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能夠成為二○○六年「克魯吉獎」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覺榮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後我才明白，今天我得獎的主要理由，是要透過我彰顯中國文化傳統和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知識史；前者係我終身學術追求的一個學科，後者係我選擇專精的領域。

我開始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發生深厚興趣是在一九四○年代，當時中國史觀正處於一個反傳統的模式。中國整個過往被負面看待，即便中國獨特的發明，也在西方歷史發展的對照之下，被詮釋為偏離普遍文明進步的正軌。當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以及對自己的認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贅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學教育，並前往我現已歸化的國家－美國繼續攻讀研究所。

中國「道」概念反映現實世界

這些年來隨著知識領域逐漸開闊，我才認清要清楚認識中國文化，必須知道它獨特的傳統。中國文化形成清楚的輪廓是在孔子時代（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這在古代世界是一個關鍵年代－西方稱之為「轉軸時代」。根據學者的觀察，好幾個高度發展的文化，包括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臘，在這段期間都發生了一種精神覺醒或「突破」，其產生形式不是哲學論辯，就是後神話宗教想像，或者如同在中國的情形，是一種道德、哲學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識。這種覺醒導致現實世界與超現實世界產生區隔。對超現實世界的新視野提供有思想的個人，不管他們是哲學家、先知或聖賢，必要的超越觀點，從而檢視並質疑現實世界。這就是一般所知的「轉軸時代的原創超越」，但其精確形式、經驗內容和歷史進程則每種文化各不相同。這種超越的原創性在於它對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響力。

在孔夫子時代，中國的原創超越係以「道」這個最重要的概念出現，道是相對於現實世界的超現實世界的象徵。但這個中國超現實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時就與現實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點與轉軸時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圖認為有個看不到的永恆世界，現實世界只是這個永恆世界的拷貝，但早期中國哲學絕未提到這種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為二，但中國宗教傳統也沒有這種清楚的劃分。早期佛教文化極端否定現實世界，將其視為虛無，中國的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類似的觀點。

認識中國文化須靠比較觀點

相對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國的認知中一直與人的世界不遠。但「道」的觀念也是由轉軸時代中國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莊子所共享。他們一致認為，「道」隱而不現，但在人的世界中無所不在的運行，就連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道」。轉軸時代創生的概念影響力日漸深遠，特別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觀念，幾世紀來對中國人的影響無遠弗屆，從這點看來，要說「道」與歷史組成中國文民的內在與外在也不為過。

在把中國文化傳統視為本土起源且獨立發展的產物的前提下，過去數十年我嘗試沿著兩大軸線研究中國歷史。第一個軸線是認識中國文化必須在其自身的環境之下，但有時也要靠「比較觀點」。我所謂的「比較觀點」係指印度早期帝國時代的佛學，以及十六世紀之後的西方文化。二十世紀之初以來，中國思想界一直不能擺脫中國對上西方的諸多問題；如果缺乏比較觀點，只在中國的環境下詮釋中國歷史，很可能墮入中國中心主義的古老窠臼。

中國改朝換代與歷史延續性

我對中國知識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蓋古代乃至二十世紀，而我的第二個軸線始終把重點放在改朝換代之際。和其他文明比較起來，中國的特點在於其漫長的歷史延續性，延續性與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攜手並進。因此我為自己設定兩個研究目標，其一是辨識中國歷史上知識、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其二是儘可能辨識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是否有其獨一無二的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深遠變遷往往超越了朝代的興亡；「朝代循環」在中國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暫流行，但這個名詞具有高度的誤導性。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歷史學家開始以西方的歷史模式重新建構及重新詮釋中國歷史。從此一般都認為，中國一定也曾經歷過和歐洲類似的歷史發展階段。在二十世紀前半，中國歷史學者採用早期歐洲的斷代方式，把中國歷史分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一九四九年之後，這個斷代方式被馬克斯－史達林主義者鼓吹的五階段演化史取代，後者在今日的中國仍被奉為正統，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這種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麼優點，都不可能充分闡述具有地域性傳統的中國文化。敝人深信，只有著重於中國文化變遷的獨特進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這個偉大的文化傳統是如何被其內在的動力鞭策，從一個階段進展到另一個階段。

四○年代開始思索中西的對抗

接下來容我轉到另一個問題：作為兩個不同的價值系統，中國與西方如何在歷史的脈絡下對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觸到這個問題是在一九四○年代晚期，當時中國對抗西方這個大問題籠罩了整個中國知識界，從此時時縈繞在我心頭。因為在美國生活了半個世紀，且不時出入於中、西兩個文化之間，這個問題對我已經具有真實的存在意義。經過初期的心理調適，我早已對美國生活方式樂在其中，但同時仍保留我的中國文化認同。然而關於中國文化如何與西方核心價值相容，最好途徑還是要從中國歷史中去尋找。

