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六個最基本問題【楊渡】【2006/02/28 聯合報】
二七部隊 突擊隊長的現場經驗
二二八的當事人、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台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哪裡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陳明忠說：「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是外省人。」
為什麼？因為他的祖先是跟著鄭成功來台的。
二二八一直是國民黨和外省人的陰影。有如一個人被夢魘所困，壓得全身動彈不得，又不敢張開眼睛，最後只能在躺那裡。現在，是該張開眼睛，無懼的、好好的正視二二八的時候了。
愛因斯坦說過：「一百個答案，不如一個聰明的問題。」要還原二二八，我們不妨由問幾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吧。
偶然的時間、地點與 巨大的不滿能量結合
第一個問題：為何在此時此地？當時取締私菸、搶東西、腐敗貪污的事，全台灣屢見不鮮。但獨獨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二月二十七日？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嗎？
根據我去採訪南京西路一帶的老人，他們得到一個很平凡，但很實際有效的答案。因為這裡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賣香菸一樣，這個婦人林江邁在那裡賣香菸。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種保鑣、弟兄。所以，當那個菸警拿走林江邁的菸，她苦苦哀求，卻被打得流血的時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邊起哄喊打。一般平凡百姓碰到這種事，不一定會出頭，但兄弟血氣義氣比較強，就敢出來罵。結果，這個菸警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在地人陳文溪，為了追兇手，所有人群起追趕。就這樣變成群眾暴動。時間和地點，其實都是偶然的。但社會已經飽含了不滿的巨大能量，卻是出事的結構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這是在台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要知道，像這樣的事，台灣有許多地方在發生，為什麼它會引爆全台？
根據現場見證者、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周青的說法，關鍵是次日，群眾不甘心，要求嚴懲兇手，用推車大鼓，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眾有二千人上下（不是外傳的上萬人），結果長官公署的樓上竟布署機關槍掃射。有三、四人當場倒地。群眾一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幾路。有一路人跑去公賣局燒東西洩憤；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園的電台那裡（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攻占電台，開始廣播。一廣播，台北暴動傳開來，全台灣的暴動，就開始了。
中共地下黨人 在全台各地參與 群眾行動的情況
第三個問題：各地的群眾都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
要知道，一個群眾要走出來，他首先會想到找誰出來一起反抗，地方上總是要有人來領導。這是很實際的問題。以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基本幹部為主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組織。他們敢於反抗日本人的統治，在光復初期，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而文化協會後期的左傾、農民組合與台共密切的關係，其思想不言可喻。他們所組織的二二八是什麼「顏色」，就可以想見。
這就涉及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歷史。那就是「紅色二二八」。從前國民黨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偶發的暴動。但如果說共產黨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灣老百姓反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環境下，共產黨怎麼可能不好好加以運用。只是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以偏概全，只說是「奸黨叛亂」未公布真相；共產黨為隱藏台灣地下黨的機密，不願意公開；而民進黨則以「台灣人民起義」這種最簡單的說詞，寧可不承認二二八的反抗與共產黨的領導有任何關係，這一段最重要的歷史就被湮滅了。
現在研究二二八，多半只從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度，但它只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分。根據戴國煇教授的研究，處理委員會包括了三部分：第一，當局以及貼緊當局的「半山」；第二，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中間與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地方士紳等。其結構複雜，自己意見都不一致，根本無法領導民眾。真正在地下有組織領導作用的，反而是剛剛創立不久的中共地下黨。
讓我們看看全台灣的情況。在台北，王添燈（他是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旁邊有蘇新、吳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黨人，後來著名的「三十二條」，就是這些人的手筆。而實際參與群眾行動的是一些年輕人，如陳炳基等，聲望與社會地位都無法領導群眾。所以台北的組織基礎薄弱，無法成事。二十一師鎮壓來臨的時候，也因為無領導組織，而死傷慘重。
但在台中，則是謝雪紅出來領導，她在日據時代就是知名社會運動家，敢於反抗，又有領導才能，台中迅速逮捕縣長，成立二七部隊，召集地方年輕人參加，最後更帶領部隊退入埔里，改名「台灣民主聯軍」，打了幾場小型戰役。但因為知道軍力不成對比，而宣告解散。
在嘉義，則是更為激烈的戰役。雲嘉南一帶，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武裝部長張志忠，就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在這裡活動。簡吉品格高潔，一心為農民做事，在農民之間，有非常高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他們迅速組織起來，與陳纂地成立「嘉南縱隊」（從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它的「紅色性質」了）。簡吉任最高領導人的政委，張志忠任司令員，陳纂地任副司令員，下面有朴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陳纂地是日據時代眼科醫生，因為抗日，被徵召去南洋當軍醫，戰後加入胡志明部隊，在越南打游擊，可說是二二八當時唯一有游擊戰經驗的人。所以當他們攻打機場的時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機場。
當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向山區撤退，準備在小梅成立武裝基地。整個部隊也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準備和謝雪紅會合，變成「民主自治聯軍」。但因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張榮宗所率領的先頭部隊遭到伏擊，幾乎全被擊斃，所以放棄武裝基地，游擊隊解散，全面潛入地下。
陳儀的外甥 丁名楠保護曾文區
在台南的曾文區則非常特別。曾文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他本來就愛護百姓，自掏腰包，從大陸買教科書、故事書給當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當地年輕人將他保護起來，只要他不離開，保證他的安全。但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聽到軍隊上岸在台北槍殺人，非常著急。叫年輕的自衛隊員過來，希望他們放下武器，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但年輕人正在激憤，哪裡聽得下去，心想：「你以為自己的部隊來了，就這樣威脅我們嗎？」當場端起槍，拉開保險，準備當場射殺。
這時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你們要射殺，就射吧。我只是一片好意。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殘暴，殺起人來是非常恐怖的。我只是想保護你們啊！」
這些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年輕人被他感動了，說：「這是一個可敬的敵人。」就這樣放過了。
後來，丁名楠遵守他的諾言。軍隊來臨時，他保證曾文區沒有任何衝突，要部隊自行通過。當地百姓沒有傷亡，非常感念他。至於台南、高雄地區，也是缺乏組織，只有處理委員會，因內部混亂，意見紛歧，不知軍事鎮壓之可怕，因此死傷慘重。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混淆
第四個問題：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這無法準確回答。依照現在二二八基金會所公布的資料，實際申請並取得補償者，有八百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參與二二八，後來死於白色恐怖的人，如簡吉、李友邦、郭秀琮等。這也正是歷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後，許多人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犧牲了。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有四、五千人，遠遠超過二二八。但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時間是連在一起的，一般人無法分清它們有什麼差別。我們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八○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名詞。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間又沒有其他的名詞可以解釋這一段歷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曾參與二二八，因為二二八而走向紅色革命，最後死於白色恐怖，以至於最後，所有的死難者都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於是二二八成為神秘、恐怖、禁忌、鎮壓的年代的統稱，一個巨大的符號。
木瓜樹下 槍決的外省人
而這並不包括隨國民政府來台而遭到逮捕槍決的外省人，他們無親無故，在台灣死去，連屍首都無法尋找。一個大陸來台的退伍軍官曾說過，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於南部軍區，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後方一個偏僻的牆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的結滿纍纍的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圍牆外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還拿著長竹桿，在那裡勾取木瓜……想想南台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纍纍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幹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那是國共內戰的年代，反共肅共的恐怖時代。
不甘心的知識分子 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第五個問題：二二八作為一場反抗運動，什麼時候結束？結束於鎮壓嗎？被強大武力所鎮壓下去的知識分子、老百姓，會甘心嗎？別忘了，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還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不甘心的知識分子，能夠保持沉默不行動？
二二八，作為一場暴動事件，雖然結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的鎮壓，但二二八的反抗行動並未結束，而是延續下去的。它成為另一場「長期革命」，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合，變成整體內戰的一環。
陳明忠先生所說的「二二八是國共內戰的延伸」，是真正了解二二八大歷史及其影響的解釋，它更符合歷史真實。否則，全台灣暴動的大事件，一鎮壓就結束得乾乾淨淨，平平靜靜，可能嗎？被壓迫的台灣人會如此甘心嗎？把二二八視為結束於鎮壓，其實是不了解對當年青春熱血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在二二八之後覺醒，延續其精神，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更應從戰爭、殖民的大歷史中 尋找衝突的答案
第六個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哪裡了？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
