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決定了。當時我們都還沒意識到，整個村庄、農鄉、縣境、甚至整座島嶼，也許在某些人俯瞰的眼底，而人們其實就像滿地爬的蝸牛，在發展的大手底，東張西望地。
●平原
楊儒門出生時，我差不多要上小學了！清晨起床，在泥土地面的灶腳吃稀飯配菜脯蛋、醬瓜之類。彼時庄內有家豆漿饅頭店，日後不再做豆漿的農家，某個兒子透過仲介（花費二三十萬）娶了越南新娘，夫妻倆一同開小貨卡餐車繞行農鄉，賣蚵仔麵線、臭豆腐、豆花等。而我吃完早餐，於七○年代末背起書包，春夏白衣藍裙、秋冬卡其上衣，藍長褲藍外套，戴上帽緣堅硬的黃色船形帽，從庄頭走路經「竹圍內」（聚落中間地帶）到一九六二年始成為圳寮國民學校的村庄小學就讀。
圳寮國小面向村庄路，入口圓形花台，栽植矮灌木叢類的花卉，兩側走道挺立木麻黃。大王椰子沿著紅磚瓦牆，像站衛兵。鐵製地球儀及單槓、鞦韆等，架設在泥地上，可供嬉戲玩耍。榕樹的樹蔭篩漏下光影，晃蕩過那些，擱在泥地上、作為椅子而圖上油漆的石頭。不合比賽規格、一圈不到兩百公尺的草地操場。一小方水泥砌起的升旗台，旗桿直聳入天際；彷彿是那時候村庄最高的（黨國）所在，而升旗台前搭配數棵鐵樹。鳳凰木盛大的樹冠，襯托一列黑瓦斜屋頂的平房教室，各有一座班級小花圃。
教室後方緊鄰水稻田，稻田延伸至天際是「庄尾」的數十間紅磚矮房。坐在教室窗內，木頭窗櫺的玻璃窗，除了颳風下雨，其餘上課時間，皆開敞向藍天。而窗外的作物成長、收割又成長，我們班三十幾個同學，也一路同班到畢業，不過有兩三個同學，跟隨父母離鄉轉學、遷居到城市去。
日後（九○年代中期），村庄小學夷平入口處的圓形花台，鋪設水泥成為停車場。門口裝上嶄新的鐵門，操場是PU跑道。爭取來的建設款，僱請工人，丟掉地球儀、毀棄小花圃，砍掉鐵樹、榕樹、木麻黃、以及夏日盛放火紅的鳳凰木，然後撥款改種九○年代流行的、樣貌長得好像比較「幼秀」（閩南語音）的外來種小葉欖仁。而整排黑瓦平房被夷平，矗立起兩層樓高、鋼筋水泥架構、粉紅磁磚牆面的現代化建築；教室倍增，但學生人數更少了，許多教室只好空著。
到了二○○六年，圳寮國小的應屆畢業生只有十個，且其中數個來自單親、隔代教養或母親為外籍配偶的家庭。
但彼時孩童的我們，還沒有辦法意識到身邊正在發生的趨勢。清晨排隊走出教室，全校六班、將近兩百個師生站在操場上，面向小升旗台，立正──升旗唱國歌，然後稍息、聽訓；「愛國」必備的儀式，夏日偶爾有一兩個同學不耐久曬，昏倒在操場。
隨著上課下課的鐘聲，班長喊起立、敬禮（全班同學說：「老師好」），班長喊起立、敬禮（全班同學說：「謝謝老師」）。
音樂課，風琴伴奏，教唱中國民謠（蘇武牧羊、一根直笛等）；勞作課做好風箏，直接從教室走入收割後的田地放風箏。社會課（五、六年級時改成「公民與道德」），在山東籍老師（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老兵）一聲令下，全班反覆唸誦起課文，一遍又一遍，直到下課。地理課，靠想像力「翻山越嶺」過秋海棠葉的「中華民國」（事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背誦哪些「省份」盛產哪些物產、哪條鐵路通往哪裡等，日後才知曉根本不是那回事、也大抵忘光的「知識」。
中午，廚房的歐巴桑、歐吉桑推動餐車，餐車上放置一桶桶、裝滿飯菜的不銹鋼桶，沿著走道一班班送入營養午餐。教室內，發飯的桌椅排好，三個值日生負責舀菜、舀湯及盛飯（白飯），待全班坐定，老師說：「開動──」。印象中，我不曾記憶有哪個同學，如日後常見的、繳不出營養午餐的費用。
吃完午餐，全校的餐具收到廚房，中、高年級的學生必須輪流幫忙洗碗，至於沒輪到洗碗的、午休時間必須通通趴在課桌上閉眼休息，不睡的、偷講話的會被登記起來，罰交互蹲跳或打手心。
學校走廊張貼「請說國語」的告示牌，講母語要被罰錢（一句罰五塊錢）。我沒被罰過，甚至在全縣國語文演講比賽中得名，但印象深刻的記得，樂隊裡的鼓手男孩，吊兒噹啷的對「模範生」的我說了句，「台灣人就是愛講台語」之類、彼時在尚未解嚴的校園內，聽來深具反叛意味的閩南語。
