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今年出版的《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為五十年來臺灣學者在中國史領域的代表性著述的彙編，共13卷：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上、下卷）。中研院史語所黃寬重教授、邢義田教授、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鄧小南教授擔任總主編，每一專題均由在該領域有深厚造詣的臺灣學者擔任主編。每冊書前有邢義田教授所作的序和分冊主編導言，綜論臺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這套書基本上能代表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的主脈，更重要的是反應了當前臺灣史學的方向。9月17日，北大中古史中心召開了該論叢的座談會，有二十餘位學者參加，大家對叢書提出了很多意見，部分內容發表在《中國圖書商報•閱讀周刊》（2005年9月30日）。

《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蒙曼）

本卷由康樂和彭明輝主編，收錄論文21篇，分為三個部分。其中，“反思與前瞻”部分整體回顧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發展的面貌。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討論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對於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則強調中國史學應該創造適合自己的研究途徑。陳弱水《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認為，臺灣仍然應該把中國史的研究放在重要地位，而最有潛力的方向在於“現象解釋”。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對臺灣史學過度現代化、科學化的現象提出了批評。王泛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探討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取徑，王明珂《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則探討民族概念的主客觀界定問題。

“方法與方法論”部分是本卷重點。彭明輝《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分析了五四時期傳入的各種西方思想與方法論不斷重現的歷史根源。杜維運《史學方法論‧緒論》提出融中西史學方法於一爐的主張。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提出做中層題目的觀點與九種史學技術。李弘祺《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蔡彥仁《中國宗教研究》分別分析了思想史與宗教史的研究方法與意義；張玉法《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古偉瀛《歷史量化的反思》和劉翠溶《近二十幾年來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則分別介紹西方心理史學、人口史學與量化史學的研究方法與存在問題。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指出，臺灣史學方法論的發展以1970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繼承近代史料學派，第二階段則受歐美社會科學的影響。

“歷史解釋”並非臺灣史學研究的重心。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指出上古史研究中考古材料與文獻相結合的問題。逯耀東《經史分途與史學批評的萌芽》分析了中國古代史學獨立的過程。沈剛伯《史學與世變》分析了史學與時代密切關聯的學科特點。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從文化精神的角度分析了唐宋文化的不同特點。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探討邊疆民族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汪榮祖《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批判了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誤解。

總之，本卷基本可以反映出臺灣史學界對於方法論的特別關注。臺灣史學一向以窄而深的專題研究見長；但是近年來，關照宏觀解釋的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研究也在逐步推進之中。



《制度與國家》（北京大學歷史系 葉煒）

本卷由黃清連主編，共收論文10篇，發表時間為1948至1997年，20世紀80年代前、後各5篇。從文章的內容看，主要集中在政治、法律和軍事制度三個方面，分別各有5篇、2篇、3篇。從作者的年齡看，本分冊作者的平均年齡無疑是論叢所有分冊中最高的，每篇論文可以說都是作者的代表作，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對“制度與國家”的研究是五十年來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中學術積澱最深領域之一。

關於政治制度的論文占全部10篇文章的一半，誠如本冊主編黃清連先生所言，不論從中國史學傳統，還是從20世紀史學研究的重心來看，政治制度研究這個領域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5篇論文中4篇研究漢唐中央官制，廖伯源《秦漢朝廷之論議制度》深入分析秦漢帝國的政治決策過程和君主及各階層決策官員的角色、權力，這是理解秦漢帝國的政治體系的重要方面。勞榦《論漢代的內朝和外朝》從分析漢武帝時形成的協助皇帝決策的中朝官群體入手，揭示了內朝、外朝的區別及其矛盾。此後學界很多對君權、相權、政府組織的研究都深受這篇文章的影響。嚴耕望《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借鑒現代政治學中政務官、事務官劃分的概念，對於唐代政府內部組織進行細密的分析，厘清了唐代尚書省與九寺諸監在行政系統中的地位和關係。黃清連《唐代的文官考課制度》對於唐代文官的考課制度及其實際運作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推進了對官員管理制度的研究，深化了對官僚制的認識。姚從吾《說遼朝契丹人的世選制度》詳盡分析世選制度在契丹政治權力運作過程中的各個重要層面，揭示出其與傳統中原國家的權力結構之差異。法律制度有兩篇論文，邢義田《秦漢的律令學》深入探討了秦漢律令學的興起及其沒落，揭示了學術、教育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戴炎輝《論唐律上身份與罪刑之關係》是作者長期研究唐律的一篇代表作，也是一篇法學與史學研究相結合的範例。軍事制度是傳統制度史研究中相對薄弱的方面，也是近年來制度史研究中的熱點之一。蕭啓慶《元代宿衛制度》全面探討元代宿衛制度在整個元代政治結構中的功能和地位，揭示了元代政治社會不同於傳統漢族國家的重要特徵。黃寬重《福建左翼軍》、于志嘉《明代江西衛所軍役的演變》均發表於1997年，是本分冊所選論文中發表最晚的兩篇，反映了目前制度史研究中重視地方制度及地區差異、重視個案剖析、重視制度與國家社會之關係的研究取向和研究特色。