今天台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只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台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裡，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種面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了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除了以上最基本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廣的大歷史去探求。諸如，中國剛剛從抗戰的血泊中爬出來，百年來未曾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要管理一個開始初步現代化的台灣，它必然碰到諸多難題與衝突。而台灣人剛剛從日本的次等國民待遇裡解放，多想作一個自主自尊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卻碰到落後而腐敗的政權……但這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而是中國百年來被侵略，被戰爭所毀壞的結果。中國大陸各地有多少民變，也是如此的鎮壓，如此的殺伐。這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碰撞。這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台灣與大陸，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大歷史卻都是受苦的人啊，為什麼不能多一點體諒，多一點悲憫？
讓我們從頭學習、研究二二八，讓我們用更真誠的心互相了解吧。如果二二八能夠給台灣更多，那應是教給我們互相了解、智慧和慈悲。
接收貪汙 沒貪汙的我卻被打【2006/02/28 聯合報】蔣君宏／台大退休教授（台北市)
民國三十六年，我服務於台中的空軍工廠。二月二十八日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我與同學何君及另一學長的太太佘女士，欲從台中搭火車到員林去看望另一同學樊君。
當我們到火車站前時，就有一些好心的本省人勸我們：「快回去吧，不然會被打。」我們正欲回宿舍時，已經來不及了。一些流氓站在一輛大卡車上，看見我們，追了上來。卡車上的人們喊：「打呀！打呀！」立即我三人被打散了。彼時，我與何君都穿了軍服。我的眼鏡、手錶被打破，照相機被搶。暴徒用碗粗的木棍打我們，棍端有兩根外露的長釘。我的背上被打了兩個洞。暴徒將我趕到一家腳踏車店裡，用大號鉗子敲我後腦。至今我左後腦還留有疤痕。佘女士的頭頂被打了兩個洞。我從店裡出來後，另一位在旁觀看的人將我的軍帽搶去。另一人勸他：算了吧。他才悻悻然將軍帽丟還給我。事後同事孫君將我護送回宿舍養傷。那時，如有人在街上走，暴徒看你像外省人，就先跟你說閩南話，若不會說就打。若會說閩南話，而不會說日本話，則打得更凶。因為這些人可能是跟隨陳儀從福建來的人。若知你是外省人，而會說閩南話，也打。因為，「連台灣話都給你學去了，所以該打！」
在員林的樊君則躲到一位本省技工在鄉下房屋的屋頂閣樓，逃過一劫。另有一年輕同事走在豐原街上，因穿著軍服，突然被打。他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平白被打，所以也回打對方，結果被打得更慘。
但是探討二二八，最明顯而直接的原因應該是，政府來台接收的部分官員貪汙舞弊，引起民怨。就我所知者，就有兩件：
一、當時日本人還未完全撤離台灣。台北地區司令部派了一位軍官到台中去接收，他到了台中，即大貪其汙。日本人為籠絡他，搞了一個酒家女陪他。他後來把所有看管倉庫的日本兵都遣走了。他在每個倉庫中看到好東西就收為己有，而且從不開具收據。這些物資包括一些如飛機上用的精密航空鐘錶等。當我到台中去接收時，他早已離開。當二二八發生時可能一些本省人把我當成了他。他貪汙而沒有被打，我沒有貪汙反而被打。
二、民國三十五年後期，我被調回台北市。彼時有一同事資歷比我還淺，但他甚得廠長歡心。他被派到士林去主持一倉庫，就大貪其汙。他那時已有妻室，卻在士林把一個女孩姦汙了。後來把一頭接收來的水牛賠給人家了事。廠長沒有治他罪，而是調回南京了事。他臨行時給廠長下跪。廠長說：「我怎會瞎了眼，看上你！」
以上所舉雖只是小貪汙，但是重大貪瀆事件我個人確信存在，不然怎會引起如此嚴重後果？至於遠在南京的蔣介石，可能根本不知道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怎能說是「首要元凶」呢？
我平時很不想提起這些不愉快的往事。但一些政客們每年此時都要揭一次瘡疤，不斷撕裂族群，所為何來？因二二八所受的傷害，我不想也不能求償。因為無法證明我腦後的疤痕是在二二八時被打的。再者，我所受的傷害，比起那些賠掉性命，或喪失親人等人所受的重大傷害，真是微不足道。我們應該以寬恕代替仇恨，不應將少數人犯的錯歸罪於大多數人，更不應該繼續撕裂族群，在台灣大學，許多與我常接近的學生們，多數是本省人。
二伯遇害 祖父仍收留外省兵【2006/02/28 聯合報】林默／退休教師（嘉縣新港)
我的二伯父林光前是無辜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他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農業科。台灣光復後，到嘉義農業職業學校（國立嘉義大學前身）教書。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校長顧慮到安全問題，宣布學校暫時停課，全體師生都回家等候通知，二伯父決定返回故鄉新港避難。三月十七日，國民政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在台北發表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原則」的聲明，並且對全台廣播，希望各校恢復正常上課。
二伯父林光前因此想先回學校看看，當時祖母和二伯母都反對，理由是外面還很亂、很危險。祖父林蘭芽卻對二伯父說我們又沒做壞事，不用怕，做老師的人，應該快回工作崗位做自己該做的事。祖父受日本教育的影響，有法治觀念及責任感。二伯父於三月二十日返校。三月廿一日晚上即被人帶走，二伯母得知消息，趕到嘉農宿舍，發現宿舍裡面非常零亂，曾經被人翻箱倒櫃搜查過。
二伯父失蹤後，二伯母用盡心血尋找二伯父的下落，一聽到哪裡有死屍，就急著趕去查看，有一次她揹著五個月大的小女兒，沿著鐵軌和公路走到民雄，沿路看到死屍，上前揭開草蓆，確定不是自己的丈夫，又將草蓆蓋好，繼續尋找。也曾揹著小女兒找到台北來，因為多日來連續奔波，實在很累，母女兩人曾摔落到現在新生南路的溝圳內。
二伯父失蹤後，有兩個軍官來家裡揩油，要求一筆錢做運動費，打通關節。二伯母亦拜託人到監獄裡面找，均毫無下落。林家亦以二伯母林梁榮汋之名陳情軍法處，七月卅日台灣省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親筆簽名之公文下達，答覆軍法部及司令部均無受理林光前事件，並飭憲兵第四團查復（有原件可證）。此後就沒有下文。
失去丈夫的二伯母帶著三名幼兒，發了瘋似地找丈夫，才三十幾歲，就白了大半的頭髮。一九七一年她隨子女移民美國，一九九○年年底因心臟衰竭，在異鄉逝世。生前她不愛提起二二八，提起她就會哭。每年時序進入二月，她的心情就開始轉壞。二二八初發生的頭幾年，二伯母幾度情緒化地對祖父說：「是你叫自己的兒子去嘉農送死的！」聽到這種話，祖父通常是沉默以對，徹夜難眠。祖父在一九七七年過世，如今客廳上仍掛著他晚年的肖像，一副愁眉深鎖、抑鬱不展的神情，彷彿喪子之痛仍揮之不去。
然而我一直不解的是：既然外省人殺害了二伯父，為什麼家裡的瓦窯地還收留一些外省老兵，無償提供他們土地養鴨謀生呢？祖父的答案是：「傻孩子，外省人跟本省人一樣，有好人也有壞人。其實這些老兵也很可憐，離家背井的。我們的祖先也是從大陸來的。」對於祖父的寬容，我還是大惑不解。
直到近一年來，我開始整理家中的古文書，這些疑惑才一步步解開，乙未割台，曾祖父帶著年僅三歲的祖父及出生不久的叔祖父林開泰（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祖父）西渡，回祖籍地漳州府龍溪縣東山村避難，一八九七年九月才回歸故鄉新港。一九四八年十月，大陸族親亦跨海到台灣探親，祖父熱情地招待族親回新港林家宗祠祭祖並留影。看了這張照片，我有些震撼，拍攝日期距二伯父失蹤日才一年又七個多月。
在祖父的遺物中，我也發現一疊厚厚的切結書，除了一些本地清寒鄉親外，家中經營的德美瓦窯地還收留了一批外省老兵。這是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敗退，軍隊轉進台灣，一九五二年四月首批自謀生計的士兵，領了一筆極微薄的退休金四處流散，生活困難。祖父收留了一些外省退伍兵，並讓他們在魚池邊養鴨謀生。足見祖父並未因兒子罹難，而從此仇視外省人。
隨著二二八紀念日到來，又勾起了一些痛苦的陳年往事。隨著時間的流逝，滿腔的悲情已逐漸沉澱。身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我們不希望親人之死成為政治炒作的題材，或族群分化的誘因。而是誠懇地反省，真誠面對傷痛，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子孫孫不再重蹈悲劇的覆轍，不再有人暗夜哭泣。正如二伯母過世前，臨終的交代：「冤可解，不可結。」祖父鬱抑以終，但仍選擇寬容與諒解。
這是政治 不是歷史 高茂辰／文化工作者（台北市)【2006/02/28 聯合報】
「蔣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凶。」這話可怪！蔣介石是國家元首，派兵平亂，有何不對？大溪和國史檔案十年前就開放了，碑也立了、假也放了、手也牽了、錢也賠了、名單也查了，怎麼還在找元凶？
是有最新發現嗎？凶槍上有蔣介石的指紋？
先下半旗，再升新旗。不到台獨建國，二二八會停嗎？政治炒作會止嗎？
不是說國軍落後被台人瞧不起嗎？陳儀正是因此，主張調走軍隊。湯恩伯、林蔚聯袂飛來台勸阻，說：「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陳的心腹徐學禹（蔣徐乃錦伯父）也從旁力勸。「那時大家最大顧慮，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蔣中正當時日記即載：「此實不測之變，雖以軍隊調離臺灣為其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
如果派兵是不對，那陳儀在三月四日還致電蔣說事情已平息，不需派兵。是駐台的憲兵第四團張慕陶向蔣報告，說情勢危急，指陳儀在「粉飾太平」，蔣才在五日決定派兵。還一再交代要注重軍紀，不可擾民，不可報復，且事件一開始蔣就電陳儀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見」。
二二八事件最不可思議的是，只有好人，沒有壞人。說是貪官汙吏，但在哪兒？做了哪些事？不見記載。毆殺外省人，遭殃的都是公教人員，那個是貪官汙吏？事件中前死的外省人無辜，後死的本省人也無辜，前者無償，後者有。那壞人到哪裡去了？
國民黨也附和說「官逼民反」，那貪官汙吏在大陸上比台灣豈不多得多？那是不是應肯定領導民反的中國共產黨？
「吳鳳」被處死前，俞大維等多人求情。谷正綱說：「總裁要用陳儀的頭鎮壓人心。」但現在是全台出草，不是一顆人頭可平息了。
二二八，以前不好講真相，現在不能講假相。其實真相早已清清楚楚，但它發生的原因，仍沒解決，只有等中、美、日間的鬥爭告一段落後，才能面對真相。不過，那時也沒有人有興趣了。
這是政治，不是歷史。
賴澤涵：「蔣介石是228元凶」 無直接證據【記者 郭乃日】【2006/02/27 聯合報】
二二八基金會委託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等人做的「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直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背後元凶，引發爭議。一九九二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主筆、現任玄奘大學講座教授賴澤涵表示，認定某人為某事件的元凶，要成為歷史定案，必須要有確鑿的證據，但現在並無直接證據證明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
以下是賴澤涵專訪，以第一人稱記述：
一九九二年提出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我原本提議花三年來研究，不過後來只做了一年，而且真正研究時間只有九個月，非常倉促。現在有關二二八的史料比過去多，也不斷更新。根據媒體報導，「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花了兩年多時間，參與的學者也較多，因此我對這項報告基本上持肯定態度。
「元凶」說引爭議不意外
這項研究報告我還沒看過，並不清楚詳細內容，不過媒體報導其中直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因而引發爭議。社會會有這麼大的爭議，我並不意外，因為「元凶」是很重的罪名，必須有證據證明蔣介石是有計畫派兵屠殺台灣人民，像二戰時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一樣明確才行。如果找不到直接證據，就不能為歷史定案。
事實上，自一九二四年以來，蔣介石在中國歷史上叱風雲，他是不可能留下證據的。我當年進行研究時，也想知道有無元凶，但蒐集到的證據並不多，所以在報告結論中以「責任歸屬」方式來處理。
其實在二二八事件中，還有很多方面因資料不足，當年沒有納入研究報告中，如：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像陳立夫一直被認為是CC派，但他卻公開否認；未檢討半山的責任，也是因資料不足。另外，媒體的責任也沒有檢討。
新一代研究者有新視野
現在二二八史料雖然比十餘年前更多，再過幾年，新一代的研究學者可能也會有新的視野，但這不意味當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已失去參考價值。我和研究小組當時訪問了很多當事人，如彭孟緝、柯遠芬和楊亮功等；最難能可貴的是，還訪問到當年中共派到台灣的四個共產黨員之一的洪幼樵，這些人現在都已過世，當事人的口述歷史就不是今後任何有關研究報告所可及。
而且，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也首次以人口學推估傷亡人數，同時也促使大溪檔案和當時分散在警備總部、警政署等政府機關有關二二八事件檔案曝光，讓外界得以知道當時台灣菁英分子被殺的罪名。
