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去哈佛參加了一個有關東晉的學術研討會（Eastern Jin Workshop）。美國的中國文史研究中，以往相對最為薄弱的領域就是魏晉南北朝一段，不要說多年來從未有過以東晉為中心的學術研討會，就連一般專門有關魏晉南北朝的綜合性會議都少的可憐。所以雖然我和將無同一樣不喜歡開會，但這個會議應該說是有創意的。而且參加的人都很有意思。所以去年接到策劃人的邀請時，立刻表示一定前去捧場。我雖非魏晉南北朝的專家，但因為周，田二先生及其眾多賢弟子的影響，心中一直有“見晉思遷”和“思齊”的感覺。所以如果哈佛的同行將劍橋比做洋建康的話，我大概會把普林斯頓土斷為會稽。好在會稽和普林斯頓在各自所屬國的地圖上位置差不多。
會議的召集人是在哈佛東亞系任教的Michael Puett和田曉菲，尤其以研究六朝文學的田曉菲為主要的策劃人。會議共邀請了十八位學者。哈佛方面的贊助機構主要是費正清研究中心。由於哈佛東亞系是主辦單位，所以東亞系的諸位治傳統中國文史哲的學者除了正在亞洲的包弼德之外都參加了。可以說好漢幾乎全夥在此。參加者中占主體的還是魏晉文學方面的專家。美國目前治中古文學的三個最重要的學者康達維（David Knechtges），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和柯睿 (號慕白，Paul W. Kroll)都在其中。近年來在美國各校教中古文學的學者幾乎全部出自這三人的門下。三人風格不同，但都是一代的名家。參加者中年輕學者更多，而且好幾位都專長於陶淵明的研究，我曾戲稱他們是陶淵明公司 (Tao Yuanming Inc.) 的股東。這主要是田曉菲，Robert Ashmore和田菱（Wendy Schwartz）三位。雖然他們的專著尚未出版，但就對他們的瞭解，我覺得他們的研究是有新意的。這種新意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通過研究中古時期文集流傳的多樣性以及以手抄本（manuscript）為主的流傳方式對文本解讀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來分析和後來印刷文化不同的手抄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的特點。二是通過對像陶淵明這樣的詩人在中古以降被接受以及對陶形象的不斷再創造的歷史來觀察文化趣味的變化。
我周五中午趕到陰冷的劍橋時，天色昏沉，霪雨菲菲。這是容易讓人自閉的天氣。我原以為既然是小型研討會，那麽大概就只有與會的十幾位學者關起門來，圍坐一桌，對各自的文章提意見，做”素心人”式的商量。但到了哈佛燕京樓的會議地點才發現一個大教室裏居然坐得水泄不通。所以會議從一開始氣氛就很熱烈。完全成了一個中型的會議了。會議一天半，一共有五個專題分組，每組三個報告(有一個是兩篇)。共十四篇報告。周五下午有兩個專題。第一個專題發言的分別是Charles Holcombe，Jack Chen 和宇文所安。Charles Holcombe 的專長是兩晉南北朝史，幾年前出版過一本專講東晉社會文化的書叫《在漢帝國的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Han)，該書篇幅不很大，沒有突破性的創見，但優點是作者有意識地向美國學界介紹了不少日本學者的重要觀點。我的印象中該書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注意很少。但此次的報告就很不一樣了，用了不少近些年中國學者的研究。他的報告主要是對東晉的政治歷史做一個概觀式的介紹，也算給在場的此領域外的聽眾提供一個背景。不過在他的文章和口頭報告中，特別提到了田餘慶先生《門閥政治》一書中的觀點。他以此來說明西方長期以來看做是游牧族的”五胡“其實早就和中原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進入中原和西晉內部的政爭是有直接的關聯的。所以必須對胡和華的區別有新的定義。眾所周知，田先生對各外族捲入八王之亂的分析是《門閥政治》一書中最細膩而有說服力的部分之一。但田先生也指出後來的胡漢就進入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對抗的不同階段了。所以我覺得Holcombe對田先生論點的介紹是不完整的。當然他也顯然還沒有讀過《拓跋史探》，《品位與職位》，《漢唐間史學的發展》等著作。不過開始轉而重視中國的兩晉南北朝研究本身就是非常讓我欣慰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Jack Chen 的報告是對《隋書》和《晉書》這兩種唐代官修史書中對東晉文學變遷的敘述和評鑑來看唐初官方的文化政治立場。集中探討的資料是《隋書經籍志》和《晉書文學列傳》。他認為這兩種史書在對待東晉文化上的立場有所不同，並試圖從在不同年代的唐廷立場的變化來解答兩者不同的原因。會上的討論中，我指出他如能注意到這些史書編撰人的不同背景以及北朝隋唐文史逐漸分途的情況則能對這一問題作出更豐富合理的解釋。
第三個報告人是宇文所安。宇文所安對西方唐詩研究的重大影響是眾人皆知的。他近年的工作轉向晚唐五代。剛完成一本專門探討中晚唐文學的書。就他傳來給我閱讀的部分而言，是很有見地的。幾年來和他的密切接觸，使我發現他對西方人文傳統的瞭解很深厚。雖然他專長在文學史，但常能通過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很敏銳地觀察到細微而重要的歷史文化的變化。見識的深度和廣度更超過了他早年成名的那些作品。他對古人如何通過文學來想像和虛構歷史身份和文化地理有獨特的觀察。此種方法在西方對明清文學的研究中被經常採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了他的影響。他這次的報告就是和這一取向有關。通過對中古對吳聲歌這樣的俗曲的出現的分析，宇文所安指出這種所謂俚俗的歌的進入精英文化的視野，是南移的北方大族有需要想像出一種特定的南方文化來和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區別的結果。這是一種缺乏明確歷史特徵的，游離在歷史之外的俗文化。所以他特意用了”殖民王朝“（colonial dynasty）這樣比較顯眼的定義來形容東晉的精英集團為保持自身的優越性而刻意製造身份區別的努力。
第二組專題是東晉的宗教觀，報告人是柏夷（Stephen Bokenkemp），Robert Campany 和 Michael Puett. 柏夷和 Campany 都任教於印地安那大學。他們和其他兩位學者組成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學術團體，著重研究中國中古佛道的文獻和歷史。他們的特點是對文獻和宗教學理論的掌握都很全面。柏夷的研究以道教靈寶文獻為主，對陸修靜等人物也都作過很不錯的研究，是美國目前最主要的道教學家之一。他報告的重點是東晉司馬睿時期對招魂葬的討論。Campany應該說是西方研究六朝志怪最有成績的學者。他最有影響的看法是認為志怪不應該是像以往所說的那樣被當作小說的源頭來研究，而是應看作具有特殊宗教文化意義的一種撰寫方式。志怪中的大部分如果照現代的文學觀念去理解的話會喪失對其中很多宗教觀念的認識。他最近的著作是《神仙傳》的全部英文譯注。除了頗有見地的導言之外，還將各種文獻中有關《神仙傳》的異文都搜羅翻譯。工作很仔細。他周五的報告是探討干寶和葛洪這兩位東晉時期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他反對對這些東晉人物做像“儒家”或“道家”等標籤式的評價，而應將那一時代的種種宗教系統看作像演戲的“戲目”（repertoire)，當時的思想家為達到特殊的目的而從中選出所需來表演。他同時採用宗教史理論家 Jonathan Smith 對宗教分析的兩個概念：utopian 和 locative。這兩個概念和尋常意義上的用法完全不同。Campany 認為干寶和葛洪都屬於locative 類的宗教思想家。locative 指的是強調從個人出發去想像和定義自我所屬的宗教傳統，同時也強調維持秩序的重要性。他指出這兩人不僅生活中關係密切，宗教和學術的旨趣上也非常接近。就旨趣而言，兩人都致力於對禮制的探討，對占卜和鬼神有濃厚的興趣。同時兩人又對一些他們必然瞭解的宗教上的新現象保持緘默，比如天師道和佛教。另外兩人也都對流行中的玄學和清談持強烈的反對態度。干寶和葛洪在文化上的保守立場以往已有學者注意到。但從宗教的層面將兩人合觀則是好方法。以干寶為例，他對占卜的特別重視，Campany 認為就是具有locative傾向的明顯證據。而干寶的《搜神記》，Campany 也認為具有類似的傾向。其依據不在《搜神記》中的故事本身，而在於全書編撰結構上所具有的意旨，也就是每一卷的故事都有一個很特殊的主題。Campany 的任務就是確定所有這些主題並對之做深入的分析，最終將作者所具有的世界觀呈現出來。這是一種結構主義式的分析方法，我們能否贊同他的意見必須以能否同意他對文本的具體分析為基礎。但是這種分析本身能啓發人從無緒中看出有序，對研究六朝的文獻特別有幫助。
Michael Puett 主要的工作是早期諸子思想，他的研究路數受到人類學和研究早期中國思想的名家A.C.Graham影響頗大，主張將早期各種著作中的思想看作是彼此之間的多重對話。學者的任務是鎖定這種對話的角度。他此次的報告是關於葛洪的《抱朴子》中的聖人觀，同時以此來探討葛洪對王充特別重視的原因。在他看來，葛洪和王充都將有所”製作“看作是聖人所具有的共性。
周五會後晚餐期間，柏夷向鄰座的幾位朋友介紹說世界上有名的性學研究機構金賽研究所（Kinsey Institute）其實是印地安納大學的直屬機構。地點就在校區內。他說你們大家不要誤以為這個研究所的專長只是分析男女行房次數與婚姻長短的聯繫，人家還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性的歷史的研究很重視呢。希望各位能努力發展課題，與該所合作。同時該機構收藏了不少有價值的中國歷史文物，還包括一部珍貴的明版《素娥篇》，問我們知不知道，話音未落，臨坐的伊維德（Wilt Idema) 立刻說當然知道，而且還提醒在座諸位該善本的插圖尤其精美，不可錯過。目前是哈佛教授的伊維德，是研究明清戲曲，曾執萊頓漢學系牛耳的名家。他進一步說明，這部素娥傳可以用來證成他的理論，那就是明代萬曆天啓年間真是個快樂的時代，從對性愛作如此露骨地表現就可以看出來，而等到了崇楨時那些道德家一出來就全完了。我相信這一定是真能繼承高羅佩學風的人才能有的見識。我一向佩服他的聰明和歐洲人所有的冷隽，這次依然沒讓我失望。
星期六早晨的第一個主題由陸揚和伯克萊加大的Robert Ashmore 做報告。陸揚的報告是對四世紀中國佛教義學的形成的特點和文化史背景提供一些意見。首先他提出用“義學的轉向”（scholastic turn）這一概念來解釋這一時期佛教知識結構和群體的形成以及和前此階段的區別。同時說明了使用這一概念時所要注意的一些特殊涵義。針對歷來過分重視玄學對佛教傳播的影響所造成的種種誤導，他認為應特別重視帶有地域特點的漢代經學傳統和中亞部派的經院知識系統對中土佛教義學結構所産生的影響，以及這兩種傳統在何種意義上相結合的問題。提出必須參考近年以來北美對印度中亞及西藏佛教的研究的新成果。同時也舉例說明了僧傳敘事結構所體現的當時特殊的佛教史學觀，以及佛教世系觀念出現的背景。雖然該報告涉及的問題比較多，但據雲某的觀察，陸君一般早上思路不如下午或傍晚清晰，所以雖然報告作了三十來分鐘，但提供的意見聽起來還是很不成熟的。
Ashmore談得主要是東晉時期禮制和音樂的關係問題。也涉及東晉時期對儒家經典所做的創造性詮釋。讓雲某印象最深刻的是Ashmore特別提到晉人注疏中對宰予的行為和形象所做的重新解釋。宰予漸漸被解釋成能主動創造機會讓孔子來闡發道德立場的賢弟子。會議在座的多位學者也表示宰予是他們非常喜愛的一個人物。宰予的知名度如此之高，則是雲某始料未及的。
