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政府遷到台北，共軍奪得大陸江山。「國民黨為何一敗塗地」？從大陸逃到台灣的人急於探索答案，那時你在各種場合都可以聽到人人有個「假使」：假使一九四五年九月在重慶殺掉毛澤東，假使馬歇爾不來調停國共衝突，假使不裁編軍隊，假使不行憲選舉，假使不發行金圓券……
「向敵人學習」與「實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許多人藉著「假使」推卸責任，歸咎別人：輿論取悅中共，學潮幼稚瘋狂，奸商興風作浪，官吏貪污無能，軍隊驕悍愚昧，黨部與民眾脫節，一一發掘出來，萬象雜陳。有人喟然嘆曰：「中國大陸赤化的原因一共有四萬萬五千萬條，每個中國人一條。」（那時號稱中國人口為四萬萬五千萬人。）
這些瑣碎的談論匯合成兩個龐大的議題，各據一方，針鋒相對。這一邊說，中共能夠席捲天下，因為他澈底控制了人民，他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他奇詭善變沒有道德底線，他心狠手辣斬草除根。今後反共，要取人之長，補我之短，以組織對組織，以陰謀對陰謀，以殘忍對殘忍。於是出現一個口號：「向敵人學習」。
另一邊說法完全不同，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唯一的原因是大陸人民沒有民主自由，國民政府只是採取了一些虛偽的民主形式裝點門面，只是把自由當做特惠籠絡少數特定的人物，今後反共，唯有實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論戰
一場言論大戰吸收了所有的假設，有人稱之為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爭執。那時中共「血洗台灣」的口號震天動地，如何保全這最後一片土地，人人煞費思量，情急之下，選邊插隊，尋找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時我是一個喜歡思想的青年，又在傳播思想的媒體工作，成為雙方忠實的讀者。
我常想，為甚麼要「向敵人學習」？為甚麼要那麼狠、那麼詐、那麼殘暴專橫？因為要打敗共產黨。為甚麼要打敗共產黨？因為共產黨陰狠橫暴。聽起來，好像天下的壞事只有國民黨可以做，共產黨不可以做，國民黨好像和共產黨爭做壞事的特權。他們的理論有缺點，我急於知道另一邊怎麼說。
胡適在台北第一次公開演講，開宗明義解釋甚麼是自由，他說自由就是「由自」，由我自己。沒幾天報上出現嚴厲的駁難，質問他：「官吏自由，誰不貪污？學生自由，誰肯考試？軍人自由，誰肯打仗？」如果我的記憶正確，「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論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大戰應該發生在一九五二年之後，在此之前，略有零星接觸，一九五○年，《掃蕩報》主筆許君武曾向台大教授殷海光挑戰，稍後，《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曾向台大校長傅斯年挑戰，直接間接都是為了自由主義。
胡適站在自由主義這一邊，他從未使用「自由主義」這個名詞，他的夥伴們樹立了這樣的旗號，而他儼然成了領袖。比起《獨立評論》時代，他上場的時候不多，但是正如他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創辦人雷震所說，別人寫的文章都會記在胡適的賬上。我開始用心閱讀《自由中國》半月刊，它每一期給我的感受都像探險。我是訓政時期長大的青年，我們被一再告知：自由誠可貴，紀律價更高。依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傑出的領袖要有一群傑出的人物跟隨他，這一部分人交出個人的自由，各盡所能配合他，創造環境，成就一番事業。擁有個人自由的大眾，只能享用成果，因此個人自由是一個比較低的人生境界。