日後我才讀到，一九七八年台灣首度公布十大槍擊要犯名單，名列其中、彰化鹿港鄉下長大的林來福，在被槍斃之前，回憶這一生，唯一對記者提到的故事，是國小講台語要被罰錢。一句罰一塊，孩童林來福被罰了七十多塊錢，還得仰賴種田的老爸低聲下氣去向人借錢，來替兒子繳交「罰金」給學校；只因為頑劣的說母語，幹伊娘雞掰之類。
村庄小學，不准說村庄人的話語；不教導村庄小孩，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
日後（二○○○年之後），我陸續出國旅行，前往印尼、柬埔寨等地鄉間，發現課本與現實生活的落差，在全球化的趨勢裡，更形拉鋸。必須步行或划獨木舟去上學、家裡種稻或捕魚為生的柬埔寨男孩、女孩，放學回家後，趴在高腳屋的木條地板上，透過一盞微弱的煤油燈，努力「學習」的竟然是，瑪麗和強森在討論，要買March或Toyota的汽車？
學習要去shopping Mall，還是連鎖大賣場？雖然真正見過的只有泥地上的菜市場，學習全世界最大顆的鑽石，請問誰擁有？（誰管誰擁有。）學習認出美國富豪（兼做慈善事業的）比爾蓋茲的照片，而家裡連水電都沒有……。我記得，村庄小孩大多不喜歡上課，我們不曾從學校黑板得知，家鄉溪州糖廠的歷史；不知道運載甘蔗的糖廠小火車，行經五分車軌道，通往二林；不知道二林在日據時代發生過蔗農抗爭的「英雄事蹟」，講台上教導的「英雄」，是虛構的吳鳳、是看魚兒往上游的獨裁者蔣介石。
我記得，同學們都想要趕快下課。下課後的村庄男孩，打陀螺、玩紙牌、彈彈珠、摔泥巴，偷拔芒果芭樂等；下課後的村庄女孩，跳繩子跳格子，和男孩們一起在廟口玩追迷藏及一二三木頭人。夏天來到，村庄男孩尤其愛釣青蛙，取細竹或樹枝，垂綁下白棉線──棉線通常來自肥料袋的封口──於線尾綑一隻或半截、從泥地內挖出的蚯蚓，然後提著網子走過田埂，輕晃手中的「釣竿」，使蚯蚓輕點田水，漾起一波波漣漪，召喚遠近的青蛙，來喔！來喔！
青蛙湯麵線的滋味，我的味蕾記得。味蕾還記得，村庄農人撿拾外來種的非洲大蝸牛，整布袋，用石頭將紡錘形的蝸殼敲碎，以細砂、稻草灰及明礬等多次洗滌，再把蝸牛肉和九層塔放入炒鍋內快炒；可供記憶反覆咀嚼的嚼勁。
童年雨後的稻埕，更常爬滿台灣原生種的蝸牛，殼寬約一公分、半透明褐色澤、蝸殼呈螺旋狀的小蝸牛，在島嶼繁衍的時間，比人類的歷史還要悠久。小蝸牛伸縮著觸角，轉呀轉地，像天線在蒐集電波，嗅聞空氣中的溫度、濕度、氣味，探索那裡有水源、那裡有食物、那裡有同伴或敵人；探索的速度，在人類眼底十分緩慢。
我記得村庄小學的同學，有陣子流行帶蝸牛上學。讓小蝸牛沿木板課桌的凹槽（原設計用來放鉛筆），爬來爬去，爬不出孩童的手掌心，或者讓蝸牛沿著直立起的筆桿繞圈、競賽著往上爬。於是我常蹲在雨後的稻埕，像「命運」伸出大手，從滿地蝸牛中挑選數隻，裝入鉛筆盒內，蓋起來。被抓起的小蝸牛，總是像被天外飛來的「意外」給驚嚇，縮回殼內，而我指尖殘留冰冰黏黏的記憶。
命運，決定了。當時我們都還沒意識到，整個村庄、農鄉、縣境、甚至整座島嶼，也許在某些人俯瞰的眼底，而人們其實就像滿地爬的蝸牛，在發展的大手底，東張西望地。
●山腳
當我從水稻田邊的教室窗口，望著稻浪似「海」（雖然我直到小學畢業旅行才初次見過海），延伸向落雨前、看來近似在眼前的八卦山脈，彼時八卦山東麓、芬園鄉大埔村內，和我同學年的孩童林淑芬，也許正在富山國小的校園內，提畚箕，搬運泥沙石塊等；體育課的體育活動，就是協助校方闢建新操場。
她是富山國小第一屆學生。之前，山腳的村庄沒有小學，山腳囝仔長到「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入學年齡，必須搭公車、騎腳踏車、或由父母騎摩托車載著，前往街仔路的學校就讀。若是家貧，小孩就得自己要早起，走幾公里下山路，去學習蔣介石從小看魚兒往上游之類的課文。
富山國小，在孩童林淑芬剛就讀時，只有一層樓高的鋼筋水泥教室兩間，然後工程陸續發包，加蓋起三四年級的教室，到林淑芬畢業之際，數年來施工中敲敲打打、工程車出入、塵土飛揚的校園，總算六個年級至少有六間教室。
村庄小學，林淑芬她們班約有三十幾個同學（和我們班一樣），有個同學輕微智障（和我們班一樣），有個同學，國中時因不明原因，喝農藥自殺死亡。大部分同學，國中畢業後就離開村庄（和我們班一樣），男生出外「賺吃」（討生活），女生大多早早像種子散落各地，懷孕生子。當然（和我們班一樣），有同學長大後做生意失敗，欠債「跑路」，有幾個同學，因不同款的罪名被抓去關；據說，她們班還有個同學成為大尾的流氓，被槍殺。
