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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為我們這些受過歷史學專門訓練的人感到慚愧。就對大眾的影響力而言,有幾位史學家的著作能夠與房龍、茨威格、威爾斯等人的著作相比。這些人很難被認定為嚴肅歷史學家。

不過他們的著作無疑比一般史書有著高得多的可讀性,有著大得多的吸引力,有著另一種迷人魅力和風味,字裡行間透出難以抗拒的激情(這一點尤為史學家所詬病)。

一部《寬容》,一部《昨日的世界》,一部《世界史綱》,傾倒了來自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多少人!這幾個人都非常多產。相比之下,威爾斯更為驚人(看看卷末所附他作品的目錄,即可有些初步了解)。他的著作之多,興趣之廣泛,也許是最近幾代人中無人可以匹敵的。而他在英語世界中的影響,大概除同時代人蕭伯納之外,也是無與倫比的。

不知道到底該把他歸到哪一類人之列,小說家、記者、政論家、預言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可以說他一人具有所有這些身分。筆者寧願稱之為奇人。

說威爾斯是奇人,主要是基於如下考慮:首先,他在不足八十年的人生中創作了一、兩百部作品,在年近七旬之後仍以平均每年不下兩部的速度進行創作。這些作品中,不下十部仍在不斷被重印,近十次被拍成電影上演。它們涉及科學、文學、社會、政治、戰爭等各個領域。

一個取得了如此驚人成就的人,竟然主要靠自學,靠其廣泛閱讀的習慣而成才,這難道還不神奇嗎?

威爾斯全名赫伯特.喬治.威爾斯,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於英國肯特郡布倫萊一個下層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家小商店老闆,母親一直在附近的厄帕克莊園任管家。七歲那年,他進入布倫萊的莫利學校讀書。不過,威爾斯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的人。

甚至在還是一個嬰孩時,特別吵鬧的他就對事物有著非常敏銳的感覺,總是強烈地表現自己的情緒要求。這種性格致使他接受的教育不系統、不連續。

十四歲時他就離開了該校,開始步入社會,到溫莎和紹斯西的布店當學徒,一做就是四年。這段時間對他來說並不美好,後來他曾在《客棧》一書中記錄過這種讓人深惡痛絕的生活。一八八三年,他再次反叛,到一所私立學校任教。

一年之後,由於偶然的機會他獲得了獎學金,到南肯辛頓科技師範學校(後來的皇家學院)學習生物學,成為著名生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的學生。威爾斯對生物學的興趣,以及他對進化論的迷戀,都來自赫胥黎的影響。在大學期間,威爾斯創辦並主編過《科學學校雜誌》。

但到了第二年他就對這所大學的教育感到厭倦。一八八七年,他未拿到學位便離開了學校,又到一所私立學校教了四年生物,直到一八九○年拿到倫敦大學理學學士學位。一八九一年,威爾斯開始在倫敦發展,在一所函授學院教書。

他與表妹伊莎貝爾結了婚,但這一婚姻為時非常短暫,不久兩人分了手,威爾斯與他的一位學生埃米.凱瑟琳.羅賓斯重結連理。此後,他放棄了教師職位,開始在小說創作方面發展。

威爾斯的創作生涯始於一八九一年在《雙周評論》上發表的《珍品的重現》一文。一八九三年,其第一部著作《生物學讀本》出版。一八九五年,《時間機器》使他一舉成名。

此後幾部更為成功的著作,《莫羅博士之島》、《隱形人》、《世界大戰》、《當睡著的人醒來時》、《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和《空中戰爭》等,確立了他作為科學小說作家的聲譽。這些作品還使他在美國成為名人。

讀者面很廣的《時尚雜誌》(~Cosmopolitan&)連載了《世界大戰》和《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科利爾雜誌》(~Collier`s Magazine&)、《新共和》(~New Republic&)和《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等也刊載了他的作品。一時間威爾斯稿約不斷,幾十家報刊、出版社搶著他的文稿。