下午第一個專題是東晉文學的表現，由康達維，柯睿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田菱三人報告。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教，以一人之力完成全部《文選》的翻譯工作的康達維真可算是西方學術史上最了不起的六朝文學研究者。我個人認為他和曹道衡是目前這一領域內東西兩個最有成績的學者。如果看一看已出版的三冊典雅精確的譯文和嚴謹淵博的注釋，就會發現這真是前無古人，大概也是後無來者的翻譯研究工作。所以他對於六朝文學的研究可以做到信手拈來。他的報告是對兩晉之交的劉琨和盧諶的生平和詩歌的分析，及由對他們詩歌的解讀來探索劉琨複雜的生平和政治立場。他認為兩晉之交文學所體現的意義因為其創作背景的模糊而變得很難把握。但涉及觀念文風的重大改變，所以又不能忽視，而歷來對劉琨的研究都受到傳統史學評價的束縛，常常很膚淺。康達維對被沈德潛評為”不知所云“劉琨《扶風歌》做了細緻的詮釋，試圖揭示出劉琨和盧諶，段匹磾之間很複雜微妙的關係。柯睿和康達維的研究風格很接近，強調的也是對文獻的全面掌握和對文本的精確解讀。研究常常從難度大的作品入手。他雖然主要工作是唐代文學，近年來更不遺餘力提倡研究唐賦的重要，但對六朝文學和道教也多有涉及。他報告的題目是“孫綽和東晉時代文人的自我包裝”。他特別借用新歷史主義名家 Stephen Greenblatt 在討論文藝復興文學時提出的 self-fashining（自我包裝）一詞，來顯現孫綽在各種場合如何通過不同的文化工作來將塑造出他自己的多種面相。以及如何通過這種多面性來理解東晉文化的複雜性。所以究竟哪一個是真正的孫綽也許是一個有問題的問題。第三個報告人是哥大的年輕學者田菱。她通過對陶淵明詩文中有關“閑情”，“閑業”的描述來分析“游閑”概念在東晉特別是陶淵明的精神世界裏的特殊含義。報告後的討論中大家感興趣的問題是，陶淵明詩中常提到的所謂“鄰人”，究竟是怎樣的一類人？他們究竟是文學寫作中虛擬的角色還是現實的寫照。同時一向被認為是真情流露的陶淵明是否也有自我做作的方面。
下午最後一個專題是東晉宗教對文化藝術的影響。報告者是蔡宗奇，汪悅進和田曉菲。而三人的報告幾乎都以慧遠的思想和影響為中心。蔡宗奇的專長是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和文學批評史。他近年關心的是佛教哲學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報告的重點在慧遠對“觀”，“象”等觀念的發展及其思想背景。汪悅進的領域是中古的視覺藝術和文化史的關係。由於他本人受過嚴格的文史訓練（曾是伍蠡甫的學生），所以常能將文獻資料和視覺材料作比較細緻的結合。他的討論集中在早期中國佛教造型立體化的出現的宗教背景上。通過對新出土的陶罐上凸出的佛像和陶罐平面上的圖像的關係，銅鏡上圖像的組合，石窟壁畫Chiaroscuro（染暈） 手法的出現，以及東晉慧遠創造佛影窟的記載等等的分析，汪躍進強調了新的佛教實踐和理論和佛教視覺藝術手法的變化之間所存在的關聯。會議最後的報告人是田曉菲。報告涉及面很廣，而重點則是佛教對觀想的思考如何影響到東晉以降文學題材和創作手法。她特別指出對山水描述的興趣不能完全看作是對審美趣味的追求，描述本身也不全是自然主義式的。很多其實是特意想像的結果。而這種臥游夢想式的創作應該是受到了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凝神觀照理論的啓發。
整個會議的效果遠超出我事先的預計。最大的收穫是使目前在美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者産生一種新的團隊氣象。報告的內容基本也代表了今後北美東晉研究的一些主要重點。就具體的成績而言，研討會的參加者都傾向於將東晉時期看作中國歷史上文化最複雜，也最有創造力的時期之一。同時對這種複雜性的探索也從文本解讀和史實探討進入了對文化資料本身所蘊含的立場的反省。另外也開始擺脫將玄學風流放在討論的最中心的路數。雖然廣義而言，會議的參加者談的都和歷史有密切的關聯，但主要的側重點在宗教文化史和文學史。所以我感覺須要加強的地方無疑是對傳統意義上的東晉政治社會史課題的討論，Holcombe 是唯一對這方面有所討論的學者。另外參加者對近年來亞洲對東晉社會的研究以及西方近年來對早期佛教史研究成果的掌握也有不太平均的地方。但是這些方面都是很容易彌補的。在這一領域內的學者由於中文程度普遍都很高，所以能大都保持對文獻做仔細解讀的好習慣，文史間打通的能力也較強。另外我個人感覺兩晉南北朝這一段的研究在西方雖然人數不算多，但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這對於未來的發展很有利。而且相互關係融洽的程度在西方的中國學界也是少有的。正因如此，會議（或會談）也始終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白天開會，晚上喝酒，而且喝的是和東晉的“晉”字發音相同的一種叫“Gin”的烈酒，所以是徹底的晉研討會“Jin workshop”。當然這種親切而友好的氣氛在Campany 君所表演的饒舌歌聲中達到頂點。為了證明我一向所持學術和八卦是分不開的觀點，最後在這裏再提供一些題外八卦以使這一簡報具有完整性。
曉菲當年曾是北大英文系的才女，而且是少年大學生。比雲某低一級入校。雲某告訴她，當年在北大居然沒見過她，可見自己勤奮讀書，目不斜視。不料曉菲反唇相譏：“難道要斜視才能看到我嗎？”雲某一時為之語塞。
周六晚飯間宇文所安對我盛贊《大話西游》的精妙，尤其是上半部。左右點頭表示贊同的外夷起碼有三四人之多。可見對觀音姐姐魅力的認識是“東海西海，心裏攸同”（錢鍾書語）。可惜我只會“讓小朋友看見了多不好”一句，還是某小姐教我用來駡人的。所以在那裏汗了半天。
晚飯後大家喝酒聊天，康達維說以前他在耶魯時聽說有一門課是有名的gut course，也就是學生容易混過關的課程。一般這類課程學校的美式足球隊隊員都會去上。所以開學第一堂，球隊隊員聞風而至。但剛一坐定，卻又拿不準這門課是否真的像傳聞那麽容易。正當猶疑之際，猛然見到當時還是學生的現任大總統布希高視闊步，老神在在的走了進來。於是眾人欣慰地互相表示：“我們選對了”！
最有學術價值的八卦當然是有關王兄邦維的。開會前王兄邦維突然和我電子郵件聯絡，說他此時正在哈佛。原來上周他女兒答辯成功，獲得哈佛醫學博士，邦維兄莅臨觀摩此盛事。我們於是約定會議期間見面。這自然是意想不到的快事。而會議中間，當雲某正在會上發言時，西方六朝文學的祭酒康達維向雲某提問說：”敦煌發現有《鳩摩羅什法師通韻》一種，饒宗頤先生有研究，你對此看法如何“。他同時問及六朝僧人的梵文知識問題。雲某當場順水推舟，說對這些問題沒有比在座的王教授更有研究了。邦維兄被迫應對，但出語驚四座，說數年前已有專文，證明《通韻》乃後人偽作，此話令康達維頗為吃驚。康氏治學向來以淵博謹嚴著稱，所以敢稱《通韻》為偽作已需七分的膽子，更何況還要暗示潮州聖人的學識有差。邦維兄會議期間多次就佛教問題提出高見。會下康達維對我說他開始聽到邦維兄意見時很驚訝。但後來發現此人佛學素養不同尋常。所以特地向邦維兄索要論文云云。會後也有多方向我打探說這個說一口流利英文，道行頗為高深中土和尚究竟是何方神聖。同時也表示羡慕雲某三教九流的朋友之多。原來邦維兄那幾日也真絕，手提一個麻布袋，身著黑色短衫，頭髮剪得短而齊整，看上去的確像是從哪個精舍出來的。當雲某看到邦維兄頭上光環開始出現的那一刻，立刻私下向與會同仁介紹說，這是中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的中堅，也是雲某的師兄。言語之間，特別強調了師兄弟這一層關係。
由 雲中君 於 05-14-2005 12:30 PM 最後編輯
05-13-2005 09:40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會議和簡報都好，很充實。最搞笑的是這一段：“陸揚的報告是對四世紀中國佛教義學的形成的特點和文化史背景提供一些意見。……雖然該報告涉及的問題比較多，但據雲某的觀察，陸君一般早上思路不如下午或傍晚清晰，所以雖然報告作了三十來分鐘，但提供的意見聽起來還是很不成熟的。”
05-13-2005 10:43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同時對這種複雜性的探索也從文本解讀和史實探討進入了對文化資料本身所蘊含的立場的反省。”這個概括很準確，好幾個人的發言似乎都有這個特點。這個方向是有前途的，值得中國學者注意。
05-13-2005 11:00 PM 編輯 引用
手揮五弦
“他最近的著作是《神仙傳》的全部英文譯注。除了頗有見地的導言之外，還將各種文獻中有關《神仙傳》的異文都搜羅翻譯。”雲中君能提供一些更詳細的情況嗎？
05-14-2005 02:02 AM 編輯 引用
簶生
請教雲中先生一個問題：為什麽歐美學界對於魏晉時代的研究相對薄弱？是出於材料的難得，還是因為此一時代在歐美學者眼裏缺乏重要性？記得之前有些學術著作就直接把這段稱為“漢唐之間”，似乎著眼於它的過渡性質。國內學界則頗為重視這段歷史，相繼有“南朝化”，“北朝出口說”等，不一而足。顯然強調魏晉南北朝為後世奠定制度基礎，開創文化先河。美國漢學研究者常年在做魏晉南北朝政治歷史的大概就有Charles Holcombe，Scott Pearce和Dennis Grafflin。與會的其他專家好像基本都是專史研究者。他們的研究或者是文學，或者是宗教，或者是藝術史，並非專門集中在這一斷代。就我自己有限的瞭解Stephen Bokenkemp，Robert Campany和David Knechtges因為做中國宗教，特別是道教的關係，較多的關注六朝時期。印象中，對於魏晉南北朝基本歷史的研究確實很少。歐美的魏晉南北朝研究除了90年加大出的一本會議論文集，尚有Ebrey（Ebrey已經完全放棄做這一段了）和Pearce等人2001年編的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在這本書裏作者們強調近來的魏晉研究在歐美的進展主要源於新材料的出土發掘。他們好像並不重視這一時期的歷史定位，也並不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當然，和其他斷代的研究一樣，在目前的中國研究中美國人還是引用日本學者的研究為主）。
05-14-2005 03:48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多謝五弦君指出的重要人名錯字，已改正。看來雲某晚間腦子也不清楚，還不如陸君。
Campany 的書名字叫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2)。他用tradition (傳承)而不用biography (傳記)來譯《神仙傳》的傳字。用divine transcendent （強調羽化登仙的轉化一面）而不以慣用的immortal（強調不死的一面）來譯神仙都是有其理解在內的。
該書的導言對葛洪的宗教取向，此書的文本，作者，以及傳的文體性質等等都作了討論。Campany的研究初看會覺得理論傾向頗重，有時甚至有用概念來化約的問題。但他是個很善思考的學者。對文獻的掌握也很不錯。導言中的內容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在翻譯的注解，每個傳後附有評論，對其中人物也一一注出在其他文獻中出現的地方。導言部分也許值得譯成中文。
05-14-2005 04:08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簶生的問題很大，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答。首先西方的學術重點本身轉移很快。常常和學界重視與否沒有必然的關係。因為一般專業化程度很高，很難指望行外的人來隨時注意某一行內的研究。但只要有學者在做，而且作出成績來，重視就會很快隨之而來。六朝和隋唐研究三十多年前是很興盛的。七十年代唐史研究也還大盛，所以才可能編出《劍橋史》。但八十年代初這些人不幸早死得死，自殺地自殺，轉興趣地轉興趣，一時幾乎風流俱盡，否則情況會完全不同。但目前之所以做的人較少，除了前面一輩未能培養出眾多好學者之外，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對文獻掌握和解讀能力的要求遠過其他領域，而按目前西方的速成訓練，能作到的人越來越少了。而且六朝文獻相對較少，所以能否全面把握就對研究成績的高下很重要了。我覺得六朝研究能有成績除人要聰明之外，還需有毅力，光憑有思想大概還不行。因為材料雖不多，但足以抑制奇談怪論。這是和西方上古史研究的關鍵區別。簶生認為參加會議的大都是從事專門領域的研究，而非專作東晉斷代史研究。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而且這樣其實還有好處。
