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20中國時報 張力：暫不宜列入教科書 黃富三：勿用情緒化字眼 林淑玲、曾薏蘋、陳希林/台北報導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昨天出爐，史學界評價不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張力主張，應將此沈澱為學術議題，而非政治議題，暫時不宜放進教科書。曾任二二八研究小組成員的台大歷史系教授黃富三認為，追究政治責任是歷史研究重要一環，但歷史是要明確呈現而非判斷，不宜用「元凶」等情緒化字眼。曾在前政府時代參與撰寫二二八研究報告的黃富三表示，這次的報告引用的資料比以前有進步及突破，但還有部分使用「二手資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張力則認為，由於外界對這分報告還會有不同意見，「要放進教科書太快了」。就學術立場，希望能再深入討論。
黃富三強調，二二八是歷史大環境造成，歷史既無情也無辜。若他來寫這段歷史，會交代「日本統治五十年對台灣的影響」、「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發展的狀況」及「陳儀的政策」，從多方面去看這段歷史，會比較客觀。
黃富三指出，雖然一手資料不會完全正確，但歷史還是要多用一手資料，這次報告的「註腳」處，看到引用的一些資料來源，是別人的作品。他認為，二手資料比較不客觀。
在使用檔案部分，張力批評，這些年來，政府把二二八檔案都集中到行政院研考會的檔案管理局保管，其實是破壞檔案管理原則。這次國史館長張炎憲等研究團隊所採用的「大溪檔案」雖開放但不准影印，不能排除有未被選取的材料，會得到不同結果。
黃富三認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比當時的中國大陸更進步，彼此的思想差距很大，二二八是歷史悲劇，蔣介石當時用陳儀也沒什麼不對，雖然陳儀對台灣的了解只有「半桶水」，但陳儀已算是蔣的部屬中最了解台灣的人，只是「半桶水」終究無法理解日本式的資本主義，才會造成這樣的後果。因此也要讓外省人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
「蔣中正是（二二八事件）元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針對二二八基金會的調查報告昨天說：「不用研究也知道。重點在於，『加害者』是誰，這點要說清楚。」
許雪姬也是第一份官方版所提出研究報告的共同執筆人之一。「她強調是誰造成受難者這麼多痛苦，這點要講清楚。「總有人有錯吧！」許雪姬認為下令者是誰，一定要說出來。
2006.02.20中國時報 「沒密電」 葉明勳：不可能影響派兵 林諭林、林淑玲/台北報導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點名當時中央通訊社台北分社及分社主任葉明勳須負責任。葉明勳昨日澄清，沒有外界所謂的「密電」，只是「參考消息」﹔他畢生投入新聞工作，不可能影響誰派不派兵。葉明勳也遺憾該調查發布前未與他聯繫，並期盼二二八的研究不要再挑起族群感情衝突。
中央社昨日則發布新聞強調，該社已於一九九六年經立法改制為財團法人，是一個依新聞專業為公眾服務的公共媒體；中央社在黨國時期之黨屬或黨營通訊社之功過，應可尊重史實接受各界公評。中央社董事長蘇正平表示，中央社改制前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人實體。中央社對此事的處理，到此為止，也不會對該責任歸屬調查報告採取法律行動。至於葉明勳先生如何處理，與中央社無關。
葉明勳曾於一九九一年受國民黨政府之邀，擔任「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委員，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於一九九二年聯名提出調查報告，如今卻被指為「必須為二二八事件負責」。
葉明勳表示，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他是第一批從大陸來台的記者，報導台灣光復的第一條新聞，「就是我發回大陸的」。他強調，自己從事新聞工作七十餘年向來秉持誠信原則。
葉明勳表示，他當年雖是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但並非每篇稿子都過目，而是由編輯直接發到中央社南京總社，南京總社覺得可以供給各報就供給，認為敏感就不對外發布。他承認當時的確有許多機要稿件僅做內部參考，但否認這些稿子是影響二二八事件的因素，他也沒有印象看過這次二二八研究報告所指的中央社稿件。
2006.02.20中國時報 橋樑失職 李筱峰：「半山」有責 林庭瑤/台北報導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首度納入當時「半山」的政治責任。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該章節執筆人李筱峰表示，「半山」理應擔任國府與台灣之間橋樑，卻大多扮演國府的附庸角色，但也有人站在台灣主體立場批判時政而罹難。
所謂「半山」，係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由於半山具有特殊的中國經驗，非台灣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國府接收台灣之後，借用這批人治理台灣。這份研究報告，點名「半山」前省議會秘書長連震東站在陳儀的立場，而不是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引發連震東之子連戰強烈不滿與抨擊。李筱峰回應說，連戰若看過整份報告，會了解作者只是引述半山資料，其餘尚待研究討論，不是一竿子打翻所有「半山」。
2006.02.21 中國時報 228後從事反政府地下活動 李登輝首度坦承曾加入謝雪紅組織 本報特約撰述/徐宗懋
前總統李登輝透露，當年「二、二八」發生後，他曾參加一個與謝雪紅相關的組織，繼續從事反政府的地下活動。這是李登輝首次親口承認「二、二八」之後參加目的在於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組織；儘管外界過去對李登輝的左翼歷史有不同的說法，不過李登輝從未正面證實，這是由他首次具體反應，而且其中提到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目前仍然存在。
約一年後退出 「台盟」今仍存在
二○○五年三月《日本評論社》出版日本學者吉田勝次與李登輝的對談錄《自由的苦澀》，其中第三六九頁至三七一頁刊載了李登輝參加紅色組織的自述，這本書並未在台灣發表中譯本，故未為人所識。李登輝對吉田說：「…不忌諱地說，經過『二、二八』，我們與楊廷椅（按，留日台灣學生，中共黨員）以外的人成立一個團體，團體所屬不明，很顯然地，與謝雪紅的『台灣民主同盟』（按，全名應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有關。組織裡有很多人，大約一年間，我就退出了，退出時得他們的批准，雙方還有不洩露彼此的約定。我離開不久後，他們被逮捕，其中一個逃到中國大陸，兩個在台灣被處決，另一個坐監十年，他就是工學院助理李熏山，逃到大陸的人在北京或天津擔任相當級別的共產黨幹部…。」
李與日學者對談吐真相 去年出書
以上是迄今李登輝口述最完整的話。二○○二年至二○○三年，李登輝的故友吳克泰與陳炳基分別透露李登輝在「二、二八」前後參加共產黨活動的情形，遭到李登輝的強烈否認，不過隨後李登輝卻對吉田表示：「吳克泰自稱是組織的領導人，完全不符合事實…陳炳基講的是老實話。」，亦即承認陳炳基所言接近事實，李登輝的自述內容與陳炳基的描述亦大致吻合。不過，陳炳基表示與李登輝所組織的是「新民主同志會」，直屬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非李所指稱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至於兩者之間的落差仍待進一步探究。
至於「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為台盟）」為一九四七年底舊台共領導成員謝雪紅、蘇新、楊克煌等人在「二、二八」抗爭失敗後，潛往香港成立的組織，其綱領包括：「打倒獨裁政權，實行人民民主制度」、「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確立獨立自主外交」、「中國之領土及領海不容任何外國軍隊駐紮」等。一九四八年五月，台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表示「堅決擁護，並號召配合全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廣泛地展開反對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台灣分離運動的各種鬥爭。」
「解放台灣」計劃 因韓戰而中止
一九四九年九月，台盟領導人謝雪紅、楊克煌、李偉光、王天強、田富達等人赴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出席十月一日的中共建政大典，台盟成為中共十三個「民主黨派」之一。兩岸分立初期，一九五○年春台盟總部曾由北京遷至上海，當時中共集結二野、三野共五十萬兵力，準備渡海「解放台灣」，台盟的主要工作是訓練台籍幹部並連繫島內祕密成員，配合解放軍作戰。這一年「二、二八」，台盟舉行盛大紀念會，準備隨解放軍「接管」台灣，不過該計劃不久卻因韓戰爆發而中止。
至於今天台盟仍是中共對台主要統戰單位，榮譽主席張克輝，彰化人，同時也具有中共政協副主席的職銜。
2006.02.21中國時報 缺第一手資料 炒冷飯無意義 陳芳明：應刊出日文接受檢驗 何榮幸/台北報導
李登輝當年在二二八事件後曾參加與謝雪紅有關組織？「謝雪紅評傳」作者、政大中文系教授陳芳明昨晚強調，謝雪紅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台灣並無相關組織，也沒有任何第一手資料證明李登輝曾參加與謝雪紅有關組織，這項說法沒有新意，炒這種冷飯沒有意義。
陳芳明表示，如果李登輝與日本學者對談曾出現相關談話，「應該刊出日文原文，才能接受檢驗」。
陳芳明指出，當年國家安全局史料即已指出，李登輝曾經加入「新民主同志會」，後來吳克泰、陳炳基對於李登輝的描述，都沒有脫離國家安全局的史料範圍。而且，吳克泰、陳炳基為了膨脹自己在台灣時期的重要性，很多資料都是後來才追加的，他不明白為何要一天到晚訪問並引用這些人的談話。
他強調，沒有任何第一手資料證明李登輝曾經加入謝雪紅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只在香港出版雜誌，在台灣並無相關組織，顯示李登輝不曾參加與謝雪紅的相關組織。
2006.02.21中國時報 蔣介石是228元凶？賴澤涵：推論太大膽 陳儀深：回文本討論林庭瑤/台北報導
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甫出爐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再度引發史學界大論戰。歷史學者賴澤涵昨天認為，李筱峰、陳儀深、張炎憲三人被外界認為有綠色背景，推論蔣介石是最大元凶的說法「非常大膽」，影響這份研究報告的可信度。陳儀深則反駁，不要戴著有色眼鏡看人，應該回到文本討論，否則豈非和泛藍立委蔣孝嚴是同一掛的。
已經從中研院退休、目前任教於中央大學歷史系的賴澤涵，一九九二年國民黨執政時代受行政院之邀擔「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與陳儀深等人的針鋒相對，也相當於政黨輪替前後兩份二二八報告研究者的論戰。
賴澤涵說，蔣介石當時掌控軍警特大權，「他在政界翻滾半個半紀，怎麼會笨到留下證據呢？」蔣介石在一九二三年掌控政權、特務監控的情況下，經常不會直接下令或是留下證據。例如當時國民黨員林紫貴要參選首屆台北市長和吳三連競爭，老蔣撂下一句「荒唐」，林隔天就莫名奇妙失蹤令。
陳儀深則表示，如此對「元凶」的定義太嚴格，研究報告指出蔣介石是最大責任者，通俗說法才叫「元凶」。他舉例說，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當時蔣介石在北平、上海、南京動不動就抓兩千人，從結果來看，這些人都是冤枉的，誰該負最大的責任？不是蔣介石是誰？賴澤涵認為，十三年前行政院完成的「二二八研究報告」中，因暫未發現直接證據，所以並沒有直接點名蔣介石就是元凶，僅運用史家隱喻的筆法，以蔣介石長期掌控軍統局、中統局的背景說明，指陳蔣介石確實需要負責。
但是二二八事件到底「誰是元凶？」賴澤涵說，所謂「元凶」是有計畫性的屠殺台灣人民；不過，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複雜，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的文化衝突、民變反抗，致使政府採取強勢鎮壓的手段，使用「元凶」兩個字指控，太過於情緒化。
對於新出版的研究報告首邀法律學者探討「政府犯罪」的刑事民事問題，賴澤涵持肯定的態度。他說，當初行政院官方版本只是呈現史實，不做任何價值判斷，增加法律學者加入二二八研究也不錯，接下來則是政府的補償責任問題。
228蔣介石有責任 非元凶 陳鵬仁／文大日研所所長、前國民黨黨史會主委（台北市）
十九日聯合報頭版新聞報導，「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說：「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背後最大元凶」。這個報告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所謂「最大元凶」，應指策劃和發動二二八事件的指導者而言。身為中華民國元首的蔣介石有什麼理由和什麼必要來策劃和發動這樣的事件？如果不是由他親自策劃、發動和指導這個事件，該項報告就不能也不可以「直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背後最大元凶」。這是汙衊蔣介石。
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因取締私煙的手法不當而引起的。與蔣介石無關。發生事件時，台北的台灣人知識份子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應是好事，他們的用意莫非欲平和地收拾這個事件。但陳儀可能誤解他們的用意，以為他們要造反，所以對這些人採取行動。
