史)，對臺灣地區1980年代以後的歷史學研究做了綜合性的討論。劉翠溶教授將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的臺灣史博、碩士論文，依所別和專史分析比較，對瞭解臺灣史研究的動向，具有指標性的意義；[10]李東華教授的引言延續其《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論點，[11]並補強1980年代以後的相關發展，說明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對壘的最新趨勢，以及後現代史學對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衝激。[12]
2002年王晴佳教授出版《臺灣史學五十年》，從外部分析1945年以後臺灣地區歷史學的發展。[13]王晴佳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三期討論：(一)1950～1960年代中期：為臺灣史學的初創時期，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1．史料學派；2．冷戰的政治環境。(二)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主要受社會科學與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三)1987年以後：政治的禁令解除，加上史學研究禁區的開放，臺灣史學進入蓬勃發展期。[14]
從李東華、杜正勝、林滿紅、宋晞、王琪、劉翠溶、王晴佳教授的論析，約略可以看出臺灣史學的一般概況，其中影響臺灣史學研究的四個面向，即(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亦昭然若揭。在這些面向中，我們看到受外來影響的軌迹，亦有臺灣史學工作者內省的自覺。外來的影響包括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內省的自覺包括對方法與方法論的反省(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的本土化)，研究範疇的轉變(如1990年代臺灣史研究的興起)。上述論著對臺灣史學在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歷史解釋的檢討，勾勒出一幅鳥瞰式的圖像，對瞭解臺灣史學提供了基本的趨勢導引。
彭明輝教授的系列量化分析指出，臺灣地區的史學研究，中國史占有極大比重。在《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中，選取《大陸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史學集刊》、《史學評論》、《思與言》、《幼獅學誌》、《食貨月刊》、《新史學》等八種期刊為分析對象，並以1945～2000年間的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為參照客體，分析兩者的內容取向與關注課題。在搜集到的2 008篇博、碩士論文中，中國史占73．0％，臺灣史占15．9％，世界史占11．1％；八種期刊搜集到的論文計5 683篇，中國史占87．3％，臺灣史占4．9％，世界史占7．9％，略可看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重心之所在。[15]另一篇分析歷史學報的論文，搜集到的二十種歷史學報論文計2 378篇，中國史占80．6％，臺灣史占7．9％，世界史占11．3％，亦可說明臺灣史學的研究重心為中國史。[16]
整體而言，臺灣史學在理論與方法論部分頗受外來學說之影響，研究課題主要集中於中國史。臺灣史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地區解除戒嚴，才成為史學研究的新興領域。
二、反思與前瞻
搜錄於本書第一卷“反思與前瞻”的六篇論文，整體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
余英時教授的《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辭》，首揭現代中國史學史料與史觀學派分庭抗禮之說。余英時教授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一派是史料學派，係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乃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但現代中國史學卻走上分途發展之路。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17]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刊出後引起甚多回響，兩岸學者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不論贊成或反對，大抵均在余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的基礎上進行討論。
黃進興教授的《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說明自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以來，垂一世紀間“新史學”的諸種面貌。黃進興教授指出，梁啓超一面將史學從經學的附庸獨立出來，卻又迎向社會科學的附庸，使得“新史學”扶得東來又西倒；而同時代的學者，胡適與傅斯年強調史料的重要性，終落得“史學只是史料學”的結論；何炳松在引介美國哥倫比亞新史學派魯濱遜的《新史學》時，又不免以社會科學為史學開藥方。黃進興教授指出，中國第一代的新史家在引介其他學科進入史學的過程中，漸次暴露史學無法自主的弱點。自此中國史學洞門大開，外敵(案指西方史學與社會科學)得以長驅直入，擾攘永無寧日。而第一代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便如清兵入關，不可收拾。自此現代中國“新史學”便棲棲遑遑，無所安頓；從1920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其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視為時尚的差異。因此，黃進興教授呼籲，今日的史學研究，必須重新省視中國歷史素材，從中創發量材適身的研究途徑，以求真正提升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建立別具特色的史學。
陳弱水教授的《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論析臺灣史學的四個問題：(一)傳統中國史研究在臺灣的人文學術中應有怎樣的地位?(二)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可以採行何種戰略?(三)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應如何揚長避短?(四)如何運用相關的研究資源?陳弱水教授指出，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史研究，臺灣的中國史研究乃屬邊緣地區，故應有良好的研究策略；雖然今天臺灣應努力建構臺灣史的研究，開拓世界史的研究，但中國史仍應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臺灣研究中國史，最有潛力的方向應為“現象解釋”。陳弱水教授認為，“現象解釋”以實證的研究為基礎，抉發出有助於瞭解重大歷史問題的現象，進而描述此現象，說明其與重大歷史問題的關係，亦即一種涵蓋歷史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研究。
林正珍教授的《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全面回顧和檢討了1950～2000年間臺灣史學有關史學理論的引介，對臺灣史學過度向現代化、科學化傾斜的現象也有所評鷺，與此同時，亦對在科學化風潮之下，使得文學或藝術想像與史學產生距離的現象有所批評。
王泛森教授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從新文化史對思想史研究的衝激，討論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包括：(一)對私密性史料的重視與利用，強調地方性思想文化材料的重要性；(二)探討方法論的問題，釐清“事件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對布洛克(Marc Bloch)主張研究古代歷史要像“倒著放電影”的論述提出修訂，認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在方法論上應該是“順著放電影”；(三)提出中國近代傳播網絡的形成與思想文化之關係，如保守派人物研究、地方上小讀書人的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但王泛森教授最後仍強調，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對重要文獻縝密而深刻的閱讀。
王明珂教授的《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提出有異於溯源研究的邊緣研究。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係指著重於構成一個社會體系的“內涵”，主要以尋找“內涵”之“相似性”為主的類比法。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是邊緣的、不規則的、變化的族群現象。王明珂教授指出，人群定義“同我”是以將“非我”排除在人群邊緣外來達成，並以共同的稱號與共同的起源來設定族群邊界，而族群認同的改變，也是以族群邊界的變遷來完成。因此，民族的溯源研究，必須先假設民族是具有共同或相似的血統、語言、文化的人群，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或曾經存在的“民族”。而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認為，脫離主觀認同，沒有所謂客觀存在的民族。這種邊緣研究的思維架構，在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之外，另闢蹊徑，開拓出民族史研究的新天地。
搜錄於本書第一卷“反思與前瞻”的六篇論文，大體勾勒出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樣貌，顯示外來衝激與內省自覺對臺灣史學所造成的影響，殊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亦由此呈顯臺灣史學多樣化的現象。
三、方法與方法論
學者們反思臺灣史學的形成，大抵同意戰後初期的第一代史學工作者，受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極為深遠。故自梁啓超1902年發表《新史學》以來，方法與方法論即成為一代代史學工作者念茲在茲的事。其中以傅斯年1928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基地的史料學派，1960年代與1970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聯姻，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後臺灣史研究的興起，1990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是臺灣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高張的關鍵年代。
