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得分球都是一種發明，一個顛覆密碼的美姿。那是一種錯愕、無法逆轉、一股電擊、無法抗拒的氛圍，跟詩的語言一模一樣。冠軍賽的得分者就是最傑出的詩人……
波赫士說寧願看「鬥雞」，也不要看那個「英國人的蠢事」
1863年足球運動規則和足協在英國正式確立以後，1880年吉卜林以輕蔑的筆觸寫下他對足球這個運動之王的觀感：「稚嫩的心靈，可以從那些滿身泥巴的愚蠢球員身上得到滿足。」自此，彷彿「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智育與體育間的距離更形擴大，讓許多人把他的運動夢和對體育的嚮往隱藏起來。文人創作，家國山河，寫景寫情，無所不包，但是運動的題材彷彿成了禁忌，儼然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
一百年後，南半球的文壇巨擘波赫士，也在1978年阿根廷世足賽公開場合抒發他對足球的負面觀點，足球與文人的鴻溝彷彿再斷裂一次。波赫士說他寧願看「鬥雞」，也不要看那個「英國人的蠢事」，「十一個人對抗另外十一個人，跟在一個球後面追跑，美學視野實在是奇醜無比。」波赫士生長在一個足球賽事等同國家大事的阿根廷，言談之間卻不假辭色，說自己不知道馬拉度納是何許人。1986年第十三屆世足賽在墨西哥舉行，阿根廷二度贏得冠軍，波赫士在當年開賽兩星期後，6月14日撒手人寰，距今波赫士逝世二十年，文壇各式紀念活動，言必稱波赫士當兒，每逢世足賽開打，波赫士針對足球的言論也成為文人看世足賽時必談的話題。阿根廷社會學家賽柏雷里（J.J. Sebreli）認為波赫士的言論與彼時獨裁統治與階級革命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1970年代的阿根廷，足球好比鴉片一樣，麻醉了人民的意識……踢球這個動作本身具有侵略和攻擊意圖，給人一種掌握權力的感覺；而且還必須狡猾機靈，不斷用陷阱、欺瞞、圈套、絆倒等伎倆扳倒對手，讚許者視為球員智慧的自然反應，其實是一種威權的特質。」
索里亞諾：要馬拉度納，不要加迪葉里！
1980年代開始，阿根廷作家，已逝的索里亞諾（O. Soriano），豐達納羅沙（R. Fontanarrosa），薩斯都奈（J. Sasturain）積極在媒體、專欄和創作中寫下他們的足球經歷與見聞，不讓足球成為文學扉頁的猛獸。曾在球隊擔任前鋒的索里亞諾，在〈慶功〉一文中描繪勝利的滋味：「像一杯乾澀溫溫的香檳穿過咽喉搔癢，喉嚨頓時活絡回春般的滋味。」他甚至還寫下讓阿根廷以運動員取代軍事獨裁的呼籲：〈要馬拉度納，不要加迪葉里〉。同樣的文章標題，烏拉圭作家班涅德堤（M. Benedetti）援引，拿馬拉度納和國際體壇耆宿、足球總會會長哈維蘭奇（Havelange）相比，在西班牙《國家報》抒發他對馬拉度納的狂熱與支持，寫下〈要馬拉度納，不要哈維蘭奇〉。
「文學不該退出遊戲」，不管是商業機制運作，或是文人的熱情，許多作家紛紛呼籲讓運動也能成為文學書寫的主流題材。1998年世足賽在法國舉行，法國出版一部《足球與文學選集》，兩位曾擔任守門員的卡繆和納博可夫的足球因緣引人注目。卡繆在〈卡繆與足球〉裡提到：「三○年代左右，我擔任守門員，因為守門員是球鞋耗損率最低的位子……球像人生，永遠不是朝著你希望的方向前來。我愛我的球隊，不只是因為疲憊與努力終而獲得勝利的愉悅，也包含每場挫敗後，那種想在夜裡哭泣的癡傻慾望。」納博可夫提到守門員的訓練猶如鬥牛士，或是一流的飛行員一樣，絲毫馬虎不得。他在劍橋的守門員經歷「永遠像一個異鄉人享受英國人的足球樂」。
