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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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外界視做報復力道十足的張愛玲自傳小說「小團圓」，日前問世，轟傳華人文壇，該小說自剖張與汪精衛南京政府高官（行政院法制局局長）胡蘭成的愛恨情仇，露骨程度讓人驚艷，更讓人驚嚇，引發「擁張派」與「擁胡派」的專家讀者，各自迥異的見解看法，造成新一波的「張愛玲熱」。同時，也醞釀了重新審視故事公案男主角的「胡蘭成熱」，對照蔚為奇觀。任教於台東的青年學者薛仁明，傾盡半生鑽研，回歸胡蘭成學術思想的原點，從胡之「其人」、「其道」、「其藝」三方面切入，再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出胡蘭成的人生道路，提出另一種較貼近時情實境的詮釋。本文即摘刊自薛仁明新著「胡蘭成．天地之始」，近日由如果文化出版。──編者

　應作如是觀

　一九六五年，孫文逝世五十週年，日本熊本縣舉行孫文及宮崎滔天銅像落成典禮，孫科應邀參加，胡蘭成亦受邀與會。會場滿山大旗飄揚，贈旗者有武者小路實篤、畫家堅山南風、前首相岸信介、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魏道明等等。旗長一丈八尺，旗上染有字句。胡蘭成亦贈有一旗，旗上字大如盤，句曰「志士無一物，欲使世界一。」蓋述孫文、滔天當年之心意，亦自表其畢生之心懷也。

　胡蘭成除了「濫情」，還常被罵「無情」。

　他未嘗說過自己「濫」，倒屢次提及，「我就是這麼一個無情的人」。訾議者亦多據之以罵胡。胡所謂「無情」，說白了，就是無有俗情之執，換言之，不受世情所縛。昔日，莊子亦自言是個「無情之人」，惠施便質疑他，「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答道，「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莊子之「無情」者，如如不動心之本然也，不增不減，不生不滅，故不可「以好惡內傷其身」，亦不該堆疊，不能「頭上安頭」，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以惠施之聰明，猶不能諦解莊子；今日胡蘭成之備受質疑，亦固然矣。

　蘇軾也是這麼一個「無情」之人，其「水龍吟」之詞句，自道「無情有思」；袁枚就曾怪蘇詩少情。然而，「無情」之同時，東坡先生當然更是深情之人，極知世情之美、也甚具俗情之趣，否則不會無論智愚賢不肖對之俱有好感，也不會咸對其「東坡肉」津津樂道。然而，東坡道人自有其「道情」，正因有「道情」這一面，東坡才能對「俗情」出入無礙，方能真正入乎其內而出乎其外，不滯不礙，故能不為世情所縛，此乃其自況之「無情」。看蘇軾，不能忽略其「道情」這一向度，不然，就無法理解他生命最核心的緊要處，也不能明白他何以寫得出那樣的禪詩，「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示人」，此詩猶「道情」外露，下面一首，則更渾然，「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此「無情」之輩，俱道人也。道人者，以道心攝凡心，以道情出入於世情也。以出入其間，無滯無礙，故通透；又因凡心能有所收攝，故有解脫之境。

　談胡蘭成，亦當留心此「道人」之面向。
　且說道人之通透。
　先以胡的「禪是一枝花」為例。

　向來論禪者多矣，禪家之外，學者、文人皆為大宗。然學者論禪，不管整理文獻、耙梳資料，固有其價值，但學者卻常「死於句下」；談了一大堆學問，「但回到了自身生命處境的應對，尤其是死生這一大事時，卻就註定了它的無力」。此外，文人談禪，則頗能抉趣探微，亦擅長鋪陳渲染；而公案之機鋒轉語，尤其天花亂墜。然美則美矣，趣則趣矣，畢竟仍是花拳繡腿，未有真實見地；談得再如何生動迷人，終究只能玩弄光景，未嘗是實際的證悟，也就產生不了真正的能量。

　「禪是一枝花」不然。胡蘭成非禪宗修行者，卻無前述之病。此書全然不做學者式的資料排比，也沒有文人那種以禪為美、以禪為趣的耽溺。他是黃老之徒，引那輩禪僧為知己，又對禪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判教；而若非「有真東西」，又若無實際且深刻的生命經驗，是無法將公案講到那麼險絕而又生機盎然的。