威爾斯的文學創作可以劃分幾個方面。上面提到的幾部書反映了他早期創作的成果。這些作品都是一些與科學相關的作品,可稱作科幻小說。它們是威爾斯眾多作品中最為現代讀者所熟悉的,其中充滿了想像和迷人的推測、猜想,具體體現了他那一時代人們的政治和社會信念。

書中預言了科學創造提供的機會,預見到了坦克、原子彈等現代武器的發明,並發出了關於其危險性的警告。但威爾斯並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自一九○○年開始,他以正規小說形式寫作,由想像轉向社會現實,創作了第一部非科學類小說──《愛與劉易斯先生》,寫他在南肯辛頓的學生生活,關注男女之間的關係,並把性當作這一關係中有機的組成部分。評論家認為這部書及威爾斯的其他作品給英國小說帶來了活力,威爾斯也因此被認可為作家。他還創作了其他成功的半自傳體小說,如《客棧》、《托諾-邦蓋》、《波利先生的故事》、《恩典》等。這些小說諷刺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秩序和支持它的正統派意識,被認為代表著威爾斯文學作品的最高成就。

作為一個對社會負有強烈責任感的作家,威爾斯創作了大量與社會密切相關的作品,提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思想。他渴望直言不諱地批判過去,希望像先知那樣寫出一些作品來。

《預測》、《未來的發現》、《創造中的人類》、《機械和科學發展對人類生活和思想可能產生的作用》、《現代烏托邦》、《生命科學》、《世界史綱》和《未來事件的形成》等,這些作品使威爾斯獲得了對預言家的稱號。

身處動蕩不安的時代,尤其是面對兩次世界大戰,他撰寫了大量政論性作品,如《布特林先生看穿了它》、《工作、財富和幸福》、《公開的密謀:世界革命的藍圖》等。他對頻繁的戰爭憂慮重重,認為這會毀了世界文明。

他曾渴望用戰爭制止戰爭,但戰後的各種和約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和平。他希望通過教育改變世界──這是那一時代許多人的理想,但結果並不令人樂觀。威爾斯很早就對社會主義產生了興趣,曾參加英國激進的政治派別費邊社,試圖把它擴大,致力於宣傳和群眾運動,但因蕭伯納和西德尼.韋布夫婦等資深成員的反對而落敗。

他曾數度訪問蘇聯,與列寧、托洛茨基、史達林等進行過交談,但蘇聯的發展令他失望。威爾斯相信未來將是「教育與災禍之間的競賽」,解決世界災禍的辦法是進行世界性的教育。按照他的夢想,國際聯盟能夠消除世界秩序不穩定的危險,創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但其晚年世界危機的日益加劇,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他幾近絕望。

結果他愈來愈陷入悲觀主義的情緒之中,《威廉.克里索爾德的世界》、《即將來臨事物的形態》、《世界大腦》、《走投無路的心靈》以及他最後一部有持久價值的著作《自傳實驗》,都表達了他對人類未來前景的悲觀態度。

不過,雖然他對未來不無悲觀,但仍是一個行動主義者,而非消極等待。在此,我們不妨引用威爾斯自己在二十世紀三○年代末的幾段話來看看他的信念:「如果我有點像社會平等論者的話,這……是因為我要使機會普遍,不讓一個有價值的人失掉機會。

如果我要求經濟上的變革的話,那是因為目前的制度保護而且培植著一大群揮霍的浪子……如果我反對民族主義和戰爭的話,這不僅是因為這些東西意謂著精力的巨大浪費,而且還因為它們維繫著一大堆盲目的紀律和忠誠的教條,以及各種各樣的旗幟、制服和閱兵式;我反對民族主義和戰爭,還因為它們把我們的生命置於一些受過訓練的傻瓜的擺佈之下。

如果說軍國主義和戰爭不比幼稚可笑的東西更可怕的話,它們至少也是一種十分幼稚可笑的東西。……我的政治思想是一個公開的圖謀,其目的是加快這些討厭的、浪費的、邪惡的東西──民族主義和戰爭──的消滅,結束這個和那個帝國,並建立起一個全人類的帝國來。」