中國與近代西方初遇是在十六世紀末期，當時耶穌會教士來到東亞傳教，其中對文化敏感的利瑪竇很快就發現，中國的宗教氣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釋、道基本上被視為一體的，就是在這種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瑪竇才得以使當時許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認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這樣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國基督教徒宣揚一種基督教與儒家的合成體，等於讓中國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進去。

十九世紀晚期，一些心胸同樣開明的儒家熱心接受在西方當道的價值和理念，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個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權。當他們之中有人前往歐洲與美國，並停留足夠時間去做第一手觀察時，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憲政民主的理想與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類尊嚴

到了本世紀初，中國出現兩個對立的儒學派，一是現代儒學（或稱新儒學、當代新儒學），一是傳統儒學，兩個學派都鼓吹民主，並對早期儒家經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開有系統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顯然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兩個價值系統的相容性視為理所當然。

最後我對「人權」要說幾句話。「人權」和「民主」一樣，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詞，原本不存在於傳統的中國儒家論述。然而如果我們同意，「人權」這個觀念正如一九四八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下的定義，是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的雙重承認，那我們也大可宣稱，雖無西方的術語，儒家思想已有「人權」的概念。在《論語》、《孟子》和其他儒家經典中，都載明了承認普遍人道和尊重人類尊嚴。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紀，帝王諭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對人類尊嚴的觀念作為禁止買賣或殺戮奴隸的理由。在這兩份年代分別為公元九年和三十五年的帝王諭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說的，「天地之性人為貴」。儒家從未接受奴隸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義之賜，晚清的儒學者才會欣然領會西方有關人權的理論和做法。

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編按：本文係翻譯自余英時親自刪定的受獎演說全文，國際新聞中心尹德瀚譯，標題為編者所擬）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20700038,00.html




2006.12.07　 中國時報

余英時戴上了克魯吉人文獎的桂冠

傅建中


畢林頓在頒授克魯吉獎章給余英時之前的致詞中，稱譽余教授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偉大的中國思想史學家，也是以中文寫作擁有最多讀者的當代史學家。畢氏指出，余氏的著述逾三十本跨越的歷史年代逾二千年。他說余氏的學問涵蓋整個中國歷史，從古到今。

美國會圖書館為此一盛會精印的手冊，在介紹余英時特別指出：「余氏不僅以學術望重士林，而且同情中國大陸的民運，在天安門事件後，幫助流亡在美的青年民運成員」。儘管如此，他的著作仍能在中國廣為發行，並引起廣泛的討論。

余英時至答詞時謙虛地表示：與其說克魯吉人文獎是頒給他個人，不如說這個獎是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思想史這個學門（discipline）的尊崇」，前者是余氏畢生致力的學術追求，後者則是他選擇的專業領域。

談到中國文化傳統時，余英時說中國文化傳統源於本土，而且是獨立成長。數十年來，余說他研究中國歷史遵循兩個大方向：「一是中國文化必須以它本身的條件去理解，同時須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待…特別是面對中西之間的難題時，不用比較的透視方法去解釋中國的過去，就會掉入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古老陷阱」。

余英時說，他另一個研究方向是從古代到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變遷。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國文明有其歷史的延續性（continuity），但「演變和延續在中國歷史上是同時並行的」。

顯然針對中國大陸惡劣的人權現狀，余英時在答詞的結尾稱：他要「為人權進一言」。余氏說，固然在中國儒家傳統的探討中，並沒有「民主」與「人權」等說法。不過，他提醒聽眾，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是以「共同人性和人類尊嚴」為基準的，而「共同人性和對人類尊嚴的尊重」，在論語和孟子中都有清楚的闡釋。而早在紀元初年，中國帝王所頒布敕令中，已「明禁買賣或殺害奴隸」。

有趣的是，當另一位得獎人福蘭克林對美國黑奴在歷史上所受的虐待猶憤憤不平甚至把矛頭指向美開國元勳傑佛遜時，余英時卻說中國的儒家從來沒有接受奴隸為合法的制度。

余英時的結論是：中西文化的許多基本價值是重疊的，而承認共同的人性和人類尊嚴就是中國的「道」的精神所在。他深信，只要中國文化回到道的主流，中西之間的難題將迎刃而解。