我個人認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多基於語言的隔閡，溝通不良，對政治手法認知的差距而發生誤解。加以一些不法份子從中作梗，事變遂日趨擴大。這是一場莫須有的悲劇，不是那一個人所製造的。
事件發生後，在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當然討論過如何處理這個事件。最後決定派兵應該是為了恢復和維護台灣的治安。但登陸後就發生衝突那是時勢所使然。
由於誤解，政府殺了一部分台灣精英，也因為可能乘機報私仇，王育德的哥哥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王育霖就是這樣被殺的。
由於一場莫須有的民族悲劇，所以我是最早的一個建議李登輝前總統公佈有關二二八的政府檔案。我建議李前總統這樣做，莫非是為了讓大家知道二二八的真相，以為我們大家的教訓。
二二八是偶然發生的衝突而演變的事件，沒有什麼二二八的元凶。今日有人指蔣介石為二二八背後最大元凶，簡直是指鹿為馬。
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結果，你可以說在政治上蔣介石有責任，但不能說他是最大元凶。這是不公平的。
【2006/02/20 聯合報】
別向歷史傷口撒鹽 皮國立／博士生（桃縣中壢)【2006/02/20 聯合報】
二二八事件是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傷痕，過去數十年，史學界累積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二二八基金會委託國史館所做的報告，集合一些史界著名的專家，他們都有一定的學術涵養，這是可以肯定的。
我想表達的，尚有三點：第一，蔣介石、彭孟緝、陳儀等人在二二八的舉措，當然是有疏失的。許多研究文章、專書等也都載明這些歷史人物的失當作為，這已經不是一段「被淹沒的歷史」了，時至今日，實在不必花費大筆時間、人力、金錢來研究，最後竟只公布「蔣介石是最大元兇」這樣的結論。
其次，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及其後，正處於國共和談與國共內戰的歷史格局，蔣介石面對大陸將有淪陷的可能，不可能凡事照顧周全，如果我們「神入」至當時的情境，面對國事如麻，當然極有可能相信地方長官陳儀之回報，而誤判台灣情勢，做出錯誤抉擇。將所有錯誤決策歸至蔣身上，實有欠公允。
其三，蔣本為軍人出身，在防堵共產黨擴張勢力的歲月裏，他面對的是一群有武裝、組織完備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政治體，面對此一情勢，蔣本身就必須做出抉擇強硬回擊，所以他習慣性的思考理路當是迅速加以武裝鎮壓。最後，著名史家黃仁宇在「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一文中，認為蔣創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政府機構，卻沒有時間、能力去改革低層組織，上下組織缺乏溝通，導致蔣無法完全掌握民眾的聲音。
我們看歷史時絕不能只以現代的民主、開放、和平思考來度量幾十年以前的歷史人物與情境，那絕對是脫離歷史真實的分析，那麼如果今日來談談朱一貴、林爽文之亂，是不是也要追究康熙、乾隆或所有滿人派兵平定漢人的過失呢？這樣的歷史定罪理論實在太過主觀又難以成立。
故我仍要強調，蔣在二二八事件處理上是一定有過失的，但我們分析歷史時，不能單用絕對的道德來評斷歷史人物，將蔣塑造成「天生」的兇手與劊子手，尤其公布報告時，更不應該請任何藍、綠政治人物到場，他們都不是歷史事件的經歷者，只是想從中取得政治利益的加分而已；如果我們能理解蔣過去所作所為的客觀條件，並帶有一點「歷史的同情」，就會在這個值得反省的日子將要到來之時，哀悼這段悲劇，而不要總往歷史的傷口上灑鹽。
直言集》政治當頭 追思都已變了調【本報記者李祖舜】【2006/02/21 聯合報】
二二八，一個經立法明定全國放假一天的和平紀念日，一旦碰上島內藍綠政治力量拉扯，就變得一點都不和平，更談不上紀念了。
民國八十三年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以來，這個被視為牽動現代台灣史觀路線改變的重大事件，更成為朝野爭取本土認同的重要指標。
每逢二二八，朝野都舉行追思活動，顯示對這個歷史悲劇的重視，還得不斷挖空心思，規畫更能賺人熱淚、博取受難者家屬認同的紀念方式。當年倖存的受害者與受難者家屬，在政治的色彩下，都幾乎被迫成了朝野每年定時配合演出關懷歷史陳案的配角。
最近兩次總統大選，因為投票日在二二八後不久，使得二二八事件意外變質成了藍綠候選人爭逐總統大位的助選工具。特別是民進黨，屢屢以二二八受難者代言人的角色，批判過去執政的國民黨政權，讓國民黨處於挨打狀態，只能一再選擇以謙卑、道歉與反省來換取選民的諒解，但仍舊難以抹去這個因為歷史原罪所烙下的罪惡紋身。
政黨輪替後，儘管執政者口口聲聲高喊和解、放下，卻始終沒有放下追打舊日族群仇恨的棍棒，每逢二二八，就動念藉著回顧史實的理由，延續聲討國民黨政權罪行的戲碼，而且年年提高追究層級，直到今年，透過委託的學術報告將蔣介石定位為禍首元凶。因此，打蔣與護蔣，竟然荒謬地取代二二八追思的本意，成了今年紀念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話題。
更離譜的是，為了追究或撇清追懲元凶的責任，藍綠要角還各自擺出捍衛二二八代理人的高姿態，喊出高額價碼的補償金相互叫陣，讓這個歷史悲劇無辜地沾染了銅臭味。
當政治凌駕史實時，所有追思與紀念其實都已變質走調，不管藍綠再搬出什麼冠冕堂皇的紀念理由與操作手法，都會讓人為歷史悲劇的受害者感到悲哀。
一種二二八，卻出現兩種紀念的顏色，能讓台灣島內民眾深切感受到的，恐怕只有錯亂的歷史認同與醜陋的政客嘴臉而已。
228研究報告 史德何在 天佑／大學教授（台南市)【2006/02/21 聯合報】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討論有關歷史編纂問題時，特別強調「史德」之重要，其曰：「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此即言，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要求史家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
千百年來史家對史識、史德頗為重視，不敢輕易草率之認定，是以號稱正史者，除史記、漢書外，大皆以官方著史為主，史書若妄言斷語，輒被譏評為「穢史」或「亂史」。
對照媒體公布的「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之結論，認為「蔣介石是首要元凶」，我們以為這結論，很大膽，也很危險。
首先「大溪檔案」並非二二八事件全部檔案，只憑部分二二八史料「大溪檔案」的函電九份，即率爾認定蔣中正為二二八幕後元凶，證據非常薄弱，若還摻雜政治動機，今驟爾公布，其心可議。
對二二八事件，任何有興趣之學者都可參與研究，二二八事件之發生，本屬突然，其後派兵來鎮壓，以致一發不可收拾！今「大溪檔案」卻屬於機密管制性資料，一般史家學者無緣觀看，今將這份機密資料交由意識形態鮮明獨派學者來編撰、詮釋，在基礎認定上已失公正，若還摻雜政治因素，則其真相將永難明白！
近六十年來有關二二八著作，官方和民間之著作汗牛充棟，但都不敢輕易驟下結論，而國史館館長及幾位學者，今僅憑「大溪檔案」之部分有關二二八事件之函電，竟然能驟下結論，是否能經過學術之檢驗，殊令人質疑！今日要探討二二八事件之真相，勢必要集合全國專家學者，並將官方與民間所有資料，作集體性之研究，所得之結論或可徵信於史家。
寬容 真相不會撕裂族群吳佩貞／待業（桃縣中壢)【2006/02/21 聯合報】
澄清二二八事件的疑點，除了責任釐清之外，對於二二八家屬而言，更有正義伸張的意義。就這個角度來看，二二八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出爐，無疑是件好事！從反面來看，再度提起這個敏感的話題，也確實會造成族群之間的緊張。
這時候，上位者的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筆者真心期待今年不會再有政客以二二八事件為「分裂族群以從中取利」的手段。我相信，若秉持著寬容的態度看過去的歷史，那麼「真相」就不會是撕裂族群的利刃，反而是促進我們積極向前的動力！
原來，只為了蔣介石國民黨 曾華嘉／法務人員（北縣淡水)
在二二八事件死難的宜蘭醫院郭章垣院長留下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二二八事件是中國史上因統治者忽視人民需求，或無力和平解決群眾事件時，採取鎮壓手段所造成的結果。從查緝私菸開槍到後來派軍隊清鄉，如同上述，就是統治者的暴行；既非一人所能負責，也無關省籍族群對立，更不足以作為台灣獨立的理由。
統治者的暴行，在古今中外都有。歷史學者探討箇中因由，是為了找出事變的因果關係，並提供後世子孫警示與解決方式，不能為特定考量，而將探討事變的方向，導往預設的結果，並用來操弄特定議題。
報載有人主張應以國民黨黨產賠償，或者追訴犯罪者。研究了半天，原來只為了蔣介石、連震東等人的責任？研究了半天，只為了國民黨賠五十億，然後告蔣介石殺人嗎？人民要這些嗎？
我們真的懷疑，其實這份研究只為了否定中國、否定國民黨或否定蔣介石。其實不用這樣辛苦，罵的人夠多了，畫蛇添足大可不必。因為這份報告出爐，會有更多原本茫然無知的人，動了心思去找相關資料研究。如果一個不小心，郭院長的遺言被發現了，原本想達成的目的卻得到反效果；「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這到底意味什麼？
晏嬰／郵差（北縣中和）
筆者大學修歷史，教導「史學方法論」課程之老師，師事名學者杜維運，杜先生某次受託撰寫清朝史家趙翼傳記，為此鑽研有關趙氏史料數月之久；一日書成付梓，杜先生將其書首先予其妻過目，結果杜夫人回了一句：「難怪這些天見你老頭子怪怪的，像是變了我不認識的人似地，原來你變成趙翼了。」
在下才疏學淺，並無藉此諷嘲，妄責執筆者之意，但真不知諸位研究作筆時有否遵循為史者之基本道理：須將自己投射在此一大環境，須將自己設想為當事人？
二二八當時時空背景便是抗戰結束不久，血戰方殷，民生凋敝；物價漲騰，人心浮動；國共和戰無常，百姓流離失所；當時國民黨中央已不只一次批論是項問題，但國共戰鬥在外，派系惡鬥在中，安撫人心在內，實在無力處置。
北齊人魏收作《魏書》，黨高齊而詆拓拔魏，世人遂以「穢史」蔑之；諸公究欲作一交待萬世真實之報告？抑或只有扔入字紙簍值價之臭老九作文？望君圖之。並在此敬告國民黨諸公，應盡快全面開放公布陽明書屋黨史，告訢大眾一個真相，否則背上不白之冤，實怨不得人！
【2006/02/22 聯合報】
洗去228記憶…傲慢的國民黨 曾琮愷／台灣青年公共事務協會理事長（桃縣龜山)
我是俗稱七年級生的台灣青年，二二八事件在許多台灣青年的記憶裡是不存在的，因為從小我們就被迫學習中國的歷史接受大中國的觀念，我們被迫將關於台灣可歌可泣的故事從記憶裡洗掉。或許有許多老一輩台灣人，二二八事件在生命的記憶裡永遠抹不去。但必須承認國民黨很會做思想教育，竄改歷史甚至隱瞞歷史真相。到了今天，台灣的民主開放，但國民黨的教育還是贏了，因為歷史教科書關於二二八少之又少，讓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從人們的記憶裡消失，這是多麼殘酷，也多麼令人悲哀。
這次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大家爭吵誰是元兇，但我卻感覺到身旁的青年根本不在乎台灣的歷史。不要說二二八事件，提到美麗島事件、學運世代的活動，一樣感受不到台灣青年對於這些歷史的認識與省思。這是最大的可悲，當越來越少人願意了解台灣歷史，那對於台灣的情感將越來越淡，更會產生認同的危機。
不管蔣介石是否是元兇，國民黨都該要道歉，為當時屠殺台灣人民的行為道歉以及賠償。因為他們不只是用武器屠殺台灣人民，還用歷史教育洗去這段不光采的歷史。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儘管會觸碰到南北的對立，但是他們仍致力於歷史教育，讓美國青年體會歷史事件的意義。中國以及泛藍陣營每每提到日本對於中國的暴行一定是大聲譴責，難道現在的中國人有選擇原諒以及遺忘嗎？為什麼每次提到二二八、提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就表現出「不要再提了，不是已經道歉了嗎」，這種態度造成國民黨的傲慢，使得他們不願意面對二二八的歷史真相。
國民黨不但不喜歡此次報告的歷史結論，他們用表面的儀式來道歉，但是歷史的教育永遠站在泛藍的史觀，只要台灣青年繼續接受大中國歷史史觀，國家認同也就沒有了，未來二二八將不再有人提起、美麗島事件將不再偉大，所以真正該推動的是台灣青年的歷史觀。期望看到在小學或者中學的課堂上，歷史老師侃侃而談二二八事件對台灣帶來的衝擊以及台灣民眾勇敢反抗剝削者的故事。歷史是可以被竄改的，但是真相永遠都會呈現，不要再讓二二八成為歷史，而是要成為台灣青年記憶的一部份。
【2006/02/22 聯合報】
回響》大溪檔案早已對外開放 國史館閱覽科（北縣新店)【2006/02/22 聯合報】
昨日「二二八研究報告，史德何在？」一文，提及大溪檔案開放的問題，特別說明如下：
「大溪檔案」在民國八十四年國史館奉命接管該批檔案，正式命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民國八十六年二月正式對外開放，在參與九十二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時，已經將該批檔案全數編目及影像掃描。
為因應學術研究需要，該批檔案已提供數位影像檔案形式開放，俾便一般讀者及有興趣的學者閱覽，只要符合本館史料閱覽規則（國史館網站http://www.drnh.gov.tw/），持有足資證明身分文件者，均可到館閱覽該批檔案。
聯合筆記》歷史混淆司法的荒謬 楊湘鈞 【2006/02/22 聯合報】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出爐，引發兩極爭議。許多人提出報告未引的史料批判報告偏頗，但更深層的問題是部分人士企圖混淆歷史研究與司法裁判的心態，從此也凸顯該報告更像是改朝換代後的「精心傑作」。
這份報告，報載首度委請學者討論二二八事件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問題，參與學者認定是「政府犯罪」，且仍可追究相關人士的刑事責任；台灣北社則評估是否由具受害家屬身分的社員，對當時「以黨領政」的國民黨，提起五十億元民事訴訟。