不過，十餘年前因剛解嚴不久，進行二二八事件研究時，尤其是口述歷史部分，很多人還有疑慮，不願意談，現在沒有這層顧慮，研究工作應比較好進行。我認為，現在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重點應擴及各縣市鄉鎮，因為當時交通和通訊並不發達，很多人只看到事件的一部分或一地的情形，現在必須進行細部研究，以免以偏概全。
不分黨派弭平族群裂痕
日後的研究也應凸顯受難者家屬的不幸遭遇，這樣才能讓社會了解為什麼要再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畢竟是台灣四百年來的重大事件，必須讓社會大眾了解受難者家屬情緒，並加以安撫，同時也要尊重史實，不分黨派互相了解包容，這樣才能弭平族群裂痕。
至於國史館長張炎憲建議進行刑事追訴和向國民黨追償問題，我當年原本是建議政府應對受難者家屬賠償，當時的法務部長馬英九提醒說，賠償有年限，所以才改成補償。
但不管向國民黨求償的結果為何，國民黨的責任是跑不掉的。國民黨必須要有面對二二八事件的勇氣。我相信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失去政權的主因之一，所以國民黨必須採取行動，補償受難者家屬，不應逃避。
教會版228的省思 遺族：簡化問題【2006/02/27 聯合報】【記者朱若蘭、張幼芳／台北報導】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師、牧師與基督徒學者合著「二二八的省思」，書中認為國民黨政府已多次表達道歉並有補救行動，教會應扮演溝通、促進和平的角色，而非各擁黨派、強化省籍對立。
不過，部分遺族昨天表示，教會出書雖是回應時代議題的具體嘗試，卻將白色恐怖與二二八混為一談、將問題簡化成本省人及外省人對立，部分篇章不談悔改只強調饒恕，觀點讓二二八相關人士不太能接受。此外，書中有一篇文稿未經遺族作者授權，需抽掉才能販售。
華神專任老師、專長教會歷史與舊約的蔡麗貞指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教會並未涉入，所以教會不需捲入情緒反應或抗爭。在真相尚未大白、政府仍未表態時，教會應該與弱勢團體站在一起，關懷協助那些受難者家屬及受到驚嚇的百姓，特別是女性家屬。
前華神專任老師周功和表示，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反省思考，是破除政治迷思、民粹主義，以及需要更多的聆聽與和解。
他說，不要因為孫中山、蔣中正都以基督徒自居，所以信徒把理想的中華民國與上帝國融合一起，他也不認同台獨派的政治發言人，把河洛人分出來，描述為最受委屈的族群。
周功和建議，政府有責任將歷史真相說清楚，否則真相不清楚，負責人不道歉卻要求受害者饒恕是不公平的。另外，應由國民黨的外省籍高層代表或代表團為二二八屠殺道歉，傷害者若承認錯誤，就當寬恕，寬恕不等於忘記。
政大政治系教授郭承天分析，加害者認罪道歉悔改、受害者原諒饒恕，都是心理層面的解決，效果有限而短暫。二二八事件元凶是政治派系權力鬥爭與專制體制，族群衝突只是政客權力鬥爭的工具，根本之道在於改善民主制度。
花蓮鳳林教會張七郎一家，當年有四人遇害，書中收錄張七郎三媳婦張玉蟬的文章，文末寫婆婆過世後，還有外省人送雞要給「先生娘」，「時間沖淡她曾經對外省人的恨」。
雅歌出版社社長蘇南洲說，受難者家屬心情翻轉，非常複雜，這篇文章是十六年前所寫，不能代表現在的心情，做為該文當初面世的編者，他不同意收錄於此書。
2006.02.27中國時報 忍教遺族們年年心痛？ 羅織/嘉義市（警官）
最近，看到二二八事件又是沸沸揚揚，弄得衝突日劇，忍不住要將塵封數十年往事說出。
我生在花蓮鳳林鎮；六○年代因緣際會擔任家鄉警察分局刑事組長，有一天，我叔公張雲汀帶我走訪住在鳳林山腳下也稱叔公之張七郎先生宅居，他告訴我，時任醫師也是國代、參議員之張七郎在二二八事件當天與二位兒子同遭國軍濫殺，棄置公墓。在滂沱大雨中為親人以牛車拖回家中埋葬，其情也憫且怨，聞者莫不望天痛哭。
張七郎先生遺孀，我的叔婆臥病在床。我們探視時，叔婆面露喜色，他用客家話與我們寒喧，語氣平和。不過，當叔婆問我在哪裡工作，我告知我是分局刑警組長時，她別過頭去，從此不語，內心頗見起伏。想不到事隔已久，隱痛仍在。
這事在我心中揮之不去，這之後我曾數度去看她，漸漸地，我發覺篤信基督的叔婆似乎慢慢打開她心中的窗，有時候她不怨，她寬恕，她也說過不再冤冤相報，但沈默不語時卻讓人心痛。
如今，叔婆已作古。事情終會過去，還原歷史真相也許可以鑑古知今，還給受難當事人及家屬一個公道；但又何必在傷口灑鹽，挑起一些無謂的糾紛呢？看看張七郎先生一家，希望不必年復一年挑動敏感神經，徒增家屬內心傷痛。
社論【2006/02/27 聯合報】 毛澤東三七開，蔣介石及蔣經國呢？
中共論毛澤東一生功罪，謂是「三七開」。三分罪，七分功。
二二八又到了，這個日子近年來已經變成追究蔣介石功罪的政治節日。那麼，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如何，蔣介石治理台灣的功罪又如何，該當怎麼「開」？
中國大陸在現今環境中論毛澤東的功罪，並無充分自由表達的空間；因此，「三七開」未必是定論。但是，這種「多少開」的說法，或許卻是可以參考的「比例原則」。
如今在台灣要評論蔣介石，自由空間就大得多了。唯一不自由的因素，不是來自外力壓制，而是緣於評論者自己的良知不自由。泛藍史觀為前人諱，固無論矣；而泛綠學者竟亦故意隱匿史料，將一張蔣介石指示軍隊「不得報復，否則處死」的手諭藏起來，不予公布，而作成「蔣介石是元凶」的結論，似亦不足取。或許，比較正確的做法應是如實呈現那張手諭，以示忠實；然後再表達「其實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學術判斷，留待公評。
對於二二八的發生，及事發後的處置，蔣介石當年居主政者的地位，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是，在相距近六十年後的今日，若將「二二八」的責任完全歸蔣氏一人，又僅僅以「二二八」一事來論定蔣氏在台三十年的功罪，更僅僅以「二二八」一事來論國民黨在台六十年的功罪，這恐怕非但在「史德」上有應不應當的問題，其實在「史實」上也有正不正確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六十年後，是否亦應當有個「怎麼開」的說法？
不論二二八的因果如何，蔣介石皆應對二二八負最大責任，這是主政者所必須承當亦無可避逭者。但是，卻不應只是為了坐實蔣介石及國民黨的罪名，就扭曲二二八的史實。比如說，中共及台共的因素，是當時「民間武裝抗暴」的主力；但在台獨人士所著二二八史論中，皆諱言中共及台共在事件中的角色，甚至在李登輝年代主編的官方報告亦是如此。最近李登輝公開承認他在二二八事件後，曾加入謝雪紅的組織，即可印證當年此一事件的複雜面向。儘管如此，亦不能使蔣介石免於對事件負主要責任，卻仍須回歸一個比較完整的史實；若再根據這個史實去析論蔣介石的責任，雖仍應負主要責任，卻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比例觀點。
蔣介石在二二八的責任上，是否「元凶」，或許有「怎麼開」的問題；若再將時空放大，把蔣氏自二二八至在台逝世歷三十年的功罪一併加加減減，也會有「怎麼開」的問題；若再將時空繼續放大，則將蔣氏一系及國民黨六十年來在台灣的功罪一併評價，或許更應該、也更可以有「怎麼開」的思維。比方說，蔣經國該怎麼開？孫運璿又該怎麼開？
論二二八的歷史，最可議的是一種「唯二二八史觀」，或「泛二二八史觀」。此種史觀欲以二二八為評論蔣氏一系及國民黨功罪的唯一或主要標準，然後發展出「外來政權」、「外省人欺凌台灣人」、「中國豬滾回去」等以撕裂、報復與仇恨為主要訴求的政治論述。
「唯二二八史觀」、「泛二二八史觀」，本質上是一種將歷史論述工具化的策略，非但使論史者自己的良知不自由，其實更是想要藉此使所有台灣人的良知不自由。台灣的歷史不止二二八，二二八也未必是評價蔣氏一系及國民黨的唯一標準。畢竟，距二二八已跨越了近六十年的時空，其間國民黨雖確有重大過咎，但若與對岸的共產黨比對，或與這幾年主政的民進黨對照，則其得失功罪卻亦有可以加加減減之處。否則，怎麼會有蔣經國？怎麼會有孫運璿？又怎麼會有「台灣經濟奇蹟」？
再說一次，蔣介石應對二二八負主要責任，但二二八的歷史並不等於台灣六十年來的全部歷史；至少，但看蔣氏一系奠定了台灣六十年來未淪於中共之手的基石，甚至使台獨迄今仍有一可以寄生的舞台，即不能只算二二八的那一筆帳；走向未來，台灣的歷史解釋權更不能被這種「唯二二八」、「泛二二八」的史觀所壟斷。
台灣人在五十九年前已受過一次二二八的災難，但新台灣人的子孫不能再陷於這種「唯二二八史觀」及「泛二二八史觀」的永世災禍之中。
二二八的真相與責任必須查明，但二二八不能成為掘墓食屍者予取予求、無窮無盡的政治金礦！
我爺爺徐復觀 曾反對228出兵…【2006/02/27 聯合報】徐元潔／高中生（台中市）
從我知道有二二八事件起，我的印象很簡單：荒謬而可悲。
從二千年總統大選後，我是外省人的身分，為我帶來不少麻煩。每提到二二八，同學總會把我跟殺人兇手扯在一起，甚至有人問我：「你爺爺當初殺了多少台灣人？」當時我很憤怒：憑什麼我爺爺是外省人，當初就一定殺過台灣人？這是什麼荒謬的理論？誰說是外省人就該為二二八負責？
我祖父是徐復觀先生，當年他確實是國民黨中地位不低的成員，但當先總統蔣公討論到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方法，我祖父堅決反對出兵。當時他說：「如果這麼做，一定會要後代子孫付出代價的！」果不其然，現在每年一到二二八，政府一定會拿來大作文章，反覆的挑撥族群間的仇恨，不斷的挑起紛爭，好像忘了每次大聲呼籲要族群融合、攜手共創美好未來的就是他們自己。真好笑，這和在傷口上擦優碘邊撒鹽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講難聽一點，對岸七百多顆飛彈對準我們，聯手禦敵都來不及了，還搞內訌？這樣下去不用對岸打來，我們自己就玩完了。真懷疑政府中有沒有「匪諜」，暗中滲入來分化台灣內部，最好以濁水溪為界一分為二後兩方互鬥，這樣他們連發射飛彈都省了。
媒體報導了許多受難者家屬的怨恨，有件事我一直覺得很奇怪：怎麼都沒人去查在三月五日國軍來台之前死了多少外省人？他們不也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而死嗎？難道本省人死了是千古奇冤，外省人死了是活該？一樣都是人，到底那裡不一樣？
每個族群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現在大夥兒情緒一上來就一竿子打翻一條船，這樣只會讓仇恨加深，對於所謂的融合一點幫助都沒有。當國軍來台之前是外省人受罪，之後是本省人受罪，兩邊都有受害者。政府應該公佈完整史實，正確教育我們的下一代，而不是以偏頗的政治立場灌輸錯誤觀念給一般民眾。現在是「本土」政權當道所以錯都在外省人，哪天所謂的「外來」政權重新執政不就變成本省人要倒楣了？
可悲，現在我們的所作所為，根本不是哀悼過去的歷史，不過是隨著政客的挑撥而起舞罷了。
228的是與非 請給罹難者交代【2006/02/27 聯合報】黃一城／醫師（桃縣龜山）
歷史，為解釋事件與事件發生周遭之意義，除了需逼近與貼合事件的發生外，另重要的意義是與後人分享前輩、土地所發生的喜怒哀樂、偉大與屈辱、榮光傳承與不可承受之重。後代才可以從其中學到如何敬天愛人，以及是與非、公與義、寬與恕。
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先生認為：「研究二二八必須以兩岸人民福祉為優先考量，必須充分瞭解史學精神，否則將淪為迎合當代的產物。」
黃先生生存於中央研究院迄今，數十載於所謂的「柏拉圖天空」，與教育部長杜正勝比鄰作研究數十年有餘，恰可見證言論多元化與思想自由的重要。
個人不認為研究二二八必須以兩岸為最優先考量，研究二二八必須以一九四五年後居於台灣之人為最優先考量。二二八是在台澎諸島發生，隨之而後的白色恐怖，清鄉、屠鄉異己———不論是否為土著菁英，抑或是大陸流亡到台灣的知識份子、草根等等，這些事件全都是在台澎發生。而軍隊派出屠鄉乃是在軍、政、特、黨諸多管道相互激盪下的決策，蔣介石派出二十一師等軍隊進行掃蕩、綏靖乃至宣撫是事實。誰，是「迎合當代」而作「國史」呢？
歷史要有是非，除了讓後人反省外，還要對罹難者家屬有所交代，如沒有判決書即被通知領屍的南港八屍案等等；或如抱病於三軍總醫院休養，被拖出槍斃的李友邦將軍，李將軍之妻嚴秀峰女士與遺孤等待那判決書，已超過一甲子有餘了。請問，為中國「九死一生」，抗日終生的台北蘆洲人李友邦將軍，當權者的「歷史與公義」有給過李友邦及其家屬們一個合理的交代嗎？
許許多多被槍殺於無名的人：所謂被皇民化的、半山們、阿山們、還有阿海們，原住民如鄒族高一生，泰雅族樂信瓦旦等等，不僅僅被害人等待歷史的公允評價；迄今仍存活在世上，時而暗夜哭泣的罹難者家屬等待的是一個統治者的「為什麼」答案，與應有之責任。請問：當時統治者不是總統蔣介石嗎？
請問黃院士，如果您信奉柏拉圖、胡適等以下的學術信仰以及人性價值，請用文明告訴那些罹難者家屬：我們的父親到哪去了？請用文明說服我們，並給個說得出口的說法。國史館，教育部部編本，以及中國社會院台灣史這部分，等待您的史料出土以春秋之。
2006.02.28中國時報 以人本主義的格局緬懷歷史、撫平傷痛 中時社論
今天是二二八紀念日，國內不論朝野都有若干紀念活動。面對這段歷史傷痛，透過種種紀念活動去追憶是絕對需要的，畢竟對許多事件家屬而言，那種錐心之痛，是再多的道歉也喚不回的。但也不必諱言，不少政治人物在紀念二二八的歷史傷痛時，還是呈現濃郁的政治味，紀念的辭藻雖見華麗卻未見太多真情的流露，反而是有些撩撥歷史傷口的手法，倒像是想從中獲取某些政治利益。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治人物當然是理性的動物，他們年復一年地撩撥過往的歷史傷口卻能圖利自己，其實也確實反映了台灣部分民眾的真實感覺。到如今確有不少人依舊堅持應將二二八的災難與責任歸咎於特定黨派與族群；比較之下，他們的歷史記憶對於日本統治台灣的情境卻頗多緬懷。另一方面，台灣也有一些人的歷史記憶對於日本人較為仇視；他們批判具有「皇民化」色彩的烏來高砂義勇軍紀念碑文字，對於二二八事件所牽扯出的政黨或族群責任也難以認同。在過去幾十年間，台灣對於二二八、高砂族、慰安婦等事件的討論不知凡幾，但不同背景的人卻難免在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中打轉。因此雖有紀念卻不能超越，心中緬懷卻難以釋懷。我們希望台灣能邁向一個族群融合的社會，恐怕必須要先提升視野、拉高格局，界定一個超越的（transcendent）理性切入點。在二二八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們都應要為此做些努力。
年紀較長的台灣人民曾經經歷了日本統治與國民政府統治，他們自然會兩相比較，認為「這一群統治者好過那一群」。這種人民經驗的個體比較固然真切，但若由政治人物拿到公共領域做為總體歷史思考與批判的依據，則顯得不倫不類。當紀念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時，我們必須具備理性價值與歷史觀點。這樣的理性不但要涵蓋二二八事件，同時也要能觀照慰安婦、高砂義勇軍等史實，如此才是一個具有人文深度的省思角度。也唯有以此觀點撫今追昔，才能真正幫助台灣人民走出傷痛。
