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裡，早晨趕著上班的那組人拔營離開了，退潮沙灘般遺下那幾個無事可做的傢伙，音樂也跟著露出頭來，這會兒正是仿造的法國小麻雀的歌，再一會兒會有服務生進來清走回收檯以及總有不道德扔桌子上大爺般的杯盤。以前台灣出版過一本西班牙的小說《蜂巢》，主角不是人，而是眾聲喧嘩的一家好生意咖啡館，整部長篇號稱由兩百個短篇故事構成，當然這是個太誇張也溢美的說法，有限空間的咖啡館容不了這麼多人生，而且在這裡真正能發生的基本上只是聲音，人生被它的主人（或該說奴隸是吧）帶進來，以話語的形式和靜靜心事的樣態說出來或者根本沒法說出來，咖啡館於是也順理成為某種隱喻云云。說起來，台灣的咖啡館其實還更像蜂巢，它很吵而且永無停歇的時候，但固定的人，固定的聲音（以及話題），甚至固定的時間來固定的座位固定攜帶的同一份報紙雜誌固定節奏起身上廁所或打盹（別奇怪為什麼有人固定每天早上九點半到咖啡館睡覺，可能有著可同情的家庭壓力什麼的），在店裡永遠循環播放所謂「軟綿綿的音樂」裡儀式般跟著循環，一切都可預測，以至於吵但不是熱鬧，還有著一成不變的荒涼，是達蘭道夫所說那樣還算有事情發生的墳場。
蜂巢裡面基本上只有兩種永遠只做同一件事的蜂；忙得要死的工蜂和閒得要死的雄蜂；咖啡館裡面基本上也只有兩組聲音：噪音和音樂聲音。──把咖啡館當工作場所，我從不怕噪音，除非那天身體或精神狀態奇差；我比較困擾是咖啡館放的歌，我不喜歡的歌構成干擾，我喜歡的歌更干擾。
「軟綿綿的音樂」這個說法是大小說家納布可夫的。1964年，也就是搖滾樂如花盛開的年代，納布可夫接受《花花公子》的訪談，他回答：「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藝術自由。理想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我很少關心。我個人的欲望不是很強。政治首腦的肖像尺寸不該大過郵票。不要折磨人，不要判死刑。音樂只許戴著耳機聽或在劇場裡聽。」
1969年，五年後，彼時點燃於美國南方阿拉巴馬州巴士座位的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馬丁路德．金恩在華府成功領導了廿萬人的和平示威遊行並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演說，人在瑞士的納布可夫被問了一個假設的問題：「假如你對一個現代工業國家有絕對的統治權，你會廢除什麼？」納布可夫說：「我會廢除卡車和收音機。我會視摩托車的噪音為非法，我會掐掉公共場所的軟綿綿音樂。我會禁止在旅館的浴室裡安裝小淋浴器，這樣就有地方放大澡盆了。我會禁止農民用殺蟲劑，只允許他們一年除一次草，在八月下旬，等蟲子結蛹之後。」
納布可夫說他不懂音樂，他是靠著對棋戲的理解來填補這處空白，但非常懂音樂，父親就是音樂家的米蘭．昆德拉也講過類似的話。
我幾乎不怕噪音，我猜想，因為它是沒有意義的聲音。從形態學來看，噪音只能是嗡嗡的一整團，沒有意志，也就鈍鈍的不具備穿透力，因此人光靠奇妙的生物秉賦就足堪抵禦它，那就是我們耳朵的自動過濾功能。這其實是上帝或天擇演化做到的，人不好居功；比較可怕的是意義，它的聲音甚至不必大，會針一樣刺穿進來，或者還更頑強更不動聲色也不讓人察覺，順著感官的毛細管滲進來，再上昇到腦子改換你的思維，以至於在你認真想解釋果戈里寫了廿年不成還賠上一條命的《死魂靈》時，卻發現自己正跟著一字一句默唸鮑布．狄倫的哀傷歌詞：一座山聳立多少年會化為滄海？一個人活多少年才可以自由？一個人究竟能夠別過多少次臉一直裝著他並沒看見……。