但最大的矛盾也因此而來，既然認定是「政府犯罪」，為何不將求償矛頭對準中華民國政府或當今執政者？否則，豈不是認為當今日本政府不必為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罪行負責？
或謂，「二二八事件處理暨補償條例」已讓「中華民國」負責了，但眾所皆知，該條例是政治處理的結果；且若「政府犯罪」事證確鑿，豈能僅憑區區「補償」即讓「中華民國」及後繼的執政者輕鬆過關？
因此，唯一可說得通的邏輯就是，中華民國自「阿扁元年」起已經消失，但國民黨還在，所以「罪責」就全歸於國民黨。說穿了，部分人士欲結合歷史研究與司法裁判，根本是企圖讓歷史、司法為此政治思維服務。
歷史研究並非不能與司法結合，卻必須了解，受史觀的影響與史料的侷限，雖可以得出結論，卻絕難達到司法裁判的「百分百確信」。單以最基本的訴訟公平論，又有誰足以代表「被告」，與挾著當權者意志並以龐大公權力為後盾的「歷史研究者」抗衡？
證諸過往，有太多「今朝寫前朝」、「易代修史」的事例讓人感慨，更讓後代歷史研究者戒慎恐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就算自認不帶政治色彩，但當國史館長參與其中，具政治權力意象的陳水扁總統更出席新書發表會，恐怕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吧？
自唐代開始由「國家」設館置局纂修前朝歷史，歷朝奉行，除為保存史料，更為彰顯正統與權力宣示，這已是學界的共識。這次二二八研究報告，非以「國史館」名義進行，令人慶幸政黨輪替後的台灣，國史館尚未「公然」成為當權者打手，但卻也讓人憂心學術研究與政治掛勾更趨隱晦。除了執筆三嘆，又能奈何？
2006.02.22 中國時報 本省外省互助 更顯人性可貴 蕭旭岑/台北報導
國民黨即將於二二八發表的紀錄片，是國民黨首度為二二八事件製作的影像紀錄。有意思的是，片中提及多例在二二八事變發生後，協助掩護外省人的本省人，與國府軍隊抵台鎮壓後，反過來具名以性命擔保本省人的外省人。多位當事人或家屬在多年後憶及此事，眼淚都閃爍著淚光。
林獻堂 以自身性命保護嚴家淦
鮮為人知的其中一例，是前總統嚴家淦的例子。嚴家淦在當時是交通處長，二二八事發當時在台中洽公，遇到一群攻擊外省人的民眾，若非台灣友人林獻堂的保護，將難逃一劫。林獻堂甚至以自己性命為嚴家淦擔保，讓多年後回憶起此事的嚴家後代感念不已。
嚴家淦兒子嚴雋泰回憶，父親告訴他，當初他躲在一個倉庫幾天，但有些激烈的民眾還是不放過他，甚至去追保護嚴的林獻堂。林獻堂站出來申辯說，這個人對台灣是好的，他拍胸脯說：「你們要嚴家淦的話，先要踩過我的身體才可以過去！」
同樣的場合不斷發生。當時就讀師範學校的張永福回憶，他下課時發現有人在打「阿山」（外省人），趕緊趨前把人架開，還說：「貪汙那有輪到他們的份。」他再晚一點，那人就會被打死。當時在台中機場工作的蔣君宏就是被波及的外省公務員之一，他無奈地說，民眾以為從大陸來的就是貪汙，但他沒有啊，但是背上還是被釘子釘了兩個黑洞。
陳明忠保外救醫 馬英九幫的忙
混亂中保護外省人的著實不少，如後來加入「二七部隊」的受難者陳明忠，當時就保護台中農學院院長周進三，後來陳明忠因白色恐怖入獄。陳明忠原本以為必死無疑，結果沒想到一九八七年在一位總統府秘書偷偷幫忙下，意外獲得保外就醫，成為唯一沒死的死刑犯。那個總統府秘書就是現在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馬英九回憶，當年學者王曉波打電話請他幫忙，他不認識陳明忠，但他願意試試看，因此他去拜託當時的國防部長宋長志，希望能讓陳明忠保外就醫。馬英九當年的努力，讓陳明忠感念在心，兩人結為好友。
陳明忠回憶，那時是很討厭貪官汙吏，但並沒有外省人、本省人的觀念，尤其高中那些從大陸來的外省老師，非常進步，男女平等，比台灣還進步很多，學生都比較喜歡外省老師，因此當時他全力保護周進三與其家屬。
不只本省人協助外省人，在國府部隊開始鎮壓後，外省人回過頭來保護本省朋友。學者朱浤源說，當年的機密文件顯示，常常有多位外省人聯名保證幾位本省人，親手用毛筆署名寫下：「以生命擔保，本省人某某某未來不會有問題。」
二二八事件 非族群衝突可簡化
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表示，在國民黨檔案是還藏有幾份機密文件，其中一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呈送給中央執行組織部部長陳立夫，力保蔣渭川的清白，並對廖進平等台籍黨員遭殺害深表遺憾。
負責統籌紀錄片的鳳凰電視台製作人游本嘉表示，紀錄片想還原「人」在亂世的珍貴價值，尤其是不分族群之間的互助；證明那時不只是殺戮和鎮壓，還有溫暖人性的存在，更彰顯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不是族群衝突可以簡化。
2006.02.22中國時報 貪汙腐敗造成 難歸咎特定人…春蟄驚夢 國民黨拍228紀錄片 蕭旭岑/台北報導
國民黨將推出二二八事件紀錄片，呈現與民進黨政府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不同史觀，認為歷史責任難以歸於特定人，但坦承國民黨當年的貪汙腐敗是主因，也隱約點出蔣介石角色。
被民進黨政府報告視為「附和、袒護」陳儀的前國防部長白崇禧，受難者蕭錦文在紀錄片中現身說法，強調因白崇禧發現陳儀聲稱「共產黨作亂」的說法有誤，許多人才獲救。
受難家屬：終等到黨主席道歉
國民黨這部與鳳凰電視台合作的紀錄片名為《春蟄驚夢：二二八還原紀事》，將於二二八當日正式發表。這部紀錄片訪談了許多受難者與家屬。還包括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受難者張七郎的墓前，親口向家屬表達歉意；讓張家家屬感慨，五十九個寒暑過去，「張家終於等到了國民黨主席的當面道歉。」
紀錄片中，清楚點出二二八事件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國民黨政府貪汙腐化、國府部隊軍紀敗壞、政治上地位不公平與文化語言隔閡。在馬英九堅持下，國民黨並未潤飾當年的角色，紀錄片中直指，當年的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帶著陳儀的密函飛往南京面見蔣介石，「這封密函，決定了台灣的一場悲劇。」
當年擔任報社記者、被指派趕赴現場採訪的蕭錦文在片中不諱言地批評國民黨政府。多年之後，他仍難掩義憤地說：「台灣光復以後，政治真是非常黑暗，到處都是貪官汙吏。對於這些貪官，政府也不懲處一個讓我們瞧瞧，讓貪汙愈來愈嚴重，變成無法無天！」
紀錄片中較珍貴的，是訪談到過去一向不接受訪問、在二二八事件中罹難的制憲國代張七郎家屬，包括兩位媳婦葉蘊玉與張玉蟬，以及張七郎之孫、長期支持民進黨的花蓮縣客家事務協會理事長張安滿。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馬英九前往花蓮縣鳳林鎮，悼念張七郎父子三人，並親口在墓前向張家道歉。
軍人抓人 「奉蔣介石命令」
馬英九低著頭，向張家人哽咽地說：「我想我們國民黨對你們家很對不起，真的是害你們家破人亡....我們國民黨當初不管那個時候是怎麼樣的情況，我們都要負這個責任。」他強調，歷史必須還原真相，他擔任國民黨主席，「必須概括承受國民黨過去所犯下的錯誤。」
張安滿表示，當時駐在鳳林部隊的軍人直接到他們家，跟他們講：「你們張家死得很可憐，但我們是奉蔣介石的命令，直接就是駐到鳳林來，就是要殺鳳林張家的人。」他說，全台灣二二八受難的家庭，也只有他們家寫訴冤狀，直接送到南京給蔣介石，寫訴冤狀送給白崇禧，但三張訴狀如同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
白崇禧令開釋 多人逃過一劫
但對於受質疑的白崇禧，也有受難者為其「平反」。蕭錦文回憶，有一天大家通通被叫出去，眼睛遮住、手反綁要被押去槍斃，但途中被攔截，因為白崇禧來台灣了，看到情況根本不是陳儀報告的「台灣有共產黨作亂」，對警備總部下令所有在押人犯，除首要者應依法偵辦外，其餘都准予開釋。
蕭錦文感慨：「因為白崇禧這句話，我才逃過一劫，但在我前一天被叫出去的人，通通都死了，沒有回來。」游本嘉也透露，他日前與白崇禧之子、知名小說家白先勇訪談，白先勇無意間提及，當年他父親去世時，有許多人不具名地送輓聯來，讓他記憶相當深刻。
2006.02.22中國時報 族群相互疼惜 才能撫平傷痛 林庭瑤/特稿
隨著政治形勢開放，一九九○年，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第一次全台各地公開紀念二二八；一九九二年，第一份官方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問世；一九九五年二二八紀念碑揭牌，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致歉，同年「二二八事件處理補償條例」完成立法，政府成立二二八基金會，開始有系統地對二二八受難家屬給予補償。
二二八從禁忌到紀念，從爭議到慰撫，其實，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從政府到民間，紀念之餘，即使容有史觀的差異，但不再有強烈衝突，政府必須為二二八負責任，已是無庸置疑之事。不過，這個平靜的局面，隨著二二八基金會推出新版本的二二八「責任歸屬報告」，又有了改變。
要談責任歸屬，難免傷感情。
有別於鳳凰衛視的《春蟄驚夢：二二八還原記事》紀錄片，企圖從人性面企圖找出族群間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傷痛；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甫出爐的《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是分層追究事件鎮壓屠殺人民的元凶及相關者的責任，結論指出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最大元凶。
無可諱言，二二八對台灣造成無以彌補的傷害。這份報告更認為，二二八傷害台灣人的部分，包括：打擊台灣人的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恐懼與冷漠；造成菁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
報告指出，二二八事件真正該負責任的，首推掌握黨政軍特的蔣介石，第二層是彭孟緝、陳儀、柯遠芬等人。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認為，蔣介石事前無視於監察委員的警訊，當年三月五日南京政府發出的派兵電報，根據字跡，應是蔣介石手令，三月九日登陸後就展開屠殺，事後蔣又袒護陳儀，沒有任何一人因事件受到懲處。
至於當時國防部長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陳儀深認為，白崇禧奉派來台「宣慰」，但他在當年三月十七日來台以後，很快向陳儀靠攏，他所建議的獎賞名單竟然還包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陳儀深指出，白崇禧的職位名分高於參謀總長陳誠，陳誠還會注意非軍人身分不應受軍法審判，但白崇禧寧可獎賞彭孟緝等人，毫不重視人權觀念。
這份研究報告也呈現台灣人受到外省統治者的壓迫，甚至追究「半山」、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政治責任。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李筱峰就表示，「半山」理應扮演國府與台灣之間的橋樑角色，但大多扮演國府的附庸，不顧受壓迫的台灣人。
這份報告，無可避免地重揭瘡疤，如果再痛一次，能讓台灣重新思考：族群的尊重和相互疼惜，也是值得的。就怕，朝野再拿二二八報告當做政治籌碼，傷痛就難有真正撫平的一天。
228歸咎蔣中正？學者反駁 記者秦富珍/台北報導【2006/02/23 聯合晚報】
二二八基金會委託研究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背後最大元凶，中研院次級團體「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讀書會，將在本周六下午發表兩年研究成果，對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提出反駁，並要求公開辯論。
這個讀書會成員有院士、教授、研究員廿多人，周六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院士黃彰建發表「二二八真相考正稿」，近代史研究員朱浤源發表「從歷史方法學談二二八」，史評家武之璋也要發表多年蒐集的二二八史料檔案，蔣家第三代蔣孝嚴也會到場致意。
高齡88歲的黃彰建說，陳儀深是博士，卻不懂中國史家怎麼處理史料，「二二八責任歸屬報告」把元凶歸咎給蔣介石，錯誤的一塌糊塗。
至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把二二八定調為「官逼民反」，黃彰建說，「不要說太籠統的話」，要了解當時台灣人民反抗的理由，二二八是典型「政策殺人」。
他說，行政長官陳儀推動「官營專賣貿易政策」，讓國營事業與民營企業作不公平競爭，引發民怨，造成二二八事件，他是從最新曝光的長官公署、貿易公署檔案得知，陳儀欺上瞞下，才演變至此，蔣介石唯一的錯是35年7月18日台灣人向中央請願，就該把陳儀調走。
他說，陳儀深指民國37年3月5日，當時的蔣介石下命令派兵，蔣是當時的元首，當然由蔣下令派兵，派兵是因台中被台共黨員謝雪紅占據，還有守嘉義的國軍困守機場，蔣不派兵去解救，還有什麼辦法。這些史實，大溪檔案記得很清楚。
他又舉例說，當時台灣人有807人署名，141人代簽，寫信給美國駐台領事轉交給美國務卿馬歇爾將軍，連署信的重要結論是「改革台灣最快途徑是交給聯合國託管，切斷台灣與大陸的政經一切連繫，一直到台灣獨立」。
他說，寫這種信在當年當然會走漏消息，陳儀知道了，寫信給蔣介石，指這些人講台獨，要消滅，但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隱晦真相，美國政府檔案卻印出來。
他說，他曾揭發這事，因為有綠色學者將美國政府這份檔案裡的「INDEPENDENT」「獨立」翻成為「自立」，「這種翻譯方式，完全是偏坦，不忠於史實」。
他表示，陳儀深曾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指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凶，證據是36年3月2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要求將陳儀撤職查辦，蔣介石當時是國民黨總裁，卻不接受決議，以此推論蔣介石是元凶。
