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他的「自由主義」，他的「文藝復興」，此時受到了空前的挫敗。一九四九年的變局，對胡適來說，不僅造成個人生活上的流離失所，困頓窮乏，也是對他一生志業與信仰的考驗……

前言

最近二十年來，海內外有關胡適年譜和傳記的著作，不下數十種，但對1948年底胡適飛離北平，到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胡適決定暫寓美國的這段生活和心境，記載卻極有限。這一方面固然由於胡適個人的生活往往只是瑣碎的日常事務，無論就學術史或政治史而言，都無足輕重，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材料不足，無從建構起胡適流亡歲月中的點點滴滴。本文以胡適十幾封從未發表過的家書作為基礎，輔之以其他材料，來重新審視他在這段艱難歲月中，如何進退出處，應對這天翻地覆的變局。也惟有在生活的細微末節上，才能看出胡適的操守與人格。在現有胡適出版的日記和書信中，1949年的材料都很有限，這十幾封家書可以填補日記和書信的不足。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已成了圍城，次日胡適乘蔣介石所派專機，由北平飛南京。胡適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記上記著：「在南京作逃兵，作難民已十七日了。」因此，我們以1948年12月15日，胡適南飛的這一天，作為他離亂歲月的開始。

1948年除夕，胡適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歲，相對淒然，一起背誦陶淵明的〈擬古〉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據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說，「兩人都下淚了。」在當時的情境下，背誦這首陶淵明的詩，所抒發的又何止是家國之痛呢！胡適自1917年回國，到此時，整三十年，他在文化界、思想界所做的努力和耕耘，正該是收成的時候，而山河忽改，一切都無從道起了。他所堅信的自由和民主，此刻也都摧折無存了。1947年8月24日，胡適發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在結論中他語重心長的指出：

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須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民主自由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

但是，1949年中國政局的變革，恰是胡適諄諄告誡的反面。他的「自由主義」，他的「文藝復興」，此時受到了空前的挫敗。1949年的變局，對胡適來說，不僅造成個人生活上的流離失所，困頓窮乏，也是對他一生志業與信仰的考驗。三十年在文化和教育上的經營，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和走向，到底起了什麼作用？

南京—上海—台北—紐約

1948年年底，胡適在南京短住，1949年1月25日遷上海，三月到台北作了一星期的短暫訪問，四月赴美。在五個月的時間裡，換了四個地方，其生活之顛沛流離是可想的了。

給妻子信，談牙疾之苦

1949年1月21日，也就是胡適赴美前的兩個半月，胡夫人江冬秀隨著傅斯年夫人俞大彩先到了台灣，暫寓傅家。此時，次子思杜留在北京。說胡適「妻離子散」，一點也不誇張。同年2月20日，胡適有信給冬秀，寄「台北市福州街20號，傅斯年校長官邸」：

冬秀：

兩封信都收到了。
圖章我沒有尋著，大概還在你身邊，請你再尋尋看。
我過年以來，就有牙齒痛。痛的是左上邊倒數第二個坐牙。我請李岡介紹牙醫，他介紹我去見你的朋友顏遂良先生。他在二月八日作第一次診斷，說此牙的牙根發炎，因為此牙是一座「橋」的橋垛，不可拔去，拔去就牽動四個牙全塌了！所以他先照了愛克司光，看了洗出的照片，決定不拔，決定用手術。二月十日上午，他給我上了局部麻藥，用手術割開牙床，刮洗發炎的地方。牙痛至今十多日了，這個牙齒還作痛。所以昨天（十九）又去請教顏醫生。他說，是因為開刀的牙根露在外邊，容易作痛。他用一種藥塗上，保護牙根。昨天下午還有點痛，晚上好一點。今早還有點痛。星期一（二十一）早晨還得再去一次。如果刮洗不夠，只好拔去。（我盼望不用拔！）
我是一月二十五日坐夜車來的。行李六大件是二十五日上午交給路局運來的。直到二月四日，我才得到中國旅行社通告，行李到了北站，但六件只尋到了五件。二月五日，我自己去北站堆疊，居然尋到那不見了的一件。（共費了十二天才到！）
六件行李都有點潮濕，故請徐太太代為曬曬。那幾天的天氣太壞，下了一天雪，沒有好天。直到這一個禮拜，天氣才好，才有太陽。被窩與衣服全曬了。西服可用的太少（小三寄錯了一箱，禮服全沒寄，夏服全寄來了，都是我不要的）。可用的只有兩套衣服，兩件薄外套，一件厚外套。你帶出來的襯衫，內衣都可用。這幾天才把可用的西服送去乾洗兩套，燙兩件外套。（共花三千金元！）襯衫都請楊媽洗好漿好，徐太太替我收好。
我現在定的威爾遜總統船是三月九日在上海開。我也許決定坐這船走了。（請你不要把船期對人說。孟真我另有信告訴他。）我本來想到台灣來玩玩，但牙齒痛了近半個月，我沒有法子離開上海。這幾天南京有電報要我去，廣州也有電話來。我若到台灣去，不好不到南京去。所以我現在只好決定不來台灣了。（南京也不去，別處也不去。）有人問起，可說，我的牙病使我一時不能來。
我的護照是辦好的了。祖望的事，現在還沒有辦妥，尚在進行之中。大概他不能和我一塊兒走。此事葉公超先生很幫忙，但他也勸我不要同祖望一塊兒走。
寫此信時，尚覺牙痛，（牙痛影響到頸子的筋脈作痛）。我頗著急。明天（二十一）一點要請顏醫生再細細想個法子。
張麗門夫人帶來的衣料，我請他仍帶回給你。我此時不能看你，心裡很難過。我盼望你能原諒我。
祝你健好平安！
適之