他篤信科學的價值,「正是在科學領域裡,我找到了那種對偉大目標的大公無私的忠誠,我希望這種忠誠最後能擴展到人類活動的整個領域中去。也正是在科學領域中,我發現了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相互合作,來增長人類的知識。我們都可以成為科學的自由國度裡的公民」。

固然,「世界在過去幾年裡顯然變得更黑暗、更危險了。在廣大的地區裡,公開的言論自由消失了;混戰廝殺、大量的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經濟生活的分崩瓦解愈來愈嚴重。暴力已經向世界和平進逼;人類文明生活的水平顯著地在下降。我們許多人對蘇俄的生活方式所懷有的希望已逐漸消失,幾乎化為烏有了」,正因為如此,「採取積極行動來阻止這種衰敗現象的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了」。

我們「必須構想出一個可以接受新世界的遠景。要工作,要努力工作,產生出一個經過探究、試驗和考驗的共同計畫,把人類的思想統一在一個世界的新秩序裡!……任何更美好的生活的基礎必須是一種教育革命,一種新的百科全書主義,一種新的精神方面的統一平衡;不能做到這一點,人類就必定滅亡」。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威爾斯與世長辭,當時他正主持一個研究如何應對核戰爭的種種危險的專案。

仍記得第一次閱讀《世界史綱》的情景。那是一九八三年年初,該書的中譯本剛剛出版的時候。仍記得一些當時閱覽此書的一些感受。當時國內史學界關注的是土地關係、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經濟關係、資本主義萌芽等,在歷史教學和歷史課本中隨處可見的是馬恩列斯等經典作家的論述。不記得課堂上有人講過文明問題,似乎更沒有人關注過人類的命運等問題。

「文化」一詞倒時常被提及,但它被理解為狹窄的文學藝術建築等,在每一節的最後孤立地論述,完全是一種點綴。本應豐富多彩的歷史變得枯燥乏味。《世界史綱》讓人為之一振:歷史竟還可以這麼去寫,歷史竟還具有如此的魅力!再次翻檢此書,仍有這麼一種感受。

撰寫歷史並不容易,撰寫通史更加困難,而以一人之力完成這麼一部巨作,更是讓人難以想像的事。因為「接受編寫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綱的這項任務,對任何已經成名的歷史學權威來說,會意謂著危及學術聲望的災難」。一個未曾接受過歷史學專門訓練的外行人卻完成了這一宏業,完成了一部影響了許多人的巨作,這不能不讓人再次嘖嘖稱奇。

《世界史綱》出版於一九二○年,它的意圖就在於「以平直的方式,向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展示,如果文明要想延續下去,政治、社會和經濟組織發展成為世界性聯盟是何以不可避免的」。而其一個主題就是要說明,世界只有通過教育而不是戰爭和革命才能得到拯救。

概括起來,我們認為《世界史綱》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該書達到了一部世界簡史所能達到的高度。它從地球的形成開始談起,一直敘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簡明的筆觸敘述了世界上各主要文明、文化的進化、發展過程,描寫了人類取得的勝利和遭到的失敗,指出了人類面臨的主要危險。這麼一冊書在手,能對整個世界歷史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威 爾斯就像一個導遊者,領你沿著文明之路(包括如何進化到文明)從遠古最早的開端走到現代,讓你看到一切人文制度的生長和變化。

誠如作者所言,他是一個導遊者,領你拜見亞歷山大大帝、波斯諸王、羅馬皇帝、十字軍戰士、中國皇帝、基督教教皇、法國公民、俄國沙皇等,當然,也領你去細細體會人類文明永恆的東西。然後,他會在你身邊站住,輕輕地對你說:「這就是我們的遺產。」

其次,這是一部「私人的史綱」。雖然作者不是一個歷史學者,但他有一個癖好,即對整個歷史和締造歷史的普遍動力神往不止。曠野是他的家,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史學領域裡遨遊,而不必顧忌種種清規戒律。