　比如「南泉斬貓」。這公案向來難解，胡講得對不對，且先不論，但確實說得清爽。「兩堂的和尚為爭一隻貓吵鬧。若在法官與道德家，便先要查明這貓……而南泉禪師也不查明，只斬一隻貓兒，就來平息兩堂僧眾的爭吵，豈不是把是非曲直欠辨別，犯了偏頗了？又且也不是貓兒之過，你不去辦那兩堂僧眾的犯了山門清規，倒來斬貓兒，豈不是更有失公平了？」

　「可是南泉禪師就任其偏頗。因為現在要的是當機立斷，平息煙塵。」這當下了卻，本在相對是非之上，「譬如四時節氣，一旦夏天到了，春天就要一律收攤，不管有些花卉兒開過與沒有開過，來得及與來不及……其間各人的小理由都不能管。這就是天道的當機立斷，所以老天爺也有被說是不公平。」他又言道，「歷史上有過多少回大事，抗命者皆誅，來降者皆赦，不分個人的情節。你只應站在天道的立場，不可站在被誅被赦者的立場，這就是臨濟禪師所謂『隨處作主，立地皆真』。」胡蘭成五年逃命，三十載流亡，每次緊要關頭，都得當下了斷，不能被是非善惡所執。他比誰都了解這「天道無親」，所以他說，「天道和歷史就是這樣真的。」

　斬貓之後，南泉又將這事拿來問趙州，趙州是話也不說，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南泉遂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這頭戴草鞋，胡蘭成以為，乃「一個顛倒的倒字」，民間向來「歡喜耍這一套」，此亦可見「禪僧之與中國民間相接」。在此，趙州正是將南泉禪師的話，給顛倒反過來說。南泉講天道無親，可以不分是非曲直；而趙州則是應之以人事，則是要講這是非曲直。而若「立於天意與人事之際，即那貓兒，要斬亦可，不斬亦可，這就是有了救得的份兒了。南泉禪師說的『子若在，恰救得貓兒。』這恰字是恰恰救得，差一點就救不得。」胡自出亡以後，以其一生行止，對這「天意與人事之際」，是信了又疑，疑了又信；而他之一生，又多次立於險絕之境，有幾回也都是這般「恰恰救得，差一點就救不得。」這種經驗，於他，是再真實不過的。因此，如自家人說自家事，他說道，「禪宗是何時何地都在教人要悟得這恰恰之機。」

　胡蘭成解禪，如公案中禪僧的應對，不執於經典陳語，順手拈來，隨他講。蓋若非通透者，難以至此。「碧巖錄」中鏡清禪師原說「啐啄同時」，而雪竇翻了此說，以為啐啄該是互相問答，迭為賓主。胡則總結，「雪竇與鏡清，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言菊朋云：『劉寶全唱大鼓，似在板眼上，似不在板眼上。』啐啄也可比是唱之與板眼，似在同時上，似不在同時上。」這下子，劉寶全和雪竇，板眼與啐啄，遂都倒成了一夥；還不只如此，胡常以一清為例，攬他這兩歲大的外孫，動輒和那些禪僧就一淘玩了起來。這群和尚也確實最懂得自性天真，一片天機，胡蘭成亦然。

　道人之通透，尤可見其一語中的，最後再舉個例子。一回，胡蘭成聽了義大利前衛音樂，遂言，「天下最好的東西往往與最壞的東西相似。禪宗與前衛，一個無心，一個是刻意；趙州的是好玩，前衛的是活的無趣了，刻意要造作有趣。」此論言簡意賅，可適用於所有的「當代藝術」。

　說罷通透，再言胡的解脫境界。

　胡蘭成是個界際之人，正如劉寶全唱京韻大鼓，錚錚三弦、朗朗鼓書，總「似在板眼上，似不在板眼上」。他的學問，乃在「有學與無學之間」，故常受「有學問」者質疑其來歷不明。而之所以老被罵濫情與薄情，可能又緣於胡之所立，乃在清曠道情與深邃世情之際。若說他通透，偏又多有糊塗，既大信且大疑，好像也是在透與未透之間。若就解脫之境而言，胡不追求「究竟解脫」，但當下豁脫之本領又極強；他平日煩惱不曾斷，終身大憂未能解，其生命卻有一種非比尋常的澄澈；未解脫而又似解脫，此境頗不好說。