卅八，二，二十晨

信寫好後，祖望來，又得你十七日的信。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之父，抗戰時期中國駐美全權大使，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所談的竟不過是如何為牙疾所苦，如何親自去火車站棧房取得行李，如何料理一些日常穿用的衣褲。實在看不出多少「特權階級」的影子。信中提到的「小三」是胡適的次子思杜。

寄望國民黨能守住長江，
形成一個「南北朝」的局面

半個月之後，1949年3月4日，胡適又寫了一封信給冬秀，解釋何以美國之行不能帶她同去，從這封信裡最能看出胡適此時的困境和苦惱：

冬秀：

我的牙齒痛，這三四天總算完全好了。昨天（三月三日）去看顏醫生，他叫我過幾天再同他通電話，看看有沒有變化。顏先生說，寫信給胡太太時，請替我問好。這幾天沒有痛過。你不要掛念！
我此次牙痛，先是第二個坐牙，最後是倒數第一個坐牙，兩次都是他用手術，沒有把牙拔掉。顏君說，最好是到美國時，再請你的牙醫根本把這兩個牙都拔掉。
我本定三月九日走的，但我實在不熱心早走，故昨日（三日）決定把船票退掉了，改在四月初走。
我看了你最後一封信（三月一日），我很難過。我想在上海多住幾天，也正是要看看整個局勢如何變化。如果三月裡形勢好轉一點，長江守得住，上海就沒有大危險，那時我想你還是回上海來住。但是，我到今天還不敢斷定形勢如何轉變。
毛子水已到上海了，他路上吃了大苦頭。
我的行期既已展緩，我一定要來台灣走一趟。決定行期後，我再打電報給孟真。
你上次信上說，你要我到美國住定後想個法子接你去住。這件事不是容易辦的。我若做外交官，住在大使館裡，大使館有一百多畝園地，你住在那兒，可以種花種菜，不感覺寂寞。大使館人多，你要出門走走，也有人陪你。有人替你做翻譯，做嚮導。
但我這回出去是私人資格。我住的地方一定很小，當然用不起人。我若出門旅行了，你就得全靠自己招呼。從前陳光甫太太住紐約，有他女兒招呼，還不算太不方便。你若住紐約，我怕你受不了，因為那種種困難都會比你現在的情形還更不方便。你在台灣，還有孟真，思亮，大彩，婉度等等朋友可以談談，還有中國佣人可以懂得話。在美國，這些方面都更不方便了。除了幾個熟的學生（胡敦元還在紐約）之外，紐約的中國闊人家都是你和我不願意往來的。紐約的華僑大多是廣東台山人或新寧人，說的話同台灣人說的廈門話一樣難懂。（我在唐人街演說，總有人翻譯。）
但我很明白你說這話的意思，我也很願意我們能常常在一塊，我也很不願意叫你老年再過難民的生活。我一定要仔細想想你的話，仔細計畫如何安頓你的法子。
王雪艇（世傑）先生的太太，今年一月裡也拿不著護照。（回信是我帶給王先生的，所以我知道此事。）如果王雪艇出去做駐英國大使，當然太太和兒子都可以出去了。
祖望的事，也是如此。我曾同祖望談過。除非我做駐美國大使，我不能幫他們解決他們結婚的問題。但，就是我做了駐美大使，我也不希望我的兒子學顧維鈞的兩個兒子（後妻生的）的榜樣。祖望也不願意學這種不好的榜樣。祖望只希望我幫助他出國，出國後，他希望能尋得相當的工作。信寫長了，以後再談。祝你們都安好。