最後音樂總浪潮一樣，把你如漂流木的沖刷到某個你不該、不想也此時此刻不宜的時間角落去。這種隨波逐流的被擺佈感覺，我曾經生動的從我一位同輩口中聽到過──多年之後，他人老了，也有一點身家地位了，代表某大報社在一場懷舊的校園民歌演唱會上講話。他抱怨，甜蜜的但也懊惱的，這些歌者（一樣老去且不免走音的）真的太殘酷了，他們一下子把你帶到這個時間，又馬上把你拋擲到另一個時間，你根本措手不及無法防備也無法準備云云。我曉得有兩句比較誠實的話他基於禮貌不好說出口：「多麼的難聽，可又多麼的感人。」
我們經常看到人只用一種情感沛然的對待自己的回憶，這幾乎是不老實的，某種伊比鳩魯式的不老實。我相信古爾德所講物種生存演化嚴酷大事，沒美學餘裕沒形式選擇空間的那種人，記憶正是這麼一個化石層，幼稚的、狼狽的、失控的、亂七八糟的全難言堆疊在那裡，還通常跟著那個時間的一節旋律一段歌聲。我們可是好不容易才長成現在的模樣，告別某種洞窟般的原始蒙昧，學得一些必要學會的包括知識、鑑別力和教養，以及更重要的，對自身無知的審慎理解，敬畏和不挑釁不褻玩。它當然可以被說出來，也應該被說出來，甚至偶爾帶著狂歡潑灑開來，但它仍有一個得失寸心知的自省界線在那裡，記憶裡的事物還有那些背景歌聲並不因為偶然參與了你的生命構成，甚至偶然伴隨你一次重大生命抉擇乃至於恰恰好帶來啟示而改變了它的本質自動成為神聖，有些感激純屬個人，不必時時撫拭，就像馮內果一個朋友跟他講的，這就如同開了一部新車或做了一次好愛，「我為之銷魂，但這沒什麼好張揚的，因為誰不是這樣。」否則我們未免也太自大太唯我了不是嗎？
那種富貴之後修改自己出身，怕窮親戚窮朋友上門的嘴臉當然可鄙，可動不動就搬出自己是佃農之子礦工之後如勳章的行徑也一樣挺討厭挺沒志氣的。而且仔細想想，這還經常是同一個人，同一件事。
咖啡館的音樂軟綿綿的，一部分來自它的歌是膺品、是情調的仿唱，唱歌的人總以為硬加兩個音符或把尾音拉長一兩個小節就是新的詮釋就有了自我；另一部分則是原來的歌穿越過廣漠時間彷彿迷了路，疲憊的出現在不宜當的時候不宜應的場合。不管是那一種，軟綿綿的東西總有某種催眠的不舒服意圖，要操縱你進入某種狀態──有什麼事比在蘋果裡發現一條蟲更糟糕？那就是發現半條蟲，發現半個回憶。
人的一念清明，我相信納布可夫真正在意的東西是這個。在教導美國大學生唸卡夫卡《變形記》的課堂上他直言了這番話：「我不想貶低音樂愛好者，但我確想指出，一般意義上的音樂，就像它的消費者理解的那樣，與文學和繪畫相比，只屬於藝術等級上的較原始、較具動物性的形式。我指的是廣義上的音樂，是從音樂對一般聽眾的影響這方面來考慮的，而不是指個人的創造、想像、作曲，這些當然完全可以與文學藝術和繪畫藝術相比。……我要特別指的是音樂對一些人起的那種安撫、催眠、消沉的作用，就像收音機或唱機播放的音樂那樣。……卡夫卡對一般音樂的感受同我剛才的闡述一樣，即使人遲純，使人麻木，動物般的性質。」
軟綿綿的趴著躺著的確是最舒適的姿式沒錯，因為受力面積和力量大小成反比，但演化路上，人類不僅是脊椎動物的其中一族，而且更進一步的獨立採行了兩腳直立的最累形式，古生物學者告訴我們，然後我們手的功能、眼的功能以及大腦的功能才跟著改變或說釋放開來。
最原初的音樂的確也如納布可夫講的，是要驅趕人進入到某種迷離的、幻覺的狀態之中，好讓人做清醒時刻不方便做也做不到的特殊之事，其一是發高燒一般，喪失危機警覺的求偶配種，另一是宗教性的幻視幻聽幻覺。因此音樂總是集體的，成為真正個人的創作言志之事那是更後來的事，得等到人們好不容易從宗教和君王貴族的統治掙脫出來之後。有趣的是，研究咖啡館歷史的人告訴我們，今天咖啡館的音樂模仿的便是昔時貴族的誇富饗宴，只不過留聲機方便且廉價的取代了豢養的宮廷樂師，還有，由於品味一事關乎硬碰硬的音樂素養不易抄襲，因此水平無可避免的有所下降。