《政治與權力》（北京大學歷史系 葉煒）

本卷由王健文主編，共收論文13篇，發表時間為1952至2002年，其中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表的占10篇，可見本冊主要反映最近20年來臺灣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若以斷代看，先秦2篇、秦漢4篇、魏晉南北朝3篇、隋唐2篇、宋元1篇、明清1篇，研究隋唐以前的論文占本分冊的絕大多數。

在導論中，主編王健文先生指出，鑒於政治史傳統課題局限於以政治人物、集團、事件、制度等為研究對象，所以本分冊的選編的角度和傳統政治史的範疇略有差異。本分冊以“政治權力”概念為中心，精選從各種不同角度探討與“政治權力”相關聯課題的論著，《政治與權力》分冊嘗試提出一種新的“政治史”認知。在這樣的選編考慮下，呈現在讀者面前的13篇論文研究對象各不相同，研究角度各異，但無一例外都是關注著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這反映了臺灣史學界近年來政治史的研究取向。在研究視角上，本分冊論文中有從權力的社會基礎或政權與社會的互動著眼的；有從制度層面探究的；有從空間形式的重組與地緣政治論述的；有從思想意識、儒學信仰或天文占星角度窺探其與權力之關聯的；有從政權的支柱或統治手段（如軍權）思考的；有從神權信仰與政治秩序的關聯立論的；也有從家與國、父權與皇權的糾結來切入的。從研究課題看，張光直《中國考古學上的聚落形態》從人類學“聚落形態”研究的理論出發，對青銅時代的城邑關係提出了極具啓發性的理論。傅樂成的《荊州與六朝政局》則由地緣政治的角度，討論荊州在六朝時代的特殊戰略地位。杜正勝《“編戶齊民”論的剖析》、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探討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王健文《學術與政治之間：試論秦皇漢武思想政策的歷史意義》、張榮芳《牛李黨爭中史官與史學的論爭》、張嘉鳳、黃一農《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等四篇論文關注的是在不同時代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從一個特殊的個案，探究了皇權與父權之間的關係。林麗月《“擊內”抑或“調和”？》從晚明東林士人與內廷宦官之間的衝突，為我們展示了政治鬥爭中士大夫與宦官之間複雜的關係。



《思想與學術》（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史睿）

本卷由陳弱水和王汎森主編，採取類似通史的結構，涵括了戰國以下中國思想史的全部，每個斷代都有文章選入，儘管這些文章貫串起來並不能構成完整的思想史論述，但是每篇文章都有代表性。