適之

三八，三，四，午

我盼望思亮一家能解決住房問題。我想，你同他們去住，由你擔負三分之一的費用，或四分之一的費用，這於他們也不無小補，你也可以幫他們許多忙。這個意思，你看如何？你想想看。

在信中，胡適從各方面分析，說明冬秀何以此時不宜赴美，並指出他不願像顧維鈞那樣用特權把自己的兒子送出國。寫這封信的時候，胡適還寄望著國民黨能守住長江，形成一個「南北朝」的局面，他和冬秀還能在上海住下來。因此，他退掉了原定3月9日赴美的船票。在3月22日去了一趟台灣，住了七天。3月27日在台北中山堂作了一次公開演講，講題是「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此時強調自由，當然是寓意深遠。

赴美

胡適國共南北對峙的想法很快就破滅了。胡適對共產黨是不存任何幻想的。他深知共產黨一旦當權，絕無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容身之地。在國民政府敦促之下，胡適在1949年4月6日，從上海乘船赴美。4月14日在船上，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他指出：

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制，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畫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一)

胡適的這點先知和遠見，非但為馮友蘭、金岳霖、梁思成、周一良等同情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所不可及，就連一向主張「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也未必看到了這一點。從〈自由中國的宗旨〉這篇短文中，可以看出，胡適在去國的途中，依然懷著「挽狂瀾於既倒」的雄心。從此「反共」成了他晚年的新使命，也是他演講寫作的新主題。他一方面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明共產黨的集權統治是如何不適合中國悠久的傳統，另一方面，他開始對共產黨進行直接批評，並揭露上世紀五十年代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一心研究《水經注》，
竟無積蓄

1949年4月8日，胡適從赴美的船上寫信給冬秀：

冬秀：

你的信，你們聯名送行的電報，都收到了。謝謝。
我現在船上，昨天稱得體重一百四十六磅，與台北飛機場稱的相同。十五天休息之後，也許還要增加！船上熟人不多，故可以休息。
你信上提起袁同禮先生，他一口氣跑來了，帶了一家來，現在在華盛頓做事，趙先生說他很苦。他想把兩個孩子寄在趙家，趙太太不答應，所以他一家都在東方（按：此處指「東岸」）。
我是一個書呆子，花了五年工夫去研究《水經注》，卻從來不會積錢財。現在一家四口，分散四方，都是我的罪過。害你老年逃難，我心裡真難受。
衣服已理過。兩件皮袍，本放在徐家，故仍放在徐家。兩件沒有穿壞的袍子（一件絲棉的，一件襯絨的）和兩三件穿爛的袍子（襯絨的，駱駝毛的，棉的）都交給李家乾女兒了。夾袍與單衫，我帶了幾件出來。剩下的夾襖，夾褲，單褂褲，都交給李大姐了。我後來想想，還是不寄台北好。一切讓丹鳳去布置，你不必掛心。丹鳳說，「穿得太爛的衣服，我都拿去捐給人。將來乾爹回來，我做新的還你！」
我托張麗門先生帶美金四百元給你。另有一百元，我交祖望帶給金太太，轉交丁在君太太。我很感謝孟真大彩留你同住的好意。福州街20號雖然人多，但門戶謹嚴，下人可靠，是很大的便利。住在人太少的地方，我總有點替你不放心。現在總是「安全第一」。
兒子與曾小姐的事，我自己覺得總算是盡了一點心力，可惜我的力量有限。這事我總記在心上，遇有機會，再替他們設法。
今天過神戶，我沒有上岸。明天到橫濱，我也想不上岸去了。
祝你安好，一切保重！請你問台北許多朋友好。

卅八，四月八日早晨

這封信是在船上寫的，9日晚上又加寫了下面一小段：

今天到橫濱，寫了一封信，想托人帶到東京去向中國代表團的朋友們（吳文藻夫婦，吳半農夫婦等）告罪，說明不上岸的原因。不料吳半農來到碼頭接朋友，見了我，硬拉我到東京去談了半天，吃了一頓中國飯，才回到船上。晚八點開船走了。