在懷舊一事的諸多有道理和無來由情懷之中，總有一個不變的東西，那就是此時此刻的疲憊感，想回去舒舒服服趴著躺著，一種原始性的返祖，拜託不要再用到腦子，不必再保持脊稚挺直。獨立、自由、清醒，自己做抉擇，我們總遲早會發現，原來保有它比爭取它還要累。
也許，此時此刻仍打著盹，還發生輕微鼾聲的傢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家庭困難，他不過是不好意思在一日之計的早上九點鐘以後仍大喇喇賴床上罷了。我想起幾年前一篇光想沒寫的推理小說，說某個人由於無法交待某半天的行蹤，被比方說妻子懷疑出軌而最終雪球般家破人亡云云，其實他只是忽然離開了自己的生活動線去看了場電影或發呆喝了杯咖啡而已。他就是不好意思也在第一時間說不上來，為什麼他會在那一個不適當的時間出現在那一個不平常的地點。一樁夜深忽夢少年事的謀殺案。
保持人的耿耿一念清明真是一件愈來愈不容易的事了，還顯得不禮貌，而更困難的極可能是，你遲早會被問到或如此自問，如此保持耿耿一念清明，好像早退休老去的運動員仍等待哪天電話響起重新披掛上場究竟要幹什麼？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這問題不是不能回答不會回答，而是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一點不方便也不好意思回答；此外，你總察覺這樣問的人有著某種看似世故實則疲憊的質疑，他並沒耐心真的要聽你講，也沒足夠善意聽那些言語邊際的，容易譏諷卻不容易相信的恍惚東西。這恰好是需要耐心和善意的一個問題。
軟綿綿的歌，大聲講話的人們，我把咖啡館當工作場所，上班不談私事，除了偶爾禮貌的回拒總會好奇來搭訕，問你這麼認真在寫什麼的人，甚至從不開口。回答的話一定得簡短，把句號弄得大大的，有些事開始不起的，否則就毀了，你明天早上會要含笑點頭，後天得寒喧天氣，你會很快從一隻瘖啞的工蜂蛻化成為一隻快樂的雄蜂。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301+112006120500511,00.html
蜂巢裡面基本上只有兩種永遠只做同一件事的蜂；忙得要死的工蜂和閒得要死的雄蜂；咖啡館裡面基本上也只有兩組聲音：噪音和音樂聲音。──把咖啡館當工作場所，我從不怕噪音，除非那天身體或精神狀態奇差；我比較困擾是咖啡館放的歌，我不喜歡的歌構成干擾，我喜歡的歌更干擾。
「軟綿綿的音樂」這個說法是大小說家納布可夫的。1964年，也就是搖滾樂如花盛開的年代，納布可夫接受《花花公子》的訪談，他回答：「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藝術自由。理想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我很少關心。我個人的欲望不是很強。政治首腦的肖像尺寸不該大過郵票。不要折磨人，不要判死刑。音樂只許戴著耳機聽或在劇場裡聽。」