Charles Holcombe，Scott Pearce和Dennis Grafflin三人我都算認識。其實在美治六朝政治社會史的遠不止這三人。Charles Holcombe是這次才見到的。但我覺得，若純粹就能力來說，Scott Pearce和Dennis Grafflin應該作出更多成績來。但Dennis Grafflin已完全放棄了這方面的努力，的確可惜了。Pearce等編的那本文集其實是相當不錯的。但和八十年代初斯坦福教授Albert Dien遍的有關南北朝的文集相比重點就很不同了。Dien 編的集子大部分文章都是關於社會政治史的。甚至還譯了唐長孺先生和毛漢光的各一篇文章。這是我所知的唐先生文章的唯一英譯。所以不能說不重視中國的研究。只能說後來的一批學者對中國在六朝政治社會制度史方面最新的研究進展注意少了。這一情況並非六朝史所獨有，事實上在其他領域內更嚴重。而且六朝史研究所涉及到的制度名物向非西方學界所長。六朝研究得以維持不墜靠的是像David Knechtges 這樣的文學研究家的堅持，功不可沒。而近年來西方中國中古藝術史研究和佛道教史研究大興，使這些方面已成為西方學界的強項。其實也對中國學術界産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此外西方對六朝文獻的譯介的工作其實也做的很好。比如六朝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獻像《顔氏家訓》，《洛陽伽藍記》，《世說新語》，《文心雕龍》，和《文選》都有很好的譯本。
日本學者對六朝史的研究一向很強。雖然傑出的著作不算很多，但就我的初步觀察，至少到目前為止，精彩的具體研究也許比中國要多不少。而且風格和中國學界不大相同。日本對六朝文化的氛圍和心態似乎有一種直覺的敏感。這也許和他們自身傳統有關。我一直覺得平安朝的文化的細膩似乎更接近南朝而非唐代。
中國六朝史研究的高水平是有目共睹的。當然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研究走得主要還是以實證史學為主，雖然在這方面他人難以抗衡。但將來會影響到課題的範圍的拓展。至於“南朝化”和“北朝論”，則全看從哪個角度和層面去分析了，兩者並不矛盾。有時“南朝化”可能只是現象上的類似，而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很可能已經不是南方制度或文化的直接影響了。這一點我非專家，不敢談。
由 雲中君 於 05-14-2005 10:33 AM 最後編輯
05-14-2005 05:30 AM 編輯 引用
宰予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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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雲中君 發布
...我一直覺得平安朝的文化的細膩似乎更接近南朝而非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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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真令人有捅破窗戶紙的感覺：不說想不到，說出來卻又讓人覺得原本顯而易見。高明！高明！費思量的，是這現象背後的歷史原因。
05-14-2005 06:56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其實玄象對此最有研究。這最早是玄象發表過的一個觀點，我借用而已。至於歷史原因，則大概由玄象來答最好。
05-14-2005 08:52 AM 編輯 引用
老冷
兩年前我聽過康達維的一次課，好像是講王粲《登樓賦》，印象是細緻得只在文本裏轉悠，對王粲的時代理解不足，跟國內講鑑賞課一樣。
國內六朝史的研究，相對於北朝史而言，自90年代以後有下降的趨勢。以發表六朝史論文最為集中的《曉莊師院學報》為例，選題陳舊，議論空疏，與六朝史研究的整體狀況非常接近。
我同意雲中君對日本六朝史研究的評價。以我私見，六朝史特別是南朝史還大有可為，以往的研究距離“真相”實在隔膜得很，日本學者的六朝，似乎是某種幻像中的東西。現在要整理南朝史，既要去除隋唐人塑造的江左記憶中那些錯謬的東西，又得擺脫日本人加給六朝的諸多臆想。
從研究中古史（六朝與隋唐之間）社會與歷史的非連續性的角度看，六朝史實在是極好的標本。六朝史本身被中古歷史隔離和排斥的狀況，使六朝史料具有完整與殘缺的兩重性，這是很令人著迷的。
05-14-2005 10:46 A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同意老冷的意見。六朝史研究相當弱。現在研究六朝史的人不少，但其中缺乏一流學者。沒有一流學者的參與，自然也就沒有典範性的著作。
05-14-2005 10:55 AM 編輯 引用
老冷
最近北大校內盛傳，前不久將無同來北大在一個小範圍內演講一次，效果之好，超過期待。正好此帖討論的是魏晉史，題目相關。能否請將無同在這裏貼出演講提綱？
05-14-2005 11:24 A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啊，這可不敢。羅志田兄約我給學生們講講研究方法。我其實根本沒資格講這個話題，所以就借此機會向學生們介紹了一下田先生以前給我們講的治學經驗。
05-14-2005 11:39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田先生的治學經驗？這不是很有價值嗎？介紹一兩點來我們學習一下如何？
05-14-2005 11:55 AM 編輯 引用
土山
Eugene Wang的中文名字是汪悅進,不是汪躍進。他老兄剛拿到正教授，哈佛已經30年沒有中國美術史的正教授了，真值得祝賀。
05-14-2005 12:21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這也說不過去，雲某和悅進兄交往有年，但在這裏平日叫慣他英文名，很少提及他的中文名，所以一時居然寫錯，罪過。
05-14-2005 12:28 PM 編輯 引用
fengsha
雲中先生對中國六朝史研究的水平評價很高，想來是把田先生算了進去。
而冷、將二先生則不這樣想。大概因為田先生的近期重點已轉到北朝史了吧。
05-14-2005 05:42 PM 編輯 引用
蕭瑟秋風
將無同先生的史識是一流的，作一古代史學史家，與干寶、孫盛、袁宏輩搏鬥實在可惜。如果臧否當代漢唐之際的史學論著，使時賢失色，創造歷史，與《世說新語》媲美，豈不快哉！
《世說新語•品藻》：“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05-14-2005 08:04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我說的不太準確，我說“六朝”，其實心中想說的是南朝。老冷有空的時候，希望能具體談談對日本六朝史研究的評價。
謝謝蕭瑟秋風的誇獎。我絕對不是一流的，這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我不可能去“臧否當代漢唐之際的史學論著”，上午發言已經有些後悔了。
雲中君說：“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研究走得主要還是以實證史學為主，雖然在這方面他人難以抗衡。但將來會影響到課題的範圍的拓展。”希望雲中君能就此多說點。我對最後一句很有興趣。
由 將無同 於 05-14-2005 08:34 PM 最後編輯
05-14-2005 08:24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我對實證史學的長處和局限的確想得很多。當然不是幾句話能講清楚的。而且有時發表意見也擔心會讓同行産生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在網上很少願意談。但我的確有一個始終堅持的立場，就是我們在對於所有史料中的信息加以採用以討論歷史問題之前必須對該史料本身的的文本性質作反省和厘定。這種工作未必都能達到我們所期望的效果，但工作本身應該成為史學訓練的必要的一步。這和傳統意義上的文獻考辨有聯繫，也能結合在一起。但有性質和目的上的不同。因為我所講的反省是通過對文本的結構以及和其他性質類似或不同的文本類型之間的關係來推測這一材料在寫作過程中受到過哪些層面的制約。這和以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那種對作者的身份貼標籤，再去斷定其作品性質的做法也完全不一樣。這主要是將文獻本身作為觀察的對象
這一方面使我們對我們所用材料的性質有比較清醒和複雜的認識，另一方面這種工作本身可以大大拓展我們的史學研究的課題。可以由此來揭示古人的文化心態。這對於中古史，尤其是九世紀以前的材料的運用特別重要。因為這一段的研究幾乎完全以正史或帶有官方性質的材料為中心。很難聽到這以外的聲音。所以對文本性質的反省可以使我們知道那些問題是可以探討的，可以往那個方向探討，可以探討到什麽程度。我的這一立場無疑受到西方史學思潮的很大影響，但我覺得這種意識其實不受到西方的直接影響也能産生。其實將無兄在自己的史學書中在這個方面就已作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工作。比如對史記的討論以及對地志的討論等等都是。以前陳垣和嚴耕望所強調的史源問題也是這種工作的一個小部分。
我覺得現在這個工作中國國內的學者做得很少。西方這幾十年來由於後現代史學的衝擊，對這方面尤其重視。但西方的問題是對材料本身的瞭解往往有限，所以常常是反省有餘，而提供新解釋的能力有限。中國的學者正好反過來，是反省的工作做得很少，所以和西方學術界的接觸中，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缺乏史學方法的基本訓練。這是相當吃虧的。我們當然可以對這種對方的先入之見置之不理，但其實我們的學者對於文獻的掌握有很多優勢，只要觀念有所轉變，就能充分領先。
其他一些方面我想成熟了，等有時間再來彙報吧。
由 雲中君 於 05-15-2005 02:29 AM 最後編輯
05-15-2005 02:23 A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按我的理解，雲中君的意見大概是這樣的：今天的研究者在使用史料時，應該高度關注撰史者所處的環境以及他的心態。這樣的好處是：第一，可以讓我們提高警惕，以便更謹慎地使用這些資料，第二，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增加一個研究層面。同樣一部史書，我們既可以利用它研究書中所敘述的那個歷史時代，更可以利用它來研究撰史者所處的那個歷史時代以及文本本身。而且這後一個方面應該是首先要考慮的。是這樣吧。研究史學史，自然會更多地從後一個方面考慮問題。