黃進興教授的《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對近、現代中國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現象，有鞭辟入裏的論析。黃進興教授指出，近代中國史學對“方法”的提倡，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33)，為革路藍縷之作。[18]稍後的胡適更是提倡“科學方法”的燃燈人，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但他的整理國故和科學方法其實很有科學主義的意味。[19]在科學主義的涵蓋之下，“科學方法”幾近無所不能；歷史研究顯然屬於“國故”的一部分，同樣應該講求“方法”，尤其是“科學的方法”。
而1920年代馬克思主義流傳入大陸，一些左派史家開始以唯物史觀解釋歷史，以唯物辯證法處理歷史問題，從不同的方向助長此一“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而臺灣史學1960年代末期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的介紹與輸入，不僅加強此一意識，並添入新血。1960年代以後，西方史學界的“分析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被引入臺灣，杜維運教授的《史學方法論》就采納了不少這方面的研究，許冠三教授的《史學與史學方法》(1963)也把這些影響表現得十分明顯。[20]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指出，1949年以後的臺灣史學，約略可以1960年代劃分為兩個時期，1960年代以前為大陸史料學派延續時期，1960年代以後，史料學派的地位開始動搖，進入解釋史學時代。[21]黃俊傑教授在《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1971年至1981年)》中，曾就刊載有關史學方法論最多的兩份雜誌——《食貨》月刊和《思與言》雜志，做了統計與分析。[22]黃俊傑教授認為1970～1980年代是臺灣地區注重史學方法論的年代，其中量化史學、心理史學、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結合，[23]對史學研究有重大的影響。從學者們的論述，略可瞭解1960～1970年代，是臺灣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年代。
搜錄於本書第二卷“方法與方法論”的九篇論文，各自代表了臺灣史學界在不同時期對方法與方法論的提倡。
1979年杜維運教授的《史學方法論》初版問世後，臺灣地區的大學歷史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歷久不衰，可以說是臺灣地區有關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長青樹。搜錄於本書的《史學方法論‧緒論》中，杜維運教授提出冶中西史學於一爐的呼籲，認為中西史學分途發展兩千餘年，其史學方法有絕相殊異者，有遙相吻合者。其相吻合者適足互相發明，其相殊異者則能彼此切磋。杜維運教授認為，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兼容並蓄的胸襟，綜合兩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史學的中心工作。杜維運教授亦提出科學與藝術方法的相輔相成，個人與集體的交互為用，以寫出真善美的人類歷史。
劉子健教授的《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一文，對1980年代以來風行於史學界的年鑑學派、量化史學和心理史學有所批評。有關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劉子健教授認為方法在先、問題在後的研究方式並非正道，應該是問題先於方法。在此文中，劉子健教授提出中層題目的觀點，認為小題大作或大題小作均有其盲點，而在做中層題目時，容易有小題目的副產品，累積起來亦可看出大方向。劉子健教授在文中仿照《三字經》的方式，擬訂九種史學技術：(一)設分類，(二)鑽小縫，(三)顧大勢，(四)抓要點，(五)搶一角，(六)找邊傍，(七)出冷門，(八)碰運氣，(九)求概念。此外，劉子健教授在文中提出幾項呼籲：(一)不要只做窄題目，亦可以做寬的題目；(二)鼓勵合作研究，加強同行切磋；(三)提高學術論著的品質，采取現代式的寫法，面向大眾，走向社會。
李弘祺教授的《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說明中西思想史研究的各個面向，並藉此提出研究思想史的可能方向。李弘祺教授在文中對傳統哲學史與思想史方法提出檢討，認為在傳統哲學史內在於思想的方法之外，可由思想與歷史事件的交互影響，探討兩者間的關係。故歷史法思想史的重點，應關注思想對歷史事件所能形成的動態關係，而非哲學史或傳統思想史過度偏向研究獨立於歷史文化的精神業績。李弘祺教授指出，決定歷史事件的因素，不可忽視人在意識上的反應及其意向性，因而提出個人的與事件的思想史研究。此外，李弘祺教授極強調通史精神的掌握，認為通盤思想史取材的選擇，必須藉由通史方法的瞭解著手；因為史學工作者對於自己所遇到的境遇差異，對時代與後人形成的影響，會有不同的取捨，故須藉由通史研究來從事思想史的探討。
張玉法教授的《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介紹自十八世紀以來心理史學的發展，從維可(Viambattista Vico，1668～1774)、赫德(J．G．Von Herder，1744～1803)、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Anna Freud，Erik H．Erikson，Heinz Hartmann，Harold D．Lasswell到Hean-Paul Sartre等人的心理史學方法與著作。此文對心理史學的研究成果，包括心理分析的個人傳記和集體心理史學的研究著作，均加以爬梳，對心理史學的發展與著作成果，做了整體鳥瞰式的整理。張玉法教授認為，就已有的理論和研究成果來看，心理史學已確然成立，史學工作者宜多留心相關研究的發展，以開拓史學研究的更多面向。
古偉瀛教授的《歷史量化的反思》，說明在臺灣從事史學量化研究的困難與限制有二：(一)史學工作者的量化訓練不足，量化統計技術全靠自行摸索；(二)史料搜求耗去史學工作者的主要時間，不可能有餘力對量化技術做持續性的深入探討。但隨著個人電腦的進步與普及，歷史量化的未來展望可朝下列三個方向努力：(一)史料搜集；(二)史料批判；(三)分析史料。古偉瀛教授認為歷史量化至少給史學工作者一種新的向度(dimension)與可能的選擇(alternative)，讓史學工作者在從事研究時，隨時思考有無可以量化的地方，將可使史料搜集更為敏銳，在分析上更為細密，論證更為扎實。而未來的史學著作應質(qualitative)量(quantitative)兼備，既有個案分析，亦有量化統計結果，敘述(narrative)與分析(analysis)並重。因此，敘述史學和量化歷史應朝互相補充、合則雙美的方向努力。
蔡彥仁教授《中國宗教研究——定義、範疇與方法學芻議》，借用外國學者研究宗教的傳統，檢視中國宗教研究未受重視的原因，呼籲今日應重新審視宗教研究，以建立一獨立的宗教學科。文中對普遍宗教性的確認、取材對象與研究方法，亦多所著墨。蔡彥仁教授建議用“主題類型”為運作假設，以掌握與釐清中國宗教現象；同時亦反思這些得自中國以外的宗教研究傳統，是否適用於中國宗教研究尚待驗證。但蔡彥仁教授認為這類理論與方法學的提出，應有助於吾人重新檢視傳統學者對宗教研究的看法；並且認為中國歷史蘊含豐富的宗教素材，亟待吾人的整理、爬梳與解釋。
劉翠溶教授的《近二十幾年來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兼論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對歷史人口學(Historical demography)和人口史(Demographic History)的分野有所說明：人口史係指以過去人口之消長為指標來解釋相關的歷史現象，歷史人口學則是運用現代人口學方法來研究歷史人口。劉翠溶教授在文中介紹了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歷史人口學發展，並揭示可運用其方法於中國歷史人口學的研究。而家譜、族譜、正史、地方志、傳記與碑銘文字，均為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的可用材料。劉翠溶教授認為未來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有待歷史學家、人口學家、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共同努力，並需要電腦專家的協助。
彭明輝教授的《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藉用複音音樂與文學的眾聲喧嘩理論，分析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說明五四時期所引介的各種西方思想、主義、方法與方法論，並非有系統、有組織、有秩序的狀態，局部的、零散的各類學說同時出現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學術界。這是為何五四時期出現的各種論題，在後五四時代繼續燃燒的重要因素。臺灣歷史學界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即由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一路發展下來。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大陸史學界，1949年以後大陸史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進行的各種運動，從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以論帶代史”，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發出“史學危機”的呼聲，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可謂歷久不衰，甚至每當面臨新思潮或新運動出現時，方法與方法論就重新下鍋，再度熱炒。而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的幽靈，八十年來不斷地在臺灣與大陸史學界重現，乃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影響最深遠者。
黃俊傑教授在《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將臺灣歷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論的觀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50～1970，第二階段為1970～1980。黃俊傑教授認為第一階段主要是繼承近代中國的史料學派，第二階段則是社會科學(特別是歐美以實證主義為中心的行為科學)對臺灣史學的影響。黃俊傑教授在文中亦提及部分學者(如錢穆、杜維運、余英時、汪榮祖、王爾敏教授等)對傳統史學思想中有關“史識”的強調，說明歷史學工作者無法避免“意義”的問題及其先導性。
搜錄於本書第二卷“方法與方法論”的九篇論文，略可說明臺灣史學強調方法的優先性，不論1960～1970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的嘗試，還是1990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均代表臺灣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方興未艾，亦顯現臺灣史學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
四、歷史解釋