山腳一同長大的小孩，林淑芬記得夏日音波嗡嗡迴盪的山林，她和日後生命路徑各異、但大抵受限於發展趨勢底的同伴們，仰起頭，一棵樹繞過一棵樹的搜尋，嘶鳴只一個夏季的「知了」、「知了」，然後用竹竿把蟬黏抓下來玩。有次有個小孩還提議，撥掉蟬隻的透明羽翼，或許可油炸來吃吃看，於是大夥便真的到某人家中，手忙腳亂的炸蟬來吃。
林淑芬的味蕾記得，童年缺乏零食而嘗試的「野味」。同一夥小孩也常趴在泥地上，循著土粒狀的大便線索，發現「肚猴」（閩南語音，亦即台灣大蟋蟀）的家，然後往泥洞內灌水，迫使「肚猴」從地底竄逃出地面；也曾從山溝裡撈「蝌蚪」回家養，養大了才發現，啊，不是青蛙，是蟾蜍。更常一夥小孩結伴東闖西闖，總要「野」到夕陽已從樹梢滑落、大人催促「死囝仔」回家的叫罵聲已此起彼落，才心不甘情不願的跟同伴說再見。
孩童楊儒門，據他自己說，「笨笨的腦袋瓜裡，裝著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和弟弟楊東才互扔鐵製的餅乾盒，說是清朝盛傳的武器「血滴子」；他愛吸大拇指，阿媽想了很多辦法試圖改掉他的「惡習」，包括在長袖衣服的袖口，加縫手套之類，都無法阻止他把大拇指含入嘴內。他吸吮著大拇指，在港劇「楚留香」（一九八二年）開播後，腦中「一直在尋找，武俠片中，楚留香所說的江湖在哪？」
回到背倚著雜木林，屋前一小方院埕的黑瓦矮厝，孩童林淑芬坐到大灶前的矮凳上，將劈砍過的薪材，一根根疊放入灶內，再用乾草或廢紙張當火種，點燃後塞入，搧風，使火熊熊的燃燒。火光烘薰她孩童的臉，身為大姊的她，必須擔負起農家燒熱水、煮飯的工作。好些年，因為父親做生意失敗，孩童林淑芬放學後，還得穿著小學制服，去鞋子加工廠當童工，往往得直到晚上九點才能回家，燒熱水、做功課。
她記得，農鄉加工廠的氣味、擺設、聲響，記得「客廳即工廠」在她家，有陣子擺放數台代工生產「雨傘節」的機具。用手，將傘骨支架放入模具內，然後腳一踩，機械按壓而下，使傘骨傘柄接連成型，一放一踩、一放一踩，論件計酬中，若節奏拿捏得不夠準確、若太過疲勞而打瞌睡，一晃神，手未及伸出，腳便踩下，那喀啷一聲，手指及手掌就被截斷了。日後，林淑芬考上大學，北上就讀，參與九○年代的學運，並因緣際會前往三重--這座大多是中南部移民者的勞動之城--助選。二十出頭歲的她，在傳統市場、在小吃攤、在商家店面、在客廳即工廠仍然留存的窄仄街巷內，握到不少選民的手；那些厚實長繭的手，對她傳遞出熱情與期許，往往斷了一兩截手指頭。
而林淑芬一握，往往握得更緊些。
她想起小時候那台、也常截斷人手指的機器，想起村庄裡的左鄰右舍、勞動者共通的處境，想起家裡當時雖然代工生產雨傘，可是窮得連一支雨傘、一件雨衣都捨不得買，只有一塊比較便宜的「雨布」，可以在雨中仍要入山撿柴時披著。雨中，山腳的大灶仍要頑強的升起炊煙。雨中，好幾次颱風夜，林淑芬記得她和四個弟妹，挨擠在眠床上，警覺的聆聽矮厝外的狂風暴雨，撼動整個山林，而閃電彷彿要劈毀一切的、閃過咯咯作響的窗櫺。雷聲轟隆隆，矮厝內已經停電，阿母卻仍在工廠趕工，獨留孩童林淑芬哆嗦著，安慰弟妹不要怕。然後好不容易雨停後，走出漏水待修、屋瓦常被掀翻的矮厝，望著雨後的荔枝樹，若正值收成季節，滿樹豔紅的果實肯定被打落一地，一年的心血便這樣付諸流水；若荔枝樹洗過多次農藥（噴農藥時，孩童林淑芬必須幫忙拉繩子），對抗過病蟲害、挺立過風雨而來到豐收的結實纍纍，那「做山」人家的小孩，就要幫忙採摘、挑選、裝箱，批發給販仔或運到彰化市天橋下的路邊叫賣。
林淑芬清楚記得，彼時荔枝盛產時，批發給販仔的價格，有時候一斤不到幾塊錢，農家自己出運費，不算大人小孩的工資，到城裡直接叫賣，也時常七斤才一百塊。
直到二○○五年，林淑芬以立委身份，參與聲援楊儒門行動，她坐在立法院的公聽室內，娓娓說起，她家至今仍在芬園種荔枝，荔枝至今（經過二十幾年，物價全面上揚），價格往往還是七斤一百塊……。
而雨水，拜訪過八卦山腳的荔枝樹，沿著台地鳳梨的龐克頭，往海岸線來到沙質土壤的二林，金香葡萄及黑后葡萄蔓生的支架上，垂下青綠轉而黑紫的成串玉珠。
滴滴答答。
●海口
楊儒門記得雨天，他「躺在搖椅上，自顧自的、一手零食，一手飲料，在穿廊底下，伸腳接著雨水打向屋瓦，再沿著前簷落下，左邊、右邊，左腳、右腳。」他悠閒自在的玩耍，還不知道同一時間座標裡，隔著中央山脈，台大考古隊在台東都蘭發現，被築路工程挖出而殘留的卑南遺址；兩百多具石棺、以及楊儒門長大後甚感興趣的古玉。
