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要減少中學課本文言文的比例。其實,很多中國古書的文言,相當接近白話。譬如《論語》〈季氏篇〉:「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就不難懂。

直,正直的意思。一位正直的朋友,一定會跟你講實話,不討好你,不敷衍你,你犯了錯,他會盡勸善規過的責任。前些天,就有人對我聲色俱厲的「友直」了一番。

他打電話問我:「你們媒體殺人,害死了台中市國中老師張鴻鈞,你知道嗎?」我怎會不知道?張鴻鈞涉嫌與一位未成年女學生交往逾越分寸,被法院起訴,多數媒體報導這件事時,沒有寫出當事人和學校的名字,但有報紙披露老師和學生的姓名,又刊出兩人的照片,還說是老師「包養」學生。第二天,卅三歲的張鴻鈞上吊自殺,留下年輕的太太和兩個稚齡的孩子。張老師的家屬、台中市教育局長和辦案警方一致指責:媒體殺人。

這位朋友義憤填膺的問:張老師只是被起訴,並未定讞,即使有錯也罪不至死。你們丟第一塊石頭的難道都是完人,有權對張鴻鈞趕盡殺絕?別的團體或個人有錯時,你們新聞界一派正義凜然的樣子,要盡「社會責任」,要發揮「監督」、「制衡」功能;怎麼媒體殺了人,你們自己就不吭聲了?你們是雙重人格,以後,少拿那些專業術語往自己臉上貼金吧!

最教他不能忍受的是「包養」這個詞。他質問:「起訴書上有『包養』這兩個字嗎?你們捅了張老師一刀,又往人家頭上澆大糞,他能不死嗎?」

我額角冒汗,無詞以對,只能說:敬謹受教。

受教就要自我省察。新聞界不能自律,當然應受批判。但是媒體怎麼會「殺人」的?這才是我們亟需要尋找的答案。

讓我們撇開冰冷冷的新聞學理論,透過生活經驗直指問題核心:媒體殺人,是新聞商業化的結果。

在市場經濟社會裡,個人消費,個人享受,個人娛樂,最受強調和重視。慢慢的,這類消閒性的新聞就使重要的、有價值的新聞不斷弱化。

大家也許覺得,台灣環境特殊,政治新聞一向氣勢蓬勃。實則讀者最「欣賞」的還是總統府的「深宮怨婦」,連馬宋王的貌合神離,以及台、美間就「廢統」事交涉的內幕祕辛,仍然離不開「偷窺」與「八卦」,而非關國計民生的要聞本質。

社會有好者,媒體必有甚焉。誰還用功、費勁去找有意義的、對社會有益的新聞?大家就在瑣細、粗暴和情色之間競爭吧!

如果陳致中有緋聞案也許我不敢寫出名字,張鴻鈞算老幾?寫出兩人名字,登出兩人照片,你死與我何干?商業社會使媒體日趨勢利,表現最顯著的是對弱勢族群的凌虐。

當閱讀率和收視率的前頭是廣告,廣告的前頭有鈔票,鈔票使新聞界目眩神迷,則媒體殺人事件怎麼能不發生?媒體不僅能殺人,而且可天天提供沒有營養的、甚至有毒的資訊餐飲給閱聽人,使他們逐漸心理麻痺、精神耗弱。

去年辭世的王洪鈞教授,受業學生遍布台灣新聞界。他晚年寫了《我篤信新聞教育》這本書,提倡中國新聞記者應具備幾點專業精神,第一條是「悲天憫人之精神」。他說:「能悲天憫人,方知仁之真諦。」

「仁」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論語》很多話是以「仁」為基礎演化出來的。〈學而篇〉子貢問孔子,作人能「富而無驕」可以了嗎?孔子回答,已經不錯了,不過還不如「富而好禮」。

今天能要求台灣某些媒體「富而好禮」嗎?他們恰恰是因為「不好禮」才「富」的;若想繼續「富」,就要繼續「不好禮」。

我實在想對我那位朋友也「友直」一番:新聞界沒有免於被監督的自由,他們也應吾日三省吾身。但是,當社會容許、甚至慫恿媒體「不好禮」而「富」時,則含辛茹苦等待一座貞節牌坊的新聞人就不會太多,而且受人訕笑,為識時務者所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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