相較於對方法與方法論的熱中，臺灣史學的歷史解釋似乎較為沈寂，這一方面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受現代學術強調窄而深的研究方式所致；搜錄於本書第三卷《歷史解釋》的六篇論文，其中有三篇係由演講稿改寫而成，[24]略可說明對歷史提出整體解釋，並非臺灣史學的一般研究模式。
沈剛伯教授的《史學與世變》原係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演講，其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25]沈剛伯教授於文中指出，史學與時代有密切關聯，史學產生後，物質環境仍是日新月異，史學也就跟著不斷地變。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時代安定不太變動，史學反而比較沉寂。主要是因為人們大都抱著鑒往知來的目的去讀歷史，一逢世變，便想從歷史中探尋世變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滿意於現有的史書，而要求重新寫過。於是每一個時代必然出現根據其時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書。而變動時代的種種觀念就形成了新史書的重點。沈剛伯教授認為，用新的材料，配合新的重心和觀念，用新的方法編成的史書，一定有新的體裁；而用這些新材料、新觀念、新方法、新體例所構成的新史學，往往因時代的進步而又成為不合時宜的舊史學，須得再變。沈剛伯教授在《史學與世變》中認為，史學工作者宜對時代、社會有所關懷，因而呼籲世變與史學的關聯性。
李濟教授的《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說明重建中國上古史必須將考古資料與文獻合而觀之，缺一而不可。李濟教授指出，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材料包括：(一)與人類原始相關的資料；(二)與研究東亞地形相關的科學資料；(三)人類的文化遺跡；(四)體質人類學；(五)狹義的考古資料，即過去古器物學家一般所承認的考古資料；(六)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七)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而研究中國上古史首先要問的兩個問題是：(一)構成中國民族的人種問題，(二)中國文化的開始。李濟教授呼籲研究中國上古史應充分重視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但亦須注意科學研究的成果並非相等。而在寫作上古史時必須一面運用科學考古的成果，另一面仍須運用豐富的文學想像，來填補科學研究成果之外的空白部分。
逯耀東教授的《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指出，兩漢時代史學翼附於經學之下，不是獨立的科目。因此劉歆《七略》沒有史部這個門類，班固以《七略》為藍圖編撰《漢書‧藝文志》，將史部書籍驥附於《六藝略》的春秋家，有些則雜人子部諸家。逯耀東教授認為，《漢書‧藝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學著作篇帙的多寡無關，而是因為當時史的獨立概念還沒有形成，經史沒有分立，史學只是依附於經學下的一個旁枝而己。直到《隋書•經籍志》才將史部標出，成為一個獨立的科目。而《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乃建築於魏晉史學發展的基礎上。
傅樂成教授的《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討論的非止於唐代和宋代，並往上追溯到魏晉南北朝，說明魏晉南北朝在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三方面，對唐代文化造成直接的影響。傅樂成教授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與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後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只是始開風氣，在當時並沒有多大作用。北宋時各派思想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形成民族文化的理學產生，其文化精神與動態亦轉趨單純和收斂。南宋時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各項學術都不脫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達停滯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最顯著的現象，也是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最大的差異。
陶晉生教授的《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是一篇以鉅視眼光探討邊疆民族與中國歷史關係的論文，包括邊疆民族入主中國的頻繁及其原因、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的三種模式、邊疆民族對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對於西歐和中國不同的影響等論題。陶晉生教授歸納了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的三種模式：(一)維持和平關係，以南方邊疆民族為代表；(二)滲透王朝，以五胡亂華時期的華北野蠻王朝為代表；(三)征服王朝，以遼金元清為代表。而邊疆民族對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表現在物產、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陶晉生教授的論述，主要乃整理中外學者的研究，具有整體性和通論性的意義。
汪榮祖教授的《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是其專書《史學九章》中的一篇；[26]文中將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做了貼切中肯的論述。此文環繞於三個主題進行論辯：(一)對褒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二)對史官制度的認識與誤解；(三)對中國傳統史書的認識與誤解。汪榮祖教授指出，中國傳統史學以現代眼光觀之固有不少缺點，西方史家正是以現代西方史學的標準來批判中國舊史學，加上對中國傳統史學認識的淺顯，很容易做出未經細究的綜述和結論。西方史家認為中國史學受到儒教的深切影響，將重點放到褒貶上，史學乃淪為道德工具；而歷代中央政權雇用史官，為政治目的服務，又淪為政治工具，以至於沒有獨立的史學意識，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滯在編排與剪貼的層次。汪榮祖教授此文即針對西方史家的片面認知提出商榷，同時亦指出現代中國史家似未稱職，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不夠深入與全面，此為現代中國史家未來應努力的方向。
搜錄於本書第三卷《歷史解釋》的六篇論文，大抵呈現臺灣史學對歷史解釋的關注。這部分的論文，以較宏觀的角度對中國史進行解釋，但除少數篇章為窄而深的研究，大部分均屬綜合整理式論文，相較而言，並非臺灣史學研究的重心。
五、小 結
搜錄於本書的二十一篇論文，略可呈現臺灣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關注：第一卷部分“反思與前瞻”的六篇論文，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第二卷部分“方法與方法論”的九篇論文，略可說明臺灣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第三卷部分《歷史解釋》的六篇論文，大抵呈現臺灣史學對歷史解釋的關注。當我們省視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有關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相關論著，可以明顯看出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顯然高於歷史解釋，呈現了臺灣史學向窄而深的現代學術研究靠攏之取向，因而有愈來愈多的史學工作者，以深入專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加上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結合，使臺灣史學有愈來愈專業化的趨勢，這種研究取向一直到1990年代方始改變。世紀交替之際，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開始提倡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研究，試圖在窄而深的專題研究之外，走出新的史學之路。
回顧、反思與前瞻，臺灣史學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範域，呈現出畸輕畸重的面貌，未來的發展猶自在時間之流裏繼續前行。
注解
[1] 如黃俊傑、李東華、林正珍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臺北，1983．04)，頁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漢學研究通訊》2．3(臺北，1983．07)，頁135～145；黃俊傑《戰後臺灣闆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收入黃俊傑《戰後臺灣的教育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頁29．99；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臺北，1984．10)，頁36～43；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漢學研究通訊》20．4(臺北，2001．11)，頁6～17。
[2] 如杜正勝、林滿紅、宋晞、王晴佳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臺北，1995．09)，頁79～85；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69～176；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圃史館館刊》復刊21(臺北，1996．12)，頁1～26；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年》，《臺灣大學歷史學報》24(臺北，1999．12)，頁329～374。
[3]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37～38。
[4] 李東華《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史學評論》8(臺北，1984．07)，頁121～149。
[5] 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頁80；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認為“臺灣史的研究始終有良好的發展”，與杜正勝教授的說法略異。參見：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40。
[6]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收入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3～21。