《自由中國》完全「顛覆」了這個觀念，它灌輸的意識形態恰恰相反，組織和紀律只能給你低級的人生，甚至是可恥的人生。在我看來，《自由中國》的殺傷力並非批評政治，而是有效的消解了犧牲、服從、效忠等觀念，我午夜夢回常常聽到春冰初溶的破裂之聲， 如此這般固然可以熔化「鐵板一塊」的共產黨，可是國民黨的同舟一命、萬眾一心也就成了笑柄。那時候，身為自由主義者，無論你的熱情多高，抱負多大，你無法同時殺死共產黨和國民黨，你也切忌先殺國民黨後殺共產黨，你只能先殺共產黨再殺國民黨。自由主義者犯了戰略上的錯誤。
胡適是否出任總統，問題在如何維持自由主義的價值系統
那時我正在思想上尋求出路，胡適和他的夥伴們一言一行，都曾在我心中千迴百轉，我讀《自由中國》受益良多，但是我必須說，他們所建立的理論只能修身齊家（也可以辦大學），不能治國平天下。他們從未談到，當自由受到外來威脅時如何保障自由，就治國的大計而論，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口。鄭學稼質問：「如果老百姓一定做奴隸，為甚麼要一個打敗仗的做主人？」問得好厲害！可是如果打勝仗可以不做奴隸，又如何始能打勝？富蘭克林說：「為安全而犧牲自由的人兩者皆空」，精彩！可是為自由而犧牲安全的人呢？
想那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實行憲政，有意推舉胡適做第一任總統，據說胡先生動了心，跟他的一位朋友商量，朋友問他，當了總統能否指揮軍隊？胡氏廢然作罷。我認為胡適是否出任總統，問題不在能否指揮軍隊，而在如何維持自由主義的價值系統。如果他做總統，照例要向三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訓話，他難道還能說「自由就是由自」？他照例要在國慶日發表文告，他豈能說「國家為個人而存在，個人非為國家而存在」？他要說甚麼樣的話鼓勵敵後的工作人員？他要說甚麼樣的話安慰殉職警察的家屬？英美是我們心目中民主自由的聖地，大戰時期，邱吉爾也得告訴英國人，與其個別受刑，寧可全體受刑。（與其在敵人占領下任憑宰割，不如團結犧牲擊退敵人。）冷戰時期，甘迺迪也得告訴美國人，與其戴著奴隸的鎖枷，不如揹起士兵的背包。
胡適曾引發軍方的反彈
胡適和他的夥伴們，既然沒有給軍隊、情報、警察留下生存的意義，這就引發了軍方的反彈，軍方為了照顧士氣，對他的官兵要有個說法，於是出現所謂圍剿。當時雖然金鼓齊鳴，但出手的媒體不多，採取中央突破的戰術，「剿」則有之，「圍」則未能。
我也細讀了那些文章。批胡者使用毛式語言，毛澤東創一代文風，語言有霸氣，粗暴武斷，使人停止思考。批胡者引述胡適的話不加引號，不註明出處，以自己的議論混雜其中，常常把他對胡適意見的了解當做胡適的意見，把假設將要出現的情況當做已經發生的情況，東拉西扯，迂迴包抄，以量代質，小魚吃大魚。這些文章鎖定以基層官兵為對象，想必是作者遷就讀者的水準，如此批胡，真是以下駟對上駟。也許主其事者胸中有奇兵，諸葛亮要罵死王朗。胡適大概從未想到，他所提倡的白話文被這樣使用。
胡適從未公開反駁台灣軍方的指控，好像也從未在私下對朋友說過甚麼。有人認為，天下批胡者何其多，如果胡適每一篇文章都看，他將沒有時間再做任何事情。倒是軍方的記者好奇，利用採訪之便私下提問，想知道胡適對「我們」的批評有甚麼意見。據轉述，胡適的答覆是，「你們」批評我的時候，應該同時把我的文章登出來，讓讀者看看我究竟說甚麼。可見那些文章他還是看了！還是看了！胡適常說自己有嚴重的心臟病，美國的人壽保險公司拒絕為這樣的病人保險，不管他怎樣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那些文章不會使他延年益壽。
世人都說蔣介石專制極權，氣死胡適、冤死雷震、憋死殷海光。今天回想起來，蔣介石總統使用「兩手」策略，他也許把專政當本錢，把民主當利息，本錢充足的時候，不妨拿出利息來讓你們揮霍一下，可是雷震後來要動他的老本，那只有魚死網破！我不是評斷誰是誰非，我只是指出因果。
胡適也覺得雷震越過了警戒線，寫信勸他，信中引用了「殺君馬者道旁兒」。雷震不聽，你既然給「自由」下了那樣的定義，怎能怪人家「由自」？一九六○年九月，《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二六○期之後，雷震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公無渡河！公竟渡河！一九六二年二月，胡先生心臟病猝發逝世，發病時正在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的會議上演講，正好講到有人罵了他四十年。