黃俊傑《孟子後學對身心關係的看法》是臺灣學者研究出土簡帛佚籍的重要成果，此文結合傳世典籍討論孟子後學的身心觀，從孟子兼顧內聖外王到孟子後學專注“心”的內斂和反思，這與秦漢之際儒學朝向宇宙論和本體論發展的思潮一致。戴君仁《董仲舒不說五行考》從《春秋繁露》的辨偽入手，依據可靠史料，指出董生只說陰陽，不說五行。林麗真《論魏晉的孝道觀念及其與政治、哲學、宗教的關係》抓住了魏晉時期最為重要的核心觀念，揭示當時所討論的“仁孝先後論”、“忠孝可否兩全論”、“生孝死孝論”、“孝道本於自然論”、“沙門孝道論”五大課題，分析魏晉時期士人所面臨的倫理難題與其解決之道和智慧，個案分析非常精到。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討論了“古文運動”這一名稱的合理性，指出唐代古文家多是北方經學傳統深厚的士人，主張“文以載道”，大多崇信佛教，惟韓愈特立獨行，極力排佛。韓愈的道統說源於孟子，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貢獻極大。陳弱水《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從柳宗元這位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入手，分析了當時儒士對於儒家義理的基本看法，描述了中古時代的一般思想狀態，指出中唐的儒家復興只是舊儒學的複振而非開新。陳芳明《宋代正統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內容》對此抱同情態度，發掘宋代正統論的思想史意義。張元《馬端臨對胡寅史論的看法》分析了宋代經學家和史學家的不同史學觀念。從祀孔子是學術界追認先儒的一種重要方式，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研究了著作流傳對於學說發展和價值追認的意義。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突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二分法的框架，抓住了儒學義利之辨的變化和士商轉化的內外因素，勾勒了明清時代思想大勢。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研究王陽明心學影響下士人的道德意識以及表現方式。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指出，宋代以降“道統觀”逐漸形成，賦予士人與代表政統的朝廷相抗衡的擔當，但康熙帝時的“治教合一”使士人失去了批判政治權威的理論立足點，是中國思想史的重大轉折點。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據學》討論清代考據學的兩大特點，即徵實精神和客觀的研究方法。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看到近代中國文化取向危機、價值取向危機和精神取向危機下知識群體和傳播媒體的轉變和特殊心理結構。林毓生《魯迅思想的特質及其政治觀的困境》從魯迅的個案分析近代中國知識群體的悲劇。



《社會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孟憲實）

本卷由邢義田、林麗真主編，包含了臺灣最少四代的學者，其傳承和轉變可以多少反映出中國社會史研究在臺灣的部分動向：

轉向基層社會和城市的研究。巫仁恕《明清城市“民變”的集體行動模式及其影響》和劉石吉的《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幫墨匠罷工風潮》可為代表。前文歸納了明清集體行動的主要模式，且將群眾的集體行動在現代的轉趨激烈與辛亥革命的成功聯繫起來，具有一定創見。後文則強調了中國近代的工運中，城市手藝工人與傳統農業社會的共生關係的重要性。

打破了社會史﹑制度史和思想觀念史研究的界限。如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林麗月《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和陳國棟的《哭廟與焚儒服》。徐泓論文利用江、浙地方志“風俗”項目的記載，探討商品經濟衝擊下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林麗月則透過“南北卷”制度和鄉試解額的變化，探討配額制度在明代科舉區域競爭上的作用及其社會意義。陳國棟論文認為鄭成功哭廟與焚儒服確為歷史事實，它們是明末清初流行於生員間的一種社會性的動作。

對家庭﹑家族和士族的關注。劉增貴《漢魏士人同鄉關係考論》、黃寬重《割據勢力、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可為代表。他們關心的共通處毫無疑問在於家庭、家族、士族與政治之間，而後兩文尤其展現了這方面研究上不同的思考和觀察角度。

社會組成對社會變遷的影響。魏晉以下到元明，北亞民族的進入和王朝的建立，帶給了中國社會巨大的衝擊。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康樂《孝道與北魏政治》、傅樂成《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和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可以說從多重角度，深入分析了這不可或缺的一環。

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以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社會變遷，而研究對象相近、在方法和角度上卻不相同者是陳槃《春秋列國風俗考論別錄》及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兩文。此外，杜正勝《從村落到國家》剖析了中國文化從萌芽到粲然大備，城市國家出現的一段歷程，體現了將文獻與出土材料相結合的努力。

總之，本專題所涉及的問題，雖然各有大小輕重，但在研究方法上和資料擴充上則具有創新之功。其中若干研究主題的開拓，不僅理清了過去學術界習焉不察的問題，也擴大了傳統社會史的視野，為近世中國的社會變遷呈現出更為豐富的樣貌。