17日再補寫一段：

四月十六日到檀香山，上岸去了七八個鐘頭。報館派人上船來給我照相，下午晚報就登出來了，寄給你看看。看了之後，請將剪報給孟真，大彩看看。
這十八天睡覺都睡不好，吃安眠藥也睡不好。還是台北那幾天睡得最好了。

26日又加一段：

四月廿一早八點到三藩市，元任夫婦來接船，見著不少朋友。
這幾天國內消息很驚人，故此信留了幾天才寄出。曾發一電給孟真，報告我到了。我今天往東方去，明天（廿七）可到紐約。十分想念你們！

適之

船行海上，胡適回想這五年來，一心研究《水經注》，竟無積蓄，讓冬秀老年流離失所，不免覺得愧對老妻。看他留在上海的部分衣物，已是破爛不堪，冬秀的乾女兒打算拿去捐給別人。可以想見胡適1946年回國以後的生活，並不寬裕。「兒子與曾小姐的事」指的是祖望與曾淑昭的婚事，他們兩人是1949年10月1日在泰國曼谷完婚的。

暫寓紐約

1949年4月27日，胡適回到了紐約東81街104號寓所，距他1946年6月5日離開紐約，不到三年。但中國在這段短短的時間裡，「換了人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大革命的洪流裡，一夕之間，家破人亡。國事家事，無一堪問。三年前，胡適回國，出長北大，頗想有一番作為，將北大辦成全國學術中心。1947年9月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正是在這一構想上寫成的。而今莫說學術獨立了，就連個人的居留都成了問題。真可以說，前途茫茫，不知去向何處！

不厭其詳說明申請護照和
簽證的種種困難

1949年5月29日，胡適到達紐約後一個月零兩天，寫了一封九頁的長信給冬秀，詳細說明自己護照和簽證的問題：

（民國）卅八年五月廿九日

冬秀：

你的（一）（二）（三）號信都收到了。
我四月廿一日到三藩市，廿七日到紐約。一個月以來，我已出門四次。有一次飛行，頗受辛苦，晚上睡不（著）覺，似有一種「心痛警報」。五月十九日，請醫生做仔細診察，詳細報告須六月一日始可看見；但據口頭報告，並無根本不好的現狀，身體還算很不壞。（在船上第二天，稱得體重148磅；五月十九日稱得144磅，減重是好現狀。）
你三次信上都說起你要來美國同住。這件事，其實我早就記在心裡了。今年正月裡，我回到南京，葉公超兄同我說起護照事，我說，「我做駐美大使時，出門演講赴會至少二百次，從沒有帶一個祕書或隨員，替國家省了不少金錢。但我現在是六十歲的人了，又曾生過心臟病，我不能不帶個人幫幫我的忙。我本想請徐大春跟我去，但陳光甫先生很器重他，我不應該破壞他的前途。所以我想叫我的兒子祖望跟我去，可以幫幫我，照應我。」(




至於去留出處的問題，由於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在1949年6月12日，在事先未徵得胡適同意的情況下，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葉公超、董顯光為次長。胡適力辭外長的信，收在胡頌平所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中，可以覆按。他為這件事寫了一封信給江冬秀，這封信遠比正式的辭函生動詳細：