他反駁，他在會場上就曾指正陳儀深，去找找大溪檔案、警總檔案，蔣不採納是因為國防部長來電報，指台灣人的話是風聞，不能採信，蔣才沒有採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以此推測蔣是元凶太牽強。
2006.02.24中國時報 族群對話的契機 李丁讚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發表後，有關求償與責任歸屬的問題引起多方討論。根據這份研究報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應該由國民黨承擔，原兇則是當時的黨政負責人蔣中正，以及當時重要的軍政負責人陳儀、柯遠芬等。因為具體人物的責任歸屬需要有豐富的歷史和法學知識，筆者不敢妄下判斷，但以「國民黨」這個法人為責任歸屬對象，應無疑義。筆者認為，這個責任歸屬對象的確立，對台灣過去歷史真相的還原，轉型正義的建立，以及未來政治的發展，都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國民黨相關人士如果能用更積極正面的視野、更恢弘的氣度來處理這件歷史陳案，有可能帶動台灣未來族群關係和政治文化的轉型與質變。這也是我們最渴望看到的結果。
「二二八事件」，除了當事人所受的創傷之外，最不幸的影響是「外省人」因此必須背負一種所謂的「外省人原罪」，以及從此而產生的族群緊張與衝突，對台灣的社會發展發生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份報告清楚指出，「二二八」是一件「階級」，而不是「族群」的罪；是少數一撮統治階級所犯下的罪刑，與「外省人」無關。筆者認為，這是歷史真相的還原，對過去「本省人」和「外省人」因「二二八」而產生的緊張和隔閡，應有釐清之作用。
其次，這份研究以「國民黨」為責任歸屬對象，除了能釐清歷史真相之外，對於「轉型正義」的執行也有正面影響。在過去，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之所以一直揮之不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元凶不明、責任無法歸屬，也因此無法判罪、無法補償等，尤其在一些涉案人物紛紛過世之後，責任歸屬更加困難，整個案子變成迷霧一團，正義無法彰顯，內在的傷口當然無法縫合，台灣社會也因此陷入「怨疚」之中而找不到出口。
現在，這份研究報告清楚地指出責任歸屬的對象－－國民黨，整個案子也因此豁然開朗。在這個關鍵時刻，如果國民黨勇敢承受挑戰，並積極回應，將不只是國民黨的轉機，更是台灣政治的轉機。
首先，筆者認為，國民黨應該誠懇道歉。二二八事件所引起的悲愴，罄竹難書。不必贅述。但是，一直到現在，很多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都還要馬英九不能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道歉。這種不肯認罪的態度，怎能期待受害者能夠心平呢？我們常聽到一些有「藍色」傾向的人說，「那些人吵吵鬧鬧，很不理性，事情過去那麼久了，還一再重提，難道他們不能往前看嗎？」
是的，在目前族群關係中的確有很多不理性的情緒在。但是，這種情緒又是哪裡來的呢？如果連最基本的理解、同情、認罪、道歉都不肯說／做的話，那麼，我們又怎能期待那些受過創傷的人能夠寬恕、原諒與理性呢？而寬恕的前提是認罪和道歉。
其次是賠償。國民黨的黨產問題，一直是國民黨不願處理的痛。但是，如果馬英九主席有智慧的話，他應該把這些不光彩的「頭痛」物趕快賣掉，把所得的錢賠償受害家屬，也可騰出一部分蓋一座和平紀念館，讓台灣人從這個事件中學習原諒與寬容。
台灣的族群與認同問題，是台灣政治發展的最大障礙，而這個障礙的克服，除了理性的思維之外，更需要情感的深度溝通。在情感的底層，「本省人」一直不能忘懷「過去」，而「外省人」卻不能信任「未來」。這是兩個族群溝通的困境所在。筆者認為，「信任」的建立，需要「本省人」的「慷慨」與「寬大」。但是，要「本省人」能發揮「慷慨」與「寬大」的氣度，「外省人」（其實是國民黨）必須先認罪和道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下，國民黨變成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這種關鍵的位置上，如果馬主席能抓住這個契機，啟動兩個族群深度情感的對話機制，從道歉、賠償開始，認真而誠懇地展開深度的溝通行動，讓本省人的怨懟獲得抒發，進而產生原諒與寬恕，也在認罪／道歉與寬恕／原諒的儀式過程中，歷史的傷口才可望撫平。在這個新的基礎上，本省人就要表現出「多數」的「慷慨」與「寬大」，讓「少數」族群不再對未來產生焦慮與不安，兩個族群才能真正攜手合作，共建台灣的未來。（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中研院228讀書會：不能只歸咎蔣介石【記者楊湘鈞／台北報導】【2006/02/24 聯合報】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蔣介石是二二八最大元凶。中研院外圍團體「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讀書會，將於明日發表研究成果反駁，認為二二八是很多錯綜複雜情況下的歷史悲劇與產物，不能歸咎於某個人或國民黨，並要求公開辯論。
「隱晦許多背景史料」
二二八讀書會成員由中研院院士、教授、研究員與民間歷史研究者共廿多人組成，明天報告的重頭戲是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院士黃彰健發表長達數十萬字、分成四卷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摘要，以及從事營造業的歷史研究者武之璋的「蔣介石與二二八」研究報告。蔣家第三代立委蔣孝嚴將會到場致意。
高齡八十八歲的黃彰健院士說，二二八基金會委託發表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稱蔣介石是最大元凶。事實上，發表該報告的學者可能「隱晦」了許多背景史料，以及一些有利於蔣介石的第一手檔案，且未能查覺當時政府處理過程中，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首任行政長官陳儀、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王添灯等人「刻意隱瞞」，還有「推論過多，且犯了許多史學研究的錯誤」。
「不能證明蔣縱容屠殺」
武之璋補充指出，許多對蔣介石的控訴，都缺乏直接證據。他從「二月蔣主席致陳儀蒸電」、「三月蔣主席致陳儀齊電」、「三月十三蔣主席致電陳儀元電」、「三月十九蔣主席致白崇禧電」等一手史料，深刻感受到當時台灣情況的嚴峻，加以大陸烽火遍地，蔣介石在當時決定派兵，同時嚴令注意軍紀、不准報復，「並無不當」、「以目前的資料，以蔣的性格作風，都不能證明蔣曾下令或縱容大屠殺」。
武之璋說，釀致二二八悲劇的原因很多，絕不能單純歸咎於某人。事實上當時台灣的皇民化分子、流氓、台籍翻譯、退伍日軍以及知識份子錯估形勢，以及台灣內部從政狂熱造成群眾集體竭斯底里症、瘋狂打殺外省人等，都是惡化二二八的重要原因。
「地下道死傷說法捏造」
黃彰健昨天接受記者訪問時，解釋「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與過去探討二二八事件諸書的不同之處。
書中卷一探討彭孟緝與高雄事件的真相。黃彰健指出，有些人指彭下令射殺民眾，為「高雄屠夫」；或引口述歷史指稱，二二八後在高雄市政府以及火車站，都是軍隊率先向民眾開槍掃射，甚至稱在地下道中死傷數百人；但根據彭孟緝給陳儀的電報，卻詳載擄獲機槍幾挺、國軍傷亡多少人等。
黃彰健說，如果暴民未向國軍開槍，國軍何來死人？且經查證，地下道死傷的說法是捏造的。
「王添灯隱瞞要負責」
卷二探討二二八發生前後的政治、社會背景，以及蔣介石、陳儀等的二二八電函往來及處理方針；卷三則是二二八事變前後相關史料探討，並深論王添灯等對二二八應負的責任。黃彰健說，像許多人視為英雄人物的王添灯，經他研究發現，王捏造並散布一些假消息，「欺騙了台灣良善的百姓，欺騙了英美領事館，欺騙了處委會的同事」。
「台獨導致動亂擴大」
卷四則是論述二二八前後的台獨問題。黃彰健說，迄今仍有部分學者刻意誤導民眾說，當時處委會的要求是「自治」而非「獨立」，且「淡化處理」當時處委會的「處理大綱」要求政府武裝部隊「繳械」的條款。唯白紙黑字，陳儀與南京中央政府憂心台灣獨立，實是導致二二八事件擴大的一大原因。
黃彰健指出，二二八事件擴大成全台動亂，關鍵是當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後來被激進份子操控，除寫信給美國駐台北領事管請求報導真相，甚至寫請願書要求聯合國託管直至台灣獨立。
他在尋訪請願書時，也發現時任美領事館副領事的柯爾，在他後來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竟竄改請願書結論，將「一直至台灣獨立」字眼刪去，且將三月三日致美國領事館信函的用意解釋錯誤。沒想到，該書仍為主張台獨者所採信。
黃彰健：多採口述歷史 推論會偏頗 【記者楊湘鈞／台北報導】【2006/02/24 聯合報】
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昨天抨擊，「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根本錯用史學研究方法，研究者「不知識別史料」，以致推論偏頗、考據錯誤。
黃彰健並指出，研究二二八必須以兩岸人民福祉為最優先考量，必須充分了解史學精神，否則將淪為「迎合當代」的產物。
黃彰健是研究明清史的知名學者，一九七一年起以「戊戌變法史研究」等著作，獲教育部文科學術著作獎等多項學術獎項，一九八二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
黃彰健說，史料分國史、野史、家史三層次，其中國史取向重年月，關於時間的考證應以國史為主；野史取向重是非，即以其中傳達的意理為主；家史取向重官職，因為家族多會忠實記載祖先曾擔任何官職，不會造假。若遇歷史難題，即應秉持此理，交叉比對、檢視相關史料，再做出最合理的推論。
黃彰健認為，許多關於二二八的研究報告並未遵照前述的原則篩檢史料，最常見的是刻意忽略政府檔案，而傾向採用類同野史的口述歷史。
黃彰健舉例，像是二二八後的高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二二八究竟死了多少人，若只採信口述歷史，不與檔案相互比對，就會出現「為暴民隱」的推論，更易誇大死傷。就以傷亡人數來說，官方檔案不僅詳列傷亡者姓名，就連傷在何處都有記載，較之當時報章報導或口述歷史的推論，顯然前者可信度更高。
「官方史料未提的，推論即可能有錯。」吳彰健表示，研究者必須時時有此警覺，絕不能驟下定論。像他即將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雖自認考證確實、充足、多元，卻仍不敢說是「考證」，又多加了「稿」字，即是希望其他研究者能加以指正、共同參研，或待後世發掘新事證後再補充。
「蔣渭川和陳儀交涉 遭誤解」 記者楊湘鈞／台北報導【2006/02/24 聯合報】
中研院院士黃彰健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代表民間向長官公署交涉的蔣渭川，代表官方見解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卻「頗多汙衊曲解」。因此他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一書特闢專章，希望公平論斷蔣渭川。
黃彰健指出，當時蔣渭川是台北市商業協會會長，台北市的流氓都會買他的帳；且他曾代表民間團體上書長官公署修正平抑物價政策，深獲民心。陳儀當時即著眼於蔣渭川具備豐沛的群眾背景，才邀請蔣渭川出面平息暴亂。
黃彰健表示，二二八事件初始、事端尚未擴大，陳儀一方面派民意代表斡旋，一方面遊說蔣渭川出面協調；自從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王添灯提包括要求國軍繳械的卅二條要求後，情勢才大逆轉。但很多人並不了解、甚至誤解這一段影響事件轉折的關鍵始末。
黃彰健表示，「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即對於蔣渭川曾在二二八事件中投注心血努力的貢獻視若無睹，一概忽略抹殺，還編造蔣「可能亦藉此難得機會立功成名」的說辭。
黃彰健表示，經他考證的相關電文與史料，足已證明蔣渭川不願意二二八事件惡化擴大、傷及無辜，尤其是三月五日蔣渭川以政治建設協會名義，致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李翼中轉國府蔣主席電文中「千祈勿派軍隊鎮壓，庶免驚動民心」一語，完全把他對群眾心理的清楚掌握與其擔憂心境表露無遺。
黃彰健表示，從三月二日到三月六日，代表台灣人民向陳儀提出討論改革、為台灣人民爭取權益的，是蔣渭川與其所領導的處委會民間代表，不是王添灯等人。王添灯等人所提出的卅二條不但沒給台灣人帶來福利，反而壞了事，才使事件釀成不可收拾悲劇。
「半山不敢講話 就要負責嗎？」記者楊湘鈞／台北報導【2006/02/24 聯合報】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除了指蔣介石是最大元凶，也認為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之父連震東等「半山」、甚至當時部分新聞界人士都須負責。中研院院士黃彰健則指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要忽略了他們面臨的恐懼。
黃彰健說，當時確實有些人助紂為虐，像有些與軍統接近的台籍人士，即趁機擬了些名單。不過，「有些士紳一講話，房子就被燒了，其他人不見了，誰還敢再講？」若說不敢講話就必須要為歷史負責，「現在不是也有人不敢講話」，難道未來都須負責？
「要論新聞記者的罪，就更離譜了。」黃彰健說，「新聞記者又不是當權者，不會無中造謠、生事」；反倒是陳儀，當時以軍法「處理」不少記者，真為這些記者叫屈。
