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五月初的中國，全國沉浸在黃金周假期的娛逸氛圍中，北京天安門廣場遊人如織。四十年前此時，北京卻正發生著中國當代最大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禁忌 沒人敢公開談
當年毛澤東一手舞動群眾向這個國家及黨發動攻擊，「偉大的毛主席」頓時成為全中國盲目崇拜的對象，就在天安門廣場上，一樣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其中有不少是青年為骨幹的紅衛兵，這群人在毛江的鼓動下，以「破四舊」為名走出校門，殺向社會，開展了腥風血雨的十年。
一樣的廣場，但廿一世紀的中國人，可還是四十年前的靈魂？這個問題在中國，一直是個不能公開討論的課題。
解放軍研究單位一名主管說，黨和政府沒有明文規定不能紀念，但也沒說可以辦活動紀念。很多文革當事人都還在，黨政要員、媒體名人都有，若要所有當事人都出來認錯謝罪，那黨呢？還能維持統治的正當性嗎？
痛苦 作家出書記錄
去年大陸文壇上出了幾本以文革時代作為背景的小說，像余華的「兄弟」、劉醒龍的「聖天門口」、東西的「後悔錄」，不約而同地刻畫那個特殊的時代。其中最火熱的莫過於章伯鈞之女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的「往事未付紅塵」。
耐人尋味的還有，今年恰是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卅年，書市上早已是各種回憶錄充斥。無論是章詒和筆下的民主派人士，或者毛周舊屬記憶中的「時代偉人」，他們是達官顯要並不足以記載文革全貌。
動盪 勝中世紀歐洲
余華談到「兄弟」創作時形容，文革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而當代中國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更甚於今天的歐洲。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
憶往 淪為火紅商品
大陸社會對文革的關注，正朝一個失焦、商業化的方向前進。黨機器操控的媒體中，沒有任何關於文革四十年的討論，但在民間，從北京許多小公園裡高唱文革歌曲、樣板戲抒發自娛的中老年人與下崗職工，以及小報時而可見的老三屆尋人同學會憶往，乃至於許多仿文革時代人民公社食堂，由小紅衛兵跑堂點菜的餐廳，以及紅衛兵徽章、毛語錄、宣傳畫等文革象徵的產品，處處見商機。
文學家巴金在廿年前就倡議興建文革博物館，徹底反思並教育後人，但他去年過世時，這個心願仍未獲官方回應。
罪行 仍未坦然面對
曾經是革命闖將一員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說，中國人在面對歷史罪行時，其實還無法像二戰後德國人一般坦然面對，真心悔改。
徐友漁說，掩埋歷史的罪責不應該在中國人的國民性格中尋找，因為人們的淡忘不僅出於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壓制、威脅，感到恐懼。在中國大陸，說出真相是再困難不過、再危險不過的事。
信仰 在中國消失了
徐友漁指出，文革結束同時也終結了社會的盲信，但從此中國人也不再有信仰，大陸思想界最近十幾年一直在爭論究竟要不要有信仰價值。文革後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信仰真空的結果就是道德真空，什麼都沒了。
教條 仍然處處可見
一名出身老三屆的資深記者說，中共當然知道信仰真空與權威真空只是先後的問題，不過第四代領導人拿出的對策是教條式的「八榮八恥」，要全國努力學習，反而讓不少人從滿街的標語聯想到文革年代的大字報，反感或是嘲諷皆有，問題是四十年前的歷史錯誤已消解了人民對黨、對一切的信任，在沒有全面填補這道歷史鴻溝前，說再多精神文明建設，恐怕只是築塔於沙。
改革帶來貪腐 再來一次文革…民間現呼聲【2006/05/08 聯合報】記者楊羽雯專題報導
鄧小平在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時曾說，大家一致同意實行改革開放，要歸「功」於十年文革，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不少大陸學者也表示，改革開放到了「拐點」，民間也開始相關討論：中國接下來是往左走，還是往右走？要姓社，還是姓資呢？