因而,本書在章節的安排和著力的大小上,甚至在對事件的評價上,可以比較充分地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因而,在本書中,可以讀到在其他煌煌史學鉅著中也語焉不詳的東西,比如,書中可以用相當的篇幅敘述亞特蘭提斯的傳說,可以用三十餘頁去講述亞歷山大大帝,可以用十幾頁去講亞歷山大城的科學與宗教,可以專節敘述一八五一年的世界博覽會。

受作者個人思想的影響,作者對各種進步運動,如宗教改革、達爾文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等人的實驗、社會主義運動(帶有作者所處時代的特徵),不惜筆墨。這是一部獨具特色的老書,即便到了今天,閒暇時翻翻它,仍會發現不少讓你覺得新鮮的東西。

這無疑是一部通俗的史書,但它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在筆者看來,也具有非凡的價值。它沒有嚴肅史著的學究氣,而且比那一時代的許多著作都要早地擺脫了民族主義乃至(在某種程度上)歐洲中心論的褊狹。書中關注的是人類文化的遺產,包括思想、文化、宗教等遺產,而這是人類文明歷程中真正具有價值的東西。本書獨具的還有對科學的關心。

我們不妨擷取幾句:「在野蠻人和原始人看來,大地似乎是整個宇宙的一片平坦的底板……望遠鏡的發展的確標誌著人們思想的一個新的階段,人生觀的一個新的境界……它解放了人們的想像力。」

「自從最初的文字出現以來,在人們的心目中開始有了一種新的傳統,一種能永存不朽的傳統。」

作者稱頌了中國人的智慧,但也對中國智慧的侷限性感到困惑:「中國在六世紀就知道火藥……但為什麼他們從來沒有組織起一個對世界近代科學起先導作用的記載和合作探討的體系呢?雖然他們的一般訓練是有禮貌而克己的,為什麼思想教育從來沒有滲透到一般民眾之中呢?雖然他們天賦才智特別高,為什麼中國廣大群眾從來一直是,而且至今仍是文盲居多呢?」

也許你不同意作者的結論,但無疑你會同意,本書注意到了人類發展史上一些有重大意義的東西。

從上文可以看出,作者字裡行間傾注著激情。佐以作者非同尋常的文筆,你會感到讀這麼一部書是一種享受。厚厚的三十八章,計約八十五萬字,涉及的不乏枯燥的歷史事件,但深入進去這部書,你絕不會有這種不好的感受。在

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把它當作一部小說來讀。

作為一位受到蕭伯納推崇的作家,威爾斯在書中充分發揮了他的這種才能。比如,在描寫佛陀得道的經過時,作者這樣寫道:「喬達摩獨自遊蕩了一個時期,歷史上最孤寂的人,正在為光明而戰鬥。當一個人的心靈抓住了一個巨大而複雜的問題時,它向前邁進,一步一步地鞏固陣地,並不了解已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直到突然間,就像黑暗中忽然大放光明一樣,它實現了它的勝利。

看來,喬達摩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他坐在河邊一棵大樹下,就食時,達到了這種徹悟的境界。他似乎覺得自己已明白了人生的奧祕。據說他坐著深思了一天一夜,然後起身把他見到的傳諸世人。」然而,人世間還有災難,還有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了四年零三個月,它幾乎逐漸地至少把西方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拖進了漩渦……戰爭已變成一種氣氛,一種生活習慣,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然後。它又突然結束了……人們想笑,也想哭──真是哭笑不得。興奮的青年們和度假的年輕士兵們組成稀疏而嘈雜的遊行隊伍,擠過人群,盡力做出歡樂的樣子……鞭炮和花炮到處亂扔。

但是人們並沒有什麼共同的歡樂。每一個人幾乎都因為損失太重,忍痛太深,沒有什麼熱情去慶祝了」。你不得不歎服,豐富多彩的歷史就應該用這樣的文筆來寫。

自然,書寫得好,還需要譯得好。翻翻版權頁,你就會發現,在現在速食文化盛行的情況下,再找到如此強大的翻譯隊伍幾近夢想: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他們哪一位不是中外兼修的大家!這個譯本依據的是在威爾斯原著基礎上由後人修訂過的版本。