1969年，五年後，彼時點燃於美國南方阿拉巴馬州巴士座位的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馬丁路德．金恩在華府成功領導了廿萬人的和平示威遊行並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演說，人在瑞士的納布可夫被問了一個假設的問題：「假如你對一個現代工業國家有絕對的統治權，你會廢除什麼？」納布可夫說：「我會廢除卡車和收音機。我會視摩托車的噪音為非法，我會掐掉公共場所的軟綿綿音樂。我會禁止在旅館的浴室裡安裝小淋浴器，這樣就有地方放大澡盆了。我會禁止農民用殺蟲劑，只允許他們一年除一次草，在八月下旬，等蟲子結蛹之後。」
納布可夫說他不懂音樂，他是靠著對棋戲的理解來填補這處空白，但非常懂音樂，父親就是音樂家的米蘭．昆德拉也講過類似的話。
我幾乎不怕噪音，我猜想，因為它是沒有意義的聲音。從形態學來看，噪音只能是嗡嗡的一整團，沒有意志，也就鈍鈍的不具備穿透力，因此人光靠奇妙的生物秉賦就足堪抵禦它，那就是我們耳朵的自動過濾功能。這其實是上帝或天擇演化做到的，人不好居功；比較可怕的是意義，它的聲音甚至不必大，會針一樣刺穿進來，或者還更頑強更不動聲色也不讓人察覺，順著感官的毛細管滲進來，再上昇到腦子改換你的思維，以至於在你認真想解釋果戈里寫了廿年不成還賠上一條命的《死魂靈》時，卻發現自己正跟著一字一句默唸鮑布．狄倫的哀傷歌詞：一座山聳立多少年會化為滄海？一個人活多少年才可以自由？一個人究竟能夠別過多少次臉一直裝著他並沒看見……。
最後音樂總浪潮一樣，把你如漂流木的沖刷到某個你不該、不想也此時此刻不宜的時間角落去。這種隨波逐流的被擺佈感覺，我曾經生動的從我一位同輩口中聽到過──多年之後，他人老了，也有一點身家地位了，代表某大報社在一場懷舊的校園民歌演唱會上講話。他抱怨，甜蜜的但也懊惱的，這些歌者（一樣老去且不免走音的）真的太殘酷了，他們一下子把你帶到這個時間，又馬上把你拋擲到另一個時間，你根本措手不及無法防備也無法準備云云。我曉得有兩句比較誠實的話他基於禮貌不好說出口：「多麼的難聽，可又多麼的感人。」
我們經常看到人只用一種情感沛然的對待自己的回憶，這幾乎是不老實的，某種伊比鳩魯式的不老實。我相信古爾德所講物種生存演化嚴酷大事，沒美學餘裕沒形式選擇空間的那種人，記憶正是這麼一個化石層，幼稚的、狼狽的、失控的、亂七八糟的全難言堆疊在那裡，還通常跟著那個時間的一節旋律一段歌聲。我們可是好不容易才長成現在的模樣，告別某種洞窟般的原始蒙昧，學得一些必要學會的包括知識、鑑別力和教養，以及更重要的，對自身無知的審慎理解，敬畏和不挑釁不褻玩。它當然可以被說出來，也應該被說出來，甚至偶爾帶著狂歡潑灑開來，但它仍有一個得失寸心知的自省界線在那裡，記憶裡的事物還有那些背景歌聲並不因為偶然參與了你的生命構成，甚至偶然伴隨你一次重大生命抉擇乃至於恰恰好帶來啟示而改變了它的本質自動成為神聖，有些感激純屬個人，不必時時撫拭，就像馮內果一個朋友跟他講的，這就如同開了一部新車或做了一次好愛，「我為之銷魂，但這沒什麼好張揚的，因為誰不是這樣。」否則我們未免也太自大太唯我了不是嗎？
那種富貴之後修改自己出身，怕窮親戚窮朋友上門的嘴臉當然可鄙，可動不動就搬出自己是佃農之子礦工之後如勳章的行徑也一樣挺討厭挺沒志氣的。而且仔細想想，這還經常是同一個人，同一件事。
咖啡館的音樂軟綿綿的，一部分來自它的歌是膺品、是情調的仿唱，唱歌的人總以為硬加兩個音符或把尾音拉長一兩個小節就是新的詮釋就有了自我；另一部分則是原來的歌穿越過廣漠時間彷彿迷了路，疲憊的出現在不宜當的時候不宜應的場合。不管是那一種，軟綿綿的東西總有某種催眠的不舒服意圖，要操縱你進入某種狀態──有什麼事比在蘋果裡發現一條蟲更糟糕？那就是發現半條蟲，發現半個回憶。