除了自由主義，反共沒有理論
《自由中國》諸賢何以要「呷緊弄破碗」，費我半生思量。看後來的世界大勢，他們也許知道美國的底牌，美國一定保護台灣，制止中共的武力統一，國民黨的戰爭心理是多餘的，台灣因準備戰爭而犧牲民主自由，根本是無謂的浪費。
他們也許並不知道美國的底牌，高估了美國的影響力。那時美國是國民黨政權的救星，美國政府是台灣的民主運動安全可靠的保護傘，蔣介石必須為他們留有餘地，因而低估了蔣氏的決心。雷案發生後，當局沒有展開對孫立人那樣的清洗，我們那些在民營報館舞文弄墨的人，也沒有覺得「風緊」。畢竟槍桿子重，筆桿子輕，蔣氏可以繼續玩他的「兩手」。
一九五○年代的思想論爭，一度幾乎把我撕裂，還好，《自由中國》教人獨立思考，也訓練我對人生世相的穿透力，有這一番長進，我得以從兩者之間全身而退，並且有可能成為一個夠格的作家。有一些人抱著押寶的心情，你玩兩手，我押一門。有人押大，服從集權，有人押小，爭取民主，不但本省人普遍押小，外省人也越來越多，押小的人贏了。
今天後見之明，押小一定贏。長期和平，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政權也像人一樣，不能永遠握緊拳頭，必須放開。人性「落水思命，得命思財」，大略言之，一九五○年代是外省人「思命」的年代，六○年代進入「思財」，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的算盤。歷史俱在，政府常用強悍手段營救社會，社會得救後再轉過頭來清算強悍手段，兩者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蔣經國上台執政，他好像有新的領悟，民主自由才是本錢，專政才是利息。這一念之轉善果纍纍，他在利息耗盡以後保住了老本。
《自由中國》橫跨一九五○年代，在世十年九個月，出刊二六○期。我覺得它前一段時間平淡，後一段時間偏頗，「中段」聲望最高，十年閱讀，他們在我心頭留下深刻的腳印。任何一個作家都嚮往民主自由，單憑民主自由似乎又難以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如何解決，還是靠《自由中國》給了我一個「解釋」，我讀到這麼兩句話：「除了自由主義，反共沒有理論；除了納粹，反共沒有方法」。
「向敵人學習」與「實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許多人藉著「假使」推卸責任，歸咎別人：輿論取悅中共，學潮幼稚瘋狂，奸商興風作浪，官吏貪污無能，軍隊驕悍愚昧，黨部與民眾脫節，一一發掘出來，萬象雜陳。有人喟然嘆曰：「中國大陸赤化的原因一共有四萬萬五千萬條，每個中國人一條。」（那時號稱中國人口為四萬萬五千萬人。）
這些瑣碎的談論匯合成兩個龐大的議題，各據一方，針鋒相對。這一邊說，中共能夠席捲天下，因為他澈底控制了人民，他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他奇詭善變沒有道德底線，他心狠手辣斬草除根。今後反共，要取人之長，補我之短，以組織對組織，以陰謀對陰謀，以殘忍對殘忍。於是出現一個口號：「向敵人學習」。
另一邊說法完全不同，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唯一的原因是大陸人民沒有民主自由，國民政府只是採取了一些虛偽的民主形式裝點門面，只是把自由當做特惠籠絡少數特定的人物，今後反共，唯有實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論戰
一場言論大戰吸收了所有的假設，有人稱之為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爭執。那時中共「血洗台灣」的口號震天動地，如何保全這最後一片土地，人人煞費思量，情急之下，選邊插隊，尋找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時我是一個喜歡思想的青年，又在傳播思想的媒體工作，成為雙方忠實的讀者。
我常想，為甚麼要「向敵人學習」？為甚麼要那麼狠、那麼詐、那麼殘暴專橫？因為要打敗共產黨。為甚麼要打敗共產黨？因為共產黨陰狠橫暴。聽起來，好像天下的壞事只有國民黨可以做，共產黨不可以做，國民黨好像和共產黨爭做壞事的特權。他們的理論有缺點，我急於知道另一邊怎麼說。