　昔日，嘗以「月印」知名文壇，被喻為「震耳欲聾的寂靜」之作家郭松棻，對於胡蘭成各種學說，其實多半未必同意。但他旅居紐約時，嘗有疾，病中唯讀「今生今世」，而感開豁。郭松棻不認同胡之見解，卻又可藉其書而感開豁；這看似矛盾，其實亦說明了「今生今世」在知見之外，另有更真、也更具能量的東西；那可以是書中散發出的光明喜氣，亦可能是胡的向陽性，更可以是其生命映現出的清清朗朗之解脫境界。凡解脫境界，本可超乎言詮，有在相對是非之上者，故可直接映現，郭松棻亦就直接「感得」，完全不假是非對錯之分別心。因此，郭對於「胡說」之接不接受，甚至懂或不懂，其實未必那麼重要。「感得」必優先於「知得」。

　另有大陸女作家尹麗川。其行事，其為文，外表看來，似乎和胡蘭成兜不太起來。「今生今世」中，備受訾議的那回，胡蘭成元配玉鳳垂危，胡四處借貸，毫無所得，索性將心一橫，外頭住了三天，不回家。尹麗川觀罷胡箇中心境，唯喟然歎曰，「每每讀到這段，我也似有了個解脫，好像在蕪雜生命中，忽然得了清靜。」此解脫境界，固有在善惡之上者，亦可穿透世相上種種之差異。尹麗川嘗以「下半身寫作」聞名；其出版小說詩歌之合集，名稱是「再舒服一些」；長篇小說，則題為「賤人」。

　不管是郭松棻的「開豁」，抑或尹麗川之「解脫」，讀此書有類似之感者，其實不少；只不過，大家聚焦於胡之「風月情債」太甚，又在「忠奸之辯」上大肆喧騰，於焉，「今生今世」最動人之處、最具能量核心之處，反倒長期掩沒而不彰。

　事實上，除了「今生今世」之外，胡自亡命後，「山河歲月」以降諸作，俱有此能量；其雖不及「今生今世」之直接而親切，且又多為聚焦於文明之大論述，但即便談歷史，誠如唐君毅之評胡，「兄之所言，皆由民間日常生活中得來妙悟，再以觀歷史，而誰道二千年往事，而今只在眼前頭矣！春水深而巨艦輕，故行無所事如未嘗用力也。」縱然是論說文章，背後之基礎，依然有著其生命親證的「妙悟」，依舊是胡自身的「解脫境界」。

　觀胡諸作，不管論理、或是敘事、或者抒情，橫說豎說，背後總是胡這個人，讀者宜多留意他道人的這一面，有其通透，亦有其解脫境界，抓住了這原點，談胡論胡，雖不中，肯定，亦不遠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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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張愛玲的確助胡打破知識障，逐步從學問理論的束縛中解脫，然此亦僅為生命通透之初機，離徹底澄澈尚且遙遠。

　初機

　大凡通透至一定程度者，或著作、或論說，甚或只是舉手投足、言笑謦欬，俱有其能量，端視有心者如何去領會。胡「山河歲月」後諸書，較之逃難前之舊作，其實呈現了斷裂性之發展，亦即有著突破性的飛躍，前後比較，高下立判。胡之文章，常被論者指為「才子散文」；若就前期之作而言，倒屬實情。逃難前那些文章，有才情，讀得出作者聰明；但儘管才氣再如何縱橫，姿態又多麼迷人，總是覺得文章後頭那個胡蘭成，不甚清朗；而有些雜文，還頗帶些魯迅式的冷澀，甚至是陰鬱；其實這也是許多「才子文章」的通病。因為才子皆聰明，但每受聰明所困，不得明白。故而「苦竹」時期諸作，不具真正的能量；確有藝術之感染力，然而無法讓讀者醒豁。因為胡彼時尚未真正透脫，作品又焉能使人醒豁？

　而生命之通透，知識障乃一大妨害，胡自道，「『今生今世』一書，不堪入有學問者之目，惟眾人之無學問而但識字者讀之偶有喜愛，這就可以了。」向來，學者入道最難，正因受學問所縛最深；而「學問」之執，又尤其難以化除。執於此者，往往無術語便說不成話；渾身皆理論，處處知識障。遂與人有隔，於事未通，於己不透。