「喜歡上古玉後，最想做的一件事，是『發掘中國固有文化，促進社會經濟繁榮』，俗稱『盜墓』。」
「呵，」日後他寫信開玩笑說到，「在開挖卑南遺址時，有很多人混水摸魚，Ａ了不少東西，當時我年紀還太小（才四歲），不然也想去沾沾光。」
孩童楊儒門，據他自己說，「笨笨的腦袋瓜裡，裝著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和弟弟楊東才互扔鐵製的餅乾盒，說是清朝盛傳的武器「血滴子」；他愛吸大拇指，阿媽想了很多辦法試圖改掉他的「惡習」，包括在長袖衣服的袖口，加縫手套之類，都無法阻止他把大拇指含入嘴內。他吸吮著大拇指，在港劇「楚留香」（一九八二年）開播後，腦中「一直在尋找，武俠片中，楚留香所說的江湖在哪？」
江湖？所以應該是一條河，有一座湖囉？孩童楊儒門心想，「奇怪了，每一個人都會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怎麼沒有說，江湖在哪？」
他坐在二林萬興街上那戶、門前有榕樹、加蓋閣樓的店面內，看著電視；據統計，彼時農家依靠非農業所得的收入，彩色電視的普及率，已從一九七五年的六％，迅速提升至一九八○年的六十％。
六十％裡的其中一台螢光幕前，孩童楊儒門思考著江湖……嗯，應該是楚留香出場時乘坐的那條船所航行過的那條河吧？但那條「河」到底在哪裡呢？他暗自下決心，有朝一日，「等我長大後，有機會一定要去瞧瞧江湖如何地寬闊、垂柳如何地富含詩意，俠客們如何地行俠仗義，奸人如何地諂媚卑鄙……。」
「江湖」裡，孩童楊儒門最佩服的人，就是「盲劍客」。能夠「聽音辨位，第六感般，直覺的預測到危險的靠近。」帥呀！他期待著，「要是我也能擁有如此高超的武功，不知是多麼地神氣。」
他一心想走出家門去闖蕩，「可能跟家裡做大家樂有關吧！叛逆。一個從小到大最想掙脫的束縛。」然後上小學了，前往住處對面、僅一條馬路之隔的萬興國小就讀。「作業不寫，常挨打。呵，就是不寫，奈我何。」楊儒門日後輕描淡寫的回憶道。
至於母親阿雪，印象中的「文仔」（楊儒門小名），不常吵鬧，甚至沈默固執。阿雪舉例，由於住處離萬興國小很近，楊儒門的哥哥會抄近路去學校，可是孩童楊儒門卻堅持，學校規定的路線怎麼走就怎麼走。
「伊頭腦卡四方，真實在啦！」阿雪說起小時候的楊儒門，每次發脾氣，都是因為肚子餓。下午放學後，若是阿母仍忙著做生意，還沒有準備飯菜，孩童楊儒門會氣得把飯碗一丟，索性仰躺到地上耍賴，「真正是哭『餓』啦！」阿雪笑著說。
而「能吃就是福」，日後，楊儒門從看守所內寫信給我時，老提到這一句。
糧食就是生命，二○○四年國際稻米年的主題。
事情從來不是無緣無故；記憶從一小角落，牽涉到全球強凌弱的現代化發展。
●山、海、屯
出生地同被劃歸為彰化縣的我、楊儒門、林淑芬，在各自的村庄內成長，而數千個村庄在農鄉內，數百個農鄉又接連成孤懸於海的島嶼。全球化浪潮中的島嶼。當孩童的我，坐在圳寮國小的教室窗邊，望著稻浪延伸向山腳，風吹動，青綠漸次轉為金黃的時間湧動；山腳下的林淑芬，從富山國小走出校門，穿過荔枝樹林，坐到院埕大灶前燒熱水、煮飯，然後炊煙裊裊，像訊號升起；孩童楊儒門在甘蔗園、葡萄園、木麻黃樹下，迎著海口的風，尋找江湖在那裡。
江湖啊！水的流域。
平原溝圳、河海交會、山澗野溪；事件發生（噴湧）前，已從時間的伏流，必然或湊巧的匯聚。
山、海、屯，島嶼所有縣境（除了內陸的南投縣），基本的地貌。平原作物以水稻田為主，灌溉水路形成農業生產的命脈，由於土壤相對肥沃，農家收入普遍比山線、海線來得多；稻作文化孕育出的平原性格，通常比較保守穩定。海口的土壤則相對貧瘠、鹽分高、海風又吹得狂，求生不易，更塑造出海口人拼搏、堅毅的特質。至於做山的農家，沿著山稜線的坡地、台地，以果樹、茶園、旱田為主要種作（九○年代由檳榔取代為大宗），山裡人的性格，依傍著山的高度，世代養成。
日後，成長於平原、寫作的我，和成長於海口、被稱為白米炸彈客的楊儒門，以及成長於山腳，從事政治的林淑芬，會在不同的時間點相遇。相連的土地、氣候、作物的根。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301+112006121000283,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301+112006120900443,00.html