《經濟脈動》（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劉後濱）

本卷由陳國棟、羅彤華主編，選錄了16篇論文。陳良佐《從春秋到兩漢我國古代的氣候變遷》，是將氣候變遷與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問題結合起來，為理解當時社會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許倬雲《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重在描述人口增長給農業帶來的壓力和動力以及農業與市場的關係。劉淑芬《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提出在漢末移民潮到來之前浙東部分地區業已開發。嚴耕望《天寶荔枝道》是考證唐代交通路綫和驛遞制度的名篇，也可理解為經濟地理的文章。趙岡《唐代西州的布價》，是一篇很有經濟史眼光的短文，為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羅彤華《唐代和糴問題試論》，把和糴與財政結合起來，關注和糴的具體運作，其立意在政府與民眾間相對平等的經濟交換而非強制的徵斂。梁庚堯《南宋的社倉》，鈎沉以理學大師朱熹為首的士大夫在南宋時期普遍創設社倉的事實，分析鄉村社會的穩定機制。王德毅《李椿年與南宋土地經界》對南宋初年李椿年倡行土地經界的始末、具體辦法與實施過程進行了考述。趙雅書《宋代以絲織品作為賦稅的收入與支出情形》關注官方支出的絲織品及其主要用途。蕭啓慶《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綜合分析了中國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互動關係，對各種說法進行了系統的清理和評價。“見解精闢，是入行必讀之佳作”。林麗月《〈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具有重要的文獻考辨價值，為豐富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的認識提供了新的視角。徐泓《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演變》，對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化及其背景進行了全景式的敘述和分析。張彬村《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分析了明末的中外交通狀況、海外貿易對沿海地方社會生活的影響以及中國傳統社會觀念因應時代變遷而發生的變化等方面的重大問題。劉翠溶《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概括性很強，在利用方志資料和數據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陳國棟《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利用了許多中外檔案資料，包括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清朝的宮廷檔案以及美國所藏的一些商業書信與帳冊。其關於清朝政府和地方官強制行商不得退出及大多數行商注定要破產的結論，很有說服力。王業鍵、陳仁義和周昭宏合作撰寫的《十八世紀東南沿海米價市場的整合性分析》，運用統計學方法研究十八世紀東南沿海的糧價問題，基本是數理統計和量化分析的一套表述。



《城市與鄉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後濱）

本卷由梁庚堯、劉淑芬主編，選錄了14篇論文。許倬雲《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指出，到戰國時代，中國的都市發展取得了世界上其它同時期的文明罕有比倫的水平，那時的都邑已經具有了多種功能的都市性格。邢義田《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裏居》對於理解秦漢基層社會組織甚至整個社會形態演進的複雜性，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劉淑芬《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分析佛教社會救濟組織“義”的發展及其所從事救濟事業的內容，落實到佛教對中古社會的影響。羅彤華《唐代的伍保制》論述唐代最基層的社會組織——伍保的組織、功能與演變情形。梁庚堯《南宋官戶與士人的城居》，重點探討南宋時期城市的性質，指出當時的城市是以行政中心兼具工商、文化、娛樂等功能，除了商人之外，官戶與士人也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黃繁光《南宋中晚期的役法實況》，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案例，重點探討南宋中晚期鄉都職役的主要特質、鄉都役人的角色與形象以及鄉都役法實際運作的情形。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重點探討關於疫病救濟的醫療體系，其落脚點是瘟疫與帝國的崩潰。其他文章還有張彬村《十六七世紀中國的一個地權問題：福建省漳州府的一田三主制》，是對中國歷史上多重地權問題的具體考察；劉翠溶《明清時期長江下游地區都市化之發展與人口特徵》通過數量變化分析城居人口的各方面特徵；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利用地方志資料統計分析江西的墟市與市鎮，並集中論述了其中的四個大鎮；巫仁恕《明末清初城市手工業工人的集體抗議行動》以蘇州為中心分析其時城市手工業工人集體抗議行動的原因及政府在處理此種問題中的角色；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重點考察政府官員處理商人經商衝突事件的方式；陳慈玉《十九世紀後半江南農村的蠶絲業》探討其時江蘇各地所推展的種桑養蠶運動及鄉紳階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王爾敏《外國勢力影響下之上海開關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1842～1942）》探討上海形成為港埠都市之歷程及其所代表的國際意義。

