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美國學生最常說的三句話：「慢慢來」，「挫折越多越好：你受到越多挫折，你就得到越多學習的機會；如果沒有挫折，反而就得不到學習機會」，以及「期末成績有沒有得Ａ並不重要──等到你三十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大學成績單上的Ａ完全沒有意義。」
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中，小豆子（童稚時期的程蝶衣）和小癩子這兩個孩子受不了梨園教學，逃學出走，卻意外鑽進戲院。小豆子頭一次看見戲台正式演出，目睹了「原初場景」（primal scene；在此借用佛洛伊德用詞），感動得決心再回梨園磨練。小癩子卻看得涕泗縱橫，哭道，「我什麼時候才能成個角啊？」
小癩子這句感嘆獲得廣大共鳴。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不同年紀的觀眾都和我表白，他們對這句話頗有感觸。他們沒人學戲，卻也問自己什麼時候成角。
小癩子的大哉問沒有饒過我──親友問我何時「學成歸國」。歸國容易，學成難。在美國西南岸的洛杉磯當了六年博士班學生之後，我仍未學成歸國。我反而隻身搬到美國東北角的新英格蘭，在森林裡的某大學擔任東亞系講師。
我搬至美東工作見習，博士班生活也就形同中斷──用台灣口語來說就是「脫稿演出」。可是大學研究所教育和中小學教育畢竟不同──中小學教育講究一氣呵成，而大學研究所卻未必如此。在高等教育，「抵抗順暢」和「放慢腳步」是互為因果的兩種工夫，我還在耐著性子學習。我同時提醒自己，並且暗示學生：在學習不順利的時候，在腳步慢下來的時候，正是培養獨立思考的機會。
在課堂上，如果學生埋頭抄筆記，記錄我的話，我反而會加以阻撓：我宣稱我提供的定義並不可靠，我明知故問、反問學生問題，我裝傻、彆著不說正確答案。我播放沒有圖說的幻燈片（通常是電影劇照）給學生看，不置一詞，反而要他們解釋幻燈片帶來的聯想。這樣的教學並不順暢，但我相信不時中斷、插入空白的教學環境反而刺激學生思考。
讀書本來就耗時
讀書本來就耗時──我所謂的「讀書」，不單是指「過學生的生活」，也指「閱讀的動作」。台灣英文教學者常建議，在閱讀英文文章的時候，遇到生字也不要停下來查字典，以免中斷閱讀的情緒。我同意查字典會中斷情緒，但我認為情緒被打斷才好。順利的學習經驗恐怕只會左眼進右眼出；在文字深淵打滾卻可以刻骨銘心。我不好意思頻頻把學生推入文字的火坑，但我一直打斷自己的閱讀。我發現生字，就盡可能查字典（我出門遠行也帶字典；如果飯店房間裡沒有字典，我會恐慌）。我的住處隨處有筆，因為我可能在家中任何死角閱讀，需要隨手在書上畫重點，寫眉批，在超市傳單空白處寫筆記。閱讀網路文章時，我盡量列印出來，以便圈點。讀書讀一段落，我就出門溜狗──在溜狗的時候，我反芻剛才讀過的字句，或是發呆，看樹。我曾經一天溜了六次狗，原本興致勃勃的狗後來出門時都要求饒了。我也曾經在半夜花一小時遛狗，又冷又累的狗後來步伐都走不穩。搬來美東之後，我在雪中溜狗，狗一看見雪地（牠們已經認得白花花的雪不好惹）就裹足不前。像我這樣不專心讀書，腳步不慢才怪。
但學生是初生之犢，還是偏好效率。在開學前一日，各系在體育館擺出攤位，向大一新生介紹各系課程。這種陣仗很像大學生的社團迎新，更像台北市貿中心的電腦展。在這種情境中，教師其實和電腦推銷員差不多，而學生就像消費者。這所大學學費不菲，每一名學生的一年學費高過比我一整年的全職薪水。學校吸納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上階層家庭，野心勃勃，趾高氣昂。
一波又一波的新生湧向我們東亞系，其他人文學科的攤位卻閒得嗑牙。而東亞系又分兩組：在中文組前，等著教師談話的學生排成人龍；日文組前，像能劇一樣清幽。「中國熱」在我面前赤裸裸展現。多位新生在日本教授面前興奮嚷道，這年頭學中文才有用，日文已經過時──我聽了都為之臉紅。
這批想去中國淘金的美國孩子，由中文組的資深教師打點招徠。她向新生保証，只要在校修一年中文課，暑假就可以去北京遊學。宛如買了電腦就送一年保證期。資深推銷員忙不過來之際，偶爾有新生找我這隻菜鳥推銷員「估價」：