[7]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之路》，頁17～21。有關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林滿紅教授亦有深刻的觀察，參閱林滿紅《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頁177～202。
[8] 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頁144～168。
[9] 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國史館館刊》復刊21，頁1～26。
[10] 劉翠溶《臺灣史部分引言》，《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頁20—22。
[11]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36～43。
[12] 李東華《二十年來臺灣中國史研究趨勢之我見》，《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頁22～24。
[13]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
[14] 王睛佳《臺灣史學百十年：傳承、方法、趨向》，xiv—xvii。
[15]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51～206；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臺北，2002．05)，頁335～364；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2＝82(臺北,2002．05)，頁1～16。
[16]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報的量化分析(1945～2000)》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1(臺北，2004．05)．頁193～234。
[17]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此文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收入：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頁1～29；此處所引在頁2、4、27。
[18]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頁21～42；所引在頁25。
[19] 郭穎頤(D．W．Y．Kwok)，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林毓生(Lin 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pp．91～92．
[20]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頁25。
[21]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1，頁36～42。李柬華教授進一步說明以1960年代為分期的原因有三：(1)從史學理論及方法論而言，1963年2月15日創刊的《思與言》是對史料學派最早提出批評的刊物；(2)就史學研究工作者而言，1960年代是內地來臺老一輩教授逐漸退隱、雕謝的時代，也是第二代學者大量嵋起的時代；(3)就歷史研究與教學而言，1960年代是歷史研究、教學單位數量上大量增加的時代(頁40)。
[22] 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頁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2．3，頁135～145。
[23] 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頁70～73。
[24] 包括：沈剛伯《史學與世變》，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均係由演講稿改寫而成。
[25]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1(臺北，1967．10)，頁509～517。
[26] 汪榮祖《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35～161。
《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 康樂 彭明輝 主編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4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1／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目 錄
出版說明……………………………………………………………(1)
總序…………………………………………………………邢義田(1)
導言…………………………………………………………彭明輝(1)
(一)反思與前瞻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
——《史學評論》代發刊辭…………………………余英時(1)
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
…………………………………………………………黃進興(20)
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陳弱水(44)
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
…………………………………………………………林正珍(54)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王汎森(76)
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王明珂(87)
(二)方法與方法論
史學方法論•緒論…………………………………………杜維運(107)
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劉子健(120)
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李弘祺(134)
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張玉法(162)
歷史量化的反思……………………………………………古偉瀛(194)
中國宗教研究——定義、範疇與方法學芻議……………蔡彥仁(204)
近二十幾年來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
——兼論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劉翠溶(215)
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彭明輝(230)
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黃俊傑(273)
(三)歷史解釋
史學與世變…………………………………………………沈剛伯(317)
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李 濟(326)
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逯耀東(340)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傅樂成(354)
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陶晉生(386)
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汪榮祖(397)
1945～2000年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主要內容為何，關注點為何，是許多歷史學工作者關心的課題。有關臺灣地區史學研究取向的討論，約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的討論興趣較為濃厚；[1]另一種是以較宏觀角度對臺灣史學進行整體性討論。[2]
臺灣史學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響：(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 (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
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主要淵源有二：(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3]李東華教授的另一篇論文《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分析1971～1983 年間三十九篇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師承、斷代分布、專史領域與方法，說明三十九篇歷史學博士論文除一篇為韓國史外，其餘三十八篇均為中國史；其中以宋史為題的最多，佔十篇；其次為近現代史，佔九篇；在專史分布上，政治軍事史占十二篇，比例最高；其次為經濟史六篇，社會史四篇，說明社會經濟史有逐漸風行之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臺大歷史研究所早年的博士論文研究生相約研究史學史，分別為：阮芝生研究司馬遷、逯耀東研究魏晉史學、張元研究宋代史學，加上後期陳錦忠研究先秦史學，這項對中國史學史的集體研究，是臺大博士論文的最大特色。李東華教授指出，從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內容分析，有兩點值得注意：(一)解釋史學取代了史料學派；(二)論文取材的史料範圍明顯擴大。在研究方法上，雖然未見大量使用社會科學方法，但因解釋史學觀念的確立，歷史學博士論文采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是必然的趨勢。[4]
杜正勝教授的《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一文，將臺灣地區的史學工作者分為四代：(一)第一代學者：1945年以後來臺的史學工作者，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史料學派為基礎。(二)第二代學者：1960～1970年代的史學工作者自國外帶回許多新的觀念，最突出的是援引社會科學方法到歷史學領域。(三)第三代學者：1970年代以後到1980年代之間，在介紹外國理論時較不生吞活剝，顯示臺灣史學界對1960～1970年代迷信方法論的反省。(四)第四代學者：1990年代臺灣史學界發生較大的變化使臺灣史研究蔚為風尚。[5]