聶魯達寫下〈運動員〉，唱一首足球之歌
有著最多足球人口的西／葡世界，只須看他們每家酒肆、pub或遊樂場所必備的桌上足球遊戲，便可知道足球在他們生活中的意義。電影《郵差》裡，郵差和酒肆的吧檯女孩碧翠絲便是在桌上足球尬球時，拉近彼此的距離，讓彼此的情愫發酵。斯卡梅達除了《聶魯達的信差》，更重要的一部成名作《我夢見雪在燃燒》，男主角便是準備到聖地牙哥迎戰的足球員。斯卡梅達算是最常將運動題材寫入小說的作家，他的Love-fifteen（原名《愛情的速度》）則從網球賽鋪陳愛情故事。提到智利作家，聶魯達永遠不缺席，他在1920年間，寫下〈運動員〉，唱一首足球之歌。
踢啊！踢啊！
屈膝彎腰，皺眉猙獰，筋疲力竭
這個面目兇惡的男人
在他的祖國的海岸邊，唱著美麗的歌
祖國比太陽還要遙遠
唱著大地之美的歌
唱著摯愛之美的歌
唱啊，歌啊！
唱不完
迎面那位球員
蒼白如樹上最後一片葉子
應該有著金髮的女兒
結實的肌肉，
石榴紅
玫瑰紅
踢啊！踢啊！
我在朦朧煙氣雲霧間看著他們
看著這些人我知道人生的悲戚
加雷亞諾：我們拉丁美洲作家泰半是失意的足球運動員
從以前到現在，文人並未忘情足球。近來，許多作家更是紛紛將年少的夢想透過文字彰顯出來。他們在狂狷年紀時曾經為足球瘋狂，但是最後總被一些世俗莫名的理由阻礙，棄「足」就「手」，離開球場，轉向紙場。烏拉圭作家加雷亞諾（E. Galeano）在他的作品《足球的陰影與陽光》中說道：「我們拉丁美洲作家泰半是失意的足球運動員。」因此，透過小說、散文、詩中可以讀出他們對足球的熱愛與眷戀。加雷亞諾提到足球在南美的銀河流域（阿根廷與烏拉圭）發跡，就像探戈一樣，從郊區、中下階層開始流行，經濟負擔不大，只需一顆熱切想望的心，便可以自得其樂。然而，樂在其中當兒，陰影與陽光伴隨而來：「你從邊緣拚命地跑，不停吁喘，一邊是天堂的榮耀等待你，另一邊是廢墟的深谷讓你跌下去。」
一個團隊，甚或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掀起全國、甚至全球球迷的熱情，不難想像巴西、阿根廷對足球的忠誠。這好似印證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A. Gramsi）所說：「足球是最能展現人類忠誠的戶外運動。」墨西哥散文、評論家碧優羅（J. Villoro）寫出南美人民的足球之愛：「足球是運動之王，它的王室在巴西，由一個出生在『三顆心』（Tres Coracoes）的地方，名叫比利的國王掌管。他的三顆心吸引全球每位只有一顆心的球迷。」比利最後一場世界盃冠軍賽，讓詩人安德拉德（C. Drummond de Andrade）寫下〈1970墨西哥世界盃〉讚頌巴西。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羅（A. Castro）說得更巧：「足球是巴西人呼吸的一種方式。」巴西人對比利的尊敬，猶如阿根廷對馬拉度納的崇拜。知名小說家尤薩（M. Vargas Llosa）在〈不必懷疑，就是神話〉解析馬拉度納的魔力：「每個民族都需要當代的英雄……崇拜一個足球員就像崇拜一首純詩，或一幅抽象畫，只為了崇拜它的形式，不需要理性去辨識它的內容。」
阿爾貝帝〈布拉哥頌〉VS.塞拉亞的〈反歌頌〉