黃彰健也指出，有些法律學者根據「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論斷某些人的罪責，並不妥當。他說，法界不是不能介入判斷歷史，但前提是一定要先了解什麼才是真相。如果根據的是未依正規史學方法處理的研究報告，當然會導致錯誤的判斷。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昨天出爐，史學界評價不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張力主張，應將此沈澱為學術議題，而非政治議題，暫時不宜放進教科書。曾任二二八研究小組成員的台大歷史系教授黃富三認為，追究政治責任是歷史研究重要一環，但歷史是要明確呈現而非判斷，不宜用「元凶」等情緒化字眼。曾在前政府時代參與撰寫二二八研究報告的黃富三表示，這次的報告引用的資料比以前有進步及突破，但還有部分使用「二手資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張力則認為，由於外界對這分報告還會有不同意見，「要放進教科書太快了」。就學術立場，希望能再深入討論。
黃富三強調，二二八是歷史大環境造成，歷史既無情也無辜。若他來寫這段歷史，會交代「日本統治五十年對台灣的影響」、「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發展的狀況」及「陳儀的政策」，從多方面去看這段歷史，會比較客觀。
黃富三指出，雖然一手資料不會完全正確，但歷史還是要多用一手資料，這次報告的「註腳」處，看到引用的一些資料來源，是別人的作品。他認為，二手資料比較不客觀。
在使用檔案部分，張力批評，這些年來，政府把二二八檔案都集中到行政院研考會的檔案管理局保管，其實是破壞檔案管理原則。這次國史館長張炎憲等研究團隊所採用的「大溪檔案」雖開放但不准影印，不能排除有未被選取的材料，會得到不同結果。
黃富三認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比當時的中國大陸更進步，彼此的思想差距很大，二二八是歷史悲劇，蔣介石當時用陳儀也沒什麼不對，雖然陳儀對台灣的了解只有「半桶水」，但陳儀已算是蔣的部屬中最了解台灣的人，只是「半桶水」終究無法理解日本式的資本主義，才會造成這樣的後果。因此也要讓外省人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
「蔣中正是（二二八事件）元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針對二二八基金會的調查報告昨天說：「不用研究也知道。重點在於，『加害者』是誰，這點要說清楚。」
許雪姬也是第一份官方版所提出研究報告的共同執筆人之一。「她強調是誰造成受難者這麼多痛苦，這點要講清楚。「總有人有錯吧！」許雪姬認為下令者是誰，一定要說出來。
2006.02.20中國時報 「沒密電」 葉明勳：不可能影響派兵 林諭林、林淑玲/台北報導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點名當時中央通訊社台北分社及分社主任葉明勳須負責任。葉明勳昨日澄清，沒有外界所謂的「密電」，只是「參考消息」﹔他畢生投入新聞工作，不可能影響誰派不派兵。葉明勳也遺憾該調查發布前未與他聯繫，並期盼二二八的研究不要再挑起族群感情衝突。
中央社昨日則發布新聞強調，該社已於一九九六年經立法改制為財團法人，是一個依新聞專業為公眾服務的公共媒體；中央社在黨國時期之黨屬或黨營通訊社之功過，應可尊重史實接受各界公評。中央社董事長蘇正平表示，中央社改制前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人實體。中央社對此事的處理，到此為止，也不會對該責任歸屬調查報告採取法律行動。至於葉明勳先生如何處理，與中央社無關。
葉明勳曾於一九九一年受國民黨政府之邀，擔任「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委員，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於一九九二年聯名提出調查報告，如今卻被指為「必須為二二八事件負責」。
葉明勳表示，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他是第一批從大陸來台的記者，報導台灣光復的第一條新聞，「就是我發回大陸的」。他強調，自己從事新聞工作七十餘年向來秉持誠信原則。
葉明勳表示，他當年雖是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但並非每篇稿子都過目，而是由編輯直接發到中央社南京總社，南京總社覺得可以供給各報就供給，認為敏感就不對外發布。他承認當時的確有許多機要稿件僅做內部參考，但否認這些稿子是影響二二八事件的因素，他也沒有印象看過這次二二八研究報告所指的中央社稿件。
2006.02.20中國時報 橋樑失職 李筱峰：「半山」有責 林庭瑤/台北報導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首度納入當時「半山」的政治責任。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該章節執筆人李筱峰表示，「半山」理應擔任國府與台灣之間橋樑，卻大多扮演國府的附庸角色，但也有人站在台灣主體立場批判時政而罹難。
所謂「半山」，係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由於半山具有特殊的中國經驗，非台灣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國府接收台灣之後，借用這批人治理台灣。這份研究報告，點名「半山」前省議會秘書長連震東站在陳儀的立場，而不是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引發連震東之子連戰強烈不滿與抨擊。李筱峰回應說，連戰若看過整份報告，會了解作者只是引述半山資料，其餘尚待研究討論，不是一竿子打翻所有「半山」。
2006.02.21 中國時報 228後從事反政府地下活動 李登輝首度坦承曾加入謝雪紅組織 本報特約撰述/徐宗懋
前總統李登輝透露，當年「二、二八」發生後，他曾參加一個與謝雪紅相關的組織，繼續從事反政府的地下活動。這是李登輝首次親口承認「二、二八」之後參加目的在於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組織；儘管外界過去對李登輝的左翼歷史有不同的說法，不過李登輝從未正面證實，這是由他首次具體反應，而且其中提到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目前仍然存在。
約一年後退出 「台盟」今仍存在
二○○五年三月《日本評論社》出版日本學者吉田勝次與李登輝的對談錄《自由的苦澀》，其中第三六九頁至三七一頁刊載了李登輝參加紅色組織的自述，這本書並未在台灣發表中譯本，故未為人所識。李登輝對吉田說：「…不忌諱地說，經過『二、二八』，我們與楊廷椅（按，留日台灣學生，中共黨員）以外的人成立一個團體，團體所屬不明，很顯然地，與謝雪紅的『台灣民主同盟』（按，全名應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有關。組織裡有很多人，大約一年間，我就退出了，退出時得他們的批准，雙方還有不洩露彼此的約定。我離開不久後，他們被逮捕，其中一個逃到中國大陸，兩個在台灣被處決，另一個坐監十年，他就是工學院助理李熏山，逃到大陸的人在北京或天津擔任相當級別的共產黨幹部…。」
李與日學者對談吐真相 去年出書
以上是迄今李登輝口述最完整的話。二○○二年至二○○三年，李登輝的故友吳克泰與陳炳基分別透露李登輝在「二、二八」前後參加共產黨活動的情形，遭到李登輝的強烈否認，不過隨後李登輝卻對吉田表示：「吳克泰自稱是組織的領導人，完全不符合事實…陳炳基講的是老實話。」，亦即承認陳炳基所言接近事實，李登輝的自述內容與陳炳基的描述亦大致吻合。不過，陳炳基表示與李登輝所組織的是「新民主同志會」，直屬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非李所指稱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至於兩者之間的落差仍待進一步探究。
至於「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為台盟）」為一九四七年底舊台共領導成員謝雪紅、蘇新、楊克煌等人在「二、二八」抗爭失敗後，潛往香港成立的組織，其綱領包括：「打倒獨裁政權，實行人民民主制度」、「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確立獨立自主外交」、「中國之領土及領海不容任何外國軍隊駐紮」等。一九四八年五月，台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表示「堅決擁護，並號召配合全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廣泛地展開反對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台灣分離運動的各種鬥爭。」
「解放台灣」計劃 因韓戰而中止
一九四九年九月，台盟領導人謝雪紅、楊克煌、李偉光、王天強、田富達等人赴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出席十月一日的中共建政大典，台盟成為中共十三個「民主黨派」之一。兩岸分立初期，一九五○年春台盟總部曾由北京遷至上海，當時中共集結二野、三野共五十萬兵力，準備渡海「解放台灣」，台盟的主要工作是訓練台籍幹部並連繫島內祕密成員，配合解放軍作戰。這一年「二、二八」，台盟舉行盛大紀念會，準備隨解放軍「接管」台灣，不過該計劃不久卻因韓戰爆發而中止。
至於今天台盟仍是中共對台主要統戰單位，榮譽主席張克輝，彰化人，同時也具有中共政協副主席的職銜。
2006.02.21中國時報 缺第一手資料 炒冷飯無意義 陳芳明：應刊出日文接受檢驗 何榮幸/台北報導
李登輝當年在二二八事件後曾參加與謝雪紅有關組織？「謝雪紅評傳」作者、政大中文系教授陳芳明昨晚強調，謝雪紅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台灣並無相關組織，也沒有任何第一手資料證明李登輝曾參加與謝雪紅有關組織，這項說法沒有新意，炒這種冷飯沒有意義。
陳芳明表示，如果李登輝與日本學者對談曾出現相關談話，「應該刊出日文原文，才能接受檢驗」。
陳芳明指出，當年國家安全局史料即已指出，李登輝曾經加入「新民主同志會」，後來吳克泰、陳炳基對於李登輝的描述，都沒有脫離國家安全局的史料範圍。而且，吳克泰、陳炳基為了膨脹自己在台灣時期的重要性，很多資料都是後來才追加的，他不明白為何要一天到晚訪問並引用這些人的談話。
他強調，沒有任何第一手資料證明李登輝曾經加入謝雪紅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只在香港出版雜誌，在台灣並無相關組織，顯示李登輝不曾參加與謝雪紅的相關組織。
2006.02.21中國時報 蔣介石是228元凶？賴澤涵：推論太大膽 陳儀深：回文本討論林庭瑤/台北報導
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甫出爐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再度引發史學界大論戰。歷史學者賴澤涵昨天認為，李筱峰、陳儀深、張炎憲三人被外界認為有綠色背景，推論蔣介石是最大元凶的說法「非常大膽」，影響這份研究報告的可信度。陳儀深則反駁，不要戴著有色眼鏡看人，應該回到文本討論，否則豈非和泛藍立委蔣孝嚴是同一掛的。
已經從中研院退休、目前任教於中央大學歷史系的賴澤涵，一九九二年國民黨執政時代受行政院之邀擔「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與陳儀深等人的針鋒相對，也相當於政黨輪替前後兩份二二八報告研究者的論戰。
賴澤涵說，蔣介石當時掌控軍警特大權，「他在政界翻滾半個半紀，怎麼會笨到留下證據呢？」蔣介石在一九二三年掌控政權、特務監控的情況下，經常不會直接下令或是留下證據。例如當時國民黨員林紫貴要參選首屆台北市長和吳三連競爭，老蔣撂下一句「荒唐」，林隔天就莫名奇妙失蹤令。
陳儀深則表示，如此對「元凶」的定義太嚴格，研究報告指出蔣介石是最大責任者，通俗說法才叫「元凶」。他舉例說，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當時蔣介石在北平、上海、南京動不動就抓兩千人，從結果來看，這些人都是冤枉的，誰該負最大的責任？不是蔣介石是誰？賴澤涵認為，十三年前行政院完成的「二二八研究報告」中，因暫未發現直接證據，所以並沒有直接點名蔣介石就是元凶，僅運用史家隱喻的筆法，以蔣介石長期掌控軍統局、中統局的背景說明，指陳蔣介石確實需要負責。
但是二二八事件到底「誰是元凶？」賴澤涵說，所謂「元凶」是有計畫性的屠殺台灣人民；不過，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複雜，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的文化衝突、民變反抗，致使政府採取強勢鎮壓的手段，使用「元凶」兩個字指控，太過於情緒化。
對於新出版的研究報告首邀法律學者探討「政府犯罪」的刑事民事問題，賴澤涵持肯定的態度。他說，當初行政院官方版本只是呈現史實，不做任何價值判斷，增加法律學者加入二二八研究也不錯，接下來則是政府的補償責任問題。
228蔣介石有責任 非元凶 陳鵬仁／文大日研所所長、前國民黨黨史會主委（台北市）
十九日聯合報頭版新聞報導，「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說：「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背後最大元凶」。這個報告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所謂「最大元凶」，應指策劃和發動二二八事件的指導者而言。身為中華民國元首的蔣介石有什麼理由和什麼必要來策劃和發動這樣的事件？如果不是由他親自策劃、發動和指導這個事件，該項報告就不能也不可以「直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背後最大元凶」。這是汙衊蔣介石。
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因取締私煙的手法不當而引起的。與蔣介石無關。發生事件時，台北的台灣人知識份子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應是好事，他們的用意莫非欲平和地收拾這個事件。但陳儀可能誤解他們的用意，以為他們要造反，所以對這些人採取行動。