本卷論文發表時間從1970年代到2004年，論文涉及的時間範圍則基本涵蓋了自春秋戰國至近代時期，內容包括中國古代社會有關城市發展、鄉村社會組織、鄉村秩序、人口以及經濟生活的一些重大問題，其中許多問題，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至關重要，但在一般的通史和斷代通史的教材和教學中又極少涉及。因此，本分冊的學術意義及對於目前教學科研的參考價值非常明顯。



《家族與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孟憲實）

本卷由黃寬重﹑劉增貴主編，收錄論文11篇。縱觀全書，臺灣的中國家族史研究可以1980年為界，分前後兩個時期，其研究趨勢有如下幾方面值得注意：研究範圍由全體家族走向個別家族，從結構﹑功能的研究走向家族發展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科際整合；從官閥士族到家族傳統與社會活動，從中古家族史到近世家族史。簡述如下：

首先，關於傳統家族的定義與形態問題。本書所收杜正勝的《傳統家族試論》對中國傳統家族形態作了清理與分類，將中國家庭結構大體分為“漢型家庭”﹑“唐型家庭”及“漢型與唐型的折中”三種形態。為傳統形態提供了有用的思考架構。

其次，古代家族發展的延續性問題。邢義田的《從戰國至西漢的旅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對古代家族發展的延續性作了進一步的討論，有助於讀者對先秦至漢社會發展的深層理解。劉增貴的《漢代的益州士族》，以區域研究的方式，討論漢代益州士族的發展及其特質。毛漢光的《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琅玡王氏》，以計量方法研究中古士族分析了王氏興衰的諸多因素。逯耀東的《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顯示了北方士族拓跋氏“士族化”的過程，為周邊民族在中原的家族變遷提供了具體的例證。劉淑芬的《北魏時期的河東蜀薛》，討論了北魏時期河東非漢族的蜀薛一族，成功轉化為全國性士族的原因及過程，並談到了宗教資源與地方宗族的關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再次，宋代家族專論。宋代不僅是中國歷史上轉型的時代，在家族發展上也有很大的變化。柳立言的《從趙鼎〈家訓筆錄〉看南宋浙東的一個士大夫家族》以趙鼎所撰《家訓筆錄》為基礎，討論了宋代家族發展中面臨的家產管理問題。黃寬重先生的《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則研究四明樓氏家族的發展過程，而梁庚堯的《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以四明家族間合作推動的鄉曲義田為例，探討了宋元士人家族超越家族的界限，推動地方公益活動的演變過程。

第四，明清家族與宗族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臺灣史學界受到了日本學界“地域社會論”的影響，開始側重於宗族組織如何應付與解決發生在所處地域的問題的研究。論文集中所收的兩篇論文，就是以案例討論為主，呈現出不同的焦點。于志嘉的《明清時代軍戶的家族關係》，以族譜資料為主，以個案的方式探討了明清時代衛所軍戶與原籍軍戶之間，血緣及其所涉複雜多樣的權利義務關係，而此一關係變化，常與彼此的經濟狀況或宗族觀念相呼應。賴惠敏的《社會地位與人口成長的關係》，利用兩個不同地位的滿洲族譜，比較權貴之家與平民身份者在婚姻﹑生育﹑死亡現象的差異，並討論了兩個家族在人口動態上的區別。

如果說，《家族與社會》還有不足的話，那就是其中的研究偏重於精英家族，對一般家庭著墨較少，因此無法體現中國家族史研究的共性。另外，在考古及新出土的史料﹑碑刻金石資料的運用上，還有發展的餘地。



《婦女與社會》（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蒙曼）

本卷由李貞德和梁其姿主編。收錄的12篇文章都是1990年以後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臺灣婦女史研究的最新進展。