胡適在台北第一次公開演講，開宗明義解釋甚麼是自由，他說自由就是「由自」，由我自己。沒幾天報上出現嚴厲的駁難，質問他：「官吏自由，誰不貪污？學生自由，誰肯考試？軍人自由，誰肯打仗？」如果我的記憶正確，「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論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大戰應該發生在一九五二年之後，在此之前，略有零星接觸，一九五○年，《掃蕩報》主筆許君武曾向台大教授殷海光挑戰，稍後，《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曾向台大校長傅斯年挑戰，直接間接都是為了自由主義。
胡適站在自由主義這一邊，他從未使用「自由主義」這個名詞，他的夥伴們樹立了這樣的旗號，而他儼然成了領袖。比起《獨立評論》時代，他上場的時候不多，但是正如他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創辦人雷震所說，別人寫的文章都會記在胡適的賬上。我開始用心閱讀《自由中國》半月刊，它每一期給我的感受都像探險。我是訓政時期長大的青年，我們被一再告知：自由誠可貴，紀律價更高。依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傑出的領袖要有一群傑出的人物跟隨他，這一部分人交出個人的自由，各盡所能配合他，創造環境，成就一番事業。擁有個人自由的大眾，只能享用成果，因此個人自由是一個比較低的人生境界。
《自由中國》完全「顛覆」了這個觀念，它灌輸的意識形態恰恰相反，組織和紀律只能給你低級的人生，甚至是可恥的人生。在我看來，《自由中國》的殺傷力並非批評政治，而是有效的消解了犧牲、服從、效忠等觀念，我午夜夢回常常聽到春冰初溶的破裂之聲， 如此這般固然可以熔化「鐵板一塊」的共產黨，可是國民黨的同舟一命、萬眾一心也就成了笑柄。那時候，身為自由主義者，無論你的熱情多高，抱負多大，你無法同時殺死共產黨和國民黨，你也切忌先殺國民黨後殺共產黨，你只能先殺共產黨再殺國民黨。自由主義者犯了戰略上的錯誤。
胡適是否出任總統，問題在如何維持自由主義的價值系統
那時我正在思想上尋求出路，胡適和他的夥伴們一言一行，都曾在我心中千迴百轉，我讀《自由中國》受益良多，但是我必須說，他們所建立的理論只能修身齊家（也可以辦大學），不能治國平天下。他們從未談到，當自由受到外來威脅時如何保障自由，就治國的大計而論，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口。鄭學稼質問：「如果老百姓一定做奴隸，為甚麼要一個打敗仗的做主人？」問得好厲害！可是如果打勝仗可以不做奴隸，又如何始能打勝？富蘭克林說：「為安全而犧牲自由的人兩者皆空」，精彩！可是為自由而犧牲安全的人呢？
想那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實行憲政，有意推舉胡適做第一任總統，據說胡先生動了心，跟他的一位朋友商量，朋友問他，當了總統能否指揮軍隊？胡氏廢然作罷。我認為胡適是否出任總統，問題不在能否指揮軍隊，而在如何維持自由主義的價值系統。如果他做總統，照例要向三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訓話，他難道還能說「自由就是由自」？他照例要在國慶日發表文告，他豈能說「國家為個人而存在，個人非為國家而存在」？他要說甚麼樣的話鼓勵敵後的工作人員？他要說甚麼樣的話安慰殉職警察的家屬？英美是我們心目中民主自由的聖地，大戰時期，邱吉爾也得告訴英國人，與其個別受刑，寧可全體受刑。（與其在敵人占領下任憑宰割，不如團結犧牲擊退敵人。）冷戰時期，甘迺迪也得告訴美國人，與其戴著奴隸的鎖枷，不如揹起士兵的背包。
胡適曾引發軍方的反彈
胡適和他的夥伴們，既然沒有給軍隊、情報、警察留下生存的意義，這就引發了軍方的反彈，軍方為了照顧士氣，對他的官兵要有個說法，於是出現所謂圍剿。當時雖然金鼓齊鳴，但出手的媒體不多，採取中央突破的戰術，「剿」則有之，「圍」則未能。
我也細讀了那些文章。批胡者使用毛式語言，毛澤東創一代文風，語言有霸氣，粗暴武斷，使人停止思考。批胡者引述胡適的話不加引號，不註明出處，以自己的議論混雜其中，常常把他對胡適意見的了解當做胡適的意見，把假設將要出現的情況當做已經發生的情況，東拉西扯，迂迴包抄，以量代質，小魚吃大魚。這些文章鎖定以基層官兵為對象，想必是作者遷就讀者的水準，如此批胡，真是以下駟對上駟。也許主其事者胸中有奇兵，諸葛亮要罵死王朗。胡適大概從未想到，他所提倡的白話文被這樣使用。