人的一念清明，我相信納布可夫真正在意的東西是這個。在教導美國大學生唸卡夫卡《變形記》的課堂上他直言了這番話：「我不想貶低音樂愛好者，但我確想指出，一般意義上的音樂，就像它的消費者理解的那樣，與文學和繪畫相比，只屬於藝術等級上的較原始、較具動物性的形式。我指的是廣義上的音樂，是從音樂對一般聽眾的影響這方面來考慮的，而不是指個人的創造、想像、作曲，這些當然完全可以與文學藝術和繪畫藝術相比。……我要特別指的是音樂對一些人起的那種安撫、催眠、消沉的作用，就像收音機或唱機播放的音樂那樣。……卡夫卡對一般音樂的感受同我剛才的闡述一樣，即使人遲純，使人麻木，動物般的性質。」
軟綿綿的趴著躺著的確是最舒適的姿式沒錯，因為受力面積和力量大小成反比，但演化路上，人類不僅是脊椎動物的其中一族，而且更進一步的獨立採行了兩腳直立的最累形式，古生物學者告訴我們，然後我們手的功能、眼的功能以及大腦的功能才跟著改變或說釋放開來。
最原初的音樂的確也如納布可夫講的，是要驅趕人進入到某種迷離的、幻覺的狀態之中，好讓人做清醒時刻不方便做也做不到的特殊之事，其一是發高燒一般，喪失危機警覺的求偶配種，另一是宗教性的幻視幻聽幻覺。因此音樂總是集體的，成為真正個人的創作言志之事那是更後來的事，得等到人們好不容易從宗教和君王貴族的統治掙脫出來之後。有趣的是，研究咖啡館歷史的人告訴我們，今天咖啡館的音樂模仿的便是昔時貴族的誇富饗宴，只不過留聲機方便且廉價的取代了豢養的宮廷樂師，還有，由於品味一事關乎硬碰硬的音樂素養不易抄襲，因此水平無可避免的有所下降。
在懷舊一事的諸多有道理和無來由情懷之中，總有一個不變的東西，那就是此時此刻的疲憊感，想回去舒舒服服趴著躺著，一種原始性的返祖，拜託不要再用到腦子，不必再保持脊稚挺直。獨立、自由、清醒，自己做抉擇，我們總遲早會發現，原來保有它比爭取它還要累。
也許，此時此刻仍打著盹，還發生輕微鼾聲的傢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家庭困難，他不過是不好意思在一日之計的早上九點鐘以後仍大喇喇賴床上罷了。我想起幾年前一篇光想沒寫的推理小說，說某個人由於無法交待某半天的行蹤，被比方說妻子懷疑出軌而最終雪球般家破人亡云云，其實他只是忽然離開了自己的生活動線去看了場電影或發呆喝了杯咖啡而已。他就是不好意思也在第一時間說不上來，為什麼他會在那一個不適當的時間出現在那一個不平常的地點。一樁夜深忽夢少年事的謀殺案。
保持人的耿耿一念清明真是一件愈來愈不容易的事了，還顯得不禮貌，而更困難的極可能是，你遲早會被問到或如此自問，如此保持耿耿一念清明，好像早退休老去的運動員仍等待哪天電話響起重新披掛上場究竟要幹什麼？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這問題不是不能回答不會回答，而是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一點不方便也不好意思回答；此外，你總察覺這樣問的人有著某種看似世故實則疲憊的質疑，他並沒耐心真的要聽你講，也沒足夠善意聽那些言語邊際的，容易譏諷卻不容易相信的恍惚東西。這恰好是需要耐心和善意的一個問題。
軟綿綿的歌，大聲講話的人們，我把咖啡館當工作場所，上班不談私事，除了偶爾禮貌的回拒總會好奇來搭訕，問你這麼認真在寫什麼的人，甚至從不開口。回答的話一定得簡短，把句號弄得大大的，有些事開始不起的，否則就毀了，你明天早上會要含笑點頭，後天得寒喧天氣，你會很快從一隻瘖啞的工蜂蛻化成為一隻快樂的雄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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