●平原
楊儒門出生時，我差不多要上小學了！清晨起床，在泥土地面的灶腳吃稀飯配菜脯蛋、醬瓜之類。彼時庄內有家豆漿饅頭店，日後不再做豆漿的農家，某個兒子透過仲介（花費二三十萬）娶了越南新娘，夫妻倆一同開小貨卡餐車繞行農鄉，賣蚵仔麵線、臭豆腐、豆花等。而我吃完早餐，於七○年代末背起書包，春夏白衣藍裙、秋冬卡其上衣，藍長褲藍外套，戴上帽緣堅硬的黃色船形帽，從庄頭走路經「竹圍內」（聚落中間地帶）到一九六二年始成為圳寮國民學校的村庄小學就讀。
圳寮國小面向村庄路，入口圓形花台，栽植矮灌木叢類的花卉，兩側走道挺立木麻黃。大王椰子沿著紅磚瓦牆，像站衛兵。鐵製地球儀及單槓、鞦韆等，架設在泥地上，可供嬉戲玩耍。榕樹的樹蔭篩漏下光影，晃蕩過那些，擱在泥地上、作為椅子而圖上油漆的石頭。不合比賽規格、一圈不到兩百公尺的草地操場。一小方水泥砌起的升旗台，旗桿直聳入天際；彷彿是那時候村庄最高的（黨國）所在，而升旗台前搭配數棵鐵樹。鳳凰木盛大的樹冠，襯托一列黑瓦斜屋頂的平房教室，各有一座班級小花圃。
教室後方緊鄰水稻田，稻田延伸至天際是「庄尾」的數十間紅磚矮房。坐在教室窗內，木頭窗櫺的玻璃窗，除了颳風下雨，其餘上課時間，皆開敞向藍天。而窗外的作物成長、收割又成長，我們班三十幾個同學，也一路同班到畢業，不過有兩三個同學，跟隨父母離鄉轉學、遷居到城市去。
日後（九○年代中期），村庄小學夷平入口處的圓形花台，鋪設水泥成為停車場。門口裝上嶄新的鐵門，操場是PU跑道。爭取來的建設款，僱請工人，丟掉地球儀、毀棄小花圃，砍掉鐵樹、榕樹、木麻黃、以及夏日盛放火紅的鳳凰木，然後撥款改種九○年代流行的、樣貌長得好像比較「幼秀」（閩南語音）的外來種小葉欖仁。而整排黑瓦平房被夷平，矗立起兩層樓高、鋼筋水泥架構、粉紅磁磚牆面的現代化建築；教室倍增，但學生人數更少了，許多教室只好空著。
到了二○○六年，圳寮國小的應屆畢業生只有十個，且其中數個來自單親、隔代教養或母親為外籍配偶的家庭。
但彼時孩童的我們，還沒有辦法意識到身邊正在發生的趨勢。清晨排隊走出教室，全校六班、將近兩百個師生站在操場上，面向小升旗台，立正──升旗唱國歌，然後稍息、聽訓；「愛國」必備的儀式，夏日偶爾有一兩個同學不耐久曬，昏倒在操場。
隨著上課下課的鐘聲，班長喊起立、敬禮（全班同學說：「老師好」），班長喊起立、敬禮（全班同學說：「謝謝老師」）。
音樂課，風琴伴奏，教唱中國民謠（蘇武牧羊、一根直笛等）；勞作課做好風箏，直接從教室走入收割後的田地放風箏。社會課（五、六年級時改成「公民與道德」），在山東籍老師（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老兵）一聲令下，全班反覆唸誦起課文，一遍又一遍，直到下課。地理課，靠想像力「翻山越嶺」過秋海棠葉的「中華民國」（事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背誦哪些「省份」盛產哪些物產、哪條鐵路通往哪裡等，日後才知曉根本不是那回事、也大抵忘光的「知識」。
中午，廚房的歐巴桑、歐吉桑推動餐車，餐車上放置一桶桶、裝滿飯菜的不銹鋼桶，沿著走道一班班送入營養午餐。教室內，發飯的桌椅排好，三個值日生負責舀菜、舀湯及盛飯（白飯），待全班坐定，老師說：「開動──」。印象中，我不曾記憶有哪個同學，如日後常見的、繳不出營養午餐的費用。
吃完午餐，全校的餐具收到廚房，中、高年級的學生必須輪流幫忙洗碗，至於沒輪到洗碗的、午休時間必須通通趴在課桌上閉眼休息，不睡的、偷講話的會被登記起來，罰交互蹲跳或打手心。
學校走廊張貼「請說國語」的告示牌，講母語要被罰錢（一句罰五塊錢）。我沒被罰過，甚至在全縣國語文演講比賽中得名，但印象深刻的記得，樂隊裡的鼓手男孩，吊兒噹啷的對「模範生」的我說了句，「台灣人就是愛講台語」之類、彼時在尚未解嚴的校園內，聽來深具反叛意味的閩南語。
日後我才讀到，一九七八年台灣首度公布十大槍擊要犯名單，名列其中、彰化鹿港鄉下長大的林來福，在被槍斃之前，回憶這一生，唯一對記者提到的故事，是國小講台語要被罰錢。一句罰一塊，孩童林來福被罰了七十多塊錢，還得仰賴種田的老爸低聲下氣去向人借錢，來替兒子繳交「罰金」給學校；只因為頑劣的說母語，幹伊娘雞掰之類。