婚姻與家庭關係長期以來是婦女史研究的重心。陳昭容的論文《周代婦女在祭祀中的地位》分析青銅器銘文中的女性形象，為周代父系家族禮法的實際運作情況提供了有力的說明。劉增貴《漢代婦女的名字》分析這一時段婦女稱謂的變化，指出在周漢之間的社會變遷中，兩性道德和行為的要求也在變化之中。陳弱水《試探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係》探討了唐代已婚婦女與本家的聯繫以及這種聯繫對她們婚後地位的影響。柳立言《淺談宋代婦女的守節與再嫁》著重探討財產在宋代中上層婦女守節問題上的重要性。賴惠敏的《婦女無知？清代內府旗婦的法律地位》探討內府旗婦利用民族出身給予她們的訴訟機制，捍衛自己權利的努力。

傳統內外秩序的建立與突破是本卷的第二個主題。李貞德《漢魏六朝的乳母》一文描繪漢魏六朝的乳母如何憑藉自己的乳育之恩，從奴婢而進身官宦的努力。梁其姿《前近代中國的女性醫療從業者》主要分析宋元明清的女醫如何利用自身技藝和性別特質尋求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二文都屬於醫療史和女性史的交叉研究，對於拓展婦女史的研究空間具有啓發意義。

近年來，從文化史的角度，通過對文本的解讀探討女性生存狀況成為臺灣婦女史研究的又一個熱點問題。劉靜貞《依違於私情與公義之間》通過描述孟姜女故事在歷代文學作品中的演化，探討了“情”與“義”在歷代的詮釋與抉擇。周婉窈《綃山傳奇——賀雙卿研究之研討與展望》回到賀雙卿故事產生的原始文本，展示了當時男性邊緣文人的情趣和社會處境。胡曉真的《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指出清代才女有意識地選擇彈詞文體，從而凸顯自己的女性作家形象。游鑒明的《千山我獨行？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和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都分析了20世紀前半期人們對女性的關注與當時強國強種的意識相互糾葛的現象。

本卷文章明顯反映出臺灣學界與歐美思想界的互動關係。其中，前兩個主題的探討顯然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通過對歷史性材料的分析來確定婦女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定位。第三個主題則受到解構主義的影響，大量運用文學性材料，強調以婦女為主體的文化創造和文本對婦女的再塑造。如何實現兩者之間的溝通，應當成為未來史學進一步發展值得注意的問題。



《生活與文化》（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黃正建）

本卷由蒲慕州主編，題目雖為《生活與文化》，實際主旨則只是“生活史”。這從《導言》中能看得很清楚。在《導言》中，不僅開篇就闡述了“史學研究的新方向：生活史研究”，而且給出了生活史的定義：“生活史的範圍主要包括過去人們的日常生活的物質面和精神面的各種問題”。（《導言》3頁）。編選者就是按照這個標準挑選了本卷的十五篇文章。

這些文章涉及的時代從兩周直到20世紀；涉及的內容包括衣食住行、元宵節慶、做壽文化、“日用類書”、養猪積肥、《日書》、博局、蟋蟀、人體寫生等。有的文章主要是考證名物；有的則洋洋灑灑：從微觀到宏觀，從制度到社會，從地域到階層，從消費到市場，從心態到行為，展示了廣闊的生活畫卷。由於年齡和知識結構的差別，有的作者不涉及“階級及各種不同場合的禮制”，因為它們“與生活之實質無關”（9頁）；有的作者則在對“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看法上有不同表述。

生活史的研究，內地起步並不算晚，但通過這本論文集，我們會發現兩岸學界在研究理路上有明顯區別。從本卷所選15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臺灣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不滿足於單純的名物細節考證，以及對現象的描述，他們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西方理論，“重視生活情景背後的文化心態，設法從這一問題在時間中的發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與變，並且設法與該社會的整體結構取得聯繫”（《導言》5頁）。從文章中我們看到，他們特別關注文本的性質、知識的性質，重視文本或知識的使用者、消費者，把生活史的重點放在了“人”的活動與心態上。這恰是內地學者所缺乏並需要加強的地方。

不過在強調理論以及研究視角的同時，絲毫也不應該降低對細節的考證。因為這是闡發議論的基礎。細節不真，議論越宏大，距離事實就越遠。例如有一篇文章在談到唐宋間食用動物部位的變化時，因為考證不精，以為宋元才有的菜肴其實唐代就有了，導致結論很不可靠。因此，研究生活史，在注意切入角度、重視理論闡發的同時，一定不能忽略對事物本身的考釋。考釋功夫本是歷史研究者的特長，無論是研究“生活史”還是其他什麽“史”都不能不充分發揮這一特長。



