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以批判型學者為首針對陳總統與執政黨提出政治道德與責任的批評，無非是期望政治焦點可從荒腔走板的弊案官司拉回治理正軌來。但我們心底都明白，面對那更不確定未來，這樣的道德倫理訴求是不足的。
仔細推敲，媒體或各界批評之所以這麼容易就弊案來挑戰執政正當性，主因根本是執政當局未能確切掌握當今的治理危機。這個危機除了是聲明中明言的缺乏核心價值及未能及時實踐「轉型正義」的任務外，就是如何以政策中介轉化當今全球化帶進在地社會的新矛盾與新危機。
讓我們暫時把國家領導人的道德問題放一旁，試著把台灣本土改革運動放進世界脈絡中，不難發現，台灣的「本土政治」一直都與「國際政治」有著密切的互動。七十年代以來那被知識人和改革者所關注實踐的「台灣本土主義」及「台灣認同」，其實正是針對當年被迫退出聯合國淪為亞細亞孤兒之後，由在地社文知識界以集體形式進行認同與主體重建的成果。
然而「本土認同」運動並不是台灣獨有的。八十年代的香港也曾藉由「本土化運動」來擺脫大英帝國所遺留的殖民軌跡，重建以關注在地發展的「香港認同」。而與台灣殖民軌跡更接近的南韓，也一直都以擬民族國家形式的共同體想像來抵抗日美不同階段殖民主義對南韓在地認同的持續侵蝕。
換言之，關注這些東亞區域中政治社會共振現象有助於我們去認識，許多自以為是「獨特的，本土的」議題和歷史，甚至悲情，其實常常是「區域性的」及「世界性的」。
不僅如此，各地本土主義常常也因這些外來衝擊而進行根本的轉型，魁北克就是個好例。他們的獨立建國運動曾在八十年代獲得六十％以上的本土政治支持，卻在一九九五年更關鍵的獨立公投中輸掉建國決議。導致這政治轉型背後最大的關鍵就是北美地區自由貿易聯盟（ＮＡＦＴＡ）的形成迫使在地政治社會重組，而務實的民生問題轉化了戰後以來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治決定。
然而，魁北克並沒有因無法建國而從此在地球上消失。相反地，新的政權逐漸轉以「多元文化」來進行跨領域治理。他們開放國界並全面發展文化觀光，邀請全世界的觀光客親自來見證這由多元族群混種而成豐富又獨特的「後殖民國家」，在包容與開放中重建尊嚴，終使得魁北克逐漸成為二十一世紀閃耀於大西洋上的美麗島。
隨著兩岸入世緩衝期紛紛結束後，所有以前被認為是本土的，現在都必須同時考量外來的力量如何作用。比如說，表面上看來是本土的花東觀光地區規劃，必須考慮未來可能從崛起後的中國和印度來的新貴階級觀光客；看來是在地科技園區的招商，則必須考量台灣公司總部如何有效地聯繫海峽彼岸的工廠生產線；看來是自給自足的美濃部落，則必須掌握其中的家庭與社區成員如何緊密地聯繫著位於胡志明市郊新移民的故鄉。
真正愛台灣又有遠見的本土主義者，除了轉型正義外，更重要的是做到批判歷史學者ArifDirlik提醒的知識重建任務。那就是，在殖民者遠離之後，想要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續來的剝削，後殖民地區的知識人和改革者都必須設法重新組裝本質主義式的老本土主義，重建開放而具有進步意涵的新全球在地主義，以展現「越包容越自主，越開放越美麗」的共同體想像。
（作者為台灣藝術大學美研所助理教授，「七一五聲明」連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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