我個人認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多基於語言的隔閡，溝通不良，對政治手法認知的差距而發生誤解。加以一些不法份子從中作梗，事變遂日趨擴大。這是一場莫須有的悲劇，不是那一個人所製造的。
事件發生後，在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當然討論過如何處理這個事件。最後決定派兵應該是為了恢復和維護台灣的治安。但登陸後就發生衝突那是時勢所使然。
由於誤解，政府殺了一部分台灣精英，也因為可能乘機報私仇，王育德的哥哥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王育霖就是這樣被殺的。
由於一場莫須有的民族悲劇，所以我是最早的一個建議李登輝前總統公佈有關二二八的政府檔案。我建議李前總統這樣做，莫非是為了讓大家知道二二八的真相，以為我們大家的教訓。
二二八是偶然發生的衝突而演變的事件，沒有什麼二二八的元凶。今日有人指蔣介石為二二八背後最大元凶，簡直是指鹿為馬。
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結果，你可以說在政治上蔣介石有責任，但不能說他是最大元凶。這是不公平的。
【2006/02/20 聯合報】
別向歷史傷口撒鹽 皮國立／博士生（桃縣中壢)【2006/02/20 聯合報】
二二八事件是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傷痕，過去數十年，史學界累積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二二八基金會委託國史館所做的報告，集合一些史界著名的專家，他們都有一定的學術涵養，這是可以肯定的。
我想表達的，尚有三點：第一，蔣介石、彭孟緝、陳儀等人在二二八的舉措，當然是有疏失的。許多研究文章、專書等也都載明這些歷史人物的失當作為，這已經不是一段「被淹沒的歷史」了，時至今日，實在不必花費大筆時間、人力、金錢來研究，最後竟只公布「蔣介石是最大元兇」這樣的結論。
其次，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及其後，正處於國共和談與國共內戰的歷史格局，蔣介石面對大陸將有淪陷的可能，不可能凡事照顧周全，如果我們「神入」至當時的情境，面對國事如麻，當然極有可能相信地方長官陳儀之回報，而誤判台灣情勢，做出錯誤抉擇。將所有錯誤決策歸至蔣身上，實有欠公允。
其三，蔣本為軍人出身，在防堵共產黨擴張勢力的歲月裏，他面對的是一群有武裝、組織完備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政治體，面對此一情勢，蔣本身就必須做出抉擇強硬回擊，所以他習慣性的思考理路當是迅速加以武裝鎮壓。最後，著名史家黃仁宇在「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一文中，認為蔣創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政府機構，卻沒有時間、能力去改革低層組織，上下組織缺乏溝通，導致蔣無法完全掌握民眾的聲音。
我們看歷史時絕不能只以現代的民主、開放、和平思考來度量幾十年以前的歷史人物與情境，那絕對是脫離歷史真實的分析，那麼如果今日來談談朱一貴、林爽文之亂，是不是也要追究康熙、乾隆或所有滿人派兵平定漢人的過失呢？這樣的歷史定罪理論實在太過主觀又難以成立。
故我仍要強調，蔣在二二八事件處理上是一定有過失的，但我們分析歷史時，不能單用絕對的道德來評斷歷史人物，將蔣塑造成「天生」的兇手與劊子手，尤其公布報告時，更不應該請任何藍、綠政治人物到場，他們都不是歷史事件的經歷者，只是想從中取得政治利益的加分而已；如果我們能理解蔣過去所作所為的客觀條件，並帶有一點「歷史的同情」，就會在這個值得反省的日子將要到來之時，哀悼這段悲劇，而不要總往歷史的傷口上灑鹽。
直言集》政治當頭 追思都已變了調【本報記者李祖舜】【2006/02/21 聯合報】
二二八，一個經立法明定全國放假一天的和平紀念日，一旦碰上島內藍綠政治力量拉扯，就變得一點都不和平，更談不上紀念了。
民國八十三年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以來，這個被視為牽動現代台灣史觀路線改變的重大事件，更成為朝野爭取本土認同的重要指標。
每逢二二八，朝野都舉行追思活動，顯示對這個歷史悲劇的重視，還得不斷挖空心思，規畫更能賺人熱淚、博取受難者家屬認同的紀念方式。當年倖存的受害者與受難者家屬，在政治的色彩下，都幾乎被迫成了朝野每年定時配合演出關懷歷史陳案的配角。
最近兩次總統大選，因為投票日在二二八後不久，使得二二八事件意外變質成了藍綠候選人爭逐總統大位的助選工具。特別是民進黨，屢屢以二二八受難者代言人的角色，批判過去執政的國民黨政權，讓國民黨處於挨打狀態，只能一再選擇以謙卑、道歉與反省來換取選民的諒解，但仍舊難以抹去這個因為歷史原罪所烙下的罪惡紋身。
政黨輪替後，儘管執政者口口聲聲高喊和解、放下，卻始終沒有放下追打舊日族群仇恨的棍棒，每逢二二八，就動念藉著回顧史實的理由，延續聲討國民黨政權罪行的戲碼，而且年年提高追究層級，直到今年，透過委託的學術報告將蔣介石定位為禍首元凶。因此，打蔣與護蔣，竟然荒謬地取代二二八追思的本意，成了今年紀念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話題。
更離譜的是，為了追究或撇清追懲元凶的責任，藍綠要角還各自擺出捍衛二二八代理人的高姿態，喊出高額價碼的補償金相互叫陣，讓這個歷史悲劇無辜地沾染了銅臭味。
當政治凌駕史實時，所有追思與紀念其實都已變質走調，不管藍綠再搬出什麼冠冕堂皇的紀念理由與操作手法，都會讓人為歷史悲劇的受害者感到悲哀。
一種二二八，卻出現兩種紀念的顏色，能讓台灣島內民眾深切感受到的，恐怕只有錯亂的歷史認同與醜陋的政客嘴臉而已。
228研究報告 史德何在 天佑／大學教授（台南市)【2006/02/21 聯合報】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討論有關歷史編纂問題時，特別強調「史德」之重要，其曰：「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此即言，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要求史家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
千百年來史家對史識、史德頗為重視，不敢輕易草率之認定，是以號稱正史者，除史記、漢書外，大皆以官方著史為主，史書若妄言斷語，輒被譏評為「穢史」或「亂史」。
對照媒體公布的「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之結論，認為「蔣介石是首要元凶」，我們以為這結論，很大膽，也很危險。
首先「大溪檔案」並非二二八事件全部檔案，只憑部分二二八史料「大溪檔案」的函電九份，即率爾認定蔣中正為二二八幕後元凶，證據非常薄弱，若還摻雜政治動機，今驟爾公布，其心可議。
對二二八事件，任何有興趣之學者都可參與研究，二二八事件之發生，本屬突然，其後派兵來鎮壓，以致一發不可收拾！今「大溪檔案」卻屬於機密管制性資料，一般史家學者無緣觀看，今將這份機密資料交由意識形態鮮明獨派學者來編撰、詮釋，在基礎認定上已失公正，若還摻雜政治因素，則其真相將永難明白！
近六十年來有關二二八著作，官方和民間之著作汗牛充棟，但都不敢輕易驟下結論，而國史館館長及幾位學者，今僅憑「大溪檔案」之部分有關二二八事件之函電，竟然能驟下結論，是否能經過學術之檢驗，殊令人質疑！今日要探討二二八事件之真相，勢必要集合全國專家學者，並將官方與民間所有資料，作集體性之研究，所得之結論或可徵信於史家。
寬容 真相不會撕裂族群吳佩貞／待業（桃縣中壢)【2006/02/21 聯合報】
澄清二二八事件的疑點，除了責任釐清之外，對於二二八家屬而言，更有正義伸張的意義。就這個角度來看，二二八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出爐，無疑是件好事！從反面來看，再度提起這個敏感的話題，也確實會造成族群之間的緊張。
這時候，上位者的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筆者真心期待今年不會再有政客以二二八事件為「分裂族群以從中取利」的手段。我相信，若秉持著寬容的態度看過去的歷史，那麼「真相」就不會是撕裂族群的利刃，反而是促進我們積極向前的動力！
原來，只為了蔣介石國民黨 曾華嘉／法務人員（北縣淡水)
在二二八事件死難的宜蘭醫院郭章垣院長留下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二二八事件是中國史上因統治者忽視人民需求，或無力和平解決群眾事件時，採取鎮壓手段所造成的結果。從查緝私菸開槍到後來派軍隊清鄉，如同上述，就是統治者的暴行；既非一人所能負責，也無關省籍族群對立，更不足以作為台灣獨立的理由。
統治者的暴行，在古今中外都有。歷史學者探討箇中因由，是為了找出事變的因果關係，並提供後世子孫警示與解決方式，不能為特定考量，而將探討事變的方向，導往預設的結果，並用來操弄特定議題。
報載有人主張應以國民黨黨產賠償，或者追訴犯罪者。研究了半天，原來只為了蔣介石、連震東等人的責任？研究了半天，只為了國民黨賠五十億，然後告蔣介石殺人嗎？人民要這些嗎？
我們真的懷疑，其實這份研究只為了否定中國、否定國民黨或否定蔣介石。其實不用這樣辛苦，罵的人夠多了，畫蛇添足大可不必。因為這份報告出爐，會有更多原本茫然無知的人，動了心思去找相關資料研究。如果一個不小心，郭院長的遺言被發現了，原本想達成的目的卻得到反效果；「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這到底意味什麼？
晏嬰／郵差（北縣中和）
筆者大學修歷史，教導「史學方法論」課程之老師，師事名學者杜維運，杜先生某次受託撰寫清朝史家趙翼傳記，為此鑽研有關趙氏史料數月之久；一日書成付梓，杜先生將其書首先予其妻過目，結果杜夫人回了一句：「難怪這些天見你老頭子怪怪的，像是變了我不認識的人似地，原來你變成趙翼了。」
在下才疏學淺，並無藉此諷嘲，妄責執筆者之意，但真不知諸位研究作筆時有否遵循為史者之基本道理：須將自己投射在此一大環境，須將自己設想為當事人？
二二八當時時空背景便是抗戰結束不久，血戰方殷，民生凋敝；物價漲騰，人心浮動；國共和戰無常，百姓流離失所；當時國民黨中央已不只一次批論是項問題，但國共戰鬥在外，派系惡鬥在中，安撫人心在內，實在無力處置。
北齊人魏收作《魏書》，黨高齊而詆拓拔魏，世人遂以「穢史」蔑之；諸公究欲作一交待萬世真實之報告？抑或只有扔入字紙簍值價之臭老九作文？望君圖之。並在此敬告國民黨諸公，應盡快全面開放公布陽明書屋黨史，告訢大眾一個真相，否則背上不白之冤，實怨不得人！
【2006/02/22 聯合報】
洗去228記憶…傲慢的國民黨 曾琮愷／台灣青年公共事務協會理事長（桃縣龜山)
我是俗稱七年級生的台灣青年，二二八事件在許多台灣青年的記憶裡是不存在的，因為從小我們就被迫學習中國的歷史接受大中國的觀念，我們被迫將關於台灣可歌可泣的故事從記憶裡洗掉。或許有許多老一輩台灣人，二二八事件在生命的記憶裡永遠抹不去。但必須承認國民黨很會做思想教育，竄改歷史甚至隱瞞歷史真相。到了今天，台灣的民主開放，但國民黨的教育還是贏了，因為歷史教科書關於二二八少之又少，讓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從人們的記憶裡消失，這是多麼殘酷，也多麼令人悲哀。
這次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大家爭吵誰是元兇，但我卻感覺到身旁的青年根本不在乎台灣的歷史。不要說二二八事件，提到美麗島事件、學運世代的活動，一樣感受不到台灣青年對於這些歷史的認識與省思。這是最大的可悲，當越來越少人願意了解台灣歷史，那對於台灣的情感將越來越淡，更會產生認同的危機。
不管蔣介石是否是元兇，國民黨都該要道歉，為當時屠殺台灣人民的行為道歉以及賠償。因為他們不只是用武器屠殺台灣人民，還用歷史教育洗去這段不光采的歷史。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儘管會觸碰到南北的對立，但是他們仍致力於歷史教育，讓美國青年體會歷史事件的意義。中國以及泛藍陣營每每提到日本對於中國的暴行一定是大聲譴責，難道現在的中國人有選擇原諒以及遺忘嗎？為什麼每次提到二二八、提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就表現出「不要再提了，不是已經道歉了嗎」，這種態度造成國民黨的傲慢，使得他們不願意面對二二八的歷史真相。
國民黨不但不喜歡此次報告的歷史結論，他們用表面的儀式來道歉，但是歷史的教育永遠站在泛藍的史觀，只要台灣青年繼續接受大中國歷史史觀，國家認同也就沒有了，未來二二八將不再有人提起、美麗島事件將不再偉大，所以真正該推動的是台灣青年的歷史觀。期望看到在小學或者中學的課堂上，歷史老師侃侃而談二二八事件對台灣帶來的衝擊以及台灣民眾勇敢反抗剝削者的故事。歷史是可以被竄改的，但是真相永遠都會呈現，不要再讓二二八成為歷史，而是要成為台灣青年記憶的一部份。
【2006/02/22 聯合報】
回響》大溪檔案早已對外開放 國史館閱覽科（北縣新店)【2006/02/22 聯合報】
昨日「二二八研究報告，史德何在？」一文，提及大溪檔案開放的問題，特別說明如下：
「大溪檔案」在民國八十四年國史館奉命接管該批檔案，正式命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民國八十六年二月正式對外開放，在參與九十二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時，已經將該批檔案全數編目及影像掃描。
為因應學術研究需要，該批檔案已提供數位影像檔案形式開放，俾便一般讀者及有興趣的學者閱覽，只要符合本館史料閱覽規則（國史館網站http://www.drnh.gov.tw/），持有足資證明身分文件者，均可到館閱覽該批檔案。
聯合筆記》歷史混淆司法的荒謬 楊湘鈞 【2006/02/22 聯合報】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出爐，引發兩極爭議。許多人提出報告未引的史料批判報告偏頗，但更深層的問題是部分人士企圖混淆歷史研究與司法裁判的心態，從此也凸顯該報告更像是改朝換代後的「精心傑作」。
這份報告，報載首度委請學者討論二二八事件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問題，參與學者認定是「政府犯罪」，且仍可追究相關人士的刑事責任；台灣北社則評估是否由具受害家屬身分的社員，對當時「以黨領政」的國民黨，提起五十億元民事訴訟。
但最大的矛盾也因此而來，既然認定是「政府犯罪」，為何不將求償矛頭對準中華民國政府或當今執政者？否則，豈不是認為當今日本政府不必為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罪行負責？
