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與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第二次聲明發表後,繼續引發各界熱烈討論,但陳水扁總統似乎早已堅定不移,不為所動。因此,很多聲音都希望我們能採取更強硬的行動,如學運或社運等,逼迫陳總統下台。有些甚至認為,如果我們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會加深社會大眾的無力感,社會運動甚至會因此而一蹶不振。

面對這些期待和憂慮,我們當然能夠體會,但仍然不打算採取街頭行動。我們認為,在當前族群充滿不信任的文化氛圍中,任何有關族群的動員、示威或喊話,只會增加族群間的誤解與對立,甚至加深彼此間的仇恨。陳總統的下台與否,已經摻雜很多族群間的恩怨情仇,不能用普通的憲政問題來看待。在這種情況下,街頭行動縱使能逼陳總統下台,對民主體制或有正面效果,但對台灣的族群關係卻是一樁傷害。而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

因此,面對這麼一個充滿族群情緒的案子,以及其他類似的憲政問題,我們除了繼續原來的思想耕耘之工作外,也希望未來能同時展開族群間的對話與和解。我們認為,「武力」或街頭示威,是凝結社會共識的方法,是「公民社會」面對「國家」或「資本」的有效手段。但是,對於社會內部存在高度分歧的議題,理性的對話和情感的溝通才是化解對立的最好方法。

理性思辨,才能看到是非。但是,情感的糾葛,卻會阻礙人的眼睛,讓人看不清真相。這次泛綠之所以不願意陳總統下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她們認為,弊案是政黨惡鬥、媒體爆料的結果。因此,儘管陳總統的親信一個接一個被證明有罪,陳總統本人也在很多地方,表現出嚴重的誠信問題,但是,泛綠還是看不到真相,還是認為這是「政黨惡鬥」與「媒體爆料」。

為什麼他/她們會看不到真相呢?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情感。「轉型正義」這個歷史情結先不談,就單單是反對黨過去六年來所做的,就足夠讓泛綠憤怒了。五年前第一次罷免案,理由實在牽強;「三一九槍擊案」,從李昌鈺調查報告書來看,所有指控都是「造謠」;驗票的結果也顯示,「作票」的傳言都是謠言;再加上立法院無理杯葛,在在加強泛綠有關「奪權」的疑慮。在這些情感經驗的作用下,他/她們才會認為這次弊案又是一次「政黨惡鬥」以及「媒體爆料」。而這正是陳水扁得以倖存的社會心理基礎。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情感」。台灣的族群關係裡有太多這種令人「痛心」的情感傷痕。這些傷痕如果沒有獲得撫平,將嚴重影響大家對事實真相的理解,也將影響台灣憲政體制的發展。這一次促請總統主動辭職案,理由其實是充足的。但因為這些情感因素的糾葛,大家也因此看不到「真相」。因此,我們才出面「釐清真相」。在一個情感糾葛的文化裡,我們更需要思辨,才能讓我們有能量穿透情感的阻隔,看清未來的方向。

但是,思辨本身是不夠的。面對泛綠的質疑、責難、甚至羞辱,我們完全同情、理解,沒有怨言。我們仍然堅持,不能因為情感而壞了是非。我們仍會堅持思想耕耘的工作,嘗試用更清楚的道理、更有力的論辯,讓大家清楚,愛台灣不等於愛民進黨,更不等於愛陳水扁。我們要用思想與價值來定義台灣的實質內容,進而勾勒台灣未來的願景和希望。

當然,這一切努力,必須有「情感」的溝通與對話為基礎,才能讓「思辨」清晰明確。因此,在我們繼續展開思想耕耘的同時,也要呼籲反對黨與媒體一齊努力。我們希望,大家要從台灣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用更具「同理心」的態度來發言。

