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啟動的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已經二十多年了,研究單位愈來愈多,資源愈來愈豐富,學者承接的研究案件,足夠開辦學術工廠,所累積的出版品,數量也可謂不少。然而細細檢視這二十多年的成果,我們卻會感到一絲隱憂。除了數量最龐大的通俗的、休閒的、故事的、導覽的讀物之外,嚴肅而深入的研究課題,已經呈現衰弱的態勢,主題日趨單薄,範圍日益狹隘,台灣史的研究儼然一口逐漸乾枯的井水。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問題意識的薄弱與歷史想像的貧乏,而這兩個原因又來自政治立場與史料閱讀所造成的結果。政治立場限制了歷史視野,眼界無從開展,想像無從飛揚。目的性的解釋忽略了歷史演進當中最有趣的幾個元素:流動、變異、交融、混雜的多樣性。用最近爆發的例子來說,政治立場就如同在生魚片裡注入一氧化碳,讓肉色更為鮮紅。

史料閱讀的問題相信是當今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者的最大弱點。問題意識之所以薄弱,是因為無法從扎實的史料閱讀當中挖掘新問題,開展歷史的想像。當今學院裡,學子閱讀史料的能力已經愈來愈差,所提出的研究主題自然是表面的、單薄的、無關痛癢的。在這種狀況下,台灣文史研究所設得再多也無法挽回頹勢。

從閱讀史料當中發展新論述的最好例子之一是黃仁宇。膾炙人口的《萬曆十五年》只花了一年的時間就寫成,然而在這之前,他卻花了兩年半的時間細讀《明實錄》。《明實錄》一共一百三十三冊,外加附錄二十九冊,他在教書之餘,約每兩星期看一冊並摘寫筆記。閱讀《明實錄》的後半部分時,是在公寓四周的高大松樹下讀完的,他的小兒就在一旁騎腳踏車。他說,在閱讀《明實錄》的兩、三年中,他完全沉浸於中國文化與文獻的影響,從而掌握到明代官僚的心態,也才能在日後快速寫就《萬曆十五年》。

回到台灣歷史史料,早年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周憲文一手促成編印的「台灣文獻叢刊」,共三百零九種,五百九十五冊,四千八百餘萬字,到現在還沒有被充分利用。陳捷先教授根據故宮收藏清代皇帝起居注所整理出版的《台灣研究資料彙編》四十冊(聯經版)也沒有被充分引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明清內閣大庫檔」中包含了為數不少的台灣文件,也沒有被挖掘。如果這些龐大的史料都沒有像黃仁宇之於《明實錄》,裡面所蘊含的豐富的台灣歷史世界自然就沒有被充分發覺。

二○○五年大陸出版了「台灣文獻匯刊」一百冊,收錄了大陸地區保存的珍貴文獻。今年開始又將進行「台灣文獻史料出版工程」,包括《明清宮藏台灣檔案匯編》一百冊、《民國時期台灣檔案匯編》三百冊、《海外遺存台灣文獻選編》五十冊、《民間遺存台灣文獻選編》一百冊。裡面所收錄的大量檔案、文集、圖志、族譜、文書,將為台灣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帶來一片新天地。

從史料出發,平心、開闊地閱讀,回到文字中的歷史世界去開啟美妙的歷史想像,一個可愛而豐富的台灣歷史與文化面貌才能逐漸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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