村庄小學，不准說村庄人的話語；不教導村庄小孩，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
日後（二○○○年之後），我陸續出國旅行，前往印尼、柬埔寨等地鄉間，發現課本與現實生活的落差，在全球化的趨勢裡，更形拉鋸。必須步行或划獨木舟去上學、家裡種稻或捕魚為生的柬埔寨男孩、女孩，放學回家後，趴在高腳屋的木條地板上，透過一盞微弱的煤油燈，努力「學習」的竟然是，瑪麗和強森在討論，要買March或Toyota的汽車？
學習要去shopping Mall，還是連鎖大賣場？雖然真正見過的只有泥地上的菜市場，學習全世界最大顆的鑽石，請問誰擁有？（誰管誰擁有。）學習認出美國富豪（兼做慈善事業的）比爾蓋茲的照片，而家裡連水電都沒有……。我記得，村庄小孩大多不喜歡上課，我們不曾從學校黑板得知，家鄉溪州糖廠的歷史；不知道運載甘蔗的糖廠小火車，行經五分車軌道，通往二林；不知道二林在日據時代發生過蔗農抗爭的「英雄事蹟」，講台上教導的「英雄」，是虛構的吳鳳、是看魚兒往上游的獨裁者蔣介石。
我記得，同學們都想要趕快下課。下課後的村庄男孩，打陀螺、玩紙牌、彈彈珠、摔泥巴，偷拔芒果芭樂等；下課後的村庄女孩，跳繩子跳格子，和男孩們一起在廟口玩追迷藏及一二三木頭人。夏天來到，村庄男孩尤其愛釣青蛙，取細竹或樹枝，垂綁下白棉線──棉線通常來自肥料袋的封口──於線尾綑一隻或半截、從泥地內挖出的蚯蚓，然後提著網子走過田埂，輕晃手中的「釣竿」，使蚯蚓輕點田水，漾起一波波漣漪，召喚遠近的青蛙，來喔！來喔！
青蛙湯麵線的滋味，我的味蕾記得。味蕾還記得，村庄農人撿拾外來種的非洲大蝸牛，整布袋，用石頭將紡錘形的蝸殼敲碎，以細砂、稻草灰及明礬等多次洗滌，再把蝸牛肉和九層塔放入炒鍋內快炒；可供記憶反覆咀嚼的嚼勁。
童年雨後的稻埕，更常爬滿台灣原生種的蝸牛，殼寬約一公分、半透明褐色澤、蝸殼呈螺旋狀的小蝸牛，在島嶼繁衍的時間，比人類的歷史還要悠久。小蝸牛伸縮著觸角，轉呀轉地，像天線在蒐集電波，嗅聞空氣中的溫度、濕度、氣味，探索那裡有水源、那裡有食物、那裡有同伴或敵人；探索的速度，在人類眼底十分緩慢。
我記得村庄小學的同學，有陣子流行帶蝸牛上學。讓小蝸牛沿木板課桌的凹槽（原設計用來放鉛筆），爬來爬去，爬不出孩童的手掌心，或者讓蝸牛沿著直立起的筆桿繞圈、競賽著往上爬。於是我常蹲在雨後的稻埕，像「命運」伸出大手，從滿地蝸牛中挑選數隻，裝入鉛筆盒內，蓋起來。被抓起的小蝸牛，總是像被天外飛來的「意外」給驚嚇，縮回殼內，而我指尖殘留冰冰黏黏的記憶。
命運，決定了。當時我們都還沒意識到，整個村庄、農鄉、縣境、甚至整座島嶼，也許在某些人俯瞰的眼底，而人們其實就像滿地爬的蝸牛，在發展的大手底，東張西望地。
●山腳
當我從水稻田邊的教室窗口，望著稻浪似「海」（雖然我直到小學畢業旅行才初次見過海），延伸向落雨前、看來近似在眼前的八卦山脈，彼時八卦山東麓、芬園鄉大埔村內，和我同學年的孩童林淑芬，也許正在富山國小的校園內，提畚箕，搬運泥沙石塊等；體育課的體育活動，就是協助校方闢建新操場。
她是富山國小第一屆學生。之前，山腳的村庄沒有小學，山腳囝仔長到「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入學年齡，必須搭公車、騎腳踏車、或由父母騎摩托車載著，前往街仔路的學校就讀。若是家貧，小孩就得自己要早起，走幾公里下山路，去學習蔣介石從小看魚兒往上游之類的課文。
富山國小，在孩童林淑芬剛就讀時，只有一層樓高的鋼筋水泥教室兩間，然後工程陸續發包，加蓋起三四年級的教室，到林淑芬畢業之際，數年來施工中敲敲打打、工程車出入、塵土飛揚的校園，總算六個年級至少有六間教室。
村庄小學，林淑芬她們班約有三十幾個同學（和我們班一樣），有個同學輕微智障（和我們班一樣），有個同學，國中時因不明原因，喝農藥自殺死亡。大部分同學，國中畢業後就離開村庄（和我們班一樣），男生出外「賺吃」（討生活），女生大多早早像種子散落各地，懷孕生子。當然（和我們班一樣），有同學長大後做生意失敗，欠債「跑路」，有幾個同學，因不同款的罪名被抓去關；據說，她們班還有個同學成為大尾的流氓，被槍殺。
