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獲克魯奇獎。像台灣一樣，大陸學術界也非常重視。因為余氏治學態度的嚴謹，以及思想的卓然獨立，素為大陸知識界欽遲與嚮往。
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大約在二十年前進入大陸，對長期受制於一元思維模式的中國士林，是一大震撼。有人認為，那是文革桎梏後的第一顆思想火種。
以後大陸陸續出版了余英時的一些著作，學界對他「在縝密的考據中於文化內在本質的敏銳觀察」普遍感到心折，認為他集史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
追求「現代化」是普世趨向。中國怎麼走上現代化這條路？是大陸知識界的苦悶。余英時曾在文章中指出：中國文化與現代化並不是互相對立的，我們平常之所以把它們看作對立，是因為將現代化等同於西化；其實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可以完成現代化，只是由於兩種文化的差異造成了現代化進程的不同，而這樣的差異被概括為內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差異。
余英時的這項論述，不僅為自己邁出西方文化中心論樹立了一面旗幟，也回應了困擾大陸知識界一個久未解開的難題。
這兩年大陸興起「余英時熱」，出版界爭取印行余氏的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兩卷本的《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北京三聯書店有《余英時作品系列》五大冊，但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十大本的《余英時文集》，大概已將余氏著述搜羅得差不多了。這十本書自2004年至2006年陸續出齊，包括第一卷：史學、史家與時代，第二卷：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第三卷：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第四卷：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第五卷：現代學人與學術，第六卷：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第七卷、第八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下），第九卷：歷史人物考辨，第十卷：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
有專家評論，《余英時文集》「以一種整體的態勢力圖構建一代學人龐大的學術體系」，而且余氏還一直處在發展性的狀態中。他發展了錢穆，似乎比錢穆看得更遠；他發展了陳寅恪，使陳氏「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更加擴張；他也發展了韋伯，利用比較性的研究韋伯，對中國儒家倫理精神進行合理的詮釋與重構。
大家的看法是：由於余英時有世界範圍內的學術遊歷，才能有寬闊的學術視野，不受外界淺薄的思潮和浮躁的風氣所影響。
2004年，余英時新著《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在大陸出版，當時《南方都市報》刊出一篇「讀後感」的文章，題為〈在沒有胡適之的年代閱讀余英時〉。作者指出，余英時「識見之通達，觀察之犀利，表達之明晰，在在有胡適遺風。我們應當慶幸，在沒有胡適之的年代，可以閱讀余英時」。
隨著余英時的著述在大陸接觸到更多的人，他的思想也必將更擴大其影響範圍。
事實上，除了余英時，大陸出版界正有計畫輸入台灣和海外學者的著作。譬如，中研院另一院士許倬雲教授，據報導是這次克魯奇獎「決選的遺珠」，他的作品，也在大陸廣為流傳。日前筆者瀏覽北京一家書店，許氏的兩本著作，早期的《求古編》和新近的《萬古江河》，都擺在最顯眼的地方。而另一家出版機構，正在通告許氏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已經面世。
這些文化上的源頭活水，是中國人的幸福。從較長遠處觀察，也必將有助於大陸未來朝向好的方向發展。而兩岸這種學術文化交流融合的「利益」，也許應受到台灣各方特別的留意。
【2006/12/14 聯合報】
http://www.udn.com/2006/12/14/NEWS/READING/X5/36463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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