有些人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咎於蔣介石或國民政府；這樣的結論不能說錯，卻不夠完整，也欠缺歷史高度。同樣的，如果把慰安婦與高砂義勇軍的責任歸咎於日本人，其結論不能說錯，但也不具理性縱深。我們認為，二二八、慰安婦與高砂軍伕所代表的共同意義，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必然與省籍、黨籍或國籍有任何關聯。美國人對伊拉克人並無深仇大恨，但最近美軍在伊拉克虐待伊囚，那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顯然不宜解釋為美伊兩國或兩個族群間的矛盾。同理，一百多年前美國白人蓄養黑奴，時聞慘絕人寰的黑白衝突，那也是蓄奴者與奴隸之間的矛盾，要經過上百年的累積抑鬱，才會轉變為黑白種族之間的對立。事實上，歷史上幾乎所有掌握資源權力的人，都不時會對於另一群弱勢者壓迫凌虐，因此類似的歷史悲劇幾千年來幾乎從未間斷。
如果我們要從蓄奴、虐囚、慰安婦、軍伕、二二八等歷史悲劇中記取共同的教訓，那就是當時的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缺乏人本的關懷。換言之，被統治人民只是統治者心目中的工具，而非目的。一旦掌握資源權力的人未能體認被統治者作為人的價值，一旦社會的客觀環境未能對權力運作有效約制，則壓迫與欺凌的慘劇就會發生。在歷史上，人類常為了避免天災人禍，而將資源權力交付給少數統治者。但在權力異化之後，統治者卻回過頭來欺凌廣大的人民。近三百年來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發展，其實就是要導正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欺凌。在概念上，康德「人即目的」的人本思惟及其後續的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就是要建立以人民福祉為目的的哲學價值觀。在做法上，近三百年來權力分立與憲政主義的規劃演進，也就是要約束統治者的恣意妄為。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所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我們就比較不會掉入責難特定族群、政黨的陷阱，當然更不會得到讚揚軍國主義佔領欺壓殖民地的結論。無論從法律規範或自由限制來看，當年日本都是把台灣人當做次等人民，也只會徵召台灣人（而非日本人）去做軍伕與慰安婦。不論台灣人民個體的歷史記憶為何，日本人的軍國侵略與統治作為在心態上絕不符合人本主義，在手段上也沒有任何制度約束，其徵伕徵婦行為當然要予以唾棄。同樣的，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在統治心態上與手段上，也不符合人本與自由的判準，釀成巨變當然也該嚴厲譴責。我們要提醒台灣人民：唾棄日本軍國殖民主義並不是仇日的民族主義、譴責五十年前的國民政府也不等於歸咎今日的國民黨、批判當年軍隊的鎮壓更不表示敵視其官兵所歸隸的省籍。歷史悲劇幫助我們看清許多事：任何統治者都可能腐化、任何黨派都不可盲目信賴、任何不受拘束的權力都可能被濫用、任何不把人民福祉當做首要施政目的的政權都該交出權力。二二八事件迄今已五十九周年，而高砂徵伕、慰安婦等事件也已逾六十年。台灣人民如果能從五、六十年前的這些事件中認識到人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價值，那才是真正的省思與超越。
2006.02.27中國時報 我們共同的二二八 吳乃德（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對記憶女神如此描繪：女神有兩個面孔，一個面孔凝視過去，另一個面孔則正對現在；一隻手抱一本書，另一隻手則拿著鵝毛筆，準備書寫下一章。這正是集體記憶最佳的寫照：記憶以過去為材料，可是書寫的目標卻是為了現在，以及未來。
歷史記憶經常是為了迎合現在的需要，對過去所做的剪裁和闡釋。然而現在卻經常是分裂的。用歷史記憶來啟發現在、指引未來，必然面對質疑：誰的現在，你的還是我的？甚麼樣的未來，統一還是獨立？歷史記憶因此也經常是衝突的，而且也永遠隨著時代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內涵和啟示。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有兩個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這兩種對立在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不能讓它成為我們政治社區中所有人可以共同擁有、共同珍惜的歷史回憶？
記憶不等同歷史
目前對二二八事件的爭論之一，是歷史記憶和歷史事實之間的差距。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過往的和現今的，巨大創傷都是集體記憶的重要元素。「在民族的記憶中，苦難通常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苦難要求責任、號召集體的奉獻。」因此所有的民族都強調、甚至誇張其苦難。戴高樂宣稱法國是全宇宙最苦的民族，因為她曾經四次被佔領。常被瓜分併吞的波蘭人顯然不會同意這個論斷；遭受屠殺浩劫的猶太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巴勒斯坦人更會大聲抗議。
歷史記憶是創傷的轉化。它並不完全等同於歷史，雖然也不能違反歷史、竄改事實。在集體記憶中，歷史只是骨架，更重要的是血和肉：歷史的反省、教訓、和啟示。「集體記憶將歷史的單一事件轉化成原則性的訓示，這個訓示可能是正義原則、或政治理想、或道德規則。」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事件轉化的歷史記憶是：外來政權的災難、菁英同胞的抗暴和悲慘的犧牲。
歷史記憶、或歷史啟示要產生效力，必須和當代社會的主要關心有所共鳴。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解釋之所以被廣泛接受，正因為它在台灣政治發展的兩個階段中，都和台灣人對自主性的期待產生共鳴。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這段歷史雖然是禁忌，對它的記憶仍然在民間鮮活地保存了四十年。這段記憶在暗中被保存、加工、和傳遞，是當時普通人民對抗專制統治的唯一工具。正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所說的，「人民對權者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
而在現今的民主階段中，由於中國政權對台灣人民自主性的否認和威脅，二二八集體記憶的主題「外來政權的壓迫、反抗、和創傷」，持續和人民產生共鳴。只要台灣的自主性持續受威脅，這樣的闡釋將繼續在社會中產生共鳴。
正如中國認同者所質疑的，這樣的闡釋其實違反歷史事實。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論述，也經常將「歷史闡釋」和「歷史事實」混淆。中國認同者認為該事件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比較是政治權力的恐怖，以及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殘害。
闡釋和事實的對立，來自認同的差異。兩者之間有對話的空間嗎？或許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雙方都必須理解，歷史記憶並不等同於歷史事實。一方面，教訓和啟示不應被當成事實來闡揚。如果我們對逝者仍有責任，責任之一就是將真相和事實還給他們。而且，當我們將啟示和事實混淆，我們等於是告訴另一個族群的同胞：我們自始就沒有將你們當成自己人，而我們的犧牲也是來自你們的不義。這不但違反歷史事實，也妨害我們建立共同的政治社區。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理解，民眾之所以能和偏離事實的歷史記憶共鳴，正是因為我們目前的處境，而不一定是因為族群的排斥。不論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是獨立還是統一，我們共同的自主性被中國政權否認和剝奪卻是一個事實。我們也因此在國際社會中，處於「社會性死亡」的狀態：生物層次上我們仍然活著，可是我們的身份、人格、和存在完全被否認。這是我們的共同處境。讓「自主」成為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基調，或許也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
黨派利益的糾葛
除了認同的差異，政治利益、或黨派利益也造成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對立。在民族的重大創傷中，一定有壓迫者和犧牲者，有好人和壞人。犧牲者值得懷念，壓迫者必須被譴責。可是這個創傷距離我們仍然不遠，在好人和壞人的分辨中，有些政黨得利、有些政黨蒙羞。
此種歷史記憶和政黨利益的糾葛，發生在許多新民主國家中。二次大戰前的內戰是西班牙的歷史創傷。在民間的歷史記憶中，勝利的佛朗哥政權是壓迫者和屠殺者。雖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為了順利轉型和社會和諧，雙方曾經約定對這段歷史做「刻意的遺忘」。可是西班牙國會卻在一九九六年打破這項協定，通過法案賦予「國際軍旅」的成員以西班牙公民的身份。國際軍旅的四萬多名成員來自世界各國（其中一萬六千人陣亡），光是美國就有三千多人參與，幫助西班牙人反抗法西斯政權。重提這項歷史記憶，自然不利於和佛朗哥政權有歷史淵源的民眾黨。該黨的政治領袖因此拒絕參與所有的典禮和儀式。相對而言，國民黨主席願意代表他的黨面對歷史，是一個比較積極、智慧的行動。
可是我們難道不能跨越黨派之私，讓這段歷史成為全民可以共享的記憶？雖然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絕對的道德正當性譴責加害者。可是道德上正當的行為，政治上不一定合宜。在口語上聲討「元兇」及「共犯」在道德上難以質疑。可是，揭發歷史真相本身不就是最佳的譴責？如果甚至要求政黨賠償，則是將歷史記憶兌現為短期的黨派利益。不但貶低了民族創傷的神聖性，也無助於共同政治社區的形成。
沒有真相就不可能有和解，可是真相本身並不能帶來和解。近日關於歷史記憶的紛擾中，綠營的政黨領袖說真相會帶來和解，並以南非為例。這種說法如果不是昧於事實，就是因政黨之私。真相能否帶來和解，端視我們如何呈現真相，如何處理真相。
我們共有的史詩
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彌補裂痕、團結成單一的政治社區，不是靠制度或政策，而是公共人物的言行和責任。如果我們以類似「吵個沒完沒了的補償金……哭哭啼啼，講不完台灣人的悲哀」的語言來論述，而不能以同理心來看待同胞的傷痛，這和將同胞的傷痛兌現為政黨利益的效果一致：不但無助於團結，反而加深分裂。
對過去，我們有不同的經驗；對未來，我們有不同的願景；現在我們對政黨有不同的喜好。可是不論我們喜不喜歡，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政治社區中，我們都是政治性的伙伴。維持這種伙伴關係並不容易，民主也不容易。
二二八應該是我們可以共享的歷史記憶。它包含了壓迫和反抗、殘暴和仁慈、投機和理想、出賣和忠貞、麻木和溫情、男人的血和女人的淚，是我們這個社區唯一可以共有的史詩。為什麼不珍惜它，用我們的謹慎、慷慨、和想像力，讓它成為團結我們的橋樑？
2006.02.27中國時報 以憲政原理，面對二二八 李福鐘（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新公園舉行揭幕儀式，新公園從此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李登輝總統親臨主持，同時發表了一篇具有象徵意涵的演講。李前總統在講詞中提出，要「促進族群融合，凝聚同舟一命的共識」，要「不分族群，彼此疼惜，相互祝福」。
然而十一年過去了，因為歷史因素所造成的族群裂痕，真的縫合了嗎？真的凝聚出同舟一命的共識了嗎？答案，顯然仍在茫茫的風裡。
上周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一書，從書名已可清楚看出，這份研究報告的用意即在於追究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一如其他可能挑起族群衝突記憶的議題一樣，報告尚未公布，即因媒體的報導，尤其是將蔣介石界定為「最大責任者」一節，最引起輿論之喧騰。有不少公開意見即指出，這樣對族群衝突記憶的挑撥，無助於消弭族群對立的危險。
然而，道理真的那麼簡單？為了維持社會人心的安寧，歷史功過最好存而不論，一任青史盡成灰？眾人最好皆得集體失憶症，只要是與二二八有關之議題，一如十餘年來隱然已成為主流觀點的說詞──「一場歷史之悲劇」，彷彿一旦成為悲劇，沒有誰是加害者，受害者只需要獲得「補償」，則全體社會便可以在「悲劇」二字的慰藉下，輕易地得到救贖？
對於一個沒有悲劇意識的社會來說，如此形式的救贖，絕對是太過廉價了。
一九八九年東德共產政權垮台之後，眼見大勢已去的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將所控管檔案全數送進碎紙機。十年來，德國政府將這批一萬六千多袋的文件交由一個名為「柏林史塔西文件管理局」的機構進行辯識重組，以最新的電腦影像技術企圖將之完全還原。俟二○○九年，總計六億張碎紙片將一一回歸原貌，屆時可能讓過去曾經為東德秘密警察工作過的線民、耳目、打手，或是曾與史塔西掛鉤的政治人物，一一曝光。這一還原歷史原貌的「拼圖」工程預計將耗費六千萬歐元，全數由德國聯邦政府國會支付。（相關報導參見《中國時報》○○四年九月四日A十四版）
德國人顯然不擔心如此將挑動歷史的傷口。對他們來說，歷史事件中加害者的「責任歸屬」與被加害者的平反，無法僅用一句簡單的「悲劇」就輕輕帶過。不以憲政主義的法治理念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動輒以「文化不同」、「認知差距」這樣欠缺法理意識的語言來作結論，如何能夠讓我們找到教導下一代蘊涵著民主法治觀念的歷史觀？
依據最基本的民主憲政原理，政府是透過人民授權──所謂的社會契約，獲得代理執行公眾事務的權力。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憑據是憲法和憲法之下的法律體系，執行手段是司法，司法的行為準則是程序正義。然而半個世紀前的二二八事件中，國民政府的所做所為，哪一點符合上述的判準？軍隊是用來對付敵國和敵人的，難道蔣介石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將台灣當作敵國、將台灣人民當作敵人了嗎？在民主法治的道理下，哪一個動用軍隊對付人民的政權，不需要追究責任歸屬？
一九九二年由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所公布的研究報告，結論中明白表示：「本報告旨在說明事實之真相，並無判別責任所在的意圖」；十四年後，由二二八事件基金會所公布的責任歸屬報告，似可彌補不足。台灣歷史上族群衝突的記憶，與其用和稀泥式的觀念及語言來消弭，還不如回歸民主憲政的原理，認真面對。
二七部隊 突擊隊長的現場經驗