山腳一同長大的小孩，林淑芬記得夏日音波嗡嗡迴盪的山林，她和日後生命路徑各異、但大抵受限於發展趨勢底的同伴們，仰起頭，一棵樹繞過一棵樹的搜尋，嘶鳴只一個夏季的「知了」、「知了」，然後用竹竿把蟬黏抓下來玩。有次有個小孩還提議，撥掉蟬隻的透明羽翼，或許可油炸來吃吃看，於是大夥便真的到某人家中，手忙腳亂的炸蟬來吃。
林淑芬的味蕾記得，童年缺乏零食而嘗試的「野味」。同一夥小孩也常趴在泥地上，循著土粒狀的大便線索，發現「肚猴」（閩南語音，亦即台灣大蟋蟀）的家，然後往泥洞內灌水，迫使「肚猴」從地底竄逃出地面；也曾從山溝裡撈「蝌蚪」回家養，養大了才發現，啊，不是青蛙，是蟾蜍。更常一夥小孩結伴東闖西闖，總要「野」到夕陽已從樹梢滑落、大人催促「死囝仔」回家的叫罵聲已此起彼落，才心不甘情不願的跟同伴說再見。
孩童楊儒門，據他自己說，「笨笨的腦袋瓜裡，裝著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和弟弟楊東才互扔鐵製的餅乾盒，說是清朝盛傳的武器「血滴子」；他愛吸大拇指，阿媽想了很多辦法試圖改掉他的「惡習」，包括在長袖衣服的袖口，加縫手套之類，都無法阻止他把大拇指含入嘴內。他吸吮著大拇指，在港劇「楚留香」（一九八二年）開播後，腦中「一直在尋找，武俠片中，楚留香所說的江湖在哪？」
回到背倚著雜木林，屋前一小方院埕的黑瓦矮厝，孩童林淑芬坐到大灶前的矮凳上，將劈砍過的薪材，一根根疊放入灶內，再用乾草或廢紙張當火種，點燃後塞入，搧風，使火熊熊的燃燒。火光烘薰她孩童的臉，身為大姊的她，必須擔負起農家燒熱水、煮飯的工作。好些年，因為父親做生意失敗，孩童林淑芬放學後，還得穿著小學制服，去鞋子加工廠當童工，往往得直到晚上九點才能回家，燒熱水、做功課。
她記得，農鄉加工廠的氣味、擺設、聲響，記得「客廳即工廠」在她家，有陣子擺放數台代工生產「雨傘節」的機具。用手，將傘骨支架放入模具內，然後腳一踩，機械按壓而下，使傘骨傘柄接連成型，一放一踩、一放一踩，論件計酬中，若節奏拿捏得不夠準確、若太過疲勞而打瞌睡，一晃神，手未及伸出，腳便踩下，那喀啷一聲，手指及手掌就被截斷了。日後，林淑芬考上大學，北上就讀，參與九○年代的學運，並因緣際會前往三重--這座大多是中南部移民者的勞動之城--助選。二十出頭歲的她，在傳統市場、在小吃攤、在商家店面、在客廳即工廠仍然留存的窄仄街巷內，握到不少選民的手；那些厚實長繭的手，對她傳遞出熱情與期許，往往斷了一兩截手指頭。
而林淑芬一握，往往握得更緊些。
她想起小時候那台、也常截斷人手指的機器，想起村庄裡的左鄰右舍、勞動者共通的處境，想起家裡當時雖然代工生產雨傘，可是窮得連一支雨傘、一件雨衣都捨不得買，只有一塊比較便宜的「雨布」，可以在雨中仍要入山撿柴時披著。雨中，山腳的大灶仍要頑強的升起炊煙。雨中，好幾次颱風夜，林淑芬記得她和四個弟妹，挨擠在眠床上，警覺的聆聽矮厝外的狂風暴雨，撼動整個山林，而閃電彷彿要劈毀一切的、閃過咯咯作響的窗櫺。雷聲轟隆隆，矮厝內已經停電，阿母卻仍在工廠趕工，獨留孩童林淑芬哆嗦著，安慰弟妹不要怕。然後好不容易雨停後，走出漏水待修、屋瓦常被掀翻的矮厝，望著雨後的荔枝樹，若正值收成季節，滿樹豔紅的果實肯定被打落一地，一年的心血便這樣付諸流水；若荔枝樹洗過多次農藥（噴農藥時，孩童林淑芬必須幫忙拉繩子），對抗過病蟲害、挺立過風雨而來到豐收的結實纍纍，那「做山」人家的小孩，就要幫忙採摘、挑選、裝箱，批發給販仔或運到彰化市天橋下的路邊叫賣。
林淑芬清楚記得，彼時荔枝盛產時，批發給販仔的價格，有時候一斤不到幾塊錢，農家自己出運費，不算大人小孩的工資，到城裡直接叫賣，也時常七斤才一百塊。
直到二○○五年，林淑芬以立委身份，參與聲援楊儒門行動，她坐在立法院的公聽室內，娓娓說起，她家至今仍在芬園種荔枝，荔枝至今（經過二十幾年，物價全面上揚），價格往往還是七斤一百塊……。
而雨水，拜訪過八卦山腳的荔枝樹，沿著台地鳳梨的龐克頭，往海岸線來到沙質土壤的二林，金香葡萄及黑后葡萄蔓生的支架上，垂下青綠轉而黑紫的成串玉珠。
滴滴答答。
●海口
楊儒門記得雨天，他「躺在搖椅上，自顧自的、一手零食，一手飲料，在穿廊底下，伸腳接著雨水打向屋瓦，再沿著前簷落下，左邊、右邊，左腳、右腳。」他悠閒自在的玩耍，還不知道同一時間座標裡，隔著中央山脈，台大考古隊在台東都蘭發現，被築路工程挖出而殘留的卑南遺址；兩百多具石棺、以及楊儒門長大後甚感興趣的古玉。