冬秀：

我托劉瑞恆先生帶給大春美金貳仟元的匯票一張。我要你能收到美金，故托大春代為設法。劉先生自己只准帶五百元，故他不能帶現款給你。
去年孫科組閣，曾要我做外交部長，我堅決辭了。此次閻錫山先生組閣，事前未得我同意，竟先發表了我的外交部長。六月十二日我在康奈爾大學，遠在鄉間，始得合眾社電話報告，我說，事前無所知，至今未得正式通知，消息大概不確。但我在鄉間（赴我們同班畢業三十五年的紀念會）的休假日從此不得清閒了。
十四日早晨回到紐約，始得讀閻先生六月十二日的電報，我同時也收到別位朋友的電報，勸我不要即日堅辭，以免拆新閣的台。
我在十四日正午出門看人，即發心臟病一次。下午請醫生來驗看，那時心臟早已復原了，血壓也不太低。睡了半天，我覺得完全好了。你讀了此一段，千萬不要著急。
但這是一個警報。我是一個無能的人，遇事就發愁發急，故前年十二月十九、二十兩日連發老病兩次，也是因為政府在十二月十六夜提議要我改行，要我再去做大使。（按：胡適在這段話的上面寫著：「十一年前得心臟病，是在十二月四日，在我到華盛頓之後兩個月，也可以說是發急的結果。」 ）
我想了幾天，到六月二十一日，沒有同朋友商量，就打電報給閻先生，把此事堅決辭了。到今天已是第四天，我想此事大概沒有問題了。即使還有麻煩，我決心不幹是不變的。
我還是決定要回國，所以有五六個大學請我教書，我都沒有接受。我的護照是十月二十的期限，我也沒有去辦展限事。
我自己深切明白自己是個無能的人，但總有一些人夢想我能做別人不能做的奇蹟。徽州俗話說：「做戲無法，出個菩薩」，正是這種夢想。
醫生說我的心臟並不顯出擴大的情形，牙齒也去看過一次，費了半個下午，大概還得去一兩次。
只是睡覺不好，常常要用安眠藥。
曾小姐要的證件，都給辦了。
祝你們好。特別盼望你保重。

此信可與孟真，澤涵，子水看看。

適之

卅八，六，廿四上午

國民黨每在走投無路之時想到胡適，1947年3月間，蔣介石力邀胡適加入國府委員，正是同一把戲。國民黨的這一作法，讓我想起，傅斯年在力勸胡適萬不可加入國府委員的一封信上所用的一個比喻：讓胡適加入國民黨政府，無非是「大糞堆上，插一朵花。」這真是很生動的比喻了。閻錫山在1949年6月，國民黨窮途末路之時，任命胡適為外交部長，並不讓他及時發表不就的聲明，難怪胡適要急出病來了。（四）




國民政府徹底潰敗，局勢急轉直下

就現存的信看來，胡適幾乎有半年的時間沒寫信給冬秀。在這半年的時間裡，國民政府徹底潰敗，撤退到了台灣，共產黨在10月1日，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家庭方面，祖望和曾淑昭10月在曼谷結了婚，冬秀也離開了台北，去了曼谷，但婆媳之間並不融洽，祖望急於把母親送到美國去。局勢的急轉直下，加上家庭情況的改變，逼得胡適不得不考慮留在美國教書。他在1949年10月6日，寫給羅家倫的信裡說，「我來此邦已半年，日夜焦慮，而一籌莫展！活了五十八歲，不曾嘗過這樣苦心境！」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此時竟也愁眉苦臉了。

在一封1949年12月7日給冬秀的信裡，他提到了護照展期，打算開始在美國找教書工作：

冬秀：

你到曼谷的電報和信，我都收到了。

我真對不住你！這一夏天，竟沒有回答你第八，九，十等號信。原因是，你的問題，我一時想不出解決的辦法。我至今還是暫住的護照，轉了一期，可以住到四月廿日。

我上個月寫信給祖望大致說，為了媽媽的事，我怕不能不就教書的事。我現在正想法子。要先決定了在一處教書，寫書，然後可以出門到加拿大一次，改換護照的身分。

此事不很容易，因為種種手續，需要一點籌畫，計算。當時是人請我，我沒有就。現在是我要人請我，所以不很容易。何況在國家最倒楣的時候！何況我又是最不願意求人的人！但我要你明白，我一定十分注意這件事。

你的第十二號信，我仔細讀了，我完全明白。我完全同情。其實我早就明白了，但我沒有法子寫信告訴你。

阮太太還沒有來看我。

謝謝你寄生日禮來給我做生日！你今年六十歲生日，我不能在你身邊，十分不好過！我寄一張百元支票給你，支票上寫的是祖望的名字，可叫他去換成美鈔，讓你自己去買點日用東西，算是我送你的生日禮。

前年你的生日，我飛回去，趕上你的中西曆合璧的生日。去年我們在患難中同過生日。今年又分開了。我敬祝你身體康健，無憂無慮，不氣不惱，平安快樂！（按：在這段的上方，胡適加了一句話：我祝我們明年同過生日時，一切都比今天好多了！）

適之

卅八，十二，七早

自從前年十二月廿日到今天，我居然沒有開紙煙戒！

協和醫院大夫來信，說小三仍住在江家，但沒有事做。

我剪下北平人民日報（八月廿九）一段，可見江寶蒼家被沒收了。

我的身體不大好。十月中有兩次發病，故十一月十九日，我出門去玩了十五六天，十一月中只發病一次。 適

在離亂中，胡適還耿耿以未能為冬秀慶生感到不安，是很見夫妻深情的。(五)