《禮俗與宗教》（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雷聞）

本卷由林富士主編，收入論文12篇，其時間跨度從漢到清，基本涵蓋了中國古代史的各個重要時期。從內容來看，既包括了佛教、道教、巫覡信仰，也包括了孔廟祭祀、民間秘密宗教乃至蒙古族的薩滿信仰等，可謂豐富多彩。

值得重視的是林富士撰寫的《導言》，它並不具體介紹本書所收各篇論文的主旨，而在於梳理臺灣五十年來中國宗教史研究的理路，特別是其背景、主要研究課題和角度，對於各領域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則在注釋中加以提示。可以說，這篇導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臺灣學界對於中國宗教史研究的框架性意見，使得我們的進一步考察有了按圖索驥的指南。

中古時期佛教的影響極為重大，因此本書收入了4篇相關論文，即康樂《素食與中國佛教》、顔尚文《後漢三國西晉時代佛教寺院之分布》、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以及黃敏枝的《宋代佛教寺院與地方公益事業》。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對於佛教如何融入中國社會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值得關注。

在民間信仰的領域，蒲慕州《漢代之信仰生活》無疑是一篇力作，對於和自然秩序（如歲時節慶）、生命循環（如結婚、生子、喪葬）、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等相關的民間宗教活動進行了細緻探討，其研究意義其實並不僅限於漢代，因為其中許多信仰觀念也積澱下來並成為相當有力的古老傳統。林富士《中國六朝時期的巫覡與醫療》對於巫覡在醫療市場上的角色及其主要手段進行了分析。胡其德《十二三世紀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則將蒙古族的信仰置於北亞草原的薩滿傳統中，分析其觀念、信仰和崇拜體系，並探討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變與其社會形態轉型的關係，具有很強的啓發性。

黃一農《明末中西文化衝突之析探》將明末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士大夫所面臨的兩難困境作為個案呈現給讀者，雖然天主教禁止納妾和自殺，但王徵則最終選擇娶妾以延續家族香火，絕食以突顯自身忠烈，這是在文化衝突和朝代鼎革的雙重衝擊下的選擇，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本書中有關道教的論文相對較弱，只有丁煌《道教的“沐浴”探究》一篇，而且在我看來，這篇也未必就是丁先生的代表作。另外，本冊雖名為《禮俗與宗教》，但事實上絕大多數文章是關於宗教信仰方面的內容，與禮制有關者惟有黃進興《權力與信仰：孔廟祭祀制度的形成》一篇，這無疑是個遺憾。當然在其他分冊中也收入了相關的論文，如康樂《從西郊到南郊：拓跋魏的國家祭典與孝文帝的禮制改革》一文就收在《政治與權力》分冊中，我們應該一併參看。



《生命與醫療》（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史睿）

本卷由李建民主編，共收論文11篇。生命醫療史是1990年以來臺灣史學界，特別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闢的新領域，與以往醫學史停留在研究著名醫史人物和歷代醫療制度不同，新的生命醫療史採取社會史的取徑，注重討論醫者群體的社會屬性、社會功能、主體意識和群際界定，分析醫患關係；探究醫學知識體系的建立、傳授以及各科的發展歷程；從性別史的角度研究女性在醫事活動中的作用；引入地域文化視角，比較不同地理環境下醫事活動的特徵；追溯身體觀和生命觀的演變及其思想資源；梳理政府的福利和慈濟制度，兼及其社會功能；關注西方文化衝擊下中西醫不同觀念和診療方法的碰撞。本冊主編李建民編選了足够精彩的生命醫療史論文，帶領我們接近這個嶄新的社會史研究領域。