　曾經，胡亦有此疾，且其疴甚沉。他自道，「我小時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見了簷頭的月光有思無念，人與物皆清潔到情意亦即是理性。大起來受西洋精神對中國文明的衝擊，因我堅起心思，想要學好向上，聽信理論，且造作感情以求與之相合，反為弄得一身病。」有一段時日，胡極發憤用功，為研究國內外政經形勢，連數據都可以一個個硬背。而在廣西教書五年，為了理論之嚴密，他「夙興夜寐，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幾回睡覺，只差抱著馬克思；於是他自認「是受過思想訓練的人，對凡百東西皆要在理論上通過了纔能承認。」結果，把自己搞的氣弱神虛，「我且又被名詞術語禁制，有錢有勢我不怕，但對公定的學術界權威我膽怯。」如此執於知識、懾於理論，當然自身不得清安，無怪乎「弄得一身病」。而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能免此病者，寥寥又焉得幾人哉？

　紅樓夢中，寶二爺之通靈寶玉，失了靈效，是那癩頭和尚持誦摩弄了一番，才恢復其本然靈氣。而胡蘭成這回誤入知識障中，能再掙脫而出，重新「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見了簷頭的月亮有思無念」，則先要感激張愛玲。

　張愛玲以其「一超直入如來地」般的直覺能力，憑藉著與生俱來「格物」的驚人能耐，當下便將胡蘭成之執於理論，給一棒打殺。這毫無容赦的一棒，幾乎是「打得凡心死」，故而，胡蘭成自道，「我在愛玲這裡亦有看見自己屍身的驚。」殺活本同時，殺人刀亦可為活人劍，張賞他這一棒，似乎也「許得法身活」，讓胡說出，「我在愛玲這裡，是重新看見了我自己與天地萬物，現代中國與西洋可以只是一個海晏河清。」五四以降，中國讀書人競說中西，侈言會通，提倡各種理論，獻身各樣主義，卻始終未見「一個海晏河清」。究其原因，乃是他們滿腦子天下國家，卻忘了要修身；徒務致知，忘卻格物。讀書人之所以迷失徬徨，也正因為他們未曾「重新看見了我自己與天地萬物」。

　誠然，是張愛玲開啟了胡蘭成生命翻轉之契機。但是，這契機的能量，究竟有多大？是否真如張迷普遍認定的，那般根本且徹底？甚或如黃錦樹，索性將胡逕稱為「張派作家」？然而又為何，作為極少數兼能深入胡、張二人者，朱西甯卻又指出，胡所言種種之受益於張，多半「也僅是蘭成先生的謙虛」，朱甚至說，「大抵言之，他的器識與胸襟，還是遠遠的博大精深於愛玲先生。」但明明胡自己說了，「我是從愛玲纔能調絃正柱」，「我若沒有她，後來亦寫不成『山河歲月』」，那麼，朱、胡的反差，又從何而來？

　首先，胡這人之真假虛實，常不能以俗情揣度。胡1950年偷渡抵日，9月28日寄第一封信給唐君毅夫婦，一開頭說，「我已於中秋節平安到達東京了，這次的旅行一點也不苦」。以道情而論，再怎麼苦，本有個不苦在；若以俗情來說，講「一點也不苦」，這話是假的，但胡對唐氏伉儷之情誼，卻是真的。胡著作中，有甚多嚴正之法言，自該認真看待；而其游戲之姿的巽與之言，則尚需別具一隻眼，才不輕易受他唬弄。胡善於學習，又最會「認小伏低」；有時貌似謙遜，亦有時狀如哄騙；他有能耐隨時隨地應機領會，另方面，則又四處逢人感謝教益。正如他已然七十了，猶向年幼五十歲的朱天文言道，「你真是教我如何讀詩之師了」，這話叫朱天文是該信還是不信？又一回，讀了袁瓊瓊小說，寫信言道，「瓊瓊的筆力是了不起的，我初次讀到你的清平樂，心裏一驚，後來躺在床上翻出『今生今世』末尾的隨筆羽村堰、青梅煙火等幾篇來自己又看了一遍，纔心裏一寬，覺得沒有就被你比落。」這話又該教袁瓊瓊當真不當真？而胡寫張愛玲尤甚，舉凡對張有虧之處，鋪陳得盡是鉅細靡遺，唯恐天下人不將他罵倒；反之，得益之處，則是描述得酣暢淋漓，似乎又只怕天下人不佩服張。但也正因胡那筆意縱橫，遙蕩恣睢，每每其實是渲染過度，大家還是信以為真。