杜正勝教授另一篇回顧臺灣史學動向的論文《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原係2002年5月在劍橋大學東方研究系“川流講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的演講，[6]杜正勝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五個截點加以分析：(一)臺灣史學的起點——1950 年；(二)史學以真為本務——傅斯年與史語所；(三)史學反映時代精神——沈剛伯；(四)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許倬雲和《食貨》；(五)物質、社會與文化有機聯繫的“新史學”。杜正勝教授在演講中指出：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變革，有其內在理路，亦與外緣的政治社會情勢密切關聯。臺灣史學的第一代學者於二次大戰後來自中國大陸，傅斯年強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沈剛伯認為史學研究不應與社會脫節；1970～1980年代引進社會科學方法，昌盛社會經濟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後，臺灣史學界出現新的趨勢，形成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史；1990年青壯代史學工作者創辦《新史學》，嘗試推動新領域、新課題的史學研究，此為臺灣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而1990年代臺灣地區完成民主化，對史學發展造成的衝激遠較過去任何史學思潮或方法更深刻。五十年來臺灣以中國史為中心的史學教育與研究不得不重新檢討，而臺灣史學何處去?臺灣史家當如何安身立命?在歷史學社群內部的意見變得相當分歧，甚至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處在轉變的關鍵時刻，杜正勝教授認為下一波的新史學運動將不再是史家技藝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態的解放。如何突破長久以來的習慣與束縛，重新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為長年永續的實證研究開闢一條新路。[7]
林滿紅教授的《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指出當前臺灣歷史學界的幾個現象：(一)以中國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二)研究著重古史，近代史研究又不講求歷史解釋；(三)忽略現在與過去對話及史學整體性的方法論問題；(四)史學研究與社會脫節。林滿紅教授在文中提出四頊建議：(一)促請立法院趕快通過檔案法；(二)建立公報、報紙等資料光碟，鼓勵全民寫史；(三)調整與史學相關的獎評、昇等、聘任辦法；(四)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8]林滿紅教授的論文大體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其中以中國史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尤指出問題關鍵所在；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部分，在1990年代以後已有明顯改善；其餘所論大抵勾勒出臺灣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及缺失所在。
宋晞教授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將臺灣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放在同一範疇中討論，而以史料的發掘和各領域史學研究論著為論述主軸。[9]
2002年7月7日中國歷史學會召開第三十八届年會，舉辦“近年史學新趨勢座談會”，引言人分別是劉翠溶教授(臺灣史)、李東華教授(中國史)、王琪教授(西洋史)，對臺灣地區1980年代以後的歷史學研究做了綜合性的討論。劉翠溶教授將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的臺灣史博、碩士論文，依所別和專史分析比較，對瞭解臺灣史研究的動向，具有指標性的意義；[10]李東華教授的引言延續其《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論點，[11]並補強1980年代以後的相關發展，說明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對壘的最新趨勢，以及後現代史學對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衝激。[12]
2002年王晴佳教授出版《臺灣史學五十年》，從外部分析1945年以後臺灣地區歷史學的發展。[13]王晴佳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三期討論：(一)1950～1960年代中期：為臺灣史學的初創時期，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1．史料學派；2．冷戰的政治環境。(二)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主要受社會科學與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三)1987年以後：政治的禁令解除，加上史學研究禁區的開放，臺灣史學進入蓬勃發展期。[14]
從李東華、杜正勝、林滿紅、宋晞、王琪、劉翠溶、王晴佳教授的論析，約略可以看出臺灣史學的一般概況，其中影響臺灣史學研究的四個面向，即(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亦昭然若揭。在這些面向中，我們看到受外來影響的軌迹，亦有臺灣史學工作者內省的自覺。外來的影響包括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內省的自覺包括對方法與方法論的反省(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的本土化)，研究範疇的轉變(如1990年代臺灣史研究的興起)。上述論著對臺灣史學在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歷史解釋的檢討，勾勒出一幅鳥瞰式的圖像，對瞭解臺灣史學提供了基本的趨勢導引。
彭明輝教授的系列量化分析指出，臺灣地區的史學研究，中國史占有極大比重。在《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中，選取《大陸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史學集刊》、《史學評論》、《思與言》、《幼獅學誌》、《食貨月刊》、《新史學》等八種期刊為分析對象，並以1945～2000年間的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為參照客體，分析兩者的內容取向與關注課題。在搜集到的2 008篇博、碩士論文中，中國史占73．0％，臺灣史占15．9％，世界史占11．1％；八種期刊搜集到的論文計5 683篇，中國史占87．3％，臺灣史占4．9％，世界史占7．9％，略可看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重心之所在。[15]另一篇分析歷史學報的論文，搜集到的二十種歷史學報論文計2 378篇，中國史占80．6％，臺灣史占7．9％，世界史占11．3％，亦可說明臺灣史學的研究重心為中國史。[16]
整體而言，臺灣史學在理論與方法論部分頗受外來學說之影響，研究課題主要集中於中國史。臺灣史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地區解除戒嚴，才成為史學研究的新興領域。
二、反思與前瞻
搜錄於本書第一卷“反思與前瞻”的六篇論文，整體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
余英時教授的《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辭》，首揭現代中國史學史料與史觀學派分庭抗禮之說。余英時教授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一派是史料學派，係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乃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但現代中國史學卻走上分途發展之路。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17]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刊出後引起甚多回響，兩岸學者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不論贊成或反對，大抵均在余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的基礎上進行討論。
黃進興教授的《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說明自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以來，垂一世紀間“新史學”的諸種面貌。黃進興教授指出，梁啓超一面將史學從經學的附庸獨立出來，卻又迎向社會科學的附庸，使得“新史學”扶得東來又西倒；而同時代的學者，胡適與傅斯年強調史料的重要性，終落得“史學只是史料學”的結論；何炳松在引介美國哥倫比亞新史學派魯濱遜的《新史學》時，又不免以社會科學為史學開藥方。黃進興教授指出，中國第一代的新史家在引介其他學科進入史學的過程中，漸次暴露史學無法自主的弱點。自此中國史學洞門大開，外敵(案指西方史學與社會科學)得以長驅直入，擾攘永無寧日。而第一代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便如清兵入關，不可收拾。自此現代中國“新史學”便棲棲遑遑，無所安頓；從1920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其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視為時尚的差異。因此，黃進興教授呼籲，今日的史學研究，必須重新省視中國歷史素材，從中創發量材適身的研究途徑，以求真正提升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建立別具特色的史學。
陳弱水教授的《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論析臺灣史學的四個問題：(一)傳統中國史研究在臺灣的人文學術中應有怎樣的地位?(二)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可以採行何種戰略?(三)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應如何揚長避短?(四)如何運用相關的研究資源?陳弱水教授指出，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史研究，臺灣的中國史研究乃屬邊緣地區，故應有良好的研究策略；雖然今天臺灣應努力建構臺灣史的研究，開拓世界史的研究，但中國史仍應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臺灣研究中國史，最有潛力的方向應為“現象解釋”。陳弱水教授認為，“現象解釋”以實證的研究為基礎，抉發出有助於瞭解重大歷史問題的現象，進而描述此現象，說明其與重大歷史問題的關係，亦即一種涵蓋歷史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研究。
林正珍教授的《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全面回顧和檢討了1950～2000年間臺灣史學有關史學理論的引介，對臺灣史學過度向現代化、科學化傾斜的現象也有所評鷺，與此同時，亦對在科學化風潮之下，使得文學或藝術想像與史學產生距離的現象有所批評。