決定在美國暫住下來

半個月之後，1949年12月23日，胡適寫了一封信給趙元任，提到冬秀去曼谷，和他自己找工作的事，可以補充上引這封信的不足：

現在冬秀到了曼谷，看看兒子媳婦（祖望Oct.1, 在曼谷結婚了），但她的意思很不願意久居曼谷。（媳婦是曾淑昭女士，金女大畢業，四川人，我和冬秀都見過。）她也不願回台北去。因此，我不能不重新考慮我的教書問題……從前冬秀在台北，我總勸她不要輕易離開台北。我寄了一點錢去，勸她自己「頂」一所小房住。但此次她既去曼谷（Bangkok），很感覺新時代的「婆婆」不應該久居，叫新時代的「媳婦」生厭。（她的信很婉轉，但她去了十五天，就感覺不能久居了！）所以我要托元任為我仔細想想。曼谷的事還牽涉到暹羅是否會承認中共政權的問題，又牽涉到暹羅本身是否安全的問題，所以我頗憂慮。

胡適在信中托趙元任為他打聽加州大學教職的情形。

1950年2月11日，胡適有信給冬秀，可以看出婆媳之間的衝突已經非常嚴重了：

冬秀：

謝謝你的十三號信，十四號信。謝謝你托阮太太帶來的兩件長衫。阮太太走後，我打開衣包，忍不住傷心。我一定寶貴這兩件衣服。

今天早上，祖望來了一個英文電報，說，「媽媽事事干涉，實難相處。很想送媽到你處，或送到香港，或送到台灣。急待回電。」

我看了電報，又氣又急。我回了一電，說，「從我的三千元支票裡，撥乙千元給媽媽，使她可以離開你家，暫時分住，等我接她來。」

去年三月，祖望要我留一張支票給淑昭，數目是三千元，預備萬一要避難到美國留學，可以給美國領事館驗看支票，不至於受留難。

這張支票，去年九月裡淑昭已取出了。她此時不到美國留學，所以我電報上說，「撥乙千元給媽媽。」

今天我另寄一張五百元的支票給你，可叫祖望取出交給你。

你要租房單住，可托沈君怡兄或吳亦飛兄（吳名尚鷹），千萬不可隨便托人。有事時，可將實話告訴君怡，請他幫忙。

你十四號信上說，「照現在每月開支總要四五百美金。」我不知道曼谷生活程度有如此之貴。所以我勸你去請君怡或吳亦飛幫忙，不要租太貴的房子。

我的存款（舊存款）到去年我來時，只剩五百多元了。我帶來的錢，總數只有乙萬八千元。此中，我留給淑昭三千元，寄台灣給你兩千元，還了祖望七百五十元。這就近六千元了。

我在這九個月裡，沒有教書，沒有外出講演，只收了幾百元的講演費。所以我此時存錢不多，只能先寄五百元給你，另外叫祖望撥乙千元給你。

我把澤涵的信細細看過，很感覺興趣。（上次剪報有江寶蒼家抄家的事。澤涵信上沒有提及。）

我自己的事，趙元任兄曾為我設法探問。但在學年中間，沒有大學可以容易聘請新教員。不得已時，我可以另尋別的事，如專做研究，寫書之類。

總之，我要你放心。我確是在這裡設法。（趙元任太太太樂觀，要替我尋一所房子，就在他家隔壁。我請元任先探問我教書的事，再尋房子，不遲。）

我沒有多寫信，真對不住你。以後我要多寫信。

老實說，信真難寫。

兒子十二月十九日有長信給我，我幾次想寫信，總寫不成。

祝你好，祝你早日搬出。

適之

三天後，2月14日，胡適又為同一件事，寫信給冬秀：

冬秀：

十一日的信寫好了，我想放在桌子上，隔兩三天，再寄出。

昨夜（十三）收到你的十五號信，沒有日子，但信裡說，「昨天三號已經搬進去了」，可知信是二月四號寄的。

奇怪得很，你二月三日已搬出去住了，為什麼祖望十日還打電報來要把媽媽送走呢？

你現在租的房子太貴，怕有緩急時不容易支持。所以我勸你托沈君怡兄幫忙，也許可以尋得比較不貴的房子。

附上短信，可以交給君怡。領事館的信，下次寄給你，我得先把我的護照再展六個月的期限。（四月二十日起）。

適之

這封短信是附在11日的信中，同時付郵的。信寄到「曼谷紗廠」（The Bangkok Cotton Mills, Ltd.），由祖望轉交。此時祖望在曼谷紗廠任總工程師。曼谷紗廠是當時紡織大王榮德生的幼子榮研仁1949年創立的。榮研仁與祖望早年在上海認識，並同在美國留學。信中多次提到的沈君怡（1901-1980），原名景清，後改名怡，字君怡，浙江嘉興人。時任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防洪局局長。他是陶孟和的小舅子。（六）




