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台灣的大悶鍋，而教育也是一大鍋。流行多年至今的「高學歷高失業率」一語，以及新近的「流浪教師」一詞，都是悶鍋的嗚嗚氣笛聲。

「高學歷高失業率」和「流浪教師」可以改寫成一個問題：「既然投資了這麼多時間金錢，為什麼得不到收穫？」我自己念過大學和研究所，當然刻骨銘心。不過，我也要指出，這個問題建立在一個過於簡化的生意經：「既然我揉了十個麵糰，那麼就該蒸成十個饅頭，而且一上市場就可以十個都賣掉－－不然，就沒有天理！」

但，這種如意算盤沒有考慮風險，在各行各業都撥不動。我認為至少有兩個調整算盤的想法：

一，投資報酬率是沒天理的；二，大環境也沒天理。

和別行相比，教育的成本偏高，可是投資報酬率偏低；而且，按目前趨勢來看（此趨勢，即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成本會越來越高，而且報酬率會越來越低。這個現象並不是只在台灣發生－－在當今美國，白種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流行讓孩子去學中文，可是在美國學中文並不便宜（要去貴的學校，或請家教；美國窮人的小孩沒錢也沒心情去學中文），學了中文也不見得會派上用場。未來的孩子要受更多的教育，可是他們恐怕更難找工作。其實，幾十年前大家在台灣就已經烏鴉嘴猜到這個趨勢，只不過沒想到教育的壓力指數和失望指數大得無法收拾。

有人會說：以前教育的投資報酬率很高啊，為什麼現在的報酬率低？為什麼今非昔比？

的確，是今非昔比－－然而，以前教育在台灣是好生意，是因為以前的台灣社會是比較穩定、比較封閉的。教育的各種參與者，被大環境保護，而他們也同時維持了大環境的秩序。

問題是，目前的大環境卻波動而非穩定，開放而非封閉。波動和開放並不全然是負面的，但它們的確造就了無數意外的輸家（高學歷的失業者）和意外的贏家（平凡學歷的高收入者）。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陰影下，教育從事者可能從政府得到幫助，但恐怕得不到政府的「充分」保護。（話說回來，我們還敢把自己委託給政府照顧嗎？）

既然報酬率貶低，大環境難以捉摸，那麼有心教育的人該何去何從，才不會悶死？

在全球化時代投身教育，就該以全球為版圖，而不能一直守在台灣的疆界之內。學生人數不足？那麼，就從台灣之外爭取各種學生，市場就在台灣之外。工作機會太少？那麼，就去台灣外面找位子。（幾十年來，美洲、澳洲、歐洲人士來台灣當「流浪教師」，已經預示了大家的漂流命運。）

去台灣外面拉學生，去台灣外面找文教工作──我說起來容易，大家做起來辛苦。但，試著應對趨勢，而不被淹沒，畢竟是解悶的一種活路。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8040033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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