此前,早在一九二七年,我國就出版過另一大家梁思成等翻譯、梁啟超校訂的威爾斯原著初版本。但如果有暇,到圖書館找來那一已經發黃的譯本與現譯本對照著看一看,相信會有不少收穫。筆者甚至覺得,拿來梁譯重印,同樣會產生引人注意的效果。



《世界史綱》書摘

第十六章 神和星,僧侶和帝王

一、僧侶出現於歷史

當我們把注意力轉向開始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這些新的人類的聚集時,就會發現,在所有這些城市裡最惹人注目的事物之一,是一所或一群廟宇。在某些情況下,在這些地方的廟宇旁邊是一座王宮,並且廟宇往往高於宮殿。當腓尼基的城市以及希臘和羅馬的城市興起時,它們都完全一樣有這種廟宇存在的狀況。具有生活舒適和尋歡作樂痕跡的克諾索斯宮和愛琴民族的類似的城市都設有神龕,在克里特島也有廟宇,但與堂皇的城市院宅不在一起。

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各個地方都有廟宇;在非洲、歐洲或亞洲西部,凡是原始文明立足的地方,就有廟宇;而在文明最古老的地方,如在埃及和蘇美,廟宇是最顯著的事物。當漢諾到達了他認為是非洲的最西端時,他建立了一座廟宇來禮拜海克力斯。

文明的萌芽和廟宇的出現,在歷史上是同時發生的。這兩者是一回事。城市的萌芽是歷史上的廟宇階段。城市共同體是圍繞著在播種季節殺人祭祀的祭壇而出現的。

在所有這些廟宇裡都設有一個神龕;支配神龕的一般是一個形狀可怕的、半人半獸的巨大形象,像的前面設有祭祀用的一個祭壇。而在後期的希臘和羅馬廟宇裡,這種偶像通常是一個具有人形的神像。這個人像被認為或者是神,或者是神的偶像或象徵。這個廟宇就是為供奉這個神而設立的。與廟宇有關聯的,是一些男女僧侶和寺廟的奴僕,他們的人數往往很多。

他們穿著與眾不同的服裝,構成城市居民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不屬於任何家族,他們自成為一種新的家族。他們是另外一個種姓和一個階級,是從一般市民中有智慧的人中吸收進來的。

這些僧侶的主要職責是對廟中的神進行禮拜和祭祀。這些事情,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的,而是在特定的時間和季節裡。播種時的祭祀是其中的頭等大事。由於從事放牧和農耕,人們在生活中開始意識到一年中幾個部分之間的差別和一天與一天之間的差別。廟宇按它的節日來計算時間。古代城市裡的廟宇就像寫字臺上的時鐘和日曆一樣。

但除了進行季節祭祀和曆法觀測這些主要的活動外,廟宇又是其他活動的中心。記錄的案件和記事的符木就是保存在古代廟宇裡的,文字是在廟宇裡開始的。知識也是在廟宇裡。人們不僅成群到廟宇去過節,也有單獨到那裡去祈禱求助的。早期的僧侶又是醫生和巫士。

在最早的廟宇裡,已經有像在目前天主教教會的小教堂裡仍在貢獻的那些為了某種私人的和特殊的目的而供奉的小祭品,如受慰的心臟和恢復的四肢的小模型,用以答謝祈禱靈驗和誓願得償。在烏爾城的月神廟裡,四千年前當這個禮拜月神的中心成了一個重要的土地所有者時,我們發現已經在產生商業規則和工業制度了。對租種土地的人所交納的實物,立有嚴格的帳目並給予收據,存有副本。婦女皈依者和奴僕在廟宇的工廠裡做工、紡織作為貢品送來的羊毛,並按他們的工作領取口糧。這些情況都有詳細記錄。