或謂，「二二八事件處理暨補償條例」已讓「中華民國」負責了，但眾所皆知，該條例是政治處理的結果；且若「政府犯罪」事證確鑿，豈能僅憑區區「補償」即讓「中華民國」及後繼的執政者輕鬆過關？
因此，唯一可說得通的邏輯就是，中華民國自「阿扁元年」起已經消失，但國民黨還在，所以「罪責」就全歸於國民黨。說穿了，部分人士欲結合歷史研究與司法裁判，根本是企圖讓歷史、司法為此政治思維服務。
歷史研究並非不能與司法結合，卻必須了解，受史觀的影響與史料的侷限，雖可以得出結論，卻絕難達到司法裁判的「百分百確信」。單以最基本的訴訟公平論，又有誰足以代表「被告」，與挾著當權者意志並以龐大公權力為後盾的「歷史研究者」抗衡？
證諸過往，有太多「今朝寫前朝」、「易代修史」的事例讓人感慨，更讓後代歷史研究者戒慎恐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就算自認不帶政治色彩，但當國史館長參與其中，具政治權力意象的陳水扁總統更出席新書發表會，恐怕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吧？
自唐代開始由「國家」設館置局纂修前朝歷史，歷朝奉行，除為保存史料，更為彰顯正統與權力宣示，這已是學界的共識。這次二二八研究報告，非以「國史館」名義進行，令人慶幸政黨輪替後的台灣，國史館尚未「公然」成為當權者打手，但卻也讓人憂心學術研究與政治掛勾更趨隱晦。除了執筆三嘆，又能奈何？
2006.02.22 中國時報 本省外省互助 更顯人性可貴 蕭旭岑/台北報導
國民黨即將於二二八發表的紀錄片，是國民黨首度為二二八事件製作的影像紀錄。有意思的是，片中提及多例在二二八事變發生後，協助掩護外省人的本省人，與國府軍隊抵台鎮壓後，反過來具名以性命擔保本省人的外省人。多位當事人或家屬在多年後憶及此事，眼淚都閃爍著淚光。
林獻堂 以自身性命保護嚴家淦
鮮為人知的其中一例，是前總統嚴家淦的例子。嚴家淦在當時是交通處長，二二八事發當時在台中洽公，遇到一群攻擊外省人的民眾，若非台灣友人林獻堂的保護，將難逃一劫。林獻堂甚至以自己性命為嚴家淦擔保，讓多年後回憶起此事的嚴家後代感念不已。
嚴家淦兒子嚴雋泰回憶，父親告訴他，當初他躲在一個倉庫幾天，但有些激烈的民眾還是不放過他，甚至去追保護嚴的林獻堂。林獻堂站出來申辯說，這個人對台灣是好的，他拍胸脯說：「你們要嚴家淦的話，先要踩過我的身體才可以過去！」
同樣的場合不斷發生。當時就讀師範學校的張永福回憶，他下課時發現有人在打「阿山」（外省人），趕緊趨前把人架開，還說：「貪汙那有輪到他們的份。」他再晚一點，那人就會被打死。當時在台中機場工作的蔣君宏就是被波及的外省公務員之一，他無奈地說，民眾以為從大陸來的就是貪汙，但他沒有啊，但是背上還是被釘子釘了兩個黑洞。
陳明忠保外救醫 馬英九幫的忙
混亂中保護外省人的著實不少，如後來加入「二七部隊」的受難者陳明忠，當時就保護台中農學院院長周進三，後來陳明忠因白色恐怖入獄。陳明忠原本以為必死無疑，結果沒想到一九八七年在一位總統府秘書偷偷幫忙下，意外獲得保外就醫，成為唯一沒死的死刑犯。那個總統府秘書就是現在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馬英九回憶，當年學者王曉波打電話請他幫忙，他不認識陳明忠，但他願意試試看，因此他去拜託當時的國防部長宋長志，希望能讓陳明忠保外就醫。馬英九當年的努力，讓陳明忠感念在心，兩人結為好友。
陳明忠回憶，那時是很討厭貪官汙吏，但並沒有外省人、本省人的觀念，尤其高中那些從大陸來的外省老師，非常進步，男女平等，比台灣還進步很多，學生都比較喜歡外省老師，因此當時他全力保護周進三與其家屬。
不只本省人協助外省人，在國府部隊開始鎮壓後，外省人回過頭來保護本省朋友。學者朱浤源說，當年的機密文件顯示，常常有多位外省人聯名保證幾位本省人，親手用毛筆署名寫下：「以生命擔保，本省人某某某未來不會有問題。」
二二八事件 非族群衝突可簡化
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表示，在國民黨檔案是還藏有幾份機密文件，其中一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呈送給中央執行組織部部長陳立夫，力保蔣渭川的清白，並對廖進平等台籍黨員遭殺害深表遺憾。
負責統籌紀錄片的鳳凰電視台製作人游本嘉表示，紀錄片想還原「人」在亂世的珍貴價值，尤其是不分族群之間的互助；證明那時不只是殺戮和鎮壓，還有溫暖人性的存在，更彰顯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不是族群衝突可以簡化。
2006.02.22中國時報 貪汙腐敗造成 難歸咎特定人…春蟄驚夢 國民黨拍228紀錄片 蕭旭岑/台北報導
國民黨將推出二二八事件紀錄片，呈現與民進黨政府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不同史觀，認為歷史責任難以歸於特定人，但坦承國民黨當年的貪汙腐敗是主因，也隱約點出蔣介石角色。
被民進黨政府報告視為「附和、袒護」陳儀的前國防部長白崇禧，受難者蕭錦文在紀錄片中現身說法，強調因白崇禧發現陳儀聲稱「共產黨作亂」的說法有誤，許多人才獲救。
受難家屬：終等到黨主席道歉
國民黨這部與鳳凰電視台合作的紀錄片名為《春蟄驚夢：二二八還原紀事》，將於二二八當日正式發表。這部紀錄片訪談了許多受難者與家屬。還包括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受難者張七郎的墓前，親口向家屬表達歉意；讓張家家屬感慨，五十九個寒暑過去，「張家終於等到了國民黨主席的當面道歉。」
紀錄片中，清楚點出二二八事件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國民黨政府貪汙腐化、國府部隊軍紀敗壞、政治上地位不公平與文化語言隔閡。在馬英九堅持下，國民黨並未潤飾當年的角色，紀錄片中直指，當年的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帶著陳儀的密函飛往南京面見蔣介石，「這封密函，決定了台灣的一場悲劇。」
當年擔任報社記者、被指派趕赴現場採訪的蕭錦文在片中不諱言地批評國民黨政府。多年之後，他仍難掩義憤地說：「台灣光復以後，政治真是非常黑暗，到處都是貪官汙吏。對於這些貪官，政府也不懲處一個讓我們瞧瞧，讓貪汙愈來愈嚴重，變成無法無天！」
紀錄片中較珍貴的，是訪談到過去一向不接受訪問、在二二八事件中罹難的制憲國代張七郎家屬，包括兩位媳婦葉蘊玉與張玉蟬，以及張七郎之孫、長期支持民進黨的花蓮縣客家事務協會理事長張安滿。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馬英九前往花蓮縣鳳林鎮，悼念張七郎父子三人，並親口在墓前向張家道歉。
軍人抓人 「奉蔣介石命令」
馬英九低著頭，向張家人哽咽地說：「我想我們國民黨對你們家很對不起，真的是害你們家破人亡....我們國民黨當初不管那個時候是怎麼樣的情況，我們都要負這個責任。」他強調，歷史必須還原真相，他擔任國民黨主席，「必須概括承受國民黨過去所犯下的錯誤。」
張安滿表示，當時駐在鳳林部隊的軍人直接到他們家，跟他們講：「你們張家死得很可憐，但我們是奉蔣介石的命令，直接就是駐到鳳林來，就是要殺鳳林張家的人。」他說，全台灣二二八受難的家庭，也只有他們家寫訴冤狀，直接送到南京給蔣介石，寫訴冤狀送給白崇禧，但三張訴狀如同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
白崇禧令開釋 多人逃過一劫
但對於受質疑的白崇禧，也有受難者為其「平反」。蕭錦文回憶，有一天大家通通被叫出去，眼睛遮住、手反綁要被押去槍斃，但途中被攔截，因為白崇禧來台灣了，看到情況根本不是陳儀報告的「台灣有共產黨作亂」，對警備總部下令所有在押人犯，除首要者應依法偵辦外，其餘都准予開釋。
蕭錦文感慨：「因為白崇禧這句話，我才逃過一劫，但在我前一天被叫出去的人，通通都死了，沒有回來。」游本嘉也透露，他日前與白崇禧之子、知名小說家白先勇訪談，白先勇無意間提及，當年他父親去世時，有許多人不具名地送輓聯來，讓他記憶相當深刻。
2006.02.22中國時報 族群相互疼惜 才能撫平傷痛 林庭瑤/特稿
隨著政治形勢開放，一九九○年，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第一次全台各地公開紀念二二八；一九九二年，第一份官方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問世；一九九五年二二八紀念碑揭牌，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致歉，同年「二二八事件處理補償條例」完成立法，政府成立二二八基金會，開始有系統地對二二八受難家屬給予補償。
二二八從禁忌到紀念，從爭議到慰撫，其實，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從政府到民間，紀念之餘，即使容有史觀的差異，但不再有強烈衝突，政府必須為二二八負責任，已是無庸置疑之事。不過，這個平靜的局面，隨著二二八基金會推出新版本的二二八「責任歸屬報告」，又有了改變。
要談責任歸屬，難免傷感情。
有別於鳳凰衛視的《春蟄驚夢：二二八還原記事》紀錄片，企圖從人性面企圖找出族群間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傷痛；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甫出爐的《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是分層追究事件鎮壓屠殺人民的元凶及相關者的責任，結論指出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最大元凶。
無可諱言，二二八對台灣造成無以彌補的傷害。這份報告更認為，二二八傷害台灣人的部分，包括：打擊台灣人的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恐懼與冷漠；造成菁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
報告指出，二二八事件真正該負責任的，首推掌握黨政軍特的蔣介石，第二層是彭孟緝、陳儀、柯遠芬等人。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認為，蔣介石事前無視於監察委員的警訊，當年三月五日南京政府發出的派兵電報，根據字跡，應是蔣介石手令，三月九日登陸後就展開屠殺，事後蔣又袒護陳儀，沒有任何一人因事件受到懲處。
至於當時國防部長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陳儀深認為，白崇禧奉派來台「宣慰」，但他在當年三月十七日來台以後，很快向陳儀靠攏，他所建議的獎賞名單竟然還包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陳儀深指出，白崇禧的職位名分高於參謀總長陳誠，陳誠還會注意非軍人身分不應受軍法審判，但白崇禧寧可獎賞彭孟緝等人，毫不重視人權觀念。
這份研究報告也呈現台灣人受到外省統治者的壓迫，甚至追究「半山」、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政治責任。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李筱峰就表示，「半山」理應扮演國府與台灣之間的橋樑角色，但大多扮演國府的附庸，不顧受壓迫的台灣人。
這份報告，無可避免地重揭瘡疤，如果再痛一次，能讓台灣重新思考：族群的尊重和相互疼惜，也是值得的。就怕，朝野再拿二二八報告當做政治籌碼，傷痛就難有真正撫平的一天。
228歸咎蔣中正？學者反駁 記者秦富珍/台北報導【2006/02/23 聯合晚報】
二二八基金會委託研究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背後最大元凶，中研院次級團體「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讀書會，將在本周六下午發表兩年研究成果，對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提出反駁，並要求公開辯論。
這個讀書會成員有院士、教授、研究員廿多人，周六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院士黃彰建發表「二二八真相考正稿」，近代史研究員朱浤源發表「從歷史方法學談二二八」，史評家武之璋也要發表多年蒐集的二二八史料檔案，蔣家第三代蔣孝嚴也會到場致意。
高齡88歲的黃彰建說，陳儀深是博士，卻不懂中國史家怎麼處理史料，「二二八責任歸屬報告」把元凶歸咎給蔣介石，錯誤的一塌糊塗。
至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把二二八定調為「官逼民反」，黃彰建說，「不要說太籠統的話」，要了解當時台灣人民反抗的理由，二二八是典型「政策殺人」。
他說，行政長官陳儀推動「官營專賣貿易政策」，讓國營事業與民營企業作不公平競爭，引發民怨，造成二二八事件，他是從最新曝光的長官公署、貿易公署檔案得知，陳儀欺上瞞下，才演變至此，蔣介石唯一的錯是35年7月18日台灣人向中央請願，就該把陳儀調走。
他說，陳儀深指民國37年3月5日，當時的蔣介石下命令派兵，蔣是當時的元首，當然由蔣下令派兵，派兵是因台中被台共黨員謝雪紅占據，還有守嘉義的國軍困守機場，蔣不派兵去解救，還有什麼辦法。這些史實，大溪檔案記得很清楚。
他又舉例說，當時台灣人有807人署名，141人代簽，寫信給美國駐台領事轉交給美國務卿馬歇爾將軍，連署信的重要結論是「改革台灣最快途徑是交給聯合國託管，切斷台灣與大陸的政經一切連繫，一直到台灣獨立」。
他說，寫這種信在當年當然會走漏消息，陳儀知道了，寫信給蔣介石，指這些人講台獨，要消滅，但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隱晦真相，美國政府檔案卻印出來。
他說，他曾揭發這事，因為有綠色學者將美國政府這份檔案裡的「INDEPENDENT」「獨立」翻成為「自立」，「這種翻譯方式，完全是偏坦，不忠於史實」。
他表示，陳儀深曾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指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凶，證據是36年3月2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要求將陳儀撤職查辦，蔣介石當時是國民黨總裁，卻不接受決議，以此推論蔣介石是元凶。