二二八的當事人、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台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哪裡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陳明忠說：「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是外省人。」
為什麼？因為他的祖先是跟著鄭成功來台的。
二二八一直是國民黨和外省人的陰影。有如一個人被夢魘所困，壓得全身動彈不得，又不敢張開眼睛，最後只能在躺那裡。現在，是該張開眼睛，無懼的、好好的正視二二八的時候了。
愛因斯坦說過：「一百個答案，不如一個聰明的問題。」要還原二二八，我們不妨由問幾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吧。
偶然的時間、地點與 巨大的不滿能量結合
第一個問題：為何在此時此地？當時取締私菸、搶東西、腐敗貪污的事，全台灣屢見不鮮。但獨獨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二月二十七日？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嗎？
根據我去採訪南京西路一帶的老人，他們得到一個很平凡，但很實際有效的答案。因為這裡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賣香菸一樣，這個婦人林江邁在那裡賣香菸。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種保鑣、弟兄。所以，當那個菸警拿走林江邁的菸，她苦苦哀求，卻被打得流血的時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邊起哄喊打。一般平凡百姓碰到這種事，不一定會出頭，但兄弟血氣義氣比較強，就敢出來罵。結果，這個菸警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在地人陳文溪，為了追兇手，所有人群起追趕。就這樣變成群眾暴動。時間和地點，其實都是偶然的。但社會已經飽含了不滿的巨大能量，卻是出事的結構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這是在台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要知道，像這樣的事，台灣有許多地方在發生，為什麼它會引爆全台？
根據現場見證者、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周青的說法，關鍵是次日，群眾不甘心，要求嚴懲兇手，用推車大鼓，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眾有二千人上下（不是外傳的上萬人），結果長官公署的樓上竟布署機關槍掃射。有三、四人當場倒地。群眾一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幾路。有一路人跑去公賣局燒東西洩憤；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園的電台那裡（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攻占電台，開始廣播。一廣播，台北暴動傳開來，全台灣的暴動，就開始了。
中共地下黨人 在全台各地參與 群眾行動的情況
第三個問題：各地的群眾都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
要知道，一個群眾要走出來，他首先會想到找誰出來一起反抗，地方上總是要有人來領導。這是很實際的問題。以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基本幹部為主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組織。他們敢於反抗日本人的統治，在光復初期，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而文化協會後期的左傾、農民組合與台共密切的關係，其思想不言可喻。他們所組織的二二八是什麼「顏色」，就可以想見。
這就涉及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歷史。那就是「紅色二二八」。從前國民黨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偶發的暴動。但如果說共產黨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灣老百姓反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環境下，共產黨怎麼可能不好好加以運用。只是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以偏概全，只說是「奸黨叛亂」未公布真相；共產黨為隱藏台灣地下黨的機密，不願意公開；而民進黨則以「台灣人民起義」這種最簡單的說詞，寧可不承認二二八的反抗與共產黨的領導有任何關係，這一段最重要的歷史就被湮滅了。
現在研究二二八，多半只從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度，但它只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分。根據戴國煇教授的研究，處理委員會包括了三部分：第一，當局以及貼緊當局的「半山」；第二，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中間與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地方士紳等。其結構複雜，自己意見都不一致，根本無法領導民眾。真正在地下有組織領導作用的，反而是剛剛創立不久的中共地下黨。
讓我們看看全台灣的情況。在台北，王添燈（他是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旁邊有蘇新、吳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黨人，後來著名的「三十二條」，就是這些人的手筆。而實際參與群眾行動的是一些年輕人，如陳炳基等，聲望與社會地位都無法領導群眾。所以台北的組織基礎薄弱，無法成事。二十一師鎮壓來臨的時候，也因為無領導組織，而死傷慘重。
但在台中，則是謝雪紅出來領導，她在日據時代就是知名社會運動家，敢於反抗，又有領導才能，台中迅速逮捕縣長，成立二七部隊，召集地方年輕人參加，最後更帶領部隊退入埔里，改名「台灣民主聯軍」，打了幾場小型戰役。但因為知道軍力不成對比，而宣告解散。
在嘉義，則是更為激烈的戰役。雲嘉南一帶，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武裝部長張志忠，就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在這裡活動。簡吉品格高潔，一心為農民做事，在農民之間，有非常高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他們迅速組織起來，與陳纂地成立「嘉南縱隊」（從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它的「紅色性質」了）。簡吉任最高領導人的政委，張志忠任司令員，陳纂地任副司令員，下面有朴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陳纂地是日據時代眼科醫生，因為抗日，被徵召去南洋當軍醫，戰後加入胡志明部隊，在越南打游擊，可說是二二八當時唯一有游擊戰經驗的人。所以當他們攻打機場的時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機場。
當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向山區撤退，準備在小梅成立武裝基地。整個部隊也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準備和謝雪紅會合，變成「民主自治聯軍」。但因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張榮宗所率領的先頭部隊遭到伏擊，幾乎全被擊斃，所以放棄武裝基地，游擊隊解散，全面潛入地下。
陳儀的外甥 丁名楠保護曾文區
在台南的曾文區則非常特別。曾文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他本來就愛護百姓，自掏腰包，從大陸買教科書、故事書給當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當地年輕人將他保護起來，只要他不離開，保證他的安全。但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聽到軍隊上岸在台北槍殺人，非常著急。叫年輕的自衛隊員過來，希望他們放下武器，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但年輕人正在激憤，哪裡聽得下去，心想：「你以為自己的部隊來了，就這樣威脅我們嗎？」當場端起槍，拉開保險，準備當場射殺。
這時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你們要射殺，就射吧。我只是一片好意。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殘暴，殺起人來是非常恐怖的。我只是想保護你們啊！」
這些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年輕人被他感動了，說：「這是一個可敬的敵人。」就這樣放過了。
後來，丁名楠遵守他的諾言。軍隊來臨時，他保證曾文區沒有任何衝突，要部隊自行通過。當地百姓沒有傷亡，非常感念他。至於台南、高雄地區，也是缺乏組織，只有處理委員會，因內部混亂，意見紛歧，不知軍事鎮壓之可怕，因此死傷慘重。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混淆
第四個問題：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這無法準確回答。依照現在二二八基金會所公布的資料，實際申請並取得補償者，有八百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參與二二八，後來死於白色恐怖的人，如簡吉、李友邦、郭秀琮等。這也正是歷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後，許多人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犧牲了。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有四、五千人，遠遠超過二二八。但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時間是連在一起的，一般人無法分清它們有什麼差別。我們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八○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名詞。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間又沒有其他的名詞可以解釋這一段歷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曾參與二二八，因為二二八而走向紅色革命，最後死於白色恐怖，以至於最後，所有的死難者都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於是二二八成為神秘、恐怖、禁忌、鎮壓的年代的統稱，一個巨大的符號。
木瓜樹下 槍決的外省人
而這並不包括隨國民政府來台而遭到逮捕槍決的外省人，他們無親無故，在台灣死去，連屍首都無法尋找。一個大陸來台的退伍軍官曾說過，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於南部軍區，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後方一個偏僻的牆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的結滿纍纍的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圍牆外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還拿著長竹桿，在那裡勾取木瓜……想想南台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纍纍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幹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那是國共內戰的年代，反共肅共的恐怖時代。
不甘心的知識分子 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第五個問題：二二八作為一場反抗運動，什麼時候結束？結束於鎮壓嗎？被強大武力所鎮壓下去的知識分子、老百姓，會甘心嗎？別忘了，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還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不甘心的知識分子，能夠保持沉默不行動？
二二八，作為一場暴動事件，雖然結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的鎮壓，但二二八的反抗行動並未結束，而是延續下去的。它成為另一場「長期革命」，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合，變成整體內戰的一環。
陳明忠先生所說的「二二八是國共內戰的延伸」，是真正了解二二八大歷史及其影響的解釋，它更符合歷史真實。否則，全台灣暴動的大事件，一鎮壓就結束得乾乾淨淨，平平靜靜，可能嗎？被壓迫的台灣人會如此甘心嗎？把二二八視為結束於鎮壓，其實是不了解對當年青春熱血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在二二八之後覺醒，延續其精神，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更應從戰爭、殖民的大歷史中 尋找衝突的答案
第六個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哪裡了？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