很顯然,到了這個時候,那些在早期狩獵人生活中相對說來是無足輕重的份子,如巫醫、看守神龕的人、術士,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社會從野蠻狀態發展到開化定居,從隨遇而安的生活發展到有條不紊的工作,他們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部分,已成為極為重要的人物了。

同樣明顯的是,如像在第十章「早期思想」中論述過的,人對於陌生事物的原始恐懼(以及想從它們那裡求得援助的期望),想和不明真相的力量求得和解的願望,想淨化的原始的願望以及想得到權力和知識的原始的渴望,都為廟宇這一新的社會事實的精心製成做出了貢獻。

廟宇是因複雜的需求而積累形成的。它出於許多根源和需要。廟宇供奉的男神和女神是許多幻想的體現,是由各種衝動、觀念和半成熟的觀念造成的。某個神是受某一種觀念支配的,而另一個神則是受到另一種觀念所支配的。對於神的起源的這些混亂而又紛繁的說法,有必要強調一下。

因為現今存在著許許多多關於宗教起源的著述,有些作者堅持這一種主導觀念,有些又堅持那一種主導觀念──我們在第十章「早期思想」中指出過好幾種──他們各自主張的好像是唯一的觀念。

例如,馬克斯.穆勒(Max Miller)教授當時沒完沒了地反覆談論太陽故事和太陽崇拜的觀念。他似乎要我們相信,古代的人從來沒有貪欲,也沒有畏懼,沒有渴望權力的想法,也沒有夢魘和幻想,只是終生冥想光明和生命在天上的仁慈的來源,現在,日出和日落固然是日常生活中動人的事實,但這不過是許多動人事實中的兩件而已。

三、四百個世代以前,古代人的腦子和我們的非常相似。我們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幻想,或許是我們用以探討早期宗教的基本資料的最好的線索。誰能回憶起這些早期的精神上的經歷,他就將會很容易地理解,最初的神為什麼是模糊不清的、怪模怪樣的、互不一致的、多種多樣的了。

在廟宇史的初期,無疑有太陽神,但也有河馬神和鷹神,還有母牛神,有奇形怪狀的男神和女神,有恐怖的神和古雅可愛的神。有的神什麼也不是,不過是驚人地從天空掉落下來的一堆堆隕石,還有的神不過是些形象碰巧是古怪和惹人注意的自然石塊。

有些神,如巴比倫的馬杜克(Marduk)和腓尼基人及迦南人的巴耳(Baal,即天主)等,實際上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怪物,像今天的兒童們自己會虛構的那樣。據說,定居的民族只要想出一個神,就要為神虛構一個妻子。埃及人和巴比倫人的神大都是已婚的。但是,遊牧的閃米特人的神就沒有這種婚配的安排。荒蕪少食的草原上的居民對生育子女的欲望是比較淡薄的。

比起為神娶妻更加自然的是給神一座房子住,供奉的祭品可以送到那裡去。像術士這樣有知識的人,自然會成為這所房屋的管理人。

一定的隔離、一定的疏遠程度,會使神的威望大大提高。農業人口一經定居並且增殖起來後,早期的廟宇和早期的僧侶界就發展了,這些發展步驟是十分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一直發展到長形廟宇的階段,廟內的一端設有神像、神龕和祭壇,並有容納禮拜者站立的長形中殿。

這種廟宇,因為有記錄和祕密,因為是權力的中心,是給人告誡及教誨的中心,因為能夠找到和吸引富於想像力的聰明人為它服務,便自然而然地成為成長著的社會裡的一種頭腦。種地的和牧畜的普通人對待廟宇的態度總會是單純而又輕信不疑的。廟宇裡住著神,人們很少見到他,他在人們的想像中地位極高,他允諾了便會降福,他發怒了則有災禍;給他奉獻少許禮物就能與他和解,還可得到他的僕人的幫助。

他是奇妙的,又有這樣的權力和知識,所以人們對他甚至在思想上不會有不尊敬的想法。但是,在僧侶中間,有一些思想卻高出於這樣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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