王泛森教授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從新文化史對思想史研究的衝激，討論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包括：(一)對私密性史料的重視與利用，強調地方性思想文化材料的重要性；(二)探討方法論的問題，釐清“事件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對布洛克(Marc Bloch)主張研究古代歷史要像“倒著放電影”的論述提出修訂，認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在方法論上應該是“順著放電影”；(三)提出中國近代傳播網絡的形成與思想文化之關係，如保守派人物研究、地方上小讀書人的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但王泛森教授最後仍強調，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對重要文獻縝密而深刻的閱讀。
王明珂教授的《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提出有異於溯源研究的邊緣研究。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係指著重於構成一個社會體系的“內涵”，主要以尋找“內涵”之“相似性”為主的類比法。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是邊緣的、不規則的、變化的族群現象。王明珂教授指出，人群定義“同我”是以將“非我”排除在人群邊緣外來達成，並以共同的稱號與共同的起源來設定族群邊界，而族群認同的改變，也是以族群邊界的變遷來完成。因此，民族的溯源研究，必須先假設民族是具有共同或相似的血統、語言、文化的人群，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或曾經存在的“民族”。而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認為，脫離主觀認同，沒有所謂客觀存在的民族。這種邊緣研究的思維架構，在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之外，另闢蹊徑，開拓出民族史研究的新天地。
搜錄於本書第一卷“反思與前瞻”的六篇論文，大體勾勒出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樣貌，顯示外來衝激與內省自覺對臺灣史學所造成的影響，殊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亦由此呈顯臺灣史學多樣化的現象。
三、方法與方法論
學者們反思臺灣史學的形成，大抵同意戰後初期的第一代史學工作者，受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極為深遠。故自梁啓超1902年發表《新史學》以來，方法與方法論即成為一代代史學工作者念茲在茲的事。其中以傅斯年1928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基地的史料學派，1960年代與1970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聯姻，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後臺灣史研究的興起，1990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是臺灣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高張的關鍵年代。
黃進興教授的《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對近、現代中國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現象，有鞭辟入裏的論析。黃進興教授指出，近代中國史學對“方法”的提倡，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33)，為革路藍縷之作。[18]稍後的胡適更是提倡“科學方法”的燃燈人，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但他的整理國故和科學方法其實很有科學主義的意味。[19]在科學主義的涵蓋之下，“科學方法”幾近無所不能；歷史研究顯然屬於“國故”的一部分，同樣應該講求“方法”，尤其是“科學的方法”。
而1920年代馬克思主義流傳入大陸，一些左派史家開始以唯物史觀解釋歷史，以唯物辯證法處理歷史問題，從不同的方向助長此一“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而臺灣史學1960年代末期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的介紹與輸入，不僅加強此一意識，並添入新血。1960年代以後，西方史學界的“分析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被引入臺灣，杜維運教授的《史學方法論》就采納了不少這方面的研究，許冠三教授的《史學與史學方法》(1963)也把這些影響表現得十分明顯。[20]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指出，1949年以後的臺灣史學，約略可以1960年代劃分為兩個時期，1960年代以前為大陸史料學派延續時期，1960年代以後，史料學派的地位開始動搖，進入解釋史學時代。[21]黃俊傑教授在《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1971年至1981年)》中，曾就刊載有關史學方法論最多的兩份雜誌——《食貨》月刊和《思與言》雜志，做了統計與分析。[22]黃俊傑教授認為1970～1980年代是臺灣地區注重史學方法論的年代，其中量化史學、心理史學、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結合，[23]對史學研究有重大的影響。從學者們的論述，略可瞭解1960～1970年代，是臺灣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年代。
搜錄於本書第二卷“方法與方法論”的九篇論文，各自代表了臺灣史學界在不同時期對方法與方法論的提倡。
1979年杜維運教授的《史學方法論》初版問世後，臺灣地區的大學歷史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歷久不衰，可以說是臺灣地區有關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長青樹。搜錄於本書的《史學方法論‧緒論》中，杜維運教授提出冶中西史學於一爐的呼籲，認為中西史學分途發展兩千餘年，其史學方法有絕相殊異者，有遙相吻合者。其相吻合者適足互相發明，其相殊異者則能彼此切磋。杜維運教授認為，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兼容並蓄的胸襟，綜合兩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史學的中心工作。杜維運教授亦提出科學與藝術方法的相輔相成，個人與集體的交互為用，以寫出真善美的人類歷史。
劉子健教授的《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一文，對1980年代以來風行於史學界的年鑑學派、量化史學和心理史學有所批評。有關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劉子健教授認為方法在先、問題在後的研究方式並非正道，應該是問題先於方法。在此文中，劉子健教授提出中層題目的觀點，認為小題大作或大題小作均有其盲點，而在做中層題目時，容易有小題目的副產品，累積起來亦可看出大方向。劉子健教授在文中仿照《三字經》的方式，擬訂九種史學技術：(一)設分類，(二)鑽小縫，(三)顧大勢，(四)抓要點，(五)搶一角，(六)找邊傍，(七)出冷門，(八)碰運氣，(九)求概念。此外，劉子健教授在文中提出幾項呼籲：(一)不要只做窄題目，亦可以做寬的題目；(二)鼓勵合作研究，加強同行切磋；(三)提高學術論著的品質，采取現代式的寫法，面向大眾，走向社會。
李弘祺教授的《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說明中西思想史研究的各個面向，並藉此提出研究思想史的可能方向。李弘祺教授在文中對傳統哲學史與思想史方法提出檢討，認為在傳統哲學史內在於思想的方法之外，可由思想與歷史事件的交互影響，探討兩者間的關係。故歷史法思想史的重點，應關注思想對歷史事件所能形成的動態關係，而非哲學史或傳統思想史過度偏向研究獨立於歷史文化的精神業績。李弘祺教授指出，決定歷史事件的因素，不可忽視人在意識上的反應及其意向性，因而提出個人的與事件的思想史研究。此外，李弘祺教授極強調通史精神的掌握，認為通盤思想史取材的選擇，必須藉由通史方法的瞭解著手；因為史學工作者對於自己所遇到的境遇差異，對時代與後人形成的影響，會有不同的取捨，故須藉由通史研究來從事思想史的探討。
張玉法教授的《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介紹自十八世紀以來心理史學的發展，從維可(Viambattista Vico，1668～1774)、赫德(J．G．Von Herder，1744～1803)、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Anna Freud，Erik H．Erikson，Heinz Hartmann，Harold D．Lasswell到Hean-Paul Sartre等人的心理史學方法與著作。此文對心理史學的研究成果，包括心理分析的個人傳記和集體心理史學的研究著作，均加以爬梳，對心理史學的發展與著作成果，做了整體鳥瞰式的整理。張玉法教授認為，就已有的理論和研究成果來看，心理史學已確然成立，史學工作者宜多留心相關研究的發展，以開拓史學研究的更多面向。
古偉瀛教授的《歷史量化的反思》，說明在臺灣從事史學量化研究的困難與限制有二：(一)史學工作者的量化訓練不足，量化統計技術全靠自行摸索；(二)史料搜求耗去史學工作者的主要時間，不可能有餘力對量化技術做持續性的深入探討。但隨著個人電腦的進步與普及，歷史量化的未來展望可朝下列三個方向努力：(一)史料搜集；(二)史料批判；(三)分析史料。古偉瀛教授認為歷史量化至少給史學工作者一種新的向度(dimension)與可能的選擇(alternative)，讓史學工作者在從事研究時，隨時思考有無可以量化的地方，將可使史料搜集更為敏銳，在分析上更為細密，論證更為扎實。而未來的史學著作應質(qualitative)量(quantitative)兼備，既有個案分析，亦有量化統計結果，敘述(narrative)與分析(analysis)並重。因此，敘述史學和量化歷史應朝互相補充、合則雙美的方向努力。
蔡彥仁教授《中國宗教研究——定義、範疇與方法學芻議》，借用外國學者研究宗教的傳統，檢視中國宗教研究未受重視的原因，呼籲今日應重新審視宗教研究，以建立一獨立的宗教學科。文中對普遍宗教性的確認、取材對象與研究方法，亦多所著墨。蔡彥仁教授建議用“主題類型”為運作假設，以掌握與釐清中國宗教現象；同時亦反思這些得自中國以外的宗教研究傳統，是否適用於中國宗教研究尚待驗證。但蔡彥仁教授認為這類理論與方法學的提出，應有助於吾人重新檢視傳統學者對宗教研究的看法；並且認為中國歷史蘊含豐富的宗教素材，亟待吾人的整理、爬梳與解釋。
劉翠溶教授的《近二十幾年來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兼論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對歷史人口學(Historical demography)和人口史(Demographic History)的分野有所說明：人口史係指以過去人口之消長為指標來解釋相關的歷史現象，歷史人口學則是運用現代人口學方法來研究歷史人口。劉翠溶教授在文中介紹了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歷史人口學發展，並揭示可運用其方法於中國歷史人口學的研究。而家譜、族譜、正史、地方志、傳記與碑銘文字，均為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的可用材料。劉翠溶教授認為未來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有待歷史學家、人口學家、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共同努力，並需要電腦專家的協助。