　再者，雖然張愛玲的確助胡打破知識障，逐步從學問理論的束縛中解脫，然此亦僅為生命通透之初機，離徹底澄澈尚且遙遠。別的不說，僅就張最拿手的文章而言，胡受張之指點，打破了昔日嚴密之文體，但時隔兩年，他躲在諸暨斯家樓上八個月，寫了五十萬字的「武漢記」，「儘管寫時是誠心誠意，寫了出來仍十之七八是誑。」張愛玲確實一棒將胡打醒，但真要徹底豁脫，後頭還許多工夫，胡得慢慢下。胡自評「武漢記」時猶道，「我亦要去盡聖諦與識障，始能見物見其真。」又明年，胡在溫州，往日習氣仍未盡除，夏承燾尚說他，「素治哲學理論及辯證法，謂近欲盡忘此學以求第一義。」其實也還在與舊習搏鬥中。

　不僅如此，若真要進一步「重新看見了我與天地萬物」，還得斬殺一切執念；其中，執於理論，亦不過箇中犖犖大者，其餘各種執著，猶待一一化除。張係聰明人，然非通透者；她無知識理論之執，但有我執，且我執極深，即便胡四處聲揚張之種種好處，他都無法諱言張之個人主義。而那種西洋式的個人主義，卻是最與修行無緣。張愛玲橫空而出的直覺能力，固然驚人，但畢竟猶如絕大多數之藝術者，是向外看的；學者張瑞芬就言道，「張愛玲之於人生，採冷眼旁觀的姿態，總在那陰暗處窺視著。」於焉，這敏銳之直覺，可以看穿俗情，也可以有極強之藝術感染力，卻無助於自家生命之通體透明。也因此，張之才情，再如何不可一世，亦如大多數的藝術者，其生命之根本，仍是陰鬱的，少有明亮，難見清朗。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這裡的「師」，乃究竟義；真已覺者覺未覺者，方可謂之為「師」，因為才有能量起最根本的翻轉。張愛玲，一代才女，因我執甚深，故不能返觀自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管多麼細察於人，但凡闇于自知，畢竟無法真正靈覺自照，終非覺者。任憑胡蘭成再如何渲染張對他的震動，又如何感激張愛玲帶來的契機，但這一切，終究仍只是個初機。胡的修行道上，後頭還迢迢遙遙；更徹底的翻轉，還有待胡去創機應機，讓那一路驚險化為令人驚豔的清澈澄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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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蘭成對佛經的這一進一出，除了情性，和他當時之處境自然有干係，「我變得非常重功利，凡不能度過災難，不能打天下的人，他便有怎樣的好處，亦總有欠缺。所以我連不喜儒生，更不喜楚辭。」也約莫如此，他遂從佛經走了出來。

　當下一機

　修行之於胡蘭成，是直見生命，直見本然。
　因為「內無一物，外無所求」，所以這「本然」必是廓爾曠蕩，一片清朗。

　此清曠世界，無中生有，有復歸於無，一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又都只是當下一機。

　請分別言之。

　因為清朗，所以胡蘭成可隨遇而安、意興揚揚。他是「不改其樂，不忘其憂」；雖偶有頹喪，或有憂思，仍是「興高采烈的活著」。

　尹麗川其實是個會家子，胡的修行世界，她頗能會心，「以世俗之親近、人間之相知，來解脫愛別離苦，卻是個最最中國民間的法子，近乎無賴，卻也青天白日，如歌如泣。」

　末兩句甚佳，「如歌如泣」，恰如胡那些悲歡離合，亦可說「今生今世」一書之跌宕多姿；「青天白日」，則似「罪福一時皆盡，不著於身」，像是「身上沒有故事」，完全一派空闊光明。天柱崇慧知名禪語，「一朝風月，萬古長空」，正可拿來說明尹麗川這兩句話。

　再前一句，「近乎無賴」，更佳。胡蘭成嘗贈海音寺潮五郎一詩，「人事歷然天道疑，英雄無賴有真姿；女子關係天下計，漁樵閑話是史思。」此詩未必為歷史學者所許，卻道出了歷史的真消息。胡蘭成「近乎無賴」，禪宗大和尚「狀似渠魁」，看來皆非「善類」。但他們最懂得老子說的「天地不仁」，該破就破，當殺則殺，不優柔，不囉唆，天地才得清曠。他們最能破舊出新、盡去陳腐，凡事皆有潑辣響亮，才道得出「日日是好日」。他們又最明白，修行之道，本是無賴。無所恃，無可賴，唯自領自會、自作自受；「不與萬法為侶」，故最可見其生命之孤朗雄奇。於焉出了個臨濟義玄，喝道，「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真個是曠曠蕩蕩。