他反駁，他在會場上就曾指正陳儀深，去找找大溪檔案、警總檔案，蔣不採納是因為國防部長來電報，指台灣人的話是風聞，不能採信，蔣才沒有採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以此推測蔣是元凶太牽強。
2006.02.24中國時報 族群對話的契機 李丁讚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發表後，有關求償與責任歸屬的問題引起多方討論。根據這份研究報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應該由國民黨承擔，原兇則是當時的黨政負責人蔣中正，以及當時重要的軍政負責人陳儀、柯遠芬等。因為具體人物的責任歸屬需要有豐富的歷史和法學知識，筆者不敢妄下判斷，但以「國民黨」這個法人為責任歸屬對象，應無疑義。筆者認為，這個責任歸屬對象的確立，對台灣過去歷史真相的還原，轉型正義的建立，以及未來政治的發展，都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國民黨相關人士如果能用更積極正面的視野、更恢弘的氣度來處理這件歷史陳案，有可能帶動台灣未來族群關係和政治文化的轉型與質變。這也是我們最渴望看到的結果。
「二二八事件」，除了當事人所受的創傷之外，最不幸的影響是「外省人」因此必須背負一種所謂的「外省人原罪」，以及從此而產生的族群緊張與衝突，對台灣的社會發展發生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份報告清楚指出，「二二八」是一件「階級」，而不是「族群」的罪；是少數一撮統治階級所犯下的罪刑，與「外省人」無關。筆者認為，這是歷史真相的還原，對過去「本省人」和「外省人」因「二二八」而產生的緊張和隔閡，應有釐清之作用。
其次，這份研究以「國民黨」為責任歸屬對象，除了能釐清歷史真相之外，對於「轉型正義」的執行也有正面影響。在過去，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之所以一直揮之不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元凶不明、責任無法歸屬，也因此無法判罪、無法補償等，尤其在一些涉案人物紛紛過世之後，責任歸屬更加困難，整個案子變成迷霧一團，正義無法彰顯，內在的傷口當然無法縫合，台灣社會也因此陷入「怨疚」之中而找不到出口。
現在，這份研究報告清楚地指出責任歸屬的對象－－國民黨，整個案子也因此豁然開朗。在這個關鍵時刻，如果國民黨勇敢承受挑戰，並積極回應，將不只是國民黨的轉機，更是台灣政治的轉機。
首先，筆者認為，國民黨應該誠懇道歉。二二八事件所引起的悲愴，罄竹難書。不必贅述。但是，一直到現在，很多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都還要馬英九不能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道歉。這種不肯認罪的態度，怎能期待受害者能夠心平呢？我們常聽到一些有「藍色」傾向的人說，「那些人吵吵鬧鬧，很不理性，事情過去那麼久了，還一再重提，難道他們不能往前看嗎？」
是的，在目前族群關係中的確有很多不理性的情緒在。但是，這種情緒又是哪裡來的呢？如果連最基本的理解、同情、認罪、道歉都不肯說／做的話，那麼，我們又怎能期待那些受過創傷的人能夠寬恕、原諒與理性呢？而寬恕的前提是認罪和道歉。
其次是賠償。國民黨的黨產問題，一直是國民黨不願處理的痛。但是，如果馬英九主席有智慧的話，他應該把這些不光彩的「頭痛」物趕快賣掉，把所得的錢賠償受害家屬，也可騰出一部分蓋一座和平紀念館，讓台灣人從這個事件中學習原諒與寬容。
台灣的族群與認同問題，是台灣政治發展的最大障礙，而這個障礙的克服，除了理性的思維之外，更需要情感的深度溝通。在情感的底層，「本省人」一直不能忘懷「過去」，而「外省人」卻不能信任「未來」。這是兩個族群溝通的困境所在。筆者認為，「信任」的建立，需要「本省人」的「慷慨」與「寬大」。但是，要「本省人」能發揮「慷慨」與「寬大」的氣度，「外省人」（其實是國民黨）必須先認罪和道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下，國民黨變成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這種關鍵的位置上，如果馬主席能抓住這個契機，啟動兩個族群深度情感的對話機制，從道歉、賠償開始，認真而誠懇地展開深度的溝通行動，讓本省人的怨懟獲得抒發，進而產生原諒與寬恕，也在認罪／道歉與寬恕／原諒的儀式過程中，歷史的傷口才可望撫平。在這個新的基礎上，本省人就要表現出「多數」的「慷慨」與「寬大」，讓「少數」族群不再對未來產生焦慮與不安，兩個族群才能真正攜手合作，共建台灣的未來。（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中研院228讀書會：不能只歸咎蔣介石【記者楊湘鈞／台北報導】【2006/02/24 聯合報】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蔣介石是二二八最大元凶。中研院外圍團體「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讀書會，將於明日發表研究成果反駁，認為二二八是很多錯綜複雜情況下的歷史悲劇與產物，不能歸咎於某個人或國民黨，並要求公開辯論。
「隱晦許多背景史料」
二二八讀書會成員由中研院院士、教授、研究員與民間歷史研究者共廿多人組成，明天報告的重頭戲是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院士黃彰健發表長達數十萬字、分成四卷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摘要，以及從事營造業的歷史研究者武之璋的「蔣介石與二二八」研究報告。蔣家第三代立委蔣孝嚴將會到場致意。
高齡八十八歲的黃彰健院士說，二二八基金會委託發表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稱蔣介石是最大元凶。事實上，發表該報告的學者可能「隱晦」了許多背景史料，以及一些有利於蔣介石的第一手檔案，且未能查覺當時政府處理過程中，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首任行政長官陳儀、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王添灯等人「刻意隱瞞」，還有「推論過多，且犯了許多史學研究的錯誤」。
「不能證明蔣縱容屠殺」
武之璋補充指出，許多對蔣介石的控訴，都缺乏直接證據。他從「二月蔣主席致陳儀蒸電」、「三月蔣主席致陳儀齊電」、「三月十三蔣主席致電陳儀元電」、「三月十九蔣主席致白崇禧電」等一手史料，深刻感受到當時台灣情況的嚴峻，加以大陸烽火遍地，蔣介石在當時決定派兵，同時嚴令注意軍紀、不准報復，「並無不當」、「以目前的資料，以蔣的性格作風，都不能證明蔣曾下令或縱容大屠殺」。
武之璋說，釀致二二八悲劇的原因很多，絕不能單純歸咎於某人。事實上當時台灣的皇民化分子、流氓、台籍翻譯、退伍日軍以及知識份子錯估形勢，以及台灣內部從政狂熱造成群眾集體竭斯底里症、瘋狂打殺外省人等，都是惡化二二八的重要原因。
「地下道死傷說法捏造」
黃彰健昨天接受記者訪問時，解釋「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與過去探討二二八事件諸書的不同之處。
書中卷一探討彭孟緝與高雄事件的真相。黃彰健指出，有些人指彭下令射殺民眾，為「高雄屠夫」；或引口述歷史指稱，二二八後在高雄市政府以及火車站，都是軍隊率先向民眾開槍掃射，甚至稱在地下道中死傷數百人；但根據彭孟緝給陳儀的電報，卻詳載擄獲機槍幾挺、國軍傷亡多少人等。
黃彰健說，如果暴民未向國軍開槍，國軍何來死人？且經查證，地下道死傷的說法是捏造的。
「王添灯隱瞞要負責」
卷二探討二二八發生前後的政治、社會背景，以及蔣介石、陳儀等的二二八電函往來及處理方針；卷三則是二二八事變前後相關史料探討，並深論王添灯等對二二八應負的責任。黃彰健說，像許多人視為英雄人物的王添灯，經他研究發現，王捏造並散布一些假消息，「欺騙了台灣良善的百姓，欺騙了英美領事館，欺騙了處委會的同事」。
「台獨導致動亂擴大」
卷四則是論述二二八前後的台獨問題。黃彰健說，迄今仍有部分學者刻意誤導民眾說，當時處委會的要求是「自治」而非「獨立」，且「淡化處理」當時處委會的「處理大綱」要求政府武裝部隊「繳械」的條款。唯白紙黑字，陳儀與南京中央政府憂心台灣獨立，實是導致二二八事件擴大的一大原因。
黃彰健指出，二二八事件擴大成全台動亂，關鍵是當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後來被激進份子操控，除寫信給美國駐台北領事管請求報導真相，甚至寫請願書要求聯合國託管直至台灣獨立。
他在尋訪請願書時，也發現時任美領事館副領事的柯爾，在他後來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竟竄改請願書結論，將「一直至台灣獨立」字眼刪去，且將三月三日致美國領事館信函的用意解釋錯誤。沒想到，該書仍為主張台獨者所採信。
黃彰健：多採口述歷史 推論會偏頗 【記者楊湘鈞／台北報導】【2006/02/24 聯合報】
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昨天抨擊，「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根本錯用史學研究方法，研究者「不知識別史料」，以致推論偏頗、考據錯誤。
黃彰健並指出，研究二二八必須以兩岸人民福祉為最優先考量，必須充分了解史學精神，否則將淪為「迎合當代」的產物。
黃彰健是研究明清史的知名學者，一九七一年起以「戊戌變法史研究」等著作，獲教育部文科學術著作獎等多項學術獎項，一九八二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
黃彰健說，史料分國史、野史、家史三層次，其中國史取向重年月，關於時間的考證應以國史為主；野史取向重是非，即以其中傳達的意理為主；家史取向重官職，因為家族多會忠實記載祖先曾擔任何官職，不會造假。若遇歷史難題，即應秉持此理，交叉比對、檢視相關史料，再做出最合理的推論。
黃彰健認為，許多關於二二八的研究報告並未遵照前述的原則篩檢史料，最常見的是刻意忽略政府檔案，而傾向採用類同野史的口述歷史。
黃彰健舉例，像是二二八後的高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二二八究竟死了多少人，若只採信口述歷史，不與檔案相互比對，就會出現「為暴民隱」的推論，更易誇大死傷。就以傷亡人數來說，官方檔案不僅詳列傷亡者姓名，就連傷在何處都有記載，較之當時報章報導或口述歷史的推論，顯然前者可信度更高。
「官方史料未提的，推論即可能有錯。」吳彰健表示，研究者必須時時有此警覺，絕不能驟下定論。像他即將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雖自認考證確實、充足、多元，卻仍不敢說是「考證」，又多加了「稿」字，即是希望其他研究者能加以指正、共同參研，或待後世發掘新事證後再補充。
「蔣渭川和陳儀交涉 遭誤解」 記者楊湘鈞／台北報導【2006/02/24 聯合報】
中研院院士黃彰健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代表民間向長官公署交涉的蔣渭川，代表官方見解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卻「頗多汙衊曲解」。因此他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一書特闢專章，希望公平論斷蔣渭川。
黃彰健指出，當時蔣渭川是台北市商業協會會長，台北市的流氓都會買他的帳；且他曾代表民間團體上書長官公署修正平抑物價政策，深獲民心。陳儀當時即著眼於蔣渭川具備豐沛的群眾背景，才邀請蔣渭川出面平息暴亂。
黃彰健表示，二二八事件初始、事端尚未擴大，陳儀一方面派民意代表斡旋，一方面遊說蔣渭川出面協調；自從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王添灯提包括要求國軍繳械的卅二條要求後，情勢才大逆轉。但很多人並不了解、甚至誤解這一段影響事件轉折的關鍵始末。
黃彰健表示，「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即對於蔣渭川曾在二二八事件中投注心血努力的貢獻視若無睹，一概忽略抹殺，還編造蔣「可能亦藉此難得機會立功成名」的說辭。
黃彰健表示，經他考證的相關電文與史料，足已證明蔣渭川不願意二二八事件惡化擴大、傷及無辜，尤其是三月五日蔣渭川以政治建設協會名義，致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李翼中轉國府蔣主席電文中「千祈勿派軍隊鎮壓，庶免驚動民心」一語，完全把他對群眾心理的清楚掌握與其擔憂心境表露無遺。
黃彰健表示，從三月二日到三月六日，代表台灣人民向陳儀提出討論改革、為台灣人民爭取權益的，是蔣渭川與其所領導的處委會民間代表，不是王添灯等人。王添灯等人所提出的卅二條不但沒給台灣人帶來福利，反而壞了事，才使事件釀成不可收拾悲劇。
「半山不敢講話 就要負責嗎？」記者楊湘鈞／台北報導【2006/02/24 聯合報】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除了指蔣介石是最大元凶，也認為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之父連震東等「半山」、甚至當時部分新聞界人士都須負責。中研院院士黃彰健則指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要忽略了他們面臨的恐懼。
黃彰健說，當時確實有些人助紂為虐，像有些與軍統接近的台籍人士，即趁機擬了些名單。不過，「有些士紳一講話，房子就被燒了，其他人不見了，誰還敢再講？」若說不敢講話就必須要為歷史負責，「現在不是也有人不敢講話」，難道未來都須負責？
「要論新聞記者的罪，就更離譜了。」黃彰健說，「新聞記者又不是當權者，不會無中造謠、生事」；反倒是陳儀，當時以軍法「處理」不少記者，真為這些記者叫屈。
黃彰健也指出，有些法律學者根據「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論斷某些人的罪責，並不妥當。他說，法界不是不能介入判斷歷史，但前提是一定要先了解什麼才是真相。如果根據的是未依正規史學方法處理的研究報告，當然會導致錯誤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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