五日晚間的克魯吉獎頒獎典禮，可說是集美國學界精英於一堂。耶魯大學的著名中國史學家史景遷、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思想史教授派德森、克魯吉獎的創辦人克氏本人雖已九十餘高齡，亦坐著輪椅自佛羅里達州趕來與會，並參加了盛大的晚宴。其他與會的貴賓有余夫人陳淑平、兩位女公子，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李大維暨夫人池琳、台北駐美代表處科學組長陳耀南夫婦、名翻譯家和作家高克毅、胡祖望（胡適之子）夫人等二百餘人。柯蒂斯音樂學院的弦樂四重奏和該院一位出色的女高音，亦在會中演出，美麗動聽的樂聲，響徹整個莊嚴、絢爛的國會圖書館，使中國攸久的文化和歷史，因余英時獲獎而綻放異彩。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20700036,00.html




2006.12.07　 中國時報

大陸反應：中國研究走入世界主流

彭志平/台北報導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五日在華盛頓獲頒「克魯吉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大陸學者認為，余英時得到國際主流學界承認，象徵中國研究已走入世界主流，而余英時筆端常流露出強烈的自由學術氣息，更是讓大陸學界肅然起敬。

包括「新華社」、「大公報」等諸多大陸、香港媒體皆報導余英時獲獎的消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表示，他印象中的余英時「既氣象很大，又兼有考據學者紮實、細膩的嚴謹論證風格。他所有旁徵博引的史料無一多餘，全在他自己的敘述脈絡之中。」

大陸媒體報導，余英時長期生活在美國，但基本上都以中文寫作。本次獲獎為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這表明余英時已進入世界級頂尖學者行列，是值得整個華人學界高興的事。

許紀霖並指出，「過去一般認為，華人學者、中國學術如果不能用英文寫作，就很難走向世界。余英時先生得到國際主流學界的承認，標誌著中國研究已不再是一個區域研究，而開始進入世界學術主流。這也可以看作是經過差不多兩代中國學者這麼多年的努力而收穫的可喜成果。」

余英時的作品在大陸相當受到歡迎，北京三聯書店曾出版余英時作品系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也曾出版余英時文集，已將其重要作品一併囊括在內。大陸媒體有評論指出，在閱讀余英時作品的過程中，最讓人深有感觸的不僅在於他那博學雜識、通覽古今的學術功底，更在於他那嚴謹不苟的治學態度。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20700037,00.html



2006.12.07　 中國時報

余英時：中國人的世紀？沒那麼簡單

劉屏/華盛頓六日電


有諾貝爾人文學術獎之稱的「克魯吉獎」五日晚上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以及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富蘭克林共同獲獎，合得美金一百萬元獎金。

頒獎典禮在國會圖書館歷史悠久的傑佛遜大樓舉行，由圖書館館長畢林頓主持並代表授予獎牌。他讚揚兩人各自在自己的領域扮演開創性的角色，對學術界與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西基本價值有極多重疊處

余英時在獲獎後的演說中表示，他在美國生活了五十年，體會到從中國歷史中尋求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通之處。他說，中華文化與西方文明的基本價值有極多重疊之處，因此他深信，一旦中華文化重返主流，所謂兩種文化相對抗的問題也就結束了。

典禮後，余英時回答媒體詢問時說，他獲頒這個獎，主要是因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西方對這個有真正的興趣，不是敷衍，他們覺得不能單講西方文化」。

他強調，這個獎可看出美國人的企圖心，他們在學術界願意接受各種文化與文明，西方人現在覺得不能敷衍，必須認真，不能光講西方文化、西方哲學，美國有這樣趨勢，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

沒有文化的暴發戶 不是好事

有人問他，隨著中國崛起，很多人認為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他如何看待。余英時回答說，他從來不這樣想問題，因為許多事情都在發展中，「光是暴發戶，發了財，其他文化、一切都沒有，恐怕只有更糟糕，不一定是好事」。他表示，他在文化上是中國人，後來入了美國籍，「兩個文化都有，我可以不偏向哪一種民族情緒，民族情緒應該避免」。他說，不要一下子就把民族情緒提上去，好像下一個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沒那麼簡單」。

他表示，學術、基本科學、人文，應該是全面的，「這些東西都落後，忽然之間跑到前面，就因為你賺了幾個錢？我想不能這樣看事情」。

九十一歲的富蘭克林致詞時，闡述他研究非裔美國人歷史七十餘年的心得。他說，美國白人曾對黑人有很多誤解，例如以為黑人需要的睡眠比白人少，結果要求黑人一天工作十二、甚至十五個小時。他說，他多年來的努力之一是瞭解非裔美國人自十七世紀至今的歷史，他很榮幸參與、並見證了種種改革，很樂見如今美國社會更符合開國先賢的理想。