05-15-2005 06:19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我剛才寫了那幾段話後，玄象就指責我說得不甚清楚。果然將無同不得不出來做進一步的解釋。將無兄的解釋說出了我想表達的一部分意思。而另一個我更想表達的層面就是任何歷史文獻的文本，都因為在被古人應用的過程中，因其應用的範圍和目的而形成一種文本的慣例。比如一篇碑文或一篇正史裏的傳記，或一種古人的子書，或一篇官方的文書，它們所遵循的慣例是不同的。這種慣例的形成原因很複雜，而且慣例本身也會變化。但一旦形成，古代的作者在用不同體裁來寫作時就會受各種既定慣例的制約。而形成一種寫作的慣性。不同立場的作者也會有類似的寫作慣性。而瞭解在每一種體裁裏，什麽是需要表達的，什麽是不可以表達的。表達的手法是什麽，都是認識這種文獻的信息含量和信息性質的關鍵。比如碑志和正史裏的人物傳記同樣都講某一個人物，但表述方式會很不同。所以我們從碑文和正史傳記瞭解某人生平的途徑是不一樣的。很多學者對不同性質的文獻不作文本性質上的分別，最後就會對史事的內涵判斷失誤。
05-15-2005 08:57 A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很有意思的問題。建議雲中君以後就此寫篇文章討論。雲中君學問淵綜廣博，中西兼通，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在唐史之外，再將史學批評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目前這個方面是很弱的，遠不如文學批評搞得好。
05-15-2005 09:53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不敢當。我對史學批評的確是有很強的興趣的，但這主要是為具體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理論上的依據 所以探討史學的方法大概也要等具體的史學工作作出成績後才談得上。而且具體的史學材料千變萬化，實際上沒有可以用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很多最好的西方史家都同意，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裏唯一沒有固定方法可言的。之所以這麽說，就是因為什麽方法都可借鑑，只要能為對具體史料的處理提供幫助。事實上最精彩的史學方法和史學批評都是研究具體歷史最有成績的人提供的。而專在那裏作史學批評是不會真正進入史學的殿堂的。現在我發現中國國內有一批學者專做史學批評。其實這是沒有多大前途的。因為如果自己不從事具體而有開拓性的研究工作是無法真正找到史學批評的法門的。西方當然也有不少專做史學批評的，但他們對歷史家的影響是不大的，而且他們通常不能在歷史系找到工作。而只能在比較文學，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或人類學系（anthropology）。比如國內現在很盛行的海登懷特就是一例。他在西方以前也有很大影響。現在這種影響已經淡了許多。其實他最早的時候的確是職業史家。我不能說受了他多大的影響，但我到美國後之所以注意到他的史學理論，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發現他原本是個研究歐洲中古史的學者。所以我推測他之所以對文本的性質這麽重視，可能就是與此有關。而文本也恰是研究中國中古必須面臨的問題。去年因為一次開會的機會我和他有機會作比較深入的談話。他自己也承認光作史學批評的人的目的常常不是為了提高史學研究的能力，而是為了理論而理論。
05-15-2005 03:01 PM 編輯 引用
豌豆佛
雲中君新近至少有兩篇文章是關注“文本慣性”的成果吧。鳩摩羅什傳記一篇，道安傳記一篇？何不結合具體例子講講。史學確實沒有什麽固定方法可言，師傅教徒弟若是教出了一套套一定之規，恐怕就是為教課而教課了，所以不得不放他們去HIS 500課上互相殘殺，尸橫遍野？ 但是所謂無招勝有招，精神是可以傳承體會的。雲中君處理文本的細膩精妙之風的感染力很可觀。
05-15-2005 03:58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事實上最精彩的史學方法和史學批評都是研究具體歷史最有成績的人提供的。而專在那裏作史學批評是不會真正進入史學的殿堂的。現在我發現中國國內有一批學者專做史學批評。其實這是沒有多大前途的。”
跟我的觀點完全一致，不會是我告訴你的吧。哈哈。
05-15-2005 08:54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我的體會是：從最基本的方面看，史學也還是有些方法應該掌握、應該注意。但研究上的最終突破絕不是靠一些固定的方法、規則能够解决的。好比足球比賽的臨門一脚，最終的一刹那是需要想像力、需要激情的。
05-15-2005 09:08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是自家從將無同的著作裏體會出來的，這樣說如何？
其實史學批評和文學批評的位置不同。因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的目的和性質完全不同。文學批評嚴格來講不是要指導將來的文學如何創作的。所以以前文學家常常嘲笑文學批評家，其實倒是沒太大道理的。但是史學評論就不同了。史學批評如果不是為了對史學的具體研究提供幫助那麽就基本失去意義了。所以反過來說，沒有好的具體研究的本領就很難說得上真正的史學批評。因為批評本身必須從具體的例證和層面出發的。
由 雲中君 於 05-15-2005 09:49 PM 最後編輯
05-15-2005 09:45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從將無同的著作裏體會出來的”，這個說法好，好爽。哈哈。
史學批評與文學批評不同，這個沒有多想過，只是偶爾看看文學批評方面的文章而已。不過我心目中的史學批評可能是比較接近於文學批評的，所以蒼茫也曾說我比較“另類”。
05-15-2005 10:15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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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老冷 發布
兩年前我聽過康達維的一次課，好像是講王粲《登樓賦》，印象是細緻得只在文本裏轉悠，對王粲的時代理解不足，跟國內講鑑賞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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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來了。那年康達維正在哈佛客座，代替正在休假的宇文所安。我和同事那年的五月也曾請他來普大給研究生講漢賦一周。所以才第一次有機會聽到他講課。我的印象是他講課方式是很典型的西洋漢學傳統。就是注重在對文本意義的仔細研讀，而且強調音韻訓詁。而把微言大意留給學生自己去發揮。我以前聽許理荷的報告也有相類似的感覺。和國內的鑑賞課相不相同我不敢說，但我是覺得他的講課可能和黃季剛有些接近吧。
05-16-2005 03:26 AM 編輯 引用
江流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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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將無同 發布
不過我心目中的史學批評可能是比較接近於文學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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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好牛。
《世說新語•品藻》：“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此人竟知俺本家姓過。
由 江流 於 05-17-2005 04:36 PM 最後編輯
05-17-2005 04:25 PM 編輯 引用
南嶺浪人
雲中君請看:
請教一個問題------大作中提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從事史學批評的人往往不在歷史系.我一直有這樣的想法:歷史學雖是少數高人的名山事業,畢竟還有培養公眾歷史感的社會責任,在當下中國,人們常常提及的史學危機,是否也有歷史學囿於象牙塔,遠離大眾的意思呢?另一方面,公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求也是有目共睹的,這一點大概可從近年來國內幾本質量不高的歷史普及類著作成為暢銷書看出.在這一方面,美國史學界是怎樣認識並處理的?讀史景遷的作品,油然而生的一個問題是,要寫出引人入勝的歷史作品,究竟應當如何把握史學的科學性和藝術性,方不至於墮入極端?寅恪先生說,言論愈有條理,去事實真相愈遠,從史學的科學性出發,自為箴言.但若就公眾接受程度而論,其迴還往復之煩瑣,恐為天書.這樣說當然不是貶低陳先生的史學表述,而是疑惑史學既是少數人的地域,又肩負著培養卡爾所說的歷史感的責任,如此兩難究竟怎樣協調?
願聞高見!
05-25-2005 01:29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南嶺浪人的問題也是我關心的。但這是涉及面很大的問題，給我兩三天時間，我一定提供我的意見。不過我先要在這裏提一下的是，南嶺浪人文引了陳寅恪的話，但對那段話的理解是不確切的。那指的是歷史的解釋，而非歷史著作的文學性。
05-25-2005 12:55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可能是我的表達有問題,所謂自己清楚,讀者不清楚!經常為這個自己無法意識到的毛病苦惱.前不久發一篇論文時,也有個編輯指出類似的問題.謝謝提醒.
陳寅恪的這句話的確是就史學表述而言的,不是講文學性或藝術性,我是就公眾理解接受程度來說的.
05-25-2005 05:42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我無意鑽牛角尖。但是南嶺浪人雖然對陳寅恪的話的理解作了澄清，我覺得還是有比較關鍵的誤差。解釋和表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的理解是，陳的話的意思指的是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古人的思想等等的解釋按今天的標準越是有系統，越是嚴密，那麽離歷史的實情越遠。你誤解了他用的“言論愈有條理”這一句。他的所謂“言論”指的其實是看法。他的所謂“條理”，並非真是說話的條理，而是解釋的系統。這是很重要的觀點，這表示了陳對歷史訊息保留的偶然性和不穩定性有直覺的把握。但這和如何表述自己對歷史發展的解釋是不一樣的。一個歷史學家對古代的某一歷史過程的理解（也就是陳所講的言論）很有系統，可以覺得該過程一步一步的發展的因果都很清楚，但可以用很混亂的方法表述出來。
我之所以再次對此加以說明，是南嶺浪人的誤解反而會導致忽視陳的一個很有啓發的觀點。我並不認為陳在他自己的研究中能事事按這個觀點去做，但他的警覺是早就有的了。如果我們今天的史家都能照他的這個觀點去反省的話，今天的中國歷史研究著作中很大部分都會站不住脚。與他的這一觀點相比，陳寫作上的結構鬆散拖沓反到是比較不重要的了。所以我也認為對南嶺浪人所要探討的問題，陳的這幾句話是沒有太大關聯的。
由 雲中君 於 05-26-2005 10:52 AM 最後編輯
05-26-2005 10:48 AM 編輯 引用
南嶺浪人
謝謝雲中君的指點.讀書不細,以後要注意.我會重讀這一句話的.