尤薩說不需要理性去辨識足球的內容，因此文人也會失去理性，加入足球之爭。西班牙最知名的足球與文人之爭要屬1928年全國冠軍盃比賽，由巴塞隆納和桑坦德市的「皇家會社隊」爭奪冠軍賽。知名詩人阿爾貝帝（R. Alberti）在看台上對巴塞隆納隊守門員布拉哥的表現印象深刻，賽後寫下〈布拉哥頌〉（"Oda a Platko"）獻給巴塞隆納隊隊長薩米迪葉，讚揚匈牙利籍的球員布拉哥的英勇與精神。布拉哥在上半場受傷，頭綁紗布，繃帶上鮮血汩漬，下半場依然固守崗位，幫助球隊贏得最後勝利。
……
布拉哥
熱血奔騰，金髮的布拉哥
塵土飛揚中的守門員
你是避雷針
藍白相間的球衣在風中飛揚
……
你是鑰匙，布拉哥，你，磨損的鑰匙
黃金之鑰，在黃金之門前撲倒
……
喔！布拉哥，布拉哥，布拉哥
你，離鄉背井，匈牙利如此遙遠，
哪一片海洋不曾為你歌泣？
沒有人會遺忘
每一個人都會記得
阿爾貝帝這首詩刊登不久後，另一位詩人塞拉亞（G. Celaya），也是「皇家會社隊」的忠實球迷，他寫下〈反歌頌〉（"Contraoda"），他認為巴塞隆納隊抱走冠軍盃不是因為布拉哥的表現，而是裁判不公，誤判的結果。
……
他們贏了，不是因為布拉哥
而是從我們隊伍竊取的十個罰球
藍白相間的球衣在風中飛揚，像自在的小鳥
攻擊著憤怒防守的球門
……
我們的球員盲目憤怒的反擊
泥土飛揚、雙腳踢蹭、被收買的裁判
阿爾貝帝，我們都記得比你清楚
因為我在現場，我親眼目睹
我看到你所遺忘的，我們永遠記得
我們贏了。光明正大的勝利，
有些事實是虛假結果永遠無法改變的。
塞拉亞的〈反歌頌〉為「皇家會社隊」激辯，贏得球員永遠的敬意，1991年塞拉亞辭世，全隊球員參賽時，手綁黑巾表示哀悼之意。
塞拉曾寫下西班牙人的足球症候群
西班牙戰後兩大小說家，塞拉和戴利貝斯（M. Delibes），除了是忠實的足球迷，也是熱愛各式運動的作家。戴利貝斯喜野外運動，狩獵、釣魚、踢足球樣樣精通。今年已八五高齡，他曾回憶：「我十二歲時，足球便占據我的生活，滲透每個點面，好比天主一樣，無所不在。」另一位足球迷──已逝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猶記1994年他訪問台灣時，世足賽已開打兩周，在台每一個訪問活動的閒暇空檔，他都詢問著世足賽的最新狀況。他的作品《足球軼事十一則》，以足球隊員的人數下標題，敘述西班牙人的足球症候群，他自己也是這種狂熱的成員。他在〈星期一症候群〉中提到：
成千上萬的西班牙人星期一匆匆離開家裡，沒吃早餐，沒跟老婆小孩說再見，甚至沒洗臉刷牙就出門，路上莽莽撞撞，趕著去買所謂的《星期一周報》，看自己已經知道的足球賽結果，然後去辦公室高談闊論。成千上萬的西班牙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精力用來談論已經比賽過的足球賽；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剩下的精力用來討論即將進行的足球賽。星期日，休息日，跑去看足球賽，去受苦，也去看別人受苦。
前面所述，都是足球與人實際面向的影響與互動，足球應該也有一個精神層次和美學的詮釋。義大利導演兼作家帕索里尼，對電影語言的掌握，顯然讓他對足球的詮釋多了一份細膩和美感。他說：
足球是一系列的符號系統，因此，是一種語言。球員盤球的動作就充滿了詩意。進球得分那剎那是最純粹的詩意展現的時刻。每個得分球都是一種發明，一個顛覆密碼的美姿。那是一種錯愕、無法逆轉、一股電擊、無法抗拒的氛圍，跟詩的語言一模一樣。冠軍賽的得分者就是最傑出的詩人。