　再前幾句，亦佳。胡蘭成的「最最中國民間」，還是讓人聯想起那一班禪僧。他們一口「麻三斤」，滿嘴「乾屎橛」；這還沒完，有回，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趙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這一群野老村夫，最最與書生不同，不掉書袋，不文謅謅；沒知識之負擔，無概念之糾葛。於是民間元氣飽滿，胡精神抖擻，那些禪僧則俱是生龍活虎之姿。而趙州那「大蘿蔔頭」，係直接從地上冒出；禪僧說法，亦為自證自悟，完全是一手的；不待佛說子曰，毋需經典陳語。胡蘭成亦然，一生之體悟，逕從憂患驚險中證得；作理論學問，重在其始，而立於源頭處觀照，故可和孔孟老莊是同輩人，也亦可與釋迦耶穌有寒暄多言笑。然此種自信，又豈是一般學者所能想像？而這種姿態，又豈能不受拘泥之徒所仇視詆毀？

　胡這麼說，「禪宗罵佛打祖、口不擇言，又說建寺齋僧無功德，又其公案語錄難懂，豈非自絕於天下的善男信女？然而千百年香火不絕，尤其臨濟宗在日本受人景仰。此是禪宗有真的東西，故可與萬民為知己，而與學者少緣。」學者作學問，多是二手，甚至更多，總是少了植根土壤逕自萌芽而出的新鮮；又習於堆疊概念，終至作繭自縛，生命不得清朗。而糾纏久了，凡倒看這一掛「獨坐大雄峰」者不慣，這又該從說起？

　胡蘭成和這群禪僧覿面甚晚，一九六一年，都快奔花甲之齡，致唐君毅書中方言道，「我一向不看禪宗語錄，近來纔看看，而與我原來是許多地方相合。我與那班禪師是『同居長干里，生小不相識』。」他們俱是大雄峰上獨坐者，「上與星辰近，下與世間親。」一方面劃破乾坤、劍氣難近；另方面又與蒼顏野老相聞問，還能與庶民百姓一淘玩。這輩禪僧，最是清朗；他們的語錄，有著風日閑靜，胡讀來甚感親切，信中遂續言道，「所以我把來當閑書看」。這會兒，胡與這批禪僧，倒真有倚鋤話桑麻的風光了。

　再來說當下一機。

　相較而言，胡蘭成與慈眉善眼的印度佛教則接觸得早。胡逃亡溫州時，寄居之處「隔壁準提寺，大殿裡有八櫥經，我沒事天天去坐在佛前蒲團上看經。」他打坐甚勤，猶與「一代詞宗」夏承燾討論「靜坐沉心法」，謂「坐臥時皆可做工夫」。如此精進用功，發憤讀經，「前此我對佛經全然無知，但從逃難以來，有些地方自然的與之意思相通，如今一讀，竟是佩服得要命。」無日不受死生催逼的胡蘭成，此時與直扣死生大事的佛經相契，最是當然不過。那時他投稿「溫州日報」，亦皆以佛經為題。然而，後來有異，「等我把那三藏經讀了個差不多，我又對它不滿，從它走了出來了。」

　胡蘭成對佛經的這一進一出，除了情性，和他當時之處境自然有干係，「我變得非常重功利，凡不能度過災難，不能打天下的人，他便有怎樣的好處，亦總有欠缺。所以我連不喜儒生，更不喜楚辭。」也約莫如此，他遂從佛經走了出來。

　然復因如此，十多年後，胡才又引那班禪僧為知己，因為他們是「能度過災難」，也「能打天下」的人。胡蘭成說道，「宋以後士專於儒，儒專於理學，科舉專於八股，他們皆成了無用之人。」因為無用，難怪新文化運動要打倒這班人。禪宗和尚則不然，「惟禪僧在士之外，還出來得豪傑，如元朝佐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的耶律楚材，與明朝勸燕王舉兵的姚廣孝。前此宋亡後祖元禪師到日本，他一言而使當時行將軍事的北條時宗決了意，進擊來犯的蒙古兵。」