今天台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只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台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裡，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種面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了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除了以上最基本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廣的大歷史去探求。諸如，中國剛剛從抗戰的血泊中爬出來，百年來未曾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要管理一個開始初步現代化的台灣，它必然碰到諸多難題與衝突。而台灣人剛剛從日本的次等國民待遇裡解放，多想作一個自主自尊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卻碰到落後而腐敗的政權……但這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而是中國百年來被侵略，被戰爭所毀壞的結果。中國大陸各地有多少民變，也是如此的鎮壓，如此的殺伐。這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碰撞。這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台灣與大陸，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大歷史卻都是受苦的人啊，為什麼不能多一點體諒，多一點悲憫？
讓我們從頭學習、研究二二八，讓我們用更真誠的心互相了解吧。如果二二八能夠給台灣更多，那應是教給我們互相了解、智慧和慈悲。
接收貪汙 沒貪汙的我卻被打【2006/02/28 聯合報】蔣君宏／台大退休教授（台北市)
民國三十六年，我服務於台中的空軍工廠。二月二十八日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我與同學何君及另一學長的太太佘女士，欲從台中搭火車到員林去看望另一同學樊君。
當我們到火車站前時，就有一些好心的本省人勸我們：「快回去吧，不然會被打。」我們正欲回宿舍時，已經來不及了。一些流氓站在一輛大卡車上，看見我們，追了上來。卡車上的人們喊：「打呀！打呀！」立即我三人被打散了。彼時，我與何君都穿了軍服。我的眼鏡、手錶被打破，照相機被搶。暴徒用碗粗的木棍打我們，棍端有兩根外露的長釘。我的背上被打了兩個洞。暴徒將我趕到一家腳踏車店裡，用大號鉗子敲我後腦。至今我左後腦還留有疤痕。佘女士的頭頂被打了兩個洞。我從店裡出來後，另一位在旁觀看的人將我的軍帽搶去。另一人勸他：算了吧。他才悻悻然將軍帽丟還給我。事後同事孫君將我護送回宿舍養傷。那時，如有人在街上走，暴徒看你像外省人，就先跟你說閩南話，若不會說就打。若會說閩南話，而不會說日本話，則打得更凶。因為這些人可能是跟隨陳儀從福建來的人。若知你是外省人，而會說閩南話，也打。因為，「連台灣話都給你學去了，所以該打！」
在員林的樊君則躲到一位本省技工在鄉下房屋的屋頂閣樓，逃過一劫。另有一年輕同事走在豐原街上，因穿著軍服，突然被打。他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平白被打，所以也回打對方，結果被打得更慘。
但是探討二二八，最明顯而直接的原因應該是，政府來台接收的部分官員貪汙舞弊，引起民怨。就我所知者，就有兩件：
一、當時日本人還未完全撤離台灣。台北地區司令部派了一位軍官到台中去接收，他到了台中，即大貪其汙。日本人為籠絡他，搞了一個酒家女陪他。他後來把所有看管倉庫的日本兵都遣走了。他在每個倉庫中看到好東西就收為己有，而且從不開具收據。這些物資包括一些如飛機上用的精密航空鐘錶等。當我到台中去接收時，他早已離開。當二二八發生時可能一些本省人把我當成了他。他貪汙而沒有被打，我沒有貪汙反而被打。
二、民國三十五年後期，我被調回台北市。彼時有一同事資歷比我還淺，但他甚得廠長歡心。他被派到士林去主持一倉庫，就大貪其汙。他那時已有妻室，卻在士林把一個女孩姦汙了。後來把一頭接收來的水牛賠給人家了事。廠長沒有治他罪，而是調回南京了事。他臨行時給廠長下跪。廠長說：「我怎會瞎了眼，看上你！」
以上所舉雖只是小貪汙，但是重大貪瀆事件我個人確信存在，不然怎會引起如此嚴重後果？至於遠在南京的蔣介石，可能根本不知道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怎能說是「首要元凶」呢？
我平時很不想提起這些不愉快的往事。但一些政客們每年此時都要揭一次瘡疤，不斷撕裂族群，所為何來？因二二八所受的傷害，我不想也不能求償。因為無法證明我腦後的疤痕是在二二八時被打的。再者，我所受的傷害，比起那些賠掉性命，或喪失親人等人所受的重大傷害，真是微不足道。我們應該以寬恕代替仇恨，不應將少數人犯的錯歸罪於大多數人，更不應該繼續撕裂族群，在台灣大學，許多與我常接近的學生們，多數是本省人。
二伯遇害 祖父仍收留外省兵【2006/02/28 聯合報】林默／退休教師（嘉縣新港)
我的二伯父林光前是無辜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他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農業科。台灣光復後，到嘉義農業職業學校（國立嘉義大學前身）教書。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校長顧慮到安全問題，宣布學校暫時停課，全體師生都回家等候通知，二伯父決定返回故鄉新港避難。三月十七日，國民政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在台北發表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原則」的聲明，並且對全台廣播，希望各校恢復正常上課。
二伯父林光前因此想先回學校看看，當時祖母和二伯母都反對，理由是外面還很亂、很危險。祖父林蘭芽卻對二伯父說我們又沒做壞事，不用怕，做老師的人，應該快回工作崗位做自己該做的事。祖父受日本教育的影響，有法治觀念及責任感。二伯父於三月二十日返校。三月廿一日晚上即被人帶走，二伯母得知消息，趕到嘉農宿舍，發現宿舍裡面非常零亂，曾經被人翻箱倒櫃搜查過。
二伯父失蹤後，二伯母用盡心血尋找二伯父的下落，一聽到哪裡有死屍，就急著趕去查看，有一次她揹著五個月大的小女兒，沿著鐵軌和公路走到民雄，沿路看到死屍，上前揭開草蓆，確定不是自己的丈夫，又將草蓆蓋好，繼續尋找。也曾揹著小女兒找到台北來，因為多日來連續奔波，實在很累，母女兩人曾摔落到現在新生南路的溝圳內。
二伯父失蹤後，有兩個軍官來家裡揩油，要求一筆錢做運動費，打通關節。二伯母亦拜託人到監獄裡面找，均毫無下落。林家亦以二伯母林梁榮汋之名陳情軍法處，七月卅日台灣省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親筆簽名之公文下達，答覆軍法部及司令部均無受理林光前事件，並飭憲兵第四團查復（有原件可證）。此後就沒有下文。
失去丈夫的二伯母帶著三名幼兒，發了瘋似地找丈夫，才三十幾歲，就白了大半的頭髮。一九七一年她隨子女移民美國，一九九○年年底因心臟衰竭，在異鄉逝世。生前她不愛提起二二八，提起她就會哭。每年時序進入二月，她的心情就開始轉壞。二二八初發生的頭幾年，二伯母幾度情緒化地對祖父說：「是你叫自己的兒子去嘉農送死的！」聽到這種話，祖父通常是沉默以對，徹夜難眠。祖父在一九七七年過世，如今客廳上仍掛著他晚年的肖像，一副愁眉深鎖、抑鬱不展的神情，彷彿喪子之痛仍揮之不去。
然而我一直不解的是：既然外省人殺害了二伯父，為什麼家裡的瓦窯地還收留一些外省老兵，無償提供他們土地養鴨謀生呢？祖父的答案是：「傻孩子，外省人跟本省人一樣，有好人也有壞人。其實這些老兵也很可憐，離家背井的。我們的祖先也是從大陸來的。」對於祖父的寬容，我還是大惑不解。
直到近一年來，我開始整理家中的古文書，這些疑惑才一步步解開，乙未割台，曾祖父帶著年僅三歲的祖父及出生不久的叔祖父林開泰（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祖父）西渡，回祖籍地漳州府龍溪縣東山村避難，一八九七年九月才回歸故鄉新港。一九四八年十月，大陸族親亦跨海到台灣探親，祖父熱情地招待族親回新港林家宗祠祭祖並留影。看了這張照片，我有些震撼，拍攝日期距二伯父失蹤日才一年又七個多月。
在祖父的遺物中，我也發現一疊厚厚的切結書，除了一些本地清寒鄉親外，家中經營的德美瓦窯地還收留了一批外省老兵。這是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敗退，軍隊轉進台灣，一九五二年四月首批自謀生計的士兵，領了一筆極微薄的退休金四處流散，生活困難。祖父收留了一些外省退伍兵，並讓他們在魚池邊養鴨謀生。足見祖父並未因兒子罹難，而從此仇視外省人。
隨著二二八紀念日到來，又勾起了一些痛苦的陳年往事。隨著時間的流逝，滿腔的悲情已逐漸沉澱。身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我們不希望親人之死成為政治炒作的題材，或族群分化的誘因。而是誠懇地反省，真誠面對傷痛，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子孫孫不再重蹈悲劇的覆轍，不再有人暗夜哭泣。正如二伯母過世前，臨終的交代：「冤可解，不可結。」祖父鬱抑以終，但仍選擇寬容與諒解。
這是政治 不是歷史 高茂辰／文化工作者（台北市)【2006/02/28 聯合報】
「蔣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凶。」這話可怪！蔣介石是國家元首，派兵平亂，有何不對？大溪和國史檔案十年前就開放了，碑也立了、假也放了、手也牽了、錢也賠了、名單也查了，怎麼還在找元凶？
是有最新發現嗎？凶槍上有蔣介石的指紋？
先下半旗，再升新旗。不到台獨建國，二二八會停嗎？政治炒作會止嗎？
不是說國軍落後被台人瞧不起嗎？陳儀正是因此，主張調走軍隊。湯恩伯、林蔚聯袂飛來台勸阻，說：「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陳的心腹徐學禹（蔣徐乃錦伯父）也從旁力勸。「那時大家最大顧慮，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蔣中正當時日記即載：「此實不測之變，雖以軍隊調離臺灣為其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
如果派兵是不對，那陳儀在三月四日還致電蔣說事情已平息，不需派兵。是駐台的憲兵第四團張慕陶向蔣報告，說情勢危急，指陳儀在「粉飾太平」，蔣才在五日決定派兵。還一再交代要注重軍紀，不可擾民，不可報復，且事件一開始蔣就電陳儀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見」。
二二八事件最不可思議的是，只有好人，沒有壞人。說是貪官汙吏，但在哪兒？做了哪些事？不見記載。毆殺外省人，遭殃的都是公教人員，那個是貪官汙吏？事件中前死的外省人無辜，後死的本省人也無辜，前者無償，後者有。那壞人到哪裡去了？
國民黨也附和說「官逼民反」，那貪官汙吏在大陸上比台灣豈不多得多？那是不是應肯定領導民反的中國共產黨？
「吳鳳」被處死前，俞大維等多人求情。谷正綱說：「總裁要用陳儀的頭鎮壓人心。」但現在是全台出草，不是一顆人頭可平息了。
二二八，以前不好講真相，現在不能講假相。其實真相早已清清楚楚，但它發生的原因，仍沒解決，只有等中、美、日間的鬥爭告一段落後，才能面對真相。不過，那時也沒有人有興趣了。
這是政治，不是歷史。
賴澤涵：「蔣介石是228元凶」 無直接證據【記者 郭乃日】【2006/02/27 聯合報】
二二八基金會委託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等人做的「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直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背後元凶，引發爭議。一九九二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主筆、現任玄奘大學講座教授賴澤涵表示，認定某人為某事件的元凶，要成為歷史定案，必須要有確鑿的證據，但現在並無直接證據證明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
以下是賴澤涵專訪，以第一人稱記述：
一九九二年提出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我原本提議花三年來研究，不過後來只做了一年，而且真正研究時間只有九個月，非常倉促。現在有關二二八的史料比過去多，也不斷更新。根據媒體報導，「二二八事件政治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花了兩年多時間，參與的學者也較多，因此我對這項報告基本上持肯定態度。
「元凶」說引爭議不意外
這項研究報告我還沒看過，並不清楚詳細內容，不過媒體報導其中直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因而引發爭議。社會會有這麼大的爭議，我並不意外，因為「元凶」是很重的罪名，必須有證據證明蔣介石是有計畫派兵屠殺台灣人民，像二戰時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一樣明確才行。如果找不到直接證據，就不能為歷史定案。
事實上，自一九二四年以來，蔣介石在中國歷史上叱風雲，他是不可能留下證據的。我當年進行研究時，也想知道有無元凶，但蒐集到的證據並不多，所以在報告結論中以「責任歸屬」方式來處理。
其實在二二八事件中，還有很多方面因資料不足，當年沒有納入研究報告中，如：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像陳立夫一直被認為是CC派，但他卻公開否認；未檢討半山的責任，也是因資料不足。另外，媒體的責任也沒有檢討。
新一代研究者有新視野
現在二二八史料雖然比十餘年前更多，再過幾年，新一代的研究學者可能也會有新的視野，但這不意味當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已失去參考價值。我和研究小組當時訪問了很多當事人，如彭孟緝、柯遠芬和楊亮功等；最難能可貴的是，還訪問到當年中共派到台灣的四個共產黨員之一的洪幼樵，這些人現在都已過世，當事人的口述歷史就不是今後任何有關研究報告所可及。
而且，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也首次以人口學推估傷亡人數，同時也促使大溪檔案和當時分散在警備總部、警政署等政府機關有關二二八事件檔案曝光，讓外界得以知道當時台灣菁英分子被殺的罪名。
不過，十餘年前因剛解嚴不久，進行二二八事件研究時，尤其是口述歷史部分，很多人還有疑慮，不願意談，現在沒有這層顧慮，研究工作應比較好進行。我認為，現在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重點應擴及各縣市鄉鎮，因為當時交通和通訊並不發達，很多人只看到事件的一部分或一地的情形，現在必須進行細部研究，以免以偏概全。