胡適從未公開反駁台灣軍方的指控，好像也從未在私下對朋友說過甚麼。有人認為，天下批胡者何其多，如果胡適每一篇文章都看，他將沒有時間再做任何事情。倒是軍方的記者好奇，利用採訪之便私下提問，想知道胡適對「我們」的批評有甚麼意見。據轉述，胡適的答覆是，「你們」批評我的時候，應該同時把我的文章登出來，讓讀者看看我究竟說甚麼。可見那些文章他還是看了！還是看了！胡適常說自己有嚴重的心臟病，美國的人壽保險公司拒絕為這樣的病人保險，不管他怎樣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那些文章不會使他延年益壽。
世人都說蔣介石專制極權，氣死胡適、冤死雷震、憋死殷海光。今天回想起來，蔣介石總統使用「兩手」策略，他也許把專政當本錢，把民主當利息，本錢充足的時候，不妨拿出利息來讓你們揮霍一下，可是雷震後來要動他的老本，那只有魚死網破！我不是評斷誰是誰非，我只是指出因果。
胡適也覺得雷震越過了警戒線，寫信勸他，信中引用了「殺君馬者道旁兒」。雷震不聽，你既然給「自由」下了那樣的定義，怎能怪人家「由自」？一九六○年九月，《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二六○期之後，雷震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公無渡河！公竟渡河！一九六二年二月，胡先生心臟病猝發逝世，發病時正在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的會議上演講，正好講到有人罵了他四十年。
除了自由主義，反共沒有理論
《自由中國》諸賢何以要「呷緊弄破碗」，費我半生思量。看後來的世界大勢，他們也許知道美國的底牌，美國一定保護台灣，制止中共的武力統一，國民黨的戰爭心理是多餘的，台灣因準備戰爭而犧牲民主自由，根本是無謂的浪費。
他們也許並不知道美國的底牌，高估了美國的影響力。那時美國是國民黨政權的救星，美國政府是台灣的民主運動安全可靠的保護傘，蔣介石必須為他們留有餘地，因而低估了蔣氏的決心。雷案發生後，當局沒有展開對孫立人那樣的清洗，我們那些在民營報館舞文弄墨的人，也沒有覺得「風緊」。畢竟槍桿子重，筆桿子輕，蔣氏可以繼續玩他的「兩手」。
一九五○年代的思想論爭，一度幾乎把我撕裂，還好，《自由中國》教人獨立思考，也訓練我對人生世相的穿透力，有這一番長進，我得以從兩者之間全身而退，並且有可能成為一個夠格的作家。有一些人抱著押寶的心情，你玩兩手，我押一門。有人押大，服從集權，有人押小，爭取民主，不但本省人普遍押小，外省人也越來越多，押小的人贏了。
今天後見之明，押小一定贏。長期和平，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政權也像人一樣，不能永遠握緊拳頭，必須放開。人性「落水思命，得命思財」，大略言之，一九五○年代是外省人「思命」的年代，六○年代進入「思財」，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的算盤。歷史俱在，政府常用強悍手段營救社會，社會得救後再轉過頭來清算強悍手段，兩者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蔣經國上台執政，他好像有新的領悟，民主自由才是本錢，專政才是利息。這一念之轉善果纍纍，他在利息耗盡以後保住了老本。
《自由中國》橫跨一九五○年代，在世十年九個月，出刊二六○期。我覺得它前一段時間平淡，後一段時間偏頗，「中段」聲望最高，十年閱讀，他們在我心頭留下深刻的腳印。任何一個作家都嚮往民主自由，單憑民主自由似乎又難以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如何解決，還是靠《自由中國》給了我一個「解釋」，我讀到這麼兩句話：「除了自由主義，反共沒有理論；除了納粹，反共沒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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