1950年4月3日胡適在給沈君怡的信中提到，他是如何決定在美國暫住下來的，「我去年秋就不願意久留，特別是慮美政府也許承認中共的政權，那時我如何能住下去？今年（按：1950）1月14日，美國宣布撤退中共區域內的一切美國領館人員以後，我才敢懸斷，美國在最近一年或一年半以內，大概不會承認中共政權。」他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打算一時之間不離開美國。

冬秀到美，不再書信往返

1950年4月20日，胡適有信給冬秀，通知她赴美簽證已辦好：

冬秀：

四月四日的長信，始終沒有寫完，後來（四月六日）我病了，就寫不下去了。

我的病是大腸發炎，故下肚作痛，手摸著很痛，瀉肚多次──每天十二三次，瀉不清楚──人工灌腸兩次。醫生說是大腸發炎，吃了一星期的藥，現在肚皮全部摸著沒有痛的地方了，完全好了。

我四月四日寫了一封長信給沈君怡先生，附有文件，請他給你解說，你看見了嗎？那封信說，我的護照身分更改詳情，可以供他參考。

四月八日夜，我打一電報給君怡，說「非正式聽說美國務院已有訓令給美國駐曼谷大使館簽發胡太太的護照。請君怡與謝大使幫忙。」

四月十三日我才知道美國務院的電報是四月十日發出的。國務院開帳單來收去「四元一角四分」的電報費，可見電報確已發了！（大使館替我付款的公函副本，昨天寄到了。）我盼望你此時已得到護照簽證了。

胡適在美居留的身分問題，一直要到1950年5月間，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請他當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職務並以相當於正教授的職稱（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with rank of full professor）聘任，才得到解決。

我看到上引的這封信似為殘本。江冬秀在得到護照簽證後，並未立即赴美，而是繞道香港搭伴同行。胡適在1950年6月9日致沈君怡的信中說：「她（按，冬秀）五月十日飛到香港，玩了近二十天，卅日搭伴飛美，在金山又玩了七天，今午（六月九日）才飛到紐約。」冬秀到美之後，自然就不用書信往返了。就現存的檔案來看，有整八年的時間沒有家書。但胡適這八年的私人生活，也還可以從他的日記以及他給別人的信件中，看出一個大概。1950年10月2日，胡適在給趙元任的信中懇求他不要寄原版的《四部叢刊》來，因為家中既無放置的地方，也無整理的人手。很透露了一些他當時的生活情況：

冬秀對於書架，絕對不感興趣，他絕對不能幫我的忙……我現在的情形很像一個baby-sitter，困難萬分……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熱鬧的，最怕瑣碎麻煩的。現在我才知道，這個小小apartment若要弄乾淨，必須我自己動手掃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煙頭煙灰堆滿的ash-try……只有一位老太太，每星期二來做六點鐘的工，但家中若沒有人對於清潔有興趣，有指示能力，佣人當然要躲懶的。

在顛沛流離之中 進入了他的晚年

在這段話裡很可以看出胡適1950年代在紐約生活的拮据和樸素。當然，其中也有少許對冬秀的失望。1951年3月29日，胡適在給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的信中，講到過去兩年的生活，「一切都如噩夢！」

1949年在胡適一生中是個轉捩點。從他1917年回國，32年來，他始終是中國學術界的中心人物。1949年之後，胡適在中國大陸的地位漸漸的由中心轉向邊緣。大陸1950年代所掀起的胡適思想批判，雖曾影響全國，但那畢竟是以胡適來作為「反面教材」進行的，這和當年開風氣之先的胡適，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就胡適個人生命而言，1949年，他58歲，距他逝世，還有12年，胡適是在顛沛流離之中進入了他的晚年。（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