彭明輝教授的《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藉用複音音樂與文學的眾聲喧嘩理論，分析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說明五四時期所引介的各種西方思想、主義、方法與方法論，並非有系統、有組織、有秩序的狀態，局部的、零散的各類學說同時出現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學術界。這是為何五四時期出現的各種論題，在後五四時代繼續燃燒的重要因素。臺灣歷史學界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即由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一路發展下來。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大陸史學界，1949年以後大陸史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進行的各種運動，從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以論帶代史”，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發出“史學危機”的呼聲，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可謂歷久不衰，甚至每當面臨新思潮或新運動出現時，方法與方法論就重新下鍋，再度熱炒。而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的幽靈，八十年來不斷地在臺灣與大陸史學界重現，乃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影響最深遠者。
黃俊傑教授在《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將臺灣歷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論的觀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50～1970，第二階段為1970～1980。黃俊傑教授認為第一階段主要是繼承近代中國的史料學派，第二階段則是社會科學(特別是歐美以實證主義為中心的行為科學)對臺灣史學的影響。黃俊傑教授在文中亦提及部分學者(如錢穆、杜維運、余英時、汪榮祖、王爾敏教授等)對傳統史學思想中有關“史識”的強調，說明歷史學工作者無法避免“意義”的問題及其先導性。
搜錄於本書第二卷“方法與方法論”的九篇論文，略可說明臺灣史學強調方法的優先性，不論1960～1970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的嘗試，還是1990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均代表臺灣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方興未艾，亦顯現臺灣史學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
四、歷史解釋
相較於對方法與方法論的熱中，臺灣史學的歷史解釋似乎較為沈寂，這一方面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受現代學術強調窄而深的研究方式所致；搜錄於本書第三卷《歷史解釋》的六篇論文，其中有三篇係由演講稿改寫而成，[24]略可說明對歷史提出整體解釋，並非臺灣史學的一般研究模式。
沈剛伯教授的《史學與世變》原係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演講，其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25]沈剛伯教授於文中指出，史學與時代有密切關聯，史學產生後，物質環境仍是日新月異，史學也就跟著不斷地變。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時代安定不太變動，史學反而比較沉寂。主要是因為人們大都抱著鑒往知來的目的去讀歷史，一逢世變，便想從歷史中探尋世變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滿意於現有的史書，而要求重新寫過。於是每一個時代必然出現根據其時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書。而變動時代的種種觀念就形成了新史書的重點。沈剛伯教授認為，用新的材料，配合新的重心和觀念，用新的方法編成的史書，一定有新的體裁；而用這些新材料、新觀念、新方法、新體例所構成的新史學，往往因時代的進步而又成為不合時宜的舊史學，須得再變。沈剛伯教授在《史學與世變》中認為，史學工作者宜對時代、社會有所關懷，因而呼籲世變與史學的關聯性。
李濟教授的《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說明重建中國上古史必須將考古資料與文獻合而觀之，缺一而不可。李濟教授指出，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材料包括：(一)與人類原始相關的資料；(二)與研究東亞地形相關的科學資料；(三)人類的文化遺跡；(四)體質人類學；(五)狹義的考古資料，即過去古器物學家一般所承認的考古資料；(六)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七)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而研究中國上古史首先要問的兩個問題是：(一)構成中國民族的人種問題，(二)中國文化的開始。李濟教授呼籲研究中國上古史應充分重視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但亦須注意科學研究的成果並非相等。而在寫作上古史時必須一面運用科學考古的成果，另一面仍須運用豐富的文學想像，來填補科學研究成果之外的空白部分。
逯耀東教授的《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指出，兩漢時代史學翼附於經學之下，不是獨立的科目。因此劉歆《七略》沒有史部這個門類，班固以《七略》為藍圖編撰《漢書‧藝文志》，將史部書籍驥附於《六藝略》的春秋家，有些則雜人子部諸家。逯耀東教授認為，《漢書‧藝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學著作篇帙的多寡無關，而是因為當時史的獨立概念還沒有形成，經史沒有分立，史學只是依附於經學下的一個旁枝而己。直到《隋書•經籍志》才將史部標出，成為一個獨立的科目。而《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乃建築於魏晉史學發展的基礎上。
傅樂成教授的《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討論的非止於唐代和宋代，並往上追溯到魏晉南北朝，說明魏晉南北朝在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三方面，對唐代文化造成直接的影響。傅樂成教授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與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後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只是始開風氣，在當時並沒有多大作用。北宋時各派思想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形成民族文化的理學產生，其文化精神與動態亦轉趨單純和收斂。南宋時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各項學術都不脫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達停滯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最顯著的現象，也是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最大的差異。
陶晉生教授的《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是一篇以鉅視眼光探討邊疆民族與中國歷史關係的論文，包括邊疆民族入主中國的頻繁及其原因、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的三種模式、邊疆民族對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對於西歐和中國不同的影響等論題。陶晉生教授歸納了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的三種模式：(一)維持和平關係，以南方邊疆民族為代表；(二)滲透王朝，以五胡亂華時期的華北野蠻王朝為代表；(三)征服王朝，以遼金元清為代表。而邊疆民族對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表現在物產、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陶晉生教授的論述，主要乃整理中外學者的研究，具有整體性和通論性的意義。
汪榮祖教授的《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是其專書《史學九章》中的一篇；[26]文中將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做了貼切中肯的論述。此文環繞於三個主題進行論辯：(一)對褒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二)對史官制度的認識與誤解；(三)對中國傳統史書的認識與誤解。汪榮祖教授指出，中國傳統史學以現代眼光觀之固有不少缺點，西方史家正是以現代西方史學的標準來批判中國舊史學，加上對中國傳統史學認識的淺顯，很容易做出未經細究的綜述和結論。西方史家認為中國史學受到儒教的深切影響，將重點放到褒貶上，史學乃淪為道德工具；而歷代中央政權雇用史官，為政治目的服務，又淪為政治工具，以至於沒有獨立的史學意識，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滯在編排與剪貼的層次。汪榮祖教授此文即針對西方史家的片面認知提出商榷，同時亦指出現代中國史家似未稱職，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不夠深入與全面，此為現代中國史家未來應努力的方向。
搜錄於本書第三卷《歷史解釋》的六篇論文，大抵呈現臺灣史學對歷史解釋的關注。這部分的論文，以較宏觀的角度對中國史進行解釋，但除少數篇章為窄而深的研究，大部分均屬綜合整理式論文，相較而言，並非臺灣史學研究的重心。
五、小 結
搜錄於本書的二十一篇論文，略可呈現臺灣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關注：第一卷部分“反思與前瞻”的六篇論文，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第二卷部分“方法與方法論”的九篇論文，略可說明臺灣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第三卷部分《歷史解釋》的六篇論文，大抵呈現臺灣史學對歷史解釋的關注。當我們省視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有關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相關論著，可以明顯看出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顯然高於歷史解釋，呈現了臺灣史學向窄而深的現代學術研究靠攏之取向，因而有愈來愈多的史學工作者，以深入專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加上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結合，使臺灣史學有愈來愈專業化的趨勢，這種研究取向一直到1990年代方始改變。世紀交替之際，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開始提倡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研究，試圖在窄而深的專題研究之外，走出新的史學之路。