波赫士說寧願看「鬥雞」，也不要看那個「英國人的蠢事」
1863年足球運動規則和足協在英國正式確立以後，1880年吉卜林以輕蔑的筆觸寫下他對足球這個運動之王的觀感：「稚嫩的心靈，可以從那些滿身泥巴的愚蠢球員身上得到滿足。」自此，彷彿「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智育與體育間的距離更形擴大，讓許多人把他的運動夢和對體育的嚮往隱藏起來。文人創作，家國山河，寫景寫情，無所不包，但是運動的題材彷彿成了禁忌，儼然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
一百年後，南半球的文壇巨擘波赫士，也在1978年阿根廷世足賽公開場合抒發他對足球的負面觀點，足球與文人的鴻溝彷彿再斷裂一次。波赫士說他寧願看「鬥雞」，也不要看那個「英國人的蠢事」，「十一個人對抗另外十一個人，跟在一個球後面追跑，美學視野實在是奇醜無比。」波赫士生長在一個足球賽事等同國家大事的阿根廷，言談之間卻不假辭色，說自己不知道馬拉度納是何許人。1986年第十三屆世足賽在墨西哥舉行，阿根廷二度贏得冠軍，波赫士在當年開賽兩星期後，6月14日撒手人寰，距今波赫士逝世二十年，文壇各式紀念活動，言必稱波赫士當兒，每逢世足賽開打，波赫士針對足球的言論也成為文人看世足賽時必談的話題。阿根廷社會學家賽柏雷里（J.J. Sebreli）認為波赫士的言論與彼時獨裁統治與階級革命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1970年代的阿根廷，足球好比鴉片一樣，麻醉了人民的意識……踢球這個動作本身具有侵略和攻擊意圖，給人一種掌握權力的感覺；而且還必須狡猾機靈，不斷用陷阱、欺瞞、圈套、絆倒等伎倆扳倒對手，讚許者視為球員智慧的自然反應，其實是一種威權的特質。」
索里亞諾：要馬拉度納，不要加迪葉里！
1980年代開始，阿根廷作家，已逝的索里亞諾（O. Soriano），豐達納羅沙（R. Fontanarrosa），薩斯都奈（J. Sasturain）積極在媒體、專欄和創作中寫下他們的足球經歷與見聞，不讓足球成為文學扉頁的猛獸。曾在球隊擔任前鋒的索里亞諾，在〈慶功〉一文中描繪勝利的滋味：「像一杯乾澀溫溫的香檳穿過咽喉搔癢，喉嚨頓時活絡回春般的滋味。」他甚至還寫下讓阿根廷以運動員取代軍事獨裁的呼籲：〈要馬拉度納，不要加迪葉里〉。同樣的文章標題，烏拉圭作家班涅德堤（M. Benedetti）援引，拿馬拉度納和國際體壇耆宿、足球總會會長哈維蘭奇（Havelange）相比，在西班牙《國家報》抒發他對馬拉度納的狂熱與支持，寫下〈要馬拉度納，不要哈維蘭奇〉。
「文學不該退出遊戲」，不管是商業機制運作，或是文人的熱情，許多作家紛紛呼籲讓運動也能成為文學書寫的主流題材。1998年世足賽在法國舉行，法國出版一部《足球與文學選集》，兩位曾擔任守門員的卡繆和納博可夫的足球因緣引人注目。卡繆在〈卡繆與足球〉裡提到：「三○年代左右，我擔任守門員，因為守門員是球鞋耗損率最低的位子……球像人生，永遠不是朝著你希望的方向前來。我愛我的球隊，不只是因為疲憊與努力終而獲得勝利的愉悅，也包含每場挫敗後，那種想在夜裡哭泣的癡傻慾望。」納博可夫提到守門員的訓練猶如鬥牛士，或是一流的飛行員一樣，絲毫馬虎不得。他在劍橋的守門員經歷「永遠像一個異鄉人享受英國人的足球樂」。
聶魯達寫下〈運動員〉，唱一首足球之歌