05-26-2005 09:48 PM 編輯 引用
短松
引用：
最初由老冷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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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聽過康達維的一次課，好像是講王粲《登樓賦》，印象是細緻得只在文本裏轉悠，對王粲的時代理解不足，跟國內講鑑賞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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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非常同意老冷的觀察。康達維任教於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而非歷史系。如果要把他安置到北大，大概他要進的也是中文系而不是歷史系。其實，這次東晉研討會中不少人是做文學出身的，如宇文所安，伊維德，田曉菲。他們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傳統文學研究的對象，如俗文學、詩歌、文論等等。研究的層面似乎也主要停留在文本上，而較少從社會政治經濟的角度進行觀察。雲中君指出他們格外強調對文本的解讀和重視不同的文本類型，也是治文學的人特別著意的。似乎這些治文學史的人構成了這次會議的核心，而他們又邀請了治史、治藝術史的雲中君等人加盟。
學中文在美國不好找工作。語言是一大障礙，影響到美國人對中國文學的整體鑑賞水平。從這次會議來看，美國六朝研究界（本人對此領域全無瞭解，權當這次會議網絡了該領域的所有巨頭）反映出來的卻是偏重於文學研究，與整個六朝研究在美國學界的式微似乎有著某種關聯。不是想貶低這些學人的水準。聽一位友人說，他查對康達維的翻譯有數年之久，可是沒有發現一處錯誤，這在海外漢學界也是罕見的吧。如果文本都讀不懂，其他的研究大概很難展開。
會議的召集人是在哈佛東亞系任教的Michael Puett和田曉菲，尤其以研究六朝文學的田曉菲為主要的策劃人。會議共邀請了十八位學者。哈佛方面的贊助機構主要是費正清研究中心。由於哈佛東亞系是主辦單位，所以東亞系的諸位治傳統中國文史哲的學者除了正在亞洲的包弼德之外都參加了。可以說好漢幾乎全夥在此。參加者中占主體的還是魏晉文學方面的專家。美國目前治中古文學的三個最重要的學者康達維（David Knechtges），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和柯睿 (號慕白，Paul W. Kroll)都在其中。近年來在美國各校教中古文學的學者幾乎全部出自這三人的門下。三人風格不同，但都是一代的名家。參加者中年輕學者更多，而且好幾位都專長於陶淵明的研究，我曾戲稱他們是陶淵明公司 (Tao Yuanming Inc.) 的股東。這主要是田曉菲，Robert Ashmore和田菱（Wendy Schwartz）三位。雖然他們的專著尚未出版，但就對他們的瞭解，我覺得他們的研究是有新意的。這種新意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通過研究中古時期文集流傳的多樣性以及以手抄本（manuscript）為主的流傳方式對文本解讀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來分析和後來印刷文化不同的手抄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的特點。二是通過對像陶淵明這樣的詩人在中古以降被接受以及對陶形象的不斷再創造的歷史來觀察文化趣味的變化。
我周五中午趕到陰冷的劍橋時，天色昏沉，霪雨菲菲。這是容易讓人自閉的天氣。我原以為既然是小型研討會，那麽大概就只有與會的十幾位學者關起門來，圍坐一桌，對各自的文章提意見，做”素心人”式的商量。但到了哈佛燕京樓的會議地點才發現一個大教室裏居然坐得水泄不通。所以會議從一開始氣氛就很熱烈。完全成了一個中型的會議了。會議一天半，一共有五個專題分組，每組三個報告(有一個是兩篇)。共十四篇報告。周五下午有兩個專題。第一個專題發言的分別是Charles Holcombe，Jack Chen 和宇文所安。Charles Holcombe 的專長是兩晉南北朝史，幾年前出版過一本專講東晉社會文化的書叫《在漢帝國的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Han)，該書篇幅不很大，沒有突破性的創見，但優點是作者有意識地向美國學界介紹了不少日本學者的重要觀點。我的印象中該書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注意很少。但此次的報告就很不一樣了，用了不少近些年中國學者的研究。他的報告主要是對東晉的政治歷史做一個概觀式的介紹，也算給在場的此領域外的聽眾提供一個背景。不過在他的文章和口頭報告中，特別提到了田餘慶先生《門閥政治》一書中的觀點。他以此來說明西方長期以來看做是游牧族的”五胡“其實早就和中原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進入中原和西晉內部的政爭是有直接的關聯的。所以必須對胡和華的區別有新的定義。眾所周知，田先生對各外族捲入八王之亂的分析是《門閥政治》一書中最細膩而有說服力的部分之一。但田先生也指出後來的胡漢就進入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對抗的不同階段了。所以我覺得Holcombe對田先生論點的介紹是不完整的。當然他也顯然還沒有讀過《拓跋史探》，《品位與職位》，《漢唐間史學的發展》等著作。不過開始轉而重視中國的兩晉南北朝研究本身就是非常讓我欣慰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Jack Chen 的報告是對《隋書》和《晉書》這兩種唐代官修史書中對東晉文學變遷的敘述和評鑑來看唐初官方的文化政治立場。集中探討的資料是《隋書經籍志》和《晉書文學列傳》。他認為這兩種史書在對待東晉文化上的立場有所不同，並試圖從在不同年代的唐廷立場的變化來解答兩者不同的原因。會上的討論中，我指出他如能注意到這些史書編撰人的不同背景以及北朝隋唐文史逐漸分途的情況則能對這一問題作出更豐富合理的解釋。
第三個報告人是宇文所安。宇文所安對西方唐詩研究的重大影響是眾人皆知的。他近年的工作轉向晚唐五代。剛完成一本專門探討中晚唐文學的書。就他傳來給我閱讀的部分而言，是很有見地的。幾年來和他的密切接觸，使我發現他對西方人文傳統的瞭解很深厚。雖然他專長在文學史，但常能通過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很敏銳地觀察到細微而重要的歷史文化的變化。見識的深度和廣度更超過了他早年成名的那些作品。他對古人如何通過文學來想像和虛構歷史身份和文化地理有獨特的觀察。此種方法在西方對明清文學的研究中被經常採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了他的影響。他這次的報告就是和這一取向有關。通過對中古對吳聲歌這樣的俗曲的出現的分析，宇文所安指出這種所謂俚俗的歌的進入精英文化的視野，是南移的北方大族有需要想像出一種特定的南方文化來和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區別的結果。這是一種缺乏明確歷史特徵的，游離在歷史之外的俗文化。所以他特意用了”殖民王朝“（colonial dynasty）這樣比較顯眼的定義來形容東晉的精英集團為保持自身的優越性而刻意製造身份區別的努力。
第二組專題是東晉的宗教觀，報告人是柏夷（Stephen Bokenkemp），Robert Campany 和 Michael Puett. 柏夷和 Campany 都任教於印地安那大學。他們和其他兩位學者組成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學術團體，著重研究中國中古佛道的文獻和歷史。他們的特點是對文獻和宗教學理論的掌握都很全面。柏夷的研究以道教靈寶文獻為主，對陸修靜等人物也都作過很不錯的研究，是美國目前最主要的道教學家之一。他報告的重點是東晉司馬睿時期對招魂葬的討論。Campany應該說是西方研究六朝志怪最有成績的學者。他最有影響的看法是認為志怪不應該是像以往所說的那樣被當作小說的源頭來研究，而是應看作具有特殊宗教文化意義的一種撰寫方式。志怪中的大部分如果照現代的文學觀念去理解的話會喪失對其中很多宗教觀念的認識。他最近的著作是《神仙傳》的全部英文譯注。除了頗有見地的導言之外，還將各種文獻中有關《神仙傳》的異文都搜羅翻譯。工作很仔細。他周五的報告是探討干寶和葛洪這兩位東晉時期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他反對對這些東晉人物做像“儒家”或“道家”等標籤式的評價，而應將那一時代的種種宗教系統看作像演戲的“戲目”（repertoire)，當時的思想家為達到特殊的目的而從中選出所需來表演。他同時採用宗教史理論家 Jonathan Smith 對宗教分析的兩個概念：utopian 和 locative。這兩個概念和尋常意義上的用法完全不同。Campany 認為干寶和葛洪都屬於locative 類的宗教思想家。locative 指的是強調從個人出發去想像和定義自我所屬的宗教傳統，同時也強調維持秩序的重要性。他指出這兩人不僅生活中關係密切，宗教和學術的旨趣上也非常接近。就旨趣而言，兩人都致力於對禮制的探討，對占卜和鬼神有濃厚的興趣。同時兩人又對一些他們必然瞭解的宗教上的新現象保持緘默，比如天師道和佛教。另外兩人也都對流行中的玄學和清談持強烈的反對態度。干寶和葛洪在文化上的保守立場以往已有學者注意到。但從宗教的層面將兩人合觀則是好方法。以干寶為例，他對占卜的特別重視，Campany 認為就是具有locative傾向的明顯證據。而干寶的《搜神記》，Campany 也認為具有類似的傾向。其依據不在《搜神記》中的故事本身，而在於全書編撰結構上所具有的意旨，也就是每一卷的故事都有一個很特殊的主題。Campany 的任務就是確定所有這些主題並對之做深入的分析，最終將作者所具有的世界觀呈現出來。這是一種結構主義式的分析方法，我們能否贊同他的意見必須以能否同意他對文本的具體分析為基礎。但是這種分析本身能啓發人從無緒中看出有序，對研究六朝的文獻特別有幫助。
Michael Puett 主要的工作是早期諸子思想，他的研究路數受到人類學和研究早期中國思想的名家A.C.Graham影響頗大，主張將早期各種著作中的思想看作是彼此之間的多重對話。學者的任務是鎖定這種對話的角度。他此次的報告是關於葛洪的《抱朴子》中的聖人觀，同時以此來探討葛洪對王充特別重視的原因。在他看來，葛洪和王充都將有所”製作“看作是聖人所具有的共性。
周五會後晚餐期間，柏夷向鄰座的幾位朋友介紹說世界上有名的性學研究機構金賽研究所（Kinsey Institute）其實是印地安納大學的直屬機構。地點就在校區內。他說你們大家不要誤以為這個研究所的專長只是分析男女行房次數與婚姻長短的聯繫，人家還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性的歷史的研究很重視呢。希望各位能努力發展課題，與該所合作。同時該機構收藏了不少有價值的中國歷史文物，還包括一部珍貴的明版《素娥篇》，問我們知不知道，話音未落，臨坐的伊維德（Wilt Idema) 立刻說當然知道，而且還提醒在座諸位該善本的插圖尤其精美，不可錯過。目前是哈佛教授的伊維德，是研究明清戲曲，曾執萊頓漢學系牛耳的名家。他進一步說明，這部素娥傳可以用來證成他的理論，那就是明代萬曆天啓年間真是個快樂的時代，從對性愛作如此露骨地表現就可以看出來，而等到了崇楨時那些道德家一出來就全完了。我相信這一定是真能繼承高羅佩學風的人才能有的見識。我一向佩服他的聰明和歐洲人所有的冷隽，這次依然沒讓我失望。
星期六早晨的第一個主題由陸揚和伯克萊加大的Robert Ashmore 做報告。陸揚的報告是對四世紀中國佛教義學的形成的特點和文化史背景提供一些意見。首先他提出用“義學的轉向”（scholastic turn）這一概念來解釋這一時期佛教知識結構和群體的形成以及和前此階段的區別。同時說明了使用這一概念時所要注意的一些特殊涵義。針對歷來過分重視玄學對佛教傳播的影響所造成的種種誤導，他認為應特別重視帶有地域特點的漢代經學傳統和中亞部派的經院知識系統對中土佛教義學結構所産生的影響，以及這兩種傳統在何種意義上相結合的問題。提出必須參考近年以來北美對印度中亞及西藏佛教的研究的新成果。同時也舉例說明了僧傳敘事結構所體現的當時特殊的佛教史學觀，以及佛教世系觀念出現的背景。雖然該報告涉及的問題比較多，但據雲某的觀察，陸君一般早上思路不如下午或傍晚清晰，所以雖然報告作了三十來分鐘，但提供的意見聽起來還是很不成熟的。