任何缺乏「同情」與「諒解」的政治語言都是膚淺、甚至是「暴力」,都會加深族群間的誤解。任何形式的「武力」,包括遊行、示威、喊話都不能解決當前的族群問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憲政等重大問題。只有透過理性的「思辨」與「情感」的深度對話,才能慢慢釐清我們的過去、現在,並一步步地邁向我們理想的未來。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民主政治與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發起人之一)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80300331,00.html





2006.08.04  中國時報 幫派意識的幽靈 李明輝

拜讀了李丁讚教授於八月十三日「時論廣場」所發表的〈情感讓人看不清真相〉一文,筆者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自從所謂的「親綠學者」發表了〈民主政治與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宣言之後,筆者便密切注意他們的言論。筆者同意他們的若干觀點,但也不得不指出:他們的想法有很大的盲點。

他們的宣言強調以提升公民意識來取代族群動員,這也是筆者一向的主張。但諷刺的是:他們的言論與行動卻未顯示出足夠的公民意識。民主政治的一項要件是以公民意識為基礎的公民文化,而與此相對立的是以幫派意識為基礎的幫派文化。台灣的絕大多數居民均是擁有共同文化與共同血緣的漢人,在此背景之下,所謂的「族群意識」往往只是偽裝的幫派意識。台灣近二十年來民主憲政發展的最大問題就在於政治人物與選民的幫派意識始終凌駕於公民意識,以致政治運作無法脫離幫派政治的邏輯。

如果我們要深化台灣的民主政治,就得徹底揚棄幫派意識,而非與它妥協。但這些「親綠學者」的言論與行動在在令人感受到幫派意識的幽靈。

首先,「親綠學者」一詞便是極具諷刺性的字眼,因為「親綠」所代表的幫派性與「學者」所代表的獨立性是扞格不入的,而他們卻不反對這個標籤,甚至還刻意加強這種印象,以凸顯其在道德上優越於其他「泛藍」學者的發言位置。其次,他們對反對黨所發起的罷免案及民主行動聯盟即將發起的「秋鬥阿扁」抱持冷漠、甚至否定的態度,也反對街頭運動,而自我設限於「理性的對話與情感的溝通」。這兩點都與公民文化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馳。

筆者支持一切促使陳水扁下台的手段(包括罷免、彈劾、街頭運動),其理由有二:第一、單就目前已能確定的事實而論,陳水扁及其家屬、親信的行為已不可能見容於一個民主憲政已上軌道的國家。第二、儘管這些行動不一定能成功,但既然他們都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其過程本身即有助於公民意識之提升。

最近在大陸《中國青年報》的「冰點」事件中,李大同、盧躍鋼等人在中共體制內的抗議被形容為「跪著造反」。在共產專制之下,「跪著造反」是不得已的策略。難道在已民主化(或者不如說,半民主化)的台灣,我們還要放棄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而採取對政治人物作道德呼籲之類「跪著造反」的手段嗎?

筆者相信李教授在目前台灣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也見過或聽過以下場景:教師或研究人員在討論某位同事的升等或續聘案時,大家所關心的往往不是當事人的學術成果與教學能力,而是同事的情誼、當事人的生計、單位內部的派系平衡等非學術因素。公民文化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制度與權利,以及就事論事的態度。如果李教授的邏輯可以成立的話,今後我們在解聘一位不適任的教師時,豈不也得顧慮到當事人及其家人的感受?

如果連學術界都欠缺公民文化,我們又有何立場指摘政治人物?李教授強調同理心,但根據民調,目前已有超過六成的民眾希望陳水扁下台,難道些民眾的情感不如少數深綠民眾的情感更需要照顧嗎?

在如此強大的民怨之下,我們所面對的是自袁世凱以來最厚顏無恥的政治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李教授還要自我設限於「理性的對話與情感的溝通」,說得輕一點,是犬儒心態作祟;說得重一點,是向幫派邏輯妥協,而於不自覺中成為陳水扁及其貪腐集團的幫凶。他的論點正好印證了文章標題:「情感讓人看不清真相。」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民主行動聯盟」共同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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