　能打天下，亦能平天下，除此之外，禪僧更是度盡災厄。自安史亂後，馬祖道一以降，那批「踏殺天下人」的禪宗和尚，既經中唐藩鎮之禍，又歷晚唐黃巢之難，再逢五代石敬瑭引異族肆虐，他們「眼見繁榮建設之無功德，平時一大堆理論知識之到頭皆成無用」。於是，個個變得激烈響亮、殺氣騰騰，而又質實淡遠。即使佛教更逢唐代武宗、後周世宗之法難，教下諸宗善哉善哉的慈悲之徒，盡被踏殺，偏是那禪門之人有志氣，雖一路險絕，卻有本領化險絕為絕艷，造就了殘唐五代禪宗史上那風姿卓異之極盛，亦激出了這些禪門巨匠可驚風雲、能吞山河的萬千氣象。

　胡蘭成之所以走出印度佛教，卻又一腳踩入禪宗叢林，和那輩禪僧「把手共行，眉毛廝結」，除了胡的性情、他特殊的處境之外，晚年的胡，另有一層更根柢的觀照。

　對胡而言，印度文明與中國文明確實血緣相近，系出同源，他看印度佛教，有如「師伯師叔的門下」，故可親可敬；但畢竟不同，終仍有別。他說「原來印度人的修行是回到根本上去，目標是一個與大自然冥合的悟識。」此乃文明之共法，胡念茲在茲的「格物」，亦是此種悟識。真正的差別，則是下面的「妄識」，「為到達這個（悟識），要澄清許多妄識。這些妄識是從因緣來的。因緣有十二種交互配搭起來，識也就有八十多種了。把來清理解脫，要經過十種境地的修行。」因而在修行上，次第分明，許多次第法門於焉產生。

　中國不然。中國人的修行當然有其階段，不管是哪一家。但如禪家說的「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仍祇是山」，或者孔子從「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路說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的確有其階段之轉變，但不宜一口咬死，說成是次第之嚴格分明。而與其一板正經地視為不同階段，毋寧更像是生命時節有更迭，一路風光俱明麗；於是那沿途景致，日見清朗，只因為一生為人，自當修行一世。

　這根本的歧異，胡蘭成以為是，「正因中國人不講因緣，只講陰陽；因緣是幻妄的，陰陽卻非幻妄。」「而陰陽又只是一機的變化，這就把那八十種識云云給打消了。本來把識細分到八十多種，也是有些兒涉於玩弄形式邏輯，很用不著的。」於是「修行者」胡蘭成沒啥把戲，就只是這「當前一機」，當下可以豁脫，無聖、無凡，無罪、無福，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不必懺悔，也無庸慈悲；那黃老之徒胡蘭成言道，「打開慈悲見老莊」

　禪宗正也是個不管次第的。禪者一打坐，就坐佛，便作佛，驪龍頷下直探明珠；完全不是一般手段式、次第性之禪那；其「坐下後縱千山崩壞，大海橫決，亦不動搖」之氣概，大有「一口吸盡西江水」之能量，在修行上更徹頭徹尾是「一超直入如來地」；不假外求，更不假次第。於是，胡蘭成言道，「中國人的只是當前一機，纔真的開闊，於時間空間自由自在。所以禪宗也不講什麼十地，就來獨坐大雄峰。」

　印度佛教有許多神通變化，但沒有禪宗那麼生動的遊戲之姿。舉凡馬祖道一扭百丈鼻頭，趙州頭上倒戴草鞋，金牛和尚抬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如此花樣百出，也只能想像禪僧可以玩得這麼開心。此乃因他們「真的開闊，於時間空間自由自在」。禪僧又最清楚「當下一機」，所以事事皆活，遂有能耐「大機大用」，故能成事，亦能度劫。胡蘭成極看重這「機」字，他甚至以為，「禪宗提出世界在於機的一個機字，已破了世界皆幻的幻字了。」

　當然，禪子也還是說因緣，只不過說著說著，因緣逐漸變成不是幻妄的，反倒有一種莊嚴，亦有一份喜氣。因緣上頭每接著「殊勝」二字，似乎總是有著幸運。當因緣有了莊嚴與喜氣之時，佛教便與中國文明毫無間然，禪也開始滲入到文化的每一個角落中，既深且廣。正因為破了那「幻」字，所以禪僧的喜氣特別空闊光明，完全清清朗朗，中唐以後遂在儒釋道三家中特領風騷。這種空闊光明的喜氣，也可在胡蘭成身上看到，於是朱天文說胡身上有明顯的向陽性、向光性；阿城還說，「胡先生的植物性恁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