Ashmore談得主要是東晉時期禮制和音樂的關係問題。也涉及東晉時期對儒家經典所做的創造性詮釋。讓雲某印象最深刻的是Ashmore特別提到晉人注疏中對宰予的行為和形象所做的重新解釋。宰予漸漸被解釋成能主動創造機會讓孔子來闡發道德立場的賢弟子。會議在座的多位學者也表示宰予是他們非常喜愛的一個人物。宰予的知名度如此之高，則是雲某始料未及的。
下午第一個專題是東晉文學的表現，由康達維，柯睿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田菱三人報告。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教，以一人之力完成全部《文選》的翻譯工作的康達維真可算是西方學術史上最了不起的六朝文學研究者。我個人認為他和曹道衡是目前這一領域內東西兩個最有成績的學者。如果看一看已出版的三冊典雅精確的譯文和嚴謹淵博的注釋，就會發現這真是前無古人，大概也是後無來者的翻譯研究工作。所以他對於六朝文學的研究可以做到信手拈來。他的報告是對兩晉之交的劉琨和盧諶的生平和詩歌的分析，及由對他們詩歌的解讀來探索劉琨複雜的生平和政治立場。他認為兩晉之交文學所體現的意義因為其創作背景的模糊而變得很難把握。但涉及觀念文風的重大改變，所以又不能忽視，而歷來對劉琨的研究都受到傳統史學評價的束縛，常常很膚淺。康達維對被沈德潛評為”不知所云“劉琨《扶風歌》做了細緻的詮釋，試圖揭示出劉琨和盧諶，段匹磾之間很複雜微妙的關係。柯睿和康達維的研究風格很接近，強調的也是對文獻的全面掌握和對文本的精確解讀。研究常常從難度大的作品入手。他雖然主要工作是唐代文學，近年來更不遺餘力提倡研究唐賦的重要，但對六朝文學和道教也多有涉及。他報告的題目是“孫綽和東晉時代文人的自我包裝”。他特別借用新歷史主義名家 Stephen Greenblatt 在討論文藝復興文學時提出的 self-fashining（自我包裝）一詞，來顯現孫綽在各種場合如何通過不同的文化工作來將塑造出他自己的多種面相。以及如何通過這種多面性來理解東晉文化的複雜性。所以究竟哪一個是真正的孫綽也許是一個有問題的問題。第三個報告人是哥大的年輕學者田菱。她通過對陶淵明詩文中有關“閑情”，“閑業”的描述來分析“游閑”概念在東晉特別是陶淵明的精神世界裏的特殊含義。報告後的討論中大家感興趣的問題是，陶淵明詩中常提到的所謂“鄰人”，究竟是怎樣的一類人？他們究竟是文學寫作中虛擬的角色還是現實的寫照。同時一向被認為是真情流露的陶淵明是否也有自我做作的方面。
下午最後一個專題是東晉宗教對文化藝術的影響。報告者是蔡宗奇，汪悅進和田曉菲。而三人的報告幾乎都以慧遠的思想和影響為中心。蔡宗奇的專長是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和文學批評史。他近年關心的是佛教哲學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報告的重點在慧遠對“觀”，“象”等觀念的發展及其思想背景。汪悅進的領域是中古的視覺藝術和文化史的關係。由於他本人受過嚴格的文史訓練（曾是伍蠡甫的學生），所以常能將文獻資料和視覺材料作比較細緻的結合。他的討論集中在早期中國佛教造型立體化的出現的宗教背景上。通過對新出土的陶罐上凸出的佛像和陶罐平面上的圖像的關係，銅鏡上圖像的組合，石窟壁畫Chiaroscuro（染暈） 手法的出現，以及東晉慧遠創造佛影窟的記載等等的分析，汪躍進強調了新的佛教實踐和理論和佛教視覺藝術手法的變化之間所存在的關聯。會議最後的報告人是田曉菲。報告涉及面很廣，而重點則是佛教對觀想的思考如何影響到東晉以降文學題材和創作手法。她特別指出對山水描述的興趣不能完全看作是對審美趣味的追求，描述本身也不全是自然主義式的。很多其實是特意想像的結果。而這種臥游夢想式的創作應該是受到了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凝神觀照理論的啓發。
整個會議的效果遠超出我事先的預計。最大的收穫是使目前在美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者産生一種新的團隊氣象。報告的內容基本也代表了今後北美東晉研究的一些主要重點。就具體的成績而言，研討會的參加者都傾向於將東晉時期看作中國歷史上文化最複雜，也最有創造力的時期之一。同時對這種複雜性的探索也從文本解讀和史實探討進入了對文化資料本身所蘊含的立場的反省。另外也開始擺脫將玄學風流放在討論的最中心的路數。雖然廣義而言，會議的參加者談的都和歷史有密切的關聯，但主要的側重點在宗教文化史和文學史。所以我感覺須要加強的地方無疑是對傳統意義上的東晉政治社會史課題的討論，Holcombe 是唯一對這方面有所討論的學者。另外參加者對近年來亞洲對東晉社會的研究以及西方近年來對早期佛教史研究成果的掌握也有不太平均的地方。但是這些方面都是很容易彌補的。在這一領域內的學者由於中文程度普遍都很高，所以能大都保持對文獻做仔細解讀的好習慣，文史間打通的能力也較強。另外我個人感覺兩晉南北朝這一段的研究在西方雖然人數不算多，但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這對於未來的發展很有利。而且相互關係融洽的程度在西方的中國學界也是少有的。正因如此，會議（或會談）也始終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白天開會，晚上喝酒，而且喝的是和東晉的“晉”字發音相同的一種叫“Gin”的烈酒，所以是徹底的晉研討會“Jin workshop”。當然這種親切而友好的氣氛在Campany 君所表演的饒舌歌聲中達到頂點。為了證明我一向所持學術和八卦是分不開的觀點，最後在這裏再提供一些題外八卦以使這一簡報具有完整性。
曉菲當年曾是北大英文系的才女，而且是少年大學生。比雲某低一級入校。雲某告訴她，當年在北大居然沒見過她，可見自己勤奮讀書，目不斜視。不料曉菲反唇相譏：“難道要斜視才能看到我嗎？”雲某一時為之語塞。
周六晚飯間宇文所安對我盛贊《大話西游》的精妙，尤其是上半部。左右點頭表示贊同的外夷起碼有三四人之多。可見對觀音姐姐魅力的認識是“東海西海，心裏攸同”（錢鍾書語）。可惜我只會“讓小朋友看見了多不好”一句，還是某小姐教我用來駡人的。所以在那裏汗了半天。
晚飯後大家喝酒聊天，康達維說以前他在耶魯時聽說有一門課是有名的gut course，也就是學生容易混過關的課程。一般這類課程學校的美式足球隊隊員都會去上。所以開學第一堂，球隊隊員聞風而至。但剛一坐定，卻又拿不準這門課是否真的像傳聞那麽容易。正當猶疑之際，猛然見到當時還是學生的現任大總統布希高視闊步，老神在在的走了進來。於是眾人欣慰地互相表示：“我們選對了”！
最有學術價值的八卦當然是有關王兄邦維的。開會前王兄邦維突然和我電子郵件聯絡，說他此時正在哈佛。原來上周他女兒答辯成功，獲得哈佛醫學博士，邦維兄莅臨觀摩此盛事。我們於是約定會議期間見面。這自然是意想不到的快事。而會議中間，當雲某正在會上發言時，西方六朝文學的祭酒康達維向雲某提問說：”敦煌發現有《鳩摩羅什法師通韻》一種，饒宗頤先生有研究，你對此看法如何“。他同時問及六朝僧人的梵文知識問題。雲某當場順水推舟，說對這些問題沒有比在座的王教授更有研究了。邦維兄被迫應對，但出語驚四座，說數年前已有專文，證明《通韻》乃後人偽作，此話令康達維頗為吃驚。康氏治學向來以淵博謹嚴著稱，所以敢稱《通韻》為偽作已需七分的膽子，更何況還要暗示潮州聖人的學識有差。邦維兄會議期間多次就佛教問題提出高見。會下康達維對我說他開始聽到邦維兄意見時很驚訝。但後來發現此人佛學素養不同尋常。所以特地向邦維兄索要論文云云。會後也有多方向我打探說這個說一口流利英文，道行頗為高深中土和尚究竟是何方神聖。同時也表示羡慕雲某三教九流的朋友之多。原來邦維兄那幾日也真絕，手提一個麻布袋，身著黑色短衫，頭髮剪得短而齊整，看上去的確像是從哪個精舍出來的。當雲某看到邦維兄頭上光環開始出現的那一刻，立刻私下向與會同仁介紹說，這是中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的中堅，也是雲某的師兄。言語之間，特別強調了師兄弟這一層關係。
由 雲中君 於 05-14-2005 12:30 PM 最後編輯
05-13-2005 09:40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會議和簡報都好，很充實。最搞笑的是這一段：“陸揚的報告是對四世紀中國佛教義學的形成的特點和文化史背景提供一些意見。……雖然該報告涉及的問題比較多，但據雲某的觀察，陸君一般早上思路不如下午或傍晚清晰，所以雖然報告作了三十來分鐘，但提供的意見聽起來還是很不成熟的。”
05-13-2005 10:43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同時對這種複雜性的探索也從文本解讀和史實探討進入了對文化資料本身所蘊含的立場的反省。”這個概括很準確，好幾個人的發言似乎都有這個特點。這個方向是有前途的，值得中國學者注意。
05-13-2005 11:00 PM 編輯 引用
手揮五弦
“他最近的著作是《神仙傳》的全部英文譯注。除了頗有見地的導言之外，還將各種文獻中有關《神仙傳》的異文都搜羅翻譯。”雲中君能提供一些更詳細的情況嗎？
05-14-2005 02:02 AM 編輯 引用
簶生
請教雲中先生一個問題：為什麽歐美學界對於魏晉時代的研究相對薄弱？是出於材料的難得，還是因為此一時代在歐美學者眼裏缺乏重要性？記得之前有些學術著作就直接把這段稱為“漢唐之間”，似乎著眼於它的過渡性質。國內學界則頗為重視這段歷史，相繼有“南朝化”，“北朝出口說”等，不一而足。顯然強調魏晉南北朝為後世奠定制度基礎，開創文化先河。美國漢學研究者常年在做魏晉南北朝政治歷史的大概就有Charles Holcombe，Scott Pearce和Dennis Grafflin。與會的其他專家好像基本都是專史研究者。他們的研究或者是文學，或者是宗教，或者是藝術史，並非專門集中在這一斷代。就我自己有限的瞭解Stephen Bokenkemp，Robert Campany和David Knechtges因為做中國宗教，特別是道教的關係，較多的關注六朝時期。印象中，對於魏晉南北朝基本歷史的研究確實很少。歐美的魏晉南北朝研究除了90年加大出的一本會議論文集，尚有Ebrey（Ebrey已經完全放棄做這一段了）和Pearce等人2001年編的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在這本書裏作者們強調近來的魏晉研究在歐美的進展主要源於新材料的出土發掘。他們好像並不重視這一時期的歷史定位，也並不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當然，和其他斷代的研究一樣，在目前的中國研究中美國人還是引用日本學者的研究為主）。
05-14-2005 03:48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多謝五弦君指出的重要人名錯字，已改正。看來雲某晚間腦子也不清楚，還不如陸君。
Campany 的書名字叫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2)。他用tradition (傳承)而不用biography (傳記)來譯《神仙傳》的傳字。用divine transcendent （強調羽化登仙的轉化一面）而不以慣用的immortal（強調不死的一面）來譯神仙都是有其理解在內的。
該書的導言對葛洪的宗教取向，此書的文本，作者，以及傳的文體性質等等都作了討論。Campany的研究初看會覺得理論傾向頗重，有時甚至有用概念來化約的問題。但他是個很善思考的學者。對文獻的掌握也很不錯。導言中的內容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在翻譯的注解，每個傳後附有評論，對其中人物也一一注出在其他文獻中出現的地方。導言部分也許值得譯成中文。
05-14-2005 04:08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簶生的問題很大，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答。首先西方的學術重點本身轉移很快。常常和學界重視與否沒有必然的關係。因為一般專業化程度很高，很難指望行外的人來隨時注意某一行內的研究。但只要有學者在做，而且作出成績來，重視就會很快隨之而來。六朝和隋唐研究三十多年前是很興盛的。七十年代唐史研究也還大盛，所以才可能編出《劍橋史》。但八十年代初這些人不幸早死得死，自殺地自殺，轉興趣地轉興趣，一時幾乎風流俱盡，否則情況會完全不同。但目前之所以做的人較少，除了前面一輩未能培養出眾多好學者之外，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對文獻掌握和解讀能力的要求遠過其他領域，而按目前西方的速成訓練，能作到的人越來越少了。而且六朝文獻相對較少，所以能否全面把握就對研究成績的高下很重要了。我覺得六朝研究能有成績除人要聰明之外，還需有毅力，光憑有思想大概還不行。因為材料雖不多，但足以抑制奇談怪論。這是和西方上古史研究的關鍵區別。簶生認為參加會議的大都是從事專門領域的研究，而非專作東晉斷代史研究。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而且這樣其實還有好處。