有著最多足球人口的西／葡世界，只須看他們每家酒肆、pub或遊樂場所必備的桌上足球遊戲，便可知道足球在他們生活中的意義。電影《郵差》裡，郵差和酒肆的吧檯女孩碧翠絲便是在桌上足球尬球時，拉近彼此的距離，讓彼此的情愫發酵。斯卡梅達除了《聶魯達的信差》，更重要的一部成名作《我夢見雪在燃燒》，男主角便是準備到聖地牙哥迎戰的足球員。斯卡梅達算是最常將運動題材寫入小說的作家，他的Love-fifteen（原名《愛情的速度》）則從網球賽鋪陳愛情故事。提到智利作家，聶魯達永遠不缺席，他在1920年間，寫下〈運動員〉，唱一首足球之歌。
踢啊！踢啊！
屈膝彎腰，皺眉猙獰，筋疲力竭
這個面目兇惡的男人
在他的祖國的海岸邊，唱著美麗的歌
祖國比太陽還要遙遠
唱著大地之美的歌
唱著摯愛之美的歌
唱啊，歌啊！
唱不完
迎面那位球員
蒼白如樹上最後一片葉子
應該有著金髮的女兒
結實的肌肉，
石榴紅
玫瑰紅
踢啊！踢啊！
我在朦朧煙氣雲霧間看著他們
看著這些人我知道人生的悲戚
加雷亞諾：我們拉丁美洲作家泰半是失意的足球運動員
從以前到現在，文人並未忘情足球。近來，許多作家更是紛紛將年少的夢想透過文字彰顯出來。他們在狂狷年紀時曾經為足球瘋狂，但是最後總被一些世俗莫名的理由阻礙，棄「足」就「手」，離開球場，轉向紙場。烏拉圭作家加雷亞諾（E. Galeano）在他的作品《足球的陰影與陽光》中說道：「我們拉丁美洲作家泰半是失意的足球運動員。」因此，透過小說、散文、詩中可以讀出他們對足球的熱愛與眷戀。加雷亞諾提到足球在南美的銀河流域（阿根廷與烏拉圭）發跡，就像探戈一樣，從郊區、中下階層開始流行，經濟負擔不大，只需一顆熱切想望的心，便可以自得其樂。然而，樂在其中當兒，陰影與陽光伴隨而來：「你從邊緣拚命地跑，不停吁喘，一邊是天堂的榮耀等待你，另一邊是廢墟的深谷讓你跌下去。」
一個團隊，甚或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掀起全國、甚至全球球迷的熱情，不難想像巴西、阿根廷對足球的忠誠。這好似印證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A. Gramsi）所說：「足球是最能展現人類忠誠的戶外運動。」墨西哥散文、評論家碧優羅（J. Villoro）寫出南美人民的足球之愛：「足球是運動之王，它的王室在巴西，由一個出生在『三顆心』（Tres Coracoes）的地方，名叫比利的國王掌管。他的三顆心吸引全球每位只有一顆心的球迷。」比利最後一場世界盃冠軍賽，讓詩人安德拉德（C. Drummond de Andrade）寫下〈1970墨西哥世界盃〉讚頌巴西。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羅（A. Castro）說得更巧：「足球是巴西人呼吸的一種方式。」巴西人對比利的尊敬，猶如阿根廷對馬拉度納的崇拜。知名小說家尤薩（M. Vargas Llosa）在〈不必懷疑，就是神話〉解析馬拉度納的魔力：「每個民族都需要當代的英雄……崇拜一個足球員就像崇拜一首純詩，或一幅抽象畫，只為了崇拜它的形式，不需要理性去辨識它的內容。」
阿爾貝帝〈布拉哥頌〉VS.塞拉亞的〈反歌頌〉
尤薩說不需要理性去辨識足球的內容，因此文人也會失去理性，加入足球之爭。西班牙最知名的足球與文人之爭要屬1928年全國冠軍盃比賽，由巴塞隆納和桑坦德市的「皇家會社隊」爭奪冠軍賽。知名詩人阿爾貝帝（R. Alberti）在看台上對巴塞隆納隊守門員布拉哥的表現印象深刻，賽後寫下〈布拉哥頌〉（"Oda a Platko"）獻給巴塞隆納隊隊長薩米迪葉，讚揚匈牙利籍的球員布拉哥的英勇與精神。布拉哥在上半場受傷，頭綁紗布，繃帶上鮮血汩漬，下半場依然固守崗位，幫助球隊贏得最後勝利。
