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是否還有春天?或許不僅是台灣文化界的隱憂!5月21日張典婉〈台灣文化人還有春天嗎?〉引發的回響中,有來自北京的觀點。台北藝術大學戲劇藝術碩士李季紋,於2002年赴北京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攻讀博士,並從事表演教育至今,是進入中國大陸表演教學體系的台灣第一人;她熟稔大陸的戲劇環境:「公營劇團占據了大部分的資源」,「中國政府從不補助民間團體」,在野的藝人「時勢所趨也不得不被主流收編」。看來,兩岸的文化環境都有困境。(編者)

讀了張典婉女士的〈台灣文化人還有春天嗎?〉一文感觸良多,或許是因為我根本沒有趕上「回首過去二十多年,隨著台灣經濟成長,我一直有機會,跟著台灣本土文化抬頭,國際接軌的腳步走過」的好日子,我在北藝大時期的同學,畢業後靠政府補助發家致富的一個也沒有,而是靠藝術家的才能或文筆賺取生活費。就連美國戲劇理論泰斗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到北京的中央戲劇學院演講的時候,也感嘆:「我這輩子都在寫各種文件證明我是個藝術家。」以此他才能獲得創作的經費補助與機會。

所謂「補助」就是,讓你有最低限度的元氣可以進行創作,至於作品有沒有市場價值或藝術價值,則要經過考驗。如果作品可以掙錢了,補助可以調整,拿了錢做不出好東西,下次就不給錢。這是原則。「霹靂布袋戲」是台灣文化產業自立自強的好例子,霹靂有沒有拿補助呢?

台灣的劇場演員要是知道中國大陸的國家院團,長年養著大批話劇演員的時候,大概會露出不無羨慕的表情:「真好,演員有個固定的保障。」但如果知道他們一個月的基本工資只有八百塊人民幣,只比餐廳裡端盤子的好一點,大概下巴會掉下來。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國家院團的演員,疲於奔命於影視演出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家院團也在面臨自負盈虧的轉型期,開始人員的緊縮政策。以往只要考上戲劇學院就等於有了終身飯碗的保證不再。每個畢業班的就業率僅達個位數字,於是考研的學生暴增。去年開始,大陸教育部又下達擴增研究生名額、僅控制博士生名額的指令。

那麼,這麼多的表演專業的畢業生都到哪裡去了呢?今年五月分又到了畢業演出與學生找工作的時刻,我在某個班級的畢業演出的觀眾席上,聽到報幕的學生說:「……我們即將投身於廣大的北漂群眾當中……」這聽起來像是個自我調侃的笑話,卻真實的反映出學生的恐慌。近年來影視行業的誘惑力增大,而國家院團的錄取率減低,使得中國大陸表演教育的影視職業傾向越來越高。

那麼除了公營劇團、影視製作以外,中國民間的戲劇人是否還有生存的空間?中國的法令對私人劇團一直有限制,現在雖然開放了,但對外資的投入,以及演出證的申請仍然非常嚴格。北京的戲劇製作成本、劇場租金都過高,去年北京唯一的民營劇場「北劇場」在苦撐多年後也下台鞠躬,現在又回到了公家單位的經營之下。看似風光的「798」,「藝術區」的名號正好拿來炒地皮,三年內房租漲價十倍,藝術家紛紛遷出。公營劇團占據了大部分的資源,而民間的導演、演員則很難分享到這些資源,由政府補助民間優秀團體的演出,在中國是從來沒有聽過的事情。曾經在台灣風靡一時的「孔雀公主」楊麗萍為了排練「原生態」舞蹈,讓少數民族的舞者有演出機會,連自己的房子都賣掉。大家都說演出市場不景氣,但奇怪的是,公營劇團製作經費龐大的演出、票價奇高無比的演出、贈票、黃牛票的惡性循環,仍在北京舞台上演著。民間藝人張廣天曾經口出狂言:「『北京人藝』早該解散了!」看來是對國家院團的封閉性有所不滿。不過,這兩年他的演出,也掛到「國家話劇院」的製作下面了。曾經在野,時勢所趨也不得不被主流收編。

我曾在2003年給學生排練過《哈姆雷特》、《奧塞羅》,當時我跟學生的創作衝動都很強,教學成果也很驚人。他們畢業後,「哈姆雷特」進了話劇院,但大部分時間在拍電視劇;「奧塞羅」則排一些時下很流行的「時尚小劇場話劇」,但大部分的時間在家裡閒著。至於最近的學生,則開始流行一種交作業的方法,他們不從名著上下功夫,而是直接從DVD上面扒下來片段,他們大概覺得名著對他們來說太遙遠,影視作品就是他們直接模仿的對象了。在這樣的氣氛下,像于是之、英若誠這樣內外兼修,影響了一整代中國劇場的偉大演員,該怎麼培育呢?這是我做為一個表演教師,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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