Charles Holcombe，Scott Pearce和Dennis Grafflin三人我都算認識。其實在美治六朝政治社會史的遠不止這三人。Charles Holcombe是這次才見到的。但我覺得，若純粹就能力來說，Scott Pearce和Dennis Grafflin應該作出更多成績來。但Dennis Grafflin已完全放棄了這方面的努力，的確可惜了。Pearce等編的那本文集其實是相當不錯的。但和八十年代初斯坦福教授Albert Dien遍的有關南北朝的文集相比重點就很不同了。Dien 編的集子大部分文章都是關於社會政治史的。甚至還譯了唐長孺先生和毛漢光的各一篇文章。這是我所知的唐先生文章的唯一英譯。所以不能說不重視中國的研究。只能說後來的一批學者對中國在六朝政治社會制度史方面最新的研究進展注意少了。這一情況並非六朝史所獨有，事實上在其他領域內更嚴重。而且六朝史研究所涉及到的制度名物向非西方學界所長。六朝研究得以維持不墜靠的是像David Knechtges 這樣的文學研究家的堅持，功不可沒。而近年來西方中國中古藝術史研究和佛道教史研究大興，使這些方面已成為西方學界的強項。其實也對中國學術界産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此外西方對六朝文獻的譯介的工作其實也做的很好。比如六朝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獻像《顔氏家訓》，《洛陽伽藍記》，《世說新語》，《文心雕龍》，和《文選》都有很好的譯本。
日本學者對六朝史的研究一向很強。雖然傑出的著作不算很多，但就我的初步觀察，至少到目前為止，精彩的具體研究也許比中國要多不少。而且風格和中國學界不大相同。日本對六朝文化的氛圍和心態似乎有一種直覺的敏感。這也許和他們自身傳統有關。我一直覺得平安朝的文化的細膩似乎更接近南朝而非唐代。
中國六朝史研究的高水平是有目共睹的。當然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研究走得主要還是以實證史學為主，雖然在這方面他人難以抗衡。但將來會影響到課題的範圍的拓展。至於“南朝化”和“北朝論”，則全看從哪個角度和層面去分析了，兩者並不矛盾。有時“南朝化”可能只是現象上的類似，而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很可能已經不是南方制度或文化的直接影響了。這一點我非專家，不敢談。
由 雲中君 於 05-14-2005 10:33 AM 最後編輯
05-14-2005 05:30 AM 編輯 引用
宰予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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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雲中君 發布
...我一直覺得平安朝的文化的細膩似乎更接近南朝而非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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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真令人有捅破窗戶紙的感覺：不說想不到，說出來卻又讓人覺得原本顯而易見。高明！高明！費思量的，是這現象背後的歷史原因。
05-14-2005 06:56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其實玄象對此最有研究。這最早是玄象發表過的一個觀點，我借用而已。至於歷史原因，則大概由玄象來答最好。
05-14-2005 08:52 AM 編輯 引用
老冷
兩年前我聽過康達維的一次課，好像是講王粲《登樓賦》，印象是細緻得只在文本裏轉悠，對王粲的時代理解不足，跟國內講鑑賞課一樣。
國內六朝史的研究，相對於北朝史而言，自90年代以後有下降的趨勢。以發表六朝史論文最為集中的《曉莊師院學報》為例，選題陳舊，議論空疏，與六朝史研究的整體狀況非常接近。
我同意雲中君對日本六朝史研究的評價。以我私見，六朝史特別是南朝史還大有可為，以往的研究距離“真相”實在隔膜得很，日本學者的六朝，似乎是某種幻像中的東西。現在要整理南朝史，既要去除隋唐人塑造的江左記憶中那些錯謬的東西，又得擺脫日本人加給六朝的諸多臆想。
從研究中古史（六朝與隋唐之間）社會與歷史的非連續性的角度看，六朝史實在是極好的標本。六朝史本身被中古歷史隔離和排斥的狀況，使六朝史料具有完整與殘缺的兩重性，這是很令人著迷的。
05-14-2005 10:46 A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同意老冷的意見。六朝史研究相當弱。現在研究六朝史的人不少，但其中缺乏一流學者。沒有一流學者的參與，自然也就沒有典範性的著作。
05-14-2005 10:55 AM 編輯 引用
老冷
最近北大校內盛傳，前不久將無同來北大在一個小範圍內演講一次，效果之好，超過期待。正好此帖討論的是魏晉史，題目相關。能否請將無同在這裏貼出演講提綱？
05-14-2005 11:24 A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啊，這可不敢。羅志田兄約我給學生們講講研究方法。我其實根本沒資格講這個話題，所以就借此機會向學生們介紹了一下田先生以前給我們講的治學經驗。
05-14-2005 11:39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田先生的治學經驗？這不是很有價值嗎？介紹一兩點來我們學習一下如何？
05-14-2005 11:55 AM 編輯 引用
土山
Eugene Wang的中文名字是汪悅進,不是汪躍進。他老兄剛拿到正教授，哈佛已經30年沒有中國美術史的正教授了，真值得祝賀。
05-14-2005 12:21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這也說不過去，雲某和悅進兄交往有年，但在這裏平日叫慣他英文名，很少提及他的中文名，所以一時居然寫錯，罪過。
05-14-2005 12:28 PM 編輯 引用
fengsha
雲中先生對中國六朝史研究的水平評價很高，想來是把田先生算了進去。
而冷、將二先生則不這樣想。大概因為田先生的近期重點已轉到北朝史了吧。
05-14-2005 05:42 PM 編輯 引用
蕭瑟秋風
將無同先生的史識是一流的，作一古代史學史家，與干寶、孫盛、袁宏輩搏鬥實在可惜。如果臧否當代漢唐之際的史學論著，使時賢失色，創造歷史，與《世說新語》媲美，豈不快哉！
《世說新語•品藻》：“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05-14-2005 08:04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我說的不太準確，我說“六朝”，其實心中想說的是南朝。老冷有空的時候，希望能具體談談對日本六朝史研究的評價。
謝謝蕭瑟秋風的誇獎。我絕對不是一流的，這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我不可能去“臧否當代漢唐之際的史學論著”，上午發言已經有些後悔了。
雲中君說：“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研究走得主要還是以實證史學為主，雖然在這方面他人難以抗衡。但將來會影響到課題的範圍的拓展。”希望雲中君能就此多說點。我對最後一句很有興趣。
由 將無同 於 05-14-2005 08:34 PM 最後編輯
05-14-2005 08:24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我對實證史學的長處和局限的確想得很多。當然不是幾句話能講清楚的。而且有時發表意見也擔心會讓同行産生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在網上很少願意談。但我的確有一個始終堅持的立場，就是我們在對於所有史料中的信息加以採用以討論歷史問題之前必須對該史料本身的的文本性質作反省和厘定。這種工作未必都能達到我們所期望的效果，但工作本身應該成為史學訓練的必要的一步。這和傳統意義上的文獻考辨有聯繫，也能結合在一起。但有性質和目的上的不同。因為我所講的反省是通過對文本的結構以及和其他性質類似或不同的文本類型之間的關係來推測這一材料在寫作過程中受到過哪些層面的制約。這和以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那種對作者的身份貼標籤，再去斷定其作品性質的做法也完全不一樣。這主要是將文獻本身作為觀察的對象
這一方面使我們對我們所用材料的性質有比較清醒和複雜的認識，另一方面這種工作本身可以大大拓展我們的史學研究的課題。可以由此來揭示古人的文化心態。這對於中古史，尤其是九世紀以前的材料的運用特別重要。因為這一段的研究幾乎完全以正史或帶有官方性質的材料為中心。很難聽到這以外的聲音。所以對文本性質的反省可以使我們知道那些問題是可以探討的，可以往那個方向探討，可以探討到什麽程度。我的這一立場無疑受到西方史學思潮的很大影響，但我覺得這種意識其實不受到西方的直接影響也能産生。其實將無兄在自己的史學書中在這個方面就已作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工作。比如對史記的討論以及對地志的討論等等都是。以前陳垣和嚴耕望所強調的史源問題也是這種工作的一個小部分。
我覺得現在這個工作中國國內的學者做得很少。西方這幾十年來由於後現代史學的衝擊，對這方面尤其重視。但西方的問題是對材料本身的瞭解往往有限，所以常常是反省有餘，而提供新解釋的能力有限。中國的學者正好反過來，是反省的工作做得很少，所以和西方學術界的接觸中，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缺乏史學方法的基本訓練。這是相當吃虧的。我們當然可以對這種對方的先入之見置之不理，但其實我們的學者對於文獻的掌握有很多優勢，只要觀念有所轉變，就能充分領先。
其他一些方面我想成熟了，等有時間再來彙報吧。
由 雲中君 於 05-15-2005 02:29 AM 最後編輯
05-15-2005 02:23 A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按我的理解，雲中君的意見大概是這樣的：今天的研究者在使用史料時，應該高度關注撰史者所處的環境以及他的心態。這樣的好處是：第一，可以讓我們提高警惕，以便更謹慎地使用這些資料，第二，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增加一個研究層面。同樣一部史書，我們既可以利用它研究書中所敘述的那個歷史時代，更可以利用它來研究撰史者所處的那個歷史時代以及文本本身。而且這後一個方面應該是首先要考慮的。是這樣吧。研究史學史，自然會更多地從後一個方面考慮問題。
05-15-2005 06:19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我剛才寫了那幾段話後，玄象就指責我說得不甚清楚。果然將無同不得不出來做進一步的解釋。將無兄的解釋說出了我想表達的一部分意思。而另一個我更想表達的層面就是任何歷史文獻的文本，都因為在被古人應用的過程中，因其應用的範圍和目的而形成一種文本的慣例。比如一篇碑文或一篇正史裏的傳記，或一種古人的子書，或一篇官方的文書，它們所遵循的慣例是不同的。這種慣例的形成原因很複雜，而且慣例本身也會變化。但一旦形成，古代的作者在用不同體裁來寫作時就會受各種既定慣例的制約。而形成一種寫作的慣性。不同立場的作者也會有類似的寫作慣性。而瞭解在每一種體裁裏，什麽是需要表達的，什麽是不可以表達的。表達的手法是什麽，都是認識這種文獻的信息含量和信息性質的關鍵。比如碑志和正史裏的人物傳記同樣都講某一個人物，但表述方式會很不同。所以我們從碑文和正史傳記瞭解某人生平的途徑是不一樣的。很多學者對不同性質的文獻不作文本性質上的分別，最後就會對史事的內涵判斷失誤。
05-15-2005 08:57 A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很有意思的問題。建議雲中君以後就此寫篇文章討論。雲中君學問淵綜廣博，中西兼通，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在唐史之外，再將史學批評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目前這個方面是很弱的，遠不如文學批評搞得好。