……
布拉哥
熱血奔騰，金髮的布拉哥
塵土飛揚中的守門員
你是避雷針
藍白相間的球衣在風中飛揚
……
你是鑰匙，布拉哥，你，磨損的鑰匙
黃金之鑰，在黃金之門前撲倒
……
喔！布拉哥，布拉哥，布拉哥
你，離鄉背井，匈牙利如此遙遠，
哪一片海洋不曾為你歌泣？
沒有人會遺忘
每一個人都會記得
阿爾貝帝這首詩刊登不久後，另一位詩人塞拉亞（G. Celaya），也是「皇家會社隊」的忠實球迷，他寫下〈反歌頌〉（"Contraoda"），他認為巴塞隆納隊抱走冠軍盃不是因為布拉哥的表現，而是裁判不公，誤判的結果。
……
他們贏了，不是因為布拉哥
而是從我們隊伍竊取的十個罰球
藍白相間的球衣在風中飛揚，像自在的小鳥
攻擊著憤怒防守的球門
……
我們的球員盲目憤怒的反擊
泥土飛揚、雙腳踢蹭、被收買的裁判
阿爾貝帝，我們都記得比你清楚
因為我在現場，我親眼目睹
我看到你所遺忘的，我們永遠記得
我們贏了。光明正大的勝利，
有些事實是虛假結果永遠無法改變的。
塞拉亞的〈反歌頌〉為「皇家會社隊」激辯，贏得球員永遠的敬意，1991年塞拉亞辭世，全隊球員參賽時，手綁黑巾表示哀悼之意。
塞拉曾寫下西班牙人的足球症候群
西班牙戰後兩大小說家，塞拉和戴利貝斯（M. Delibes），除了是忠實的足球迷，也是熱愛各式運動的作家。戴利貝斯喜野外運動，狩獵、釣魚、踢足球樣樣精通。今年已八五高齡，他曾回憶：「我十二歲時，足球便占據我的生活，滲透每個點面，好比天主一樣，無所不在。」另一位足球迷──已逝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猶記1994年他訪問台灣時，世足賽已開打兩周，在台每一個訪問活動的閒暇空檔，他都詢問著世足賽的最新狀況。他的作品《足球軼事十一則》，以足球隊員的人數下標題，敘述西班牙人的足球症候群，他自己也是這種狂熱的成員。他在〈星期一症候群〉中提到：
成千上萬的西班牙人星期一匆匆離開家裡，沒吃早餐，沒跟老婆小孩說再見，甚至沒洗臉刷牙就出門，路上莽莽撞撞，趕著去買所謂的《星期一周報》，看自己已經知道的足球賽結果，然後去辦公室高談闊論。成千上萬的西班牙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精力用來談論已經比賽過的足球賽；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剩下的精力用來討論即將進行的足球賽。星期日，休息日，跑去看足球賽，去受苦，也去看別人受苦。
前面所述，都是足球與人實際面向的影響與互動，足球應該也有一個精神層次和美學的詮釋。義大利導演兼作家帕索里尼，對電影語言的掌握，顯然讓他對足球的詮釋多了一份細膩和美感。他說：
足球是一系列的符號系統，因此，是一種語言。球員盤球的動作就充滿了詩意。進球得分那剎那是最純粹的詩意展現的時刻。每個得分球都是一種發明，一個顛覆密碼的美姿。那是一種錯愕、無法逆轉、一股電擊、無法抗拒的氛圍，跟詩的語言一模一樣。冠軍賽的得分者就是最傑出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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