今年克魯吉獎的甄選作業從三月展開。全球各地推薦的人選多達兩千餘位。經過層層審核，九人進入決選階段。國會圖書館在十月間組成專責小組，提供建議，由館長畢林頓最後決定得主。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20700035,00.html




中國崛起？ 余英時：從不這樣想 ‧聯合報／華盛頓特派員張宗智／五日電 2006/12/07

當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替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掛上圓型的「克魯奇獎」獎章的那一刻，國會圖書館傑佛遜大禮堂全場來賓起立致敬，掌聲久久不輟。

曾和余英時在哈佛及普林斯頓大學共事的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也到場祝賀。但不是每位到場的來賓，都和史景遷一樣熟悉余英時的學術成就。許多賓客大概只知道，余英時是位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

美國人 盼脫離西方思考

還好，至少余英時胸前那枚深銅色的克魯奇獎章，在此起彼落的相機閃光映照中，沉穩地訴說著主人的學術分量。

克魯奇獎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之稱。這頂重量級的學術桂冠，今年由七十六歲的余英時，和九十一歲的黑人學者約翰．富蘭克林共同摘下，分享一百萬美元獎金。

余英時在接受台灣駐華府媒體記者訪問時說，他此次能得獎，顯示西方對中國文化有真正的興趣，「不能敷衍的」。美國也希望能脫離以西方為中心的思考，把不同的古代文化都平等看待。

全世界 可看出正在變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否則他們只要集中在西方的文學或哲學研究、歷史，那人多得很，輪不到我得獎」。」余英時說，這是很有意義的事，也可以看出世界正在變化中，「美國人的企圖也很大」。

余英時的得獎演說內容，其實正是他畢生治史的思考脈絡演進，以及學術理論架構的縮影。余英時謙稱，克魯奇獎等於是透過了他，認可了中國文化傳統及中國學術歷史的訓練，而中國文化傳統是他一生的知識追尋，中國學術歷史則是他所選擇的專精領域。

各文化 比較才不會狹隘

余英時說，他數十年來研究中國歷史，多循著兩個主要的思考方向：其一，除了必須用中國自己的術語理解中國文化外，還要透過諸如西方等不同文化的比較角度，才不致侷限狹隘。其二，在研究中國學術、社會及文化史時，經常注意一個歷史階段如何從變局中過渡到另一個階段。

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就稱許余英時的學術成就博大精深，對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的影響，已跨越許多學門、時段和議題，以一種深遠的方式，檢視著攸關人性深層事實的主要課題。

許倬雲 最後決選的遺珠

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李華偉則透露，本屆克魯奇獎從近千位獲推薦者篩選到最後九人進入決選，其中除了余英時還包括另一位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最後由余英時和富蘭克林出線。

余英時在中國大陸出生，一九四九年後到香港，成了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然後到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美國生活超過半世紀。

中國人 靠發財只會更糟

余英時在演說中，數度提及治史過程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思考，自身的中西生活經驗恰可驗證。但他特別強調，想了解中國文化是否能與西方的主要價值相容，仍只有透過中國歷史的導引，方可得證。

記者舉中國近來被西方認為「崛起」為例，問余英時是否認為時間果真站在中國那一邊？

「我從來不這樣想問題！我認為許多問題都在發展中，因此民族情緒是應該避免的。」余英時表示，中國可以有很好的發展，但光靠暴發戶、發財，缺少其他的文化，恐怕只有更糟糕，「因為外國人看到中國崛起，是想要賺錢，看中便宜的人力市場，如此而已」。

下世紀 別以為是中國的

「不要以為下一個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沒有那麼簡單！」余英時舉今年諾貝爾獎的科學獎項都由美國人囊括為例，指出中國不僅在學術和基本科學上研究不足，「人文學門就更不用說了，根本就不能比」。

他說，這些東西都落後的情況下，「就因為賺了幾個錢，就覺得自己（可以）忽然跑到前面去？我想不能這樣講」！

台灣啊！我真的不知道！

因中國內戰離開中國大陸的余英時，一九七八年曾在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的推薦下，率領一個美國學術研究團訪問中國大陸。那也是余英時唯一的一次。他從不諱言自己反共的態度，對中國大陸的現況也常提出個人的見解和批評。

余英時四日與本報記者談到台灣政治時曾提到，台灣的「人病了」，談政治都太情緒化。五日領獎時他面對同樣的問題，似乎就顯得有些意興闌珊。他說：「台灣啊！我真的不知道！」

【2006/12/07 聯合報】

http://udn.com/NASApp/rightprt/prtnews?newsid=3637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