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的新意在於研究醫者的社會功能以及民間醫者與官方醫者之間的社會流動。春秋至兩漢是醫生群體逐漸形成並在醫療活動中開始扮演主導角色的時期，醫學理論的典範也於此形成。魏晉以至唐宋，中國傳統醫學更經歷一連串根本性的轉變，張嘉鳳《“疾病”與“相染”》和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道》是研究這個歷史時期的代表作。張嘉鳳詳細論述傳染病與社會文化的關係。李貞德不僅梳理了漢唐間產科觀念和技術的發展歷程，而且注重女性生育過程中男性醫者和女性助產者的恩怨關係，此文還附錄了從先秦道唐代醫書中滑胎助產、救治難產與產後保健諸方，並關注其中交感巫術的成分。林富士《試論中國早期道教對於醫藥的態度》以宗教和醫療的關係為主題，是當前社會史研究的重點。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和梁其姿《疾病與方士之關係—：元至清間醫界的看法》關注的問題相同，而時序相接。蕭璠詳細論述了南方地理環境與疾病的關係，並從病理學和流行病學的角度分析醫籍的記載。梁其姿不僅分析了方士醫學的價值，而且比較了中西之間環境醫學趨向的差異。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和有信仰的病人》切入角度非常獨特，而又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可以開出一個醫患關係史的新領域。祝平一《身體、靈魂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生理知識》從中西醫論爭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的碰撞也很有新意。李建民《王莽與王慶孫》關於中國古代身體觀的研究非常出色。金中樞《宋代的幾種社會福利制度》和王德毅《宋代的養老與慈幼》兩篇文章取徑不同於20世紀90年代以後興起的社會史研究，更近於制度史研究，當然，制度史的清理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步驟之一。



《美術與考古》（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李梅田）

本卷由顔娟英主編，收入論文14篇。極具代表性，既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學者學術視點的變遷，也代表了不同學術背景下學術思想的差異。

臺灣的美術史與美術考古研究，始終離不開臺灣故宮博物院這一厚重的根基。收入本卷的江兆申《六如居士之書畫與年譜》、傅申《鄧文原？莫是龍！現存日本之問題中國書迹研究之一》，不惟體現了研究者扎實的考證之功，還提出了一套科學可行的書畫真偽鑒定方法，於不經意間將現代考古學通用的類型學方法融入書畫研究之中，以已知推未知，體現了作者敏銳的學術洞察力。

石守謙、李玉瑉、謝明良、邢義田等作為臺灣第二代美術史學界的領軍人物，由於具有美、日的教育背景，其研究也自然帶有西方藝術史的印記，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不再將美術品視為孤立的人和事，而是充分挖掘美術品背後的社會、歷史、風俗乃至思想世界；此外，重視考古新發現的美術作品，努力將藝術史與考古學研究相結合，是這一代學者的共同點。

李玉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是在長期的田野考察基礎上，對佛教藝術與文化進行地域性和階段性考察的典範；謝明良《從階級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在充分消化龐雜的墓葬考古材料的基礎上，條分縷析了六朝墓葬的形制結構、隨葬器物與墓主等級三者的關係，並從區域文化的角度，探討了晉室南遷之後，士大夫葬俗、喪葬禮儀的變遷。邢義田《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則是以山東莒縣發現的漢畫像石為著眼點，重新檢討了漢畫研究中的一些圖像學問題，通過探討畫像榜題、格套、文獻、畫像與時代思想之間的互動關係，使漢畫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較全面地詮釋了宋代器物學繁榮的深層次原因；鄧淑蘋《君子比德》將史前至明清玉器分為四個階段，探討了玉器的社會意義，玉器文化的階段性變遷，從材料和研究方法上，可視為美術史與考古學結合的典範之作；蔡玫芬《官府與官樣》討論宋代官府介入瓷器生產之後，宋代瓷業發生的變化，揭示了宋代瓷業面貌變化的深層次原因。陳葆真《圖畫如歷史：傳閻立本〈十三帝王圖〉研究》，對這副傳世名畫作了深入的剖析與復原研究，不乏新意；顔娟英《北齊禪觀窟的圖像考》，仔細檢討了北齊統治核心地區兩處石窟的形制、造像、刻經等內容，進而探討了北齊佛教的特質，稱得上是一篇石窟寺美術考古的佳作。

王正華、馬孟晶、賴毓芝是臺灣最新一代的美術史學者，均有西方藝術史的教育背景，收入本卷的論文，從不同的角度，分別對宋代院畫、晚明版畫、近代藝術的一些特質作了深入的探討，或代表了臺灣新一代美術史學者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