「如果我在大一就開始學中文，那麼我在精通（英文動詞為「master」）中文之後，東亞系還有什麼課可以讓我修嗎？」
我忍住不笑，再三保證：等您精通中文之後，東亞系的教師一定還是可以開設更高級的中文課，不至於技窮。
「要花幾年的時間學中文，我的中文才可以像中國人一樣好？」也有人問。
熱門語文與經濟泡沫
後來一直有學生問我類似的問題。我口袋裡有好幾種層次的答案。對於我已經熟悉的學生，我會「老實」建議他們在中文地區住上五年──我聯想起許多白人學者，的確在亞洲住了五年以上，才有能力參與享受當地的文化活動；而我來美之前雖然已經具有台大外文學士及碩士，也在美國吃力摸索多年之後才勉強習慣美國生活。如果我對學生更誠實一點，我會建議他們花十年。而如果要我完完全全誠實，我會說，就算花上十年也不見得有用──試想，在台灣用了幾十年中文的大學生也未必精通了中文；那些肖想精通中文的美國學生，也未必已經可以用他們的母語（英語）寫出漂亮文章。
攤位結束之後，日本教授笑道：當年日本經濟看俏的時候，大學生也是一窩蜂搶學日文；等到經濟變成泡沬之後，就只有真正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學生才修日文，想淘金的學生都跑光了。
她補充道，就看中國的經濟在什麼時候也變成泡沬囉。
學生是斤斤計較的消費者。他們相信一分耕耘就該至少變出一分收獲。如果他們發現投資報酬率不彰，就會上門找教師。其他大學的學生或許將教師視為瘟神，盡量迴避教師研究室，可是我所在的森林大學風氣不同。學生像公立醫院的病人一樣，勤於「預約掛號」，訂光我的「office hours」（教師會晤學生的時間）。我也不惜成本提供額外的會談時間。我的一對一談話很少在半小時之內結束；長達一小時的談話是家常便飯，和單一學生談上兩小時也有幾次。
大學教師通常不像我這樣投資時間──連讀書研究和照顧家庭的時間都不夠了，怎麼能在學生身上揮霍時光。但我的情形有點不同：我不是美國人，英語不是我的母語，而我要在美國的大學面對白人學生（面對邊緣化黑人學生又另有技巧）。我和學生討論他們的作文，解釋學術文章，甚至建議如何選讀研究所。說得粗白一點，我等同實習醫生，而美國學生是病床上任我宰割的白老鼠。他們有人還誤以為我是任職多年的主治大夫。如果一對一的談話過程越輕鬆，學生就越樂意傾聽和訴說，而我的收獲也就越豐富：他們告訴我為什麼對某些學科產生熱情，喜歡什麼樣的教學方式，以及愛看什麼課外書籍（等學生一離開研究室，我就會上網去找他們推薦的書）。
挫折越多越好
步調放慢，談話內容才可能深入廣泛，我才能夠充容吸收學生不知不覺釋放出來的知識芬多精。為了將我的白老鼠留在座位上久一點，我一見學生走進研究室，就立即奉茶（學校飲水器沒有熱水；熱水壺由我自備）和點心，表示好客。學生一放鬆，臉上線條柔和下來，就無所不談。只有接受茶水、願意和我花時間閒聊的學生，才會說出他們在課業上喜怒哀樂，我也才知道如何對症下藥（通常陪他們在網上一起找相關書籍以及學術論文──我的陽謀是：唯有看更多書，才能夠解決困境），而這種漫長對談同時讓學生和我受益。至於緊張趕場，不接受茶水，不敢和我細談的學生，不會在我身上學到什麼，也沒有教給我什麼。
學生經常著急表示，想要以最短的時間獲致最好的成績，不然就會陷入挫折感。而我總是江湖郎中一樣，神定氣閒，一面喝茶，一面說出我對美國學生最常說的三句話：「慢慢來」（Take your time!），「挫折越多越好：你受到越多挫折，你就得到越多學習的機會；如果沒有挫折，反而就得不到學習機會」，以及「期末成績有沒有得Ａ並不重要──等到你三十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大學成績單上的Ａ完全沒有意義。」
學生聽我這樣說，往往張目結舌，啞口無言。他們離開研究室的時候，我在他們手中塞一把巧克力，為他們的茶杯添熱水，請他們有空再來坐坐。在回家的路上，回想剛才說過的話，我不覺莞爾。那些話不只是說給學生聽，也是說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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