回顧、反思與前瞻，臺灣史學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範域，呈現出畸輕畸重的面貌，未來的發展猶自在時間之流裏繼續前行。
注解
[1] 如黃俊傑、李東華、林正珍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臺北，1983．04)，頁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漢學研究通訊》2．3(臺北，1983．07)，頁135～145；黃俊傑《戰後臺灣闆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收入黃俊傑《戰後臺灣的教育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頁29．99；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臺北，1984．10)，頁36～43；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漢學研究通訊》20．4(臺北，2001．11)，頁6～17。
[2] 如杜正勝、林滿紅、宋晞、王晴佳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臺北，1995．09)，頁79～85；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69～176；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圃史館館刊》復刊21(臺北，1996．12)，頁1～26；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年》，《臺灣大學歷史學報》24(臺北，1999．12)，頁329～374。
[3]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37～38。
[4] 李東華《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史學評論》8(臺北，1984．07)，頁121～149。
[5] 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頁80；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認為“臺灣史的研究始終有良好的發展”，與杜正勝教授的說法略異。參見：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40。
[6]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收入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3～21。
[7]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之路》，頁17～21。有關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林滿紅教授亦有深刻的觀察，參閱林滿紅《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頁177～202。
[8] 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頁144～168。
[9] 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國史館館刊》復刊21，頁1～26。
[10] 劉翠溶《臺灣史部分引言》，《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頁20—22。
[11]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36～43。
[12] 李東華《二十年來臺灣中國史研究趨勢之我見》，《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頁22～24。
[13]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
[14] 王睛佳《臺灣史學百十年：傳承、方法、趨向》，xiv—xvii。
[15]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51～206；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臺北，2002．05)，頁335～364；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2＝82(臺北,2002．05)，頁1～16。
[16]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報的量化分析(1945～2000)》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1(臺北，2004．05)．頁193～234。
[17]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此文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收入：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頁1～29；此處所引在頁2、4、27。
[18]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頁21～42；所引在頁25。
[19] 郭穎頤(D．W．Y．Kwok)，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林毓生(Lin 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pp．91～92．
[20]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頁25。
[21]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1，頁36～42。李柬華教授進一步說明以1960年代為分期的原因有三：(1)從史學理論及方法論而言，1963年2月15日創刊的《思與言》是對史料學派最早提出批評的刊物；(2)就史學研究工作者而言，1960年代是內地來臺老一輩教授逐漸退隱、雕謝的時代，也是第二代學者大量嵋起的時代；(3)就歷史研究與教學而言，1960年代是歷史研究、教學單位數量上大量增加的時代(頁40)。
[22] 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頁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2．3，頁135～145。
[23] 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頁70～73。
[24] 包括：沈剛伯《史學與世變》，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均係由演講稿改寫而成。
[25]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1(臺北，1967．10)，頁509～517。
[26] 汪榮祖《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35～161。
《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 康樂 彭明輝 主編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4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1／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目 錄
出版說明……………………………………………………………(1)
總序…………………………………………………………邢義田(1)
導言…………………………………………………………彭明輝(1)
(一)反思與前瞻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
——《史學評論》代發刊辭…………………………余英時(1)
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
…………………………………………………………黃進興(20)
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陳弱水(44)
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
…………………………………………………………林正珍(54)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王汎森(76)
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王明珂(87)
(二)方法與方法論
史學方法論•緒論…………………………………………杜維運(107)
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劉子健(120)
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李弘祺(134)
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張玉法(162)
歷史量化的反思……………………………………………古偉瀛(194)
中國宗教研究——定義、範疇與方法學芻議……………蔡彥仁(204)
近二十幾年來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
——兼論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劉翠溶(215)
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彭明輝(230)
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黃俊傑(273)
(三)歷史解釋
史學與世變…………………………………………………沈剛伯(317)
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李 濟(326)
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逯耀東(340)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傅樂成(354)
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陶晉生(386)
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汪榮祖(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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