不分黨派弭平族群裂痕
日後的研究也應凸顯受難者家屬的不幸遭遇，這樣才能讓社會了解為什麼要再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畢竟是台灣四百年來的重大事件，必須讓社會大眾了解受難者家屬情緒，並加以安撫，同時也要尊重史實，不分黨派互相了解包容，這樣才能弭平族群裂痕。
至於國史館長張炎憲建議進行刑事追訴和向國民黨追償問題，我當年原本是建議政府應對受難者家屬賠償，當時的法務部長馬英九提醒說，賠償有年限，所以才改成補償。
但不管向國民黨求償的結果為何，國民黨的責任是跑不掉的。國民黨必須要有面對二二八事件的勇氣。我相信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失去政權的主因之一，所以國民黨必須採取行動，補償受難者家屬，不應逃避。
教會版228的省思 遺族：簡化問題【2006/02/27 聯合報】【記者朱若蘭、張幼芳／台北報導】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師、牧師與基督徒學者合著「二二八的省思」，書中認為國民黨政府已多次表達道歉並有補救行動，教會應扮演溝通、促進和平的角色，而非各擁黨派、強化省籍對立。
不過，部分遺族昨天表示，教會出書雖是回應時代議題的具體嘗試，卻將白色恐怖與二二八混為一談、將問題簡化成本省人及外省人對立，部分篇章不談悔改只強調饒恕，觀點讓二二八相關人士不太能接受。此外，書中有一篇文稿未經遺族作者授權，需抽掉才能販售。
華神專任老師、專長教會歷史與舊約的蔡麗貞指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教會並未涉入，所以教會不需捲入情緒反應或抗爭。在真相尚未大白、政府仍未表態時，教會應該與弱勢團體站在一起，關懷協助那些受難者家屬及受到驚嚇的百姓，特別是女性家屬。
前華神專任老師周功和表示，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反省思考，是破除政治迷思、民粹主義，以及需要更多的聆聽與和解。
他說，不要因為孫中山、蔣中正都以基督徒自居，所以信徒把理想的中華民國與上帝國融合一起，他也不認同台獨派的政治發言人，把河洛人分出來，描述為最受委屈的族群。
周功和建議，政府有責任將歷史真相說清楚，否則真相不清楚，負責人不道歉卻要求受害者饒恕是不公平的。另外，應由國民黨的外省籍高層代表或代表團為二二八屠殺道歉，傷害者若承認錯誤，就當寬恕，寬恕不等於忘記。
政大政治系教授郭承天分析，加害者認罪道歉悔改、受害者原諒饒恕，都是心理層面的解決，效果有限而短暫。二二八事件元凶是政治派系權力鬥爭與專制體制，族群衝突只是政客權力鬥爭的工具，根本之道在於改善民主制度。
花蓮鳳林教會張七郎一家，當年有四人遇害，書中收錄張七郎三媳婦張玉蟬的文章，文末寫婆婆過世後，還有外省人送雞要給「先生娘」，「時間沖淡她曾經對外省人的恨」。
雅歌出版社社長蘇南洲說，受難者家屬心情翻轉，非常複雜，這篇文章是十六年前所寫，不能代表現在的心情，做為該文當初面世的編者，他不同意收錄於此書。
2006.02.27中國時報 忍教遺族們年年心痛？ 羅織/嘉義市（警官）
最近，看到二二八事件又是沸沸揚揚，弄得衝突日劇，忍不住要將塵封數十年往事說出。
我生在花蓮鳳林鎮；六○年代因緣際會擔任家鄉警察分局刑事組長，有一天，我叔公張雲汀帶我走訪住在鳳林山腳下也稱叔公之張七郎先生宅居，他告訴我，時任醫師也是國代、參議員之張七郎在二二八事件當天與二位兒子同遭國軍濫殺，棄置公墓。在滂沱大雨中為親人以牛車拖回家中埋葬，其情也憫且怨，聞者莫不望天痛哭。
張七郎先生遺孀，我的叔婆臥病在床。我們探視時，叔婆面露喜色，他用客家話與我們寒喧，語氣平和。不過，當叔婆問我在哪裡工作，我告知我是分局刑警組長時，她別過頭去，從此不語，內心頗見起伏。想不到事隔已久，隱痛仍在。
這事在我心中揮之不去，這之後我曾數度去看她，漸漸地，我發覺篤信基督的叔婆似乎慢慢打開她心中的窗，有時候她不怨，她寬恕，她也說過不再冤冤相報，但沈默不語時卻讓人心痛。
如今，叔婆已作古。事情終會過去，還原歷史真相也許可以鑑古知今，還給受難當事人及家屬一個公道；但又何必在傷口灑鹽，挑起一些無謂的糾紛呢？看看張七郎先生一家，希望不必年復一年挑動敏感神經，徒增家屬內心傷痛。
社論【2006/02/27 聯合報】 毛澤東三七開，蔣介石及蔣經國呢？
中共論毛澤東一生功罪，謂是「三七開」。三分罪，七分功。
二二八又到了，這個日子近年來已經變成追究蔣介石功罪的政治節日。那麼，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如何，蔣介石治理台灣的功罪又如何，該當怎麼「開」？
中國大陸在現今環境中論毛澤東的功罪，並無充分自由表達的空間；因此，「三七開」未必是定論。但是，這種「多少開」的說法，或許卻是可以參考的「比例原則」。
如今在台灣要評論蔣介石，自由空間就大得多了。唯一不自由的因素，不是來自外力壓制，而是緣於評論者自己的良知不自由。泛藍史觀為前人諱，固無論矣；而泛綠學者竟亦故意隱匿史料，將一張蔣介石指示軍隊「不得報復，否則處死」的手諭藏起來，不予公布，而作成「蔣介石是元凶」的結論，似亦不足取。或許，比較正確的做法應是如實呈現那張手諭，以示忠實；然後再表達「其實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學術判斷，留待公評。
對於二二八的發生，及事發後的處置，蔣介石當年居主政者的地位，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是，在相距近六十年後的今日，若將「二二八」的責任完全歸蔣氏一人，又僅僅以「二二八」一事來論定蔣氏在台三十年的功罪，更僅僅以「二二八」一事來論國民黨在台六十年的功罪，這恐怕非但在「史德」上有應不應當的問題，其實在「史實」上也有正不正確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六十年後，是否亦應當有個「怎麼開」的說法？
不論二二八的因果如何，蔣介石皆應對二二八負最大責任，這是主政者所必須承當亦無可避逭者。但是，卻不應只是為了坐實蔣介石及國民黨的罪名，就扭曲二二八的史實。比如說，中共及台共的因素，是當時「民間武裝抗暴」的主力；但在台獨人士所著二二八史論中，皆諱言中共及台共在事件中的角色，甚至在李登輝年代主編的官方報告亦是如此。最近李登輝公開承認他在二二八事件後，曾加入謝雪紅的組織，即可印證當年此一事件的複雜面向。儘管如此，亦不能使蔣介石免於對事件負主要責任，卻仍須回歸一個比較完整的史實；若再根據這個史實去析論蔣介石的責任，雖仍應負主要責任，卻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比例觀點。
蔣介石在二二八的責任上，是否「元凶」，或許有「怎麼開」的問題；若再將時空放大，把蔣氏自二二八至在台逝世歷三十年的功罪一併加加減減，也會有「怎麼開」的問題；若再將時空繼續放大，則將蔣氏一系及國民黨六十年來在台灣的功罪一併評價，或許更應該、也更可以有「怎麼開」的思維。比方說，蔣經國該怎麼開？孫運璿又該怎麼開？
論二二八的歷史，最可議的是一種「唯二二八史觀」，或「泛二二八史觀」。此種史觀欲以二二八為評論蔣氏一系及國民黨功罪的唯一或主要標準，然後發展出「外來政權」、「外省人欺凌台灣人」、「中國豬滾回去」等以撕裂、報復與仇恨為主要訴求的政治論述。
「唯二二八史觀」、「泛二二八史觀」，本質上是一種將歷史論述工具化的策略，非但使論史者自己的良知不自由，其實更是想要藉此使所有台灣人的良知不自由。台灣的歷史不止二二八，二二八也未必是評價蔣氏一系及國民黨的唯一標準。畢竟，距二二八已跨越了近六十年的時空，其間國民黨雖確有重大過咎，但若與對岸的共產黨比對，或與這幾年主政的民進黨對照，則其得失功罪卻亦有可以加加減減之處。否則，怎麼會有蔣經國？怎麼會有孫運璿？又怎麼會有「台灣經濟奇蹟」？
再說一次，蔣介石應對二二八負主要責任，但二二八的歷史並不等於台灣六十年來的全部歷史；至少，但看蔣氏一系奠定了台灣六十年來未淪於中共之手的基石，甚至使台獨迄今仍有一可以寄生的舞台，即不能只算二二八的那一筆帳；走向未來，台灣的歷史解釋權更不能被這種「唯二二八」、「泛二二八」的史觀所壟斷。
台灣人在五十九年前已受過一次二二八的災難，但新台灣人的子孫不能再陷於這種「唯二二八史觀」及「泛二二八史觀」的永世災禍之中。
二二八的真相與責任必須查明，但二二八不能成為掘墓食屍者予取予求、無窮無盡的政治金礦！
我爺爺徐復觀 曾反對228出兵…【2006/02/27 聯合報】徐元潔／高中生（台中市）
從我知道有二二八事件起，我的印象很簡單：荒謬而可悲。
從二千年總統大選後，我是外省人的身分，為我帶來不少麻煩。每提到二二八，同學總會把我跟殺人兇手扯在一起，甚至有人問我：「你爺爺當初殺了多少台灣人？」當時我很憤怒：憑什麼我爺爺是外省人，當初就一定殺過台灣人？這是什麼荒謬的理論？誰說是外省人就該為二二八負責？
我祖父是徐復觀先生，當年他確實是國民黨中地位不低的成員，但當先總統蔣公討論到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方法，我祖父堅決反對出兵。當時他說：「如果這麼做，一定會要後代子孫付出代價的！」果不其然，現在每年一到二二八，政府一定會拿來大作文章，反覆的挑撥族群間的仇恨，不斷的挑起紛爭，好像忘了每次大聲呼籲要族群融合、攜手共創美好未來的就是他們自己。真好笑，這和在傷口上擦優碘邊撒鹽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講難聽一點，對岸七百多顆飛彈對準我們，聯手禦敵都來不及了，還搞內訌？這樣下去不用對岸打來，我們自己就玩完了。真懷疑政府中有沒有「匪諜」，暗中滲入來分化台灣內部，最好以濁水溪為界一分為二後兩方互鬥，這樣他們連發射飛彈都省了。
媒體報導了許多受難者家屬的怨恨，有件事我一直覺得很奇怪：怎麼都沒人去查在三月五日國軍來台之前死了多少外省人？他們不也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而死嗎？難道本省人死了是千古奇冤，外省人死了是活該？一樣都是人，到底那裡不一樣？
每個族群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現在大夥兒情緒一上來就一竿子打翻一條船，這樣只會讓仇恨加深，對於所謂的融合一點幫助都沒有。當國軍來台之前是外省人受罪，之後是本省人受罪，兩邊都有受害者。政府應該公佈完整史實，正確教育我們的下一代，而不是以偏頗的政治立場灌輸錯誤觀念給一般民眾。現在是「本土」政權當道所以錯都在外省人，哪天所謂的「外來」政權重新執政不就變成本省人要倒楣了？
可悲，現在我們的所作所為，根本不是哀悼過去的歷史，不過是隨著政客的挑撥而起舞罷了。
228的是與非 請給罹難者交代【2006/02/27 聯合報】黃一城／醫師（桃縣龜山）
歷史，為解釋事件與事件發生周遭之意義，除了需逼近與貼合事件的發生外，另重要的意義是與後人分享前輩、土地所發生的喜怒哀樂、偉大與屈辱、榮光傳承與不可承受之重。後代才可以從其中學到如何敬天愛人，以及是與非、公與義、寬與恕。
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先生認為：「研究二二八必須以兩岸人民福祉為優先考量，必須充分瞭解史學精神，否則將淪為迎合當代的產物。」
黃先生生存於中央研究院迄今，數十載於所謂的「柏拉圖天空」，與教育部長杜正勝比鄰作研究數十年有餘，恰可見證言論多元化與思想自由的重要。
個人不認為研究二二八必須以兩岸為最優先考量，研究二二八必須以一九四五年後居於台灣之人為最優先考量。二二八是在台澎諸島發生，隨之而後的白色恐怖，清鄉、屠鄉異己———不論是否為土著菁英，抑或是大陸流亡到台灣的知識份子、草根等等，這些事件全都是在台澎發生。而軍隊派出屠鄉乃是在軍、政、特、黨諸多管道相互激盪下的決策，蔣介石派出二十一師等軍隊進行掃蕩、綏靖乃至宣撫是事實。誰，是「迎合當代」而作「國史」呢？
歷史要有是非，除了讓後人反省外，還要對罹難者家屬有所交代，如沒有判決書即被通知領屍的南港八屍案等等；或如抱病於三軍總醫院休養，被拖出槍斃的李友邦將軍，李將軍之妻嚴秀峰女士與遺孤等待那判決書，已超過一甲子有餘了。請問，為中國「九死一生」，抗日終生的台北蘆洲人李友邦將軍，當權者的「歷史與公義」有給過李友邦及其家屬們一個合理的交代嗎？
許許多多被槍殺於無名的人：所謂被皇民化的、半山們、阿山們、還有阿海們，原住民如鄒族高一生，泰雅族樂信瓦旦等等，不僅僅被害人等待歷史的公允評價；迄今仍存活在世上，時而暗夜哭泣的罹難者家屬等待的是一個統治者的「為什麼」答案，與應有之責任。請問：當時統治者不是總統蔣介石嗎？
請問黃院士，如果您信奉柏拉圖、胡適等以下的學術信仰以及人性價值，請用文明告訴那些罹難者家屬：我們的父親到哪去了？請用文明說服我們，並給個說得出口的說法。國史館，教育部部編本，以及中國社會院台灣史這部分，等待您的史料出土以春秋之。
2006.02.28中國時報 以人本主義的格局緬懷歷史、撫平傷痛 中時社論
今天是二二八紀念日，國內不論朝野都有若干紀念活動。面對這段歷史傷痛，透過種種紀念活動去追憶是絕對需要的，畢竟對許多事件家屬而言，那種錐心之痛，是再多的道歉也喚不回的。但也不必諱言，不少政治人物在紀念二二八的歷史傷痛時，還是呈現濃郁的政治味，紀念的辭藻雖見華麗卻未見太多真情的流露，反而是有些撩撥歷史傷口的手法，倒像是想從中獲取某些政治利益。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治人物當然是理性的動物，他們年復一年地撩撥過往的歷史傷口卻能圖利自己，其實也確實反映了台灣部分民眾的真實感覺。到如今確有不少人依舊堅持應將二二八的災難與責任歸咎於特定黨派與族群；比較之下，他們的歷史記憶對於日本統治台灣的情境卻頗多緬懷。另一方面，台灣也有一些人的歷史記憶對於日本人較為仇視；他們批判具有「皇民化」色彩的烏來高砂義勇軍紀念碑文字，對於二二八事件所牽扯出的政黨或族群責任也難以認同。在過去幾十年間，台灣對於二二八、高砂族、慰安婦等事件的討論不知凡幾，但不同背景的人卻難免在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中打轉。因此雖有紀念卻不能超越，心中緬懷卻難以釋懷。我們希望台灣能邁向一個族群融合的社會，恐怕必須要先提升視野、拉高格局，界定一個超越的（transcendent）理性切入點。在二二八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們都應要為此做些努力。
年紀較長的台灣人民曾經經歷了日本統治與國民政府統治，他們自然會兩相比較，認為「這一群統治者好過那一群」。這種人民經驗的個體比較固然真切，但若由政治人物拿到公共領域做為總體歷史思考與批判的依據，則顯得不倫不類。當紀念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時，我們必須具備理性價值與歷史觀點。這樣的理性不但要涵蓋二二八事件，同時也要能觀照慰安婦、高砂義勇軍等史實，如此才是一個具有人文深度的省思角度。也唯有以此觀點撫今追昔，才能真正幫助台灣人民走出傷痛。
有些人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咎於蔣介石或國民政府；這樣的結論不能說錯，卻不夠完整，也欠缺歷史高度。同樣的，如果把慰安婦與高砂義勇軍的責任歸咎於日本人，其結論不能說錯，但也不具理性縱深。我們認為，二二八、慰安婦與高砂軍伕所代表的共同意義，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必然與省籍、黨籍或國籍有任何關聯。美國人對伊拉克人並無深仇大恨，但最近美軍在伊拉克虐待伊囚，那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顯然不宜解釋為美伊兩國或兩個族群間的矛盾。同理，一百多年前美國白人蓄養黑奴，時聞慘絕人寰的黑白衝突，那也是蓄奴者與奴隸之間的矛盾，要經過上百年的累積抑鬱，才會轉變為黑白種族之間的對立。事實上，歷史上幾乎所有掌握資源權力的人，都不時會對於另一群弱勢者壓迫凌虐，因此類似的歷史悲劇幾千年來幾乎從未間斷。
