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蒂瑪《我兒子的故事》
葛蒂瑪不是第一個引人矚目的南非作家，卻可能是當今最受重視的南非作家，她在小說作品中所展現的道德勇氣，至今仍在世界文壇上為大家所津津樂道，她於一九九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更發揮了她在道德上及政治上的影響力 ，提早結束了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我兒子的故事》出版於1990年，故事背景設定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之間的約翰尼斯堡，主要情節描寫一個黑人家庭如何在婚外情和對抗種族隔離政策的交錯行動之下，最後面臨毀滅的命運。這顯然是一本充滿威力的政治小說，葛蒂瑪透過不同敘述觀點（第一和第三人稱），細膩貼切寫出了南非當代的歷史宿命，當然，這本小說的真正魅力不單只在展現抗議的政治觀點，同時更迷人的地方反而在於作者對錯綜複雜之人際關係的觀察和分析評判，葛蒂瑪不期然闡述了人類生活的悲劇本質。
葛蒂瑪向來不喜歡別人為她的作品冠上「政治小說」的稱號；誠然，她的小說絕不是只描寫政治，政治只是題材的運用，她的真正魅力還是在闡述生活和人際關係的真正本質。
柯慈《屈辱》
在南非那種乖戾的政治環境下成長過來的作家，從事寫作之時，不去觸碰政治觀點的宣洩，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繼葛蒂瑪之後，柯慈一樣不能免俗，這最後還是歸結到個人的反省能力和道德勇氣，《屈辱》即是這樣一部小說，題材情節簡單，卻不會流於平板，反而能夠言之有物，充分展現了作者簡潔有力的行文風格。
這本小說多少反映了柯慈自己人到中年在性靈上的赤裸寫照，強烈述說了一個中年男人處在南非這樣一個壓抑的政治氣氛底下的尷尬處境，如果說《我兒子的故事》是種族隔離政策上的苦澀告白，那麼《屈辱》則是曼德拉政府之下另一不同面目的難堪經驗，即使抽離了種族隔離此一事實，筆調一樣苦澀難嚥，人生的痛苦事實一樣擺在那裡，回到跟葛蒂瑪同樣的水平。柯慈除了點綴政治事實，一樣多了一層有關人生事實的觀照，即使他的世界在格局上，偏狹局促，卻多少仍能散發某種程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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