「喜歡上古玉後，最想做的一件事，是『發掘中國固有文化，促進社會經濟繁榮』，俗稱『盜墓』。」
「呵，」日後他寫信開玩笑說到，「在開挖卑南遺址時，有很多人混水摸魚，Ａ了不少東西，當時我年紀還太小（才四歲），不然也想去沾沾光。」
孩童楊儒門，據他自己說，「笨笨的腦袋瓜裡，裝著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和弟弟楊東才互扔鐵製的餅乾盒，說是清朝盛傳的武器「血滴子」；他愛吸大拇指，阿媽想了很多辦法試圖改掉他的「惡習」，包括在長袖衣服的袖口，加縫手套之類，都無法阻止他把大拇指含入嘴內。他吸吮著大拇指，在港劇「楚留香」（一九八二年）開播後，腦中「一直在尋找，武俠片中，楚留香所說的江湖在哪？」
江湖？所以應該是一條河，有一座湖囉？孩童楊儒門心想，「奇怪了，每一個人都會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怎麼沒有說，江湖在哪？」
他坐在二林萬興街上那戶、門前有榕樹、加蓋閣樓的店面內，看著電視；據統計，彼時農家依靠非農業所得的收入，彩色電視的普及率，已從一九七五年的六％，迅速提升至一九八○年的六十％。
六十％裡的其中一台螢光幕前，孩童楊儒門思考著江湖……嗯，應該是楚留香出場時乘坐的那條船所航行過的那條河吧？但那條「河」到底在哪裡呢？他暗自下決心，有朝一日，「等我長大後，有機會一定要去瞧瞧江湖如何地寬闊、垂柳如何地富含詩意，俠客們如何地行俠仗義，奸人如何地諂媚卑鄙……。」
「江湖」裡，孩童楊儒門最佩服的人，就是「盲劍客」。能夠「聽音辨位，第六感般，直覺的預測到危險的靠近。」帥呀！他期待著，「要是我也能擁有如此高超的武功，不知是多麼地神氣。」
他一心想走出家門去闖蕩，「可能跟家裡做大家樂有關吧！叛逆。一個從小到大最想掙脫的束縛。」然後上小學了，前往住處對面、僅一條馬路之隔的萬興國小就讀。「作業不寫，常挨打。呵，就是不寫，奈我何。」楊儒門日後輕描淡寫的回憶道。
至於母親阿雪，印象中的「文仔」（楊儒門小名），不常吵鬧，甚至沈默固執。阿雪舉例，由於住處離萬興國小很近，楊儒門的哥哥會抄近路去學校，可是孩童楊儒門卻堅持，學校規定的路線怎麼走就怎麼走。
「伊頭腦卡四方，真實在啦！」阿雪說起小時候的楊儒門，每次發脾氣，都是因為肚子餓。下午放學後，若是阿母仍忙著做生意，還沒有準備飯菜，孩童楊儒門會氣得把飯碗一丟，索性仰躺到地上耍賴，「真正是哭『餓』啦！」阿雪笑著說。
而「能吃就是福」，日後，楊儒門從看守所內寫信給我時，老提到這一句。
糧食就是生命，二○○四年國際稻米年的主題。
事情從來不是無緣無故；記憶從一小角落，牽涉到全球強凌弱的現代化發展。
●山、海、屯
出生地同被劃歸為彰化縣的我、楊儒門、林淑芬，在各自的村庄內成長，而數千個村庄在農鄉內，數百個農鄉又接連成孤懸於海的島嶼。全球化浪潮中的島嶼。當孩童的我，坐在圳寮國小的教室窗邊，望著稻浪延伸向山腳，風吹動，青綠漸次轉為金黃的時間湧動；山腳下的林淑芬，從富山國小走出校門，穿過荔枝樹林，坐到院埕大灶前燒熱水、煮飯，然後炊煙裊裊，像訊號升起；孩童楊儒門在甘蔗園、葡萄園、木麻黃樹下，迎著海口的風，尋找江湖在那裡。
江湖啊！水的流域。
平原溝圳、河海交會、山澗野溪；事件發生（噴湧）前，已從時間的伏流，必然或湊巧的匯聚。
山、海、屯，島嶼所有縣境（除了內陸的南投縣），基本的地貌。平原作物以水稻田為主，灌溉水路形成農業生產的命脈，由於土壤相對肥沃，農家收入普遍比山線、海線來得多；稻作文化孕育出的平原性格，通常比較保守穩定。海口的土壤則相對貧瘠、鹽分高、海風又吹得狂，求生不易，更塑造出海口人拼搏、堅毅的特質。至於做山的農家，沿著山稜線的坡地、台地，以果樹、茶園、旱田為主要種作（九○年代由檳榔取代為大宗），山裡人的性格，依傍著山的高度，世代養成。
日後，成長於平原、寫作的我，和成長於海口、被稱為白米炸彈客的楊儒門，以及成長於山腳，從事政治的林淑芬，會在不同的時間點相遇。相連的土地、氣候、作物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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