如果我們要從蓄奴、虐囚、慰安婦、軍伕、二二八等歷史悲劇中記取共同的教訓，那就是當時的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缺乏人本的關懷。換言之，被統治人民只是統治者心目中的工具，而非目的。一旦掌握資源權力的人未能體認被統治者作為人的價值，一旦社會的客觀環境未能對權力運作有效約制，則壓迫與欺凌的慘劇就會發生。在歷史上，人類常為了避免天災人禍，而將資源權力交付給少數統治者。但在權力異化之後，統治者卻回過頭來欺凌廣大的人民。近三百年來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發展，其實就是要導正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欺凌。在概念上，康德「人即目的」的人本思惟及其後續的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就是要建立以人民福祉為目的的哲學價值觀。在做法上，近三百年來權力分立與憲政主義的規劃演進，也就是要約束統治者的恣意妄為。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所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我們就比較不會掉入責難特定族群、政黨的陷阱，當然更不會得到讚揚軍國主義佔領欺壓殖民地的結論。無論從法律規範或自由限制來看，當年日本都是把台灣人當做次等人民，也只會徵召台灣人（而非日本人）去做軍伕與慰安婦。不論台灣人民個體的歷史記憶為何，日本人的軍國侵略與統治作為在心態上絕不符合人本主義，在手段上也沒有任何制度約束，其徵伕徵婦行為當然要予以唾棄。同樣的，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在統治心態上與手段上，也不符合人本與自由的判準，釀成巨變當然也該嚴厲譴責。我們要提醒台灣人民：唾棄日本軍國殖民主義並不是仇日的民族主義、譴責五十年前的國民政府也不等於歸咎今日的國民黨、批判當年軍隊的鎮壓更不表示敵視其官兵所歸隸的省籍。歷史悲劇幫助我們看清許多事：任何統治者都可能腐化、任何黨派都不可盲目信賴、任何不受拘束的權力都可能被濫用、任何不把人民福祉當做首要施政目的的政權都該交出權力。二二八事件迄今已五十九周年，而高砂徵伕、慰安婦等事件也已逾六十年。台灣人民如果能從五、六十年前的這些事件中認識到人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價值，那才是真正的省思與超越。
2006.02.27中國時報 我們共同的二二八 吳乃德（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對記憶女神如此描繪：女神有兩個面孔，一個面孔凝視過去，另一個面孔則正對現在；一隻手抱一本書，另一隻手則拿著鵝毛筆，準備書寫下一章。這正是集體記憶最佳的寫照：記憶以過去為材料，可是書寫的目標卻是為了現在，以及未來。
歷史記憶經常是為了迎合現在的需要，對過去所做的剪裁和闡釋。然而現在卻經常是分裂的。用歷史記憶來啟發現在、指引未來，必然面對質疑：誰的現在，你的還是我的？甚麼樣的未來，統一還是獨立？歷史記憶因此也經常是衝突的，而且也永遠隨著時代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內涵和啟示。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有兩個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這兩種對立在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不能讓它成為我們政治社區中所有人可以共同擁有、共同珍惜的歷史回憶？
記憶不等同歷史
目前對二二八事件的爭論之一，是歷史記憶和歷史事實之間的差距。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過往的和現今的，巨大創傷都是集體記憶的重要元素。「在民族的記憶中，苦難通常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苦難要求責任、號召集體的奉獻。」因此所有的民族都強調、甚至誇張其苦難。戴高樂宣稱法國是全宇宙最苦的民族，因為她曾經四次被佔領。常被瓜分併吞的波蘭人顯然不會同意這個論斷；遭受屠殺浩劫的猶太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巴勒斯坦人更會大聲抗議。
歷史記憶是創傷的轉化。它並不完全等同於歷史，雖然也不能違反歷史、竄改事實。在集體記憶中，歷史只是骨架，更重要的是血和肉：歷史的反省、教訓、和啟示。「集體記憶將歷史的單一事件轉化成原則性的訓示，這個訓示可能是正義原則、或政治理想、或道德規則。」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事件轉化的歷史記憶是：外來政權的災難、菁英同胞的抗暴和悲慘的犧牲。
歷史記憶、或歷史啟示要產生效力，必須和當代社會的主要關心有所共鳴。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解釋之所以被廣泛接受，正因為它在台灣政治發展的兩個階段中，都和台灣人對自主性的期待產生共鳴。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這段歷史雖然是禁忌，對它的記憶仍然在民間鮮活地保存了四十年。這段記憶在暗中被保存、加工、和傳遞，是當時普通人民對抗專制統治的唯一工具。正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所說的，「人民對權者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
而在現今的民主階段中，由於中國政權對台灣人民自主性的否認和威脅，二二八集體記憶的主題「外來政權的壓迫、反抗、和創傷」，持續和人民產生共鳴。只要台灣的自主性持續受威脅，這樣的闡釋將繼續在社會中產生共鳴。
正如中國認同者所質疑的，這樣的闡釋其實違反歷史事實。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論述，也經常將「歷史闡釋」和「歷史事實」混淆。中國認同者認為該事件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比較是政治權力的恐怖，以及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殘害。
闡釋和事實的對立，來自認同的差異。兩者之間有對話的空間嗎？或許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雙方都必須理解，歷史記憶並不等同於歷史事實。一方面，教訓和啟示不應被當成事實來闡揚。如果我們對逝者仍有責任，責任之一就是將真相和事實還給他們。而且，當我們將啟示和事實混淆，我們等於是告訴另一個族群的同胞：我們自始就沒有將你們當成自己人，而我們的犧牲也是來自你們的不義。這不但違反歷史事實，也妨害我們建立共同的政治社區。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理解，民眾之所以能和偏離事實的歷史記憶共鳴，正是因為我們目前的處境，而不一定是因為族群的排斥。不論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是獨立還是統一，我們共同的自主性被中國政權否認和剝奪卻是一個事實。我們也因此在國際社會中，處於「社會性死亡」的狀態：生物層次上我們仍然活著，可是我們的身份、人格、和存在完全被否認。這是我們的共同處境。讓「自主」成為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基調，或許也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
黨派利益的糾葛
除了認同的差異，政治利益、或黨派利益也造成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對立。在民族的重大創傷中，一定有壓迫者和犧牲者，有好人和壞人。犧牲者值得懷念，壓迫者必須被譴責。可是這個創傷距離我們仍然不遠，在好人和壞人的分辨中，有些政黨得利、有些政黨蒙羞。
此種歷史記憶和政黨利益的糾葛，發生在許多新民主國家中。二次大戰前的內戰是西班牙的歷史創傷。在民間的歷史記憶中，勝利的佛朗哥政權是壓迫者和屠殺者。雖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為了順利轉型和社會和諧，雙方曾經約定對這段歷史做「刻意的遺忘」。可是西班牙國會卻在一九九六年打破這項協定，通過法案賦予「國際軍旅」的成員以西班牙公民的身份。國際軍旅的四萬多名成員來自世界各國（其中一萬六千人陣亡），光是美國就有三千多人參與，幫助西班牙人反抗法西斯政權。重提這項歷史記憶，自然不利於和佛朗哥政權有歷史淵源的民眾黨。該黨的政治領袖因此拒絕參與所有的典禮和儀式。相對而言，國民黨主席願意代表他的黨面對歷史，是一個比較積極、智慧的行動。
可是我們難道不能跨越黨派之私，讓這段歷史成為全民可以共享的記憶？雖然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絕對的道德正當性譴責加害者。可是道德上正當的行為，政治上不一定合宜。在口語上聲討「元兇」及「共犯」在道德上難以質疑。可是，揭發歷史真相本身不就是最佳的譴責？如果甚至要求政黨賠償，則是將歷史記憶兌現為短期的黨派利益。不但貶低了民族創傷的神聖性，也無助於共同政治社區的形成。
沒有真相就不可能有和解，可是真相本身並不能帶來和解。近日關於歷史記憶的紛擾中，綠營的政黨領袖說真相會帶來和解，並以南非為例。這種說法如果不是昧於事實，就是因政黨之私。真相能否帶來和解，端視我們如何呈現真相，如何處理真相。
我們共有的史詩
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彌補裂痕、團結成單一的政治社區，不是靠制度或政策，而是公共人物的言行和責任。如果我們以類似「吵個沒完沒了的補償金……哭哭啼啼，講不完台灣人的悲哀」的語言來論述，而不能以同理心來看待同胞的傷痛，這和將同胞的傷痛兌現為政黨利益的效果一致：不但無助於團結，反而加深分裂。
對過去，我們有不同的經驗；對未來，我們有不同的願景；現在我們對政黨有不同的喜好。可是不論我們喜不喜歡，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政治社區中，我們都是政治性的伙伴。維持這種伙伴關係並不容易，民主也不容易。
二二八應該是我們可以共享的歷史記憶。它包含了壓迫和反抗、殘暴和仁慈、投機和理想、出賣和忠貞、麻木和溫情、男人的血和女人的淚，是我們這個社區唯一可以共有的史詩。為什麼不珍惜它，用我們的謹慎、慷慨、和想像力，讓它成為團結我們的橋樑？
2006.02.27中國時報 以憲政原理，面對二二八 李福鐘（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新公園舉行揭幕儀式，新公園從此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李登輝總統親臨主持，同時發表了一篇具有象徵意涵的演講。李前總統在講詞中提出，要「促進族群融合，凝聚同舟一命的共識」，要「不分族群，彼此疼惜，相互祝福」。
然而十一年過去了，因為歷史因素所造成的族群裂痕，真的縫合了嗎？真的凝聚出同舟一命的共識了嗎？答案，顯然仍在茫茫的風裡。
上周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一書，從書名已可清楚看出，這份研究報告的用意即在於追究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一如其他可能挑起族群衝突記憶的議題一樣，報告尚未公布，即因媒體的報導，尤其是將蔣介石界定為「最大責任者」一節，最引起輿論之喧騰。有不少公開意見即指出，這樣對族群衝突記憶的挑撥，無助於消弭族群對立的危險。
然而，道理真的那麼簡單？為了維持社會人心的安寧，歷史功過最好存而不論，一任青史盡成灰？眾人最好皆得集體失憶症，只要是與二二八有關之議題，一如十餘年來隱然已成為主流觀點的說詞──「一場歷史之悲劇」，彷彿一旦成為悲劇，沒有誰是加害者，受害者只需要獲得「補償」，則全體社會便可以在「悲劇」二字的慰藉下，輕易地得到救贖？
對於一個沒有悲劇意識的社會來說，如此形式的救贖，絕對是太過廉價了。
一九八九年東德共產政權垮台之後，眼見大勢已去的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將所控管檔案全數送進碎紙機。十年來，德國政府將這批一萬六千多袋的文件交由一個名為「柏林史塔西文件管理局」的機構進行辯識重組，以最新的電腦影像技術企圖將之完全還原。俟二○○九年，總計六億張碎紙片將一一回歸原貌，屆時可能讓過去曾經為東德秘密警察工作過的線民、耳目、打手，或是曾與史塔西掛鉤的政治人物，一一曝光。這一還原歷史原貌的「拼圖」工程預計將耗費六千萬歐元，全數由德國聯邦政府國會支付。（相關報導參見《中國時報》○○四年九月四日A十四版）
德國人顯然不擔心如此將挑動歷史的傷口。對他們來說，歷史事件中加害者的「責任歸屬」與被加害者的平反，無法僅用一句簡單的「悲劇」就輕輕帶過。不以憲政主義的法治理念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動輒以「文化不同」、「認知差距」這樣欠缺法理意識的語言來作結論，如何能夠讓我們找到教導下一代蘊涵著民主法治觀念的歷史觀？
依據最基本的民主憲政原理，政府是透過人民授權──所謂的社會契約，獲得代理執行公眾事務的權力。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憑據是憲法和憲法之下的法律體系，執行手段是司法，司法的行為準則是程序正義。然而半個世紀前的二二八事件中，國民政府的所做所為，哪一點符合上述的判準？軍隊是用來對付敵國和敵人的，難道蔣介石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將台灣當作敵國、將台灣人民當作敵人了嗎？在民主法治的道理下，哪一個動用軍隊對付人民的政權，不需要追究責任歸屬？
一九九二年由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所公布的研究報告，結論中明白表示：「本報告旨在說明事實之真相，並無判別責任所在的意圖」；十四年後，由二二八事件基金會所公布的責任歸屬報告，似可彌補不足。台灣歷史上族群衝突的記憶，與其用和稀泥式的觀念及語言來消弭，還不如回歸民主憲政的原理，認真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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