05-15-2005 09:53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不敢當。我對史學批評的確是有很強的興趣的，但這主要是為具體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理論上的依據 所以探討史學的方法大概也要等具體的史學工作作出成績後才談得上。而且具體的史學材料千變萬化，實際上沒有可以用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很多最好的西方史家都同意，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裏唯一沒有固定方法可言的。之所以這麽說，就是因為什麽方法都可借鑑，只要能為對具體史料的處理提供幫助。事實上最精彩的史學方法和史學批評都是研究具體歷史最有成績的人提供的。而專在那裏作史學批評是不會真正進入史學的殿堂的。現在我發現中國國內有一批學者專做史學批評。其實這是沒有多大前途的。因為如果自己不從事具體而有開拓性的研究工作是無法真正找到史學批評的法門的。西方當然也有不少專做史學批評的，但他們對歷史家的影響是不大的，而且他們通常不能在歷史系找到工作。而只能在比較文學，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或人類學系（anthropology）。比如國內現在很盛行的海登懷特就是一例。他在西方以前也有很大影響。現在這種影響已經淡了許多。其實他最早的時候的確是職業史家。我不能說受了他多大的影響，但我到美國後之所以注意到他的史學理論，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發現他原本是個研究歐洲中古史的學者。所以我推測他之所以對文本的性質這麽重視，可能就是與此有關。而文本也恰是研究中國中古必須面臨的問題。去年因為一次開會的機會我和他有機會作比較深入的談話。他自己也承認光作史學批評的人的目的常常不是為了提高史學研究的能力，而是為了理論而理論。
05-15-2005 03:01 PM 編輯 引用
豌豆佛
雲中君新近至少有兩篇文章是關注“文本慣性”的成果吧。鳩摩羅什傳記一篇，道安傳記一篇？何不結合具體例子講講。史學確實沒有什麽固定方法可言，師傅教徒弟若是教出了一套套一定之規，恐怕就是為教課而教課了，所以不得不放他們去HIS 500課上互相殘殺，尸橫遍野？ 但是所謂無招勝有招，精神是可以傳承體會的。雲中君處理文本的細膩精妙之風的感染力很可觀。
05-15-2005 03:58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事實上最精彩的史學方法和史學批評都是研究具體歷史最有成績的人提供的。而專在那裏作史學批評是不會真正進入史學的殿堂的。現在我發現中國國內有一批學者專做史學批評。其實這是沒有多大前途的。”
跟我的觀點完全一致，不會是我告訴你的吧。哈哈。
05-15-2005 08:54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我的體會是：從最基本的方面看，史學也還是有些方法應該掌握、應該注意。但研究上的最終突破絕不是靠一些固定的方法、規則能够解决的。好比足球比賽的臨門一脚，最終的一刹那是需要想像力、需要激情的。
05-15-2005 09:08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是自家從將無同的著作裏體會出來的，這樣說如何？
其實史學批評和文學批評的位置不同。因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的目的和性質完全不同。文學批評嚴格來講不是要指導將來的文學如何創作的。所以以前文學家常常嘲笑文學批評家，其實倒是沒太大道理的。但是史學評論就不同了。史學批評如果不是為了對史學的具體研究提供幫助那麽就基本失去意義了。所以反過來說，沒有好的具體研究的本領就很難說得上真正的史學批評。因為批評本身必須從具體的例證和層面出發的。
由 雲中君 於 05-15-2005 09:49 PM 最後編輯
05-15-2005 09:45 PM 編輯 引用
將無同
“從將無同的著作裏體會出來的”，這個說法好，好爽。哈哈。
史學批評與文學批評不同，這個沒有多想過，只是偶爾看看文學批評方面的文章而已。不過我心目中的史學批評可能是比較接近於文學批評的，所以蒼茫也曾說我比較“另類”。
05-15-2005 10:15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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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老冷 發布
兩年前我聽過康達維的一次課，好像是講王粲《登樓賦》，印象是細緻得只在文本裏轉悠，對王粲的時代理解不足，跟國內講鑑賞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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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來了。那年康達維正在哈佛客座，代替正在休假的宇文所安。我和同事那年的五月也曾請他來普大給研究生講漢賦一周。所以才第一次有機會聽到他講課。我的印象是他講課方式是很典型的西洋漢學傳統。就是注重在對文本意義的仔細研讀，而且強調音韻訓詁。而把微言大意留給學生自己去發揮。我以前聽許理荷的報告也有相類似的感覺。和國內的鑑賞課相不相同我不敢說，但我是覺得他的講課可能和黃季剛有些接近吧。
05-16-2005 03:26 AM 編輯 引用
江流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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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將無同 發布
不過我心目中的史學批評可能是比較接近於文學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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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好牛。
《世說新語•品藻》：“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此人竟知俺本家姓過。
由 江流 於 05-17-2005 04:36 PM 最後編輯
05-17-2005 04:25 PM 編輯 引用
南嶺浪人
雲中君請看:
請教一個問題------大作中提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從事史學批評的人往往不在歷史系.我一直有這樣的想法:歷史學雖是少數高人的名山事業,畢竟還有培養公眾歷史感的社會責任,在當下中國,人們常常提及的史學危機,是否也有歷史學囿於象牙塔,遠離大眾的意思呢?另一方面,公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求也是有目共睹的,這一點大概可從近年來國內幾本質量不高的歷史普及類著作成為暢銷書看出.在這一方面,美國史學界是怎樣認識並處理的?讀史景遷的作品,油然而生的一個問題是,要寫出引人入勝的歷史作品,究竟應當如何把握史學的科學性和藝術性,方不至於墮入極端?寅恪先生說,言論愈有條理,去事實真相愈遠,從史學的科學性出發,自為箴言.但若就公眾接受程度而論,其迴還往復之煩瑣,恐為天書.這樣說當然不是貶低陳先生的史學表述,而是疑惑史學既是少數人的地域,又肩負著培養卡爾所說的歷史感的責任,如此兩難究竟怎樣協調?
願聞高見!
05-25-2005 01:29 A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南嶺浪人的問題也是我關心的。但這是涉及面很大的問題，給我兩三天時間，我一定提供我的意見。不過我先要在這裏提一下的是，南嶺浪人文引了陳寅恪的話，但對那段話的理解是不確切的。那指的是歷史的解釋，而非歷史著作的文學性。
05-25-2005 12:55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可能是我的表達有問題,所謂自己清楚,讀者不清楚!經常為這個自己無法意識到的毛病苦惱.前不久發一篇論文時,也有個編輯指出類似的問題.謝謝提醒.
陳寅恪的這句話的確是就史學表述而言的,不是講文學性或藝術性,我是就公眾理解接受程度來說的.
05-25-2005 05:42 PM 編輯 引用
雲中君
我無意鑽牛角尖。但是南嶺浪人雖然對陳寅恪的話的理解作了澄清，我覺得還是有比較關鍵的誤差。解釋和表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的理解是，陳的話的意思指的是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古人的思想等等的解釋按今天的標準越是有系統，越是嚴密，那麽離歷史的實情越遠。你誤解了他用的“言論愈有條理”這一句。他的所謂“言論”指的其實是看法。他的所謂“條理”，並非真是說話的條理，而是解釋的系統。這是很重要的觀點，這表示了陳對歷史訊息保留的偶然性和不穩定性有直覺的把握。但這和如何表述自己對歷史發展的解釋是不一樣的。一個歷史學家對古代的某一歷史過程的理解（也就是陳所講的言論）很有系統，可以覺得該過程一步一步的發展的因果都很清楚，但可以用很混亂的方法表述出來。
我之所以再次對此加以說明，是南嶺浪人的誤解反而會導致忽視陳的一個很有啓發的觀點。我並不認為陳在他自己的研究中能事事按這個觀點去做，但他的警覺是早就有的了。如果我們今天的史家都能照他的這個觀點去反省的話，今天的中國歷史研究著作中很大部分都會站不住脚。與他的這一觀點相比，陳寫作上的結構鬆散拖沓反到是比較不重要的了。所以我也認為對南嶺浪人所要探討的問題，陳的這幾句話是沒有太大關聯的。
由 雲中君 於 05-26-2005 10:52 AM 最後編輯
05-26-2005 10:48 AM 編輯 引用
南嶺浪人
謝謝雲中君的指點.讀書不細,以後要注意.我會重讀這一句話的.
05-26-2005 09:48 PM 編輯 引用
短松
引用：
最初由老冷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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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聽過康達維的一次課，好像是講王粲《登樓賦》，印象是細緻得只在文本裏轉悠，對王粲的時代理解不足，跟國內講鑑賞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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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非常同意老冷的觀察。康達維任教於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而非歷史系。如果要把他安置到北大，大概他要進的也是中文系而不是歷史系。其實，這次東晉研討會中不少人是做文學出身的，如宇文所安，伊維德，田曉菲。他們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傳統文學研究的對象，如俗文學、詩歌、文論等等。研究的層面似乎也主要停留在文本上，而較少從社會政治經濟的角度進行觀察。雲中君指出他們格外強調對文本的解讀和重視不同的文本類型，也是治文學的人特別著意的。似乎這些治文學史的人構成了這次會議的核心，而他們又邀請了治史、治藝術史的雲中君等人加盟。
學中文在美國不好找工作。語言是一大障礙，影響到美國人對中國文學的整體鑑賞水平。從這次會議來看，美國六朝研究界（本人對此領域全無瞭解，權當這次會議網絡了該領域的所有巨頭）反映出來的卻是偏重於文學研究，與整個六朝研究在美國學界的式微似乎有著某種關聯。不是想貶低這些學人的水準。聽一位友人說，他查對康達維的翻譯有數年之久，可是沒有發現一處錯誤，這在海外漢學界也是罕見的吧。如果文本都讀不懂，其他的研究大概很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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