今年的兩會中，分配不公造成的醫療、住房及教育問題深受關注，而早在春節前，社經學界就在質疑改革與爭論著改革的聲浪中交鋒，接著曾為鄧小平經改護駕的皇甫平再次出馬，與一批學者群起捍衛改革，左右兩派暫時在「理性反思改革」取得停火點。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指出，有關廿多年來改革成果討論，已觸及更深層的問題，如是誰分享改革利益？「中國改革已到了十字路口」。
孫立平觀察到，當今大陸社會中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認為被「改革」掠奪了利益。特別是國企改制，讓既得利益團體藉改革將利益最大化，而社會愈漸激烈的貧富落差，因此形成。
許多老北京人在最近十年的房改政策中，從「皇城子民」變成城外百姓。「我每次要去親友家，得走高速公路，看著豷北京豶的路標，覺得自己是鄉下人進城，心裡很不是味兒」。劉寧的母親原本住在東三環中央經貿區裡，那塊地現在是中央電視台的新址，她領五千多元人民幣一平方公尺的拆遷費，但那新樓蓋起來，每平方公尺至少有三萬元行情，「都是國家的地，憑什麼要我們走讓他們賺大錢？」
這種爭議不只在樓市火熱的北京，大陸各地都有體制改革後遺留的問題。很多人懷念起文革的均窮。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指出，民眾普遍質疑政府反腐反貪的成效，有人主張乾脆再來一次文革，藉由毛主席的「大民主」，發動群眾打倒特權階級。
特權在當今大陸，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經濟改革不過是讓原本朝政治傾斜的特權，改為朝政經結合、市場掠奪的特權。出租車司機老傅開了卅年車，他指著南池子大街開在四合院裡的仿古餐廳說，這條路上住的都是機關要員，能在這種地方開店，大家心裡都有數這是什麼來路的人，「如果沒有個好爸爸，能作這生意嗎？」
近代史學者章立凡指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早在廿年前就斷言，「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鄧小平說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和去年第四代領導人提出「行政體制改革」不同。
章立凡認為，如果改革不足以保障社會分配的公正，腐敗現象無法被有效遏制，重演文革內亂並非全無可能。
禁忌 沒人敢公開談
當年毛澤東一手舞動群眾向這個國家及黨發動攻擊，「偉大的毛主席」頓時成為全中國盲目崇拜的對象，就在天安門廣場上，一樣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其中有不少是青年為骨幹的紅衛兵，這群人在毛江的鼓動下，以「破四舊」為名走出校門，殺向社會，開展了腥風血雨的十年。
一樣的廣場，但廿一世紀的中國人，可還是四十年前的靈魂？這個問題在中國，一直是個不能公開討論的課題。
解放軍研究單位一名主管說，黨和政府沒有明文規定不能紀念，但也沒說可以辦活動紀念。很多文革當事人都還在，黨政要員、媒體名人都有，若要所有當事人都出來認錯謝罪，那黨呢？還能維持統治的正當性嗎？
痛苦 作家出書記錄
去年大陸文壇上出了幾本以文革時代作為背景的小說，像余華的「兄弟」、劉醒龍的「聖天門口」、東西的「後悔錄」，不約而同地刻畫那個特殊的時代。其中最火熱的莫過於章伯鈞之女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的「往事未付紅塵」。
耐人尋味的還有，今年恰是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卅年，書市上早已是各種回憶錄充斥。無論是章詒和筆下的民主派人士，或者毛周舊屬記憶中的「時代偉人」，他們是達官顯要並不足以記載文革全貌。
動盪 勝中世紀歐洲
余華談到「兄弟」創作時形容，文革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而當代中國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更甚於今天的歐洲。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
憶往 淪為火紅商品
大陸社會對文革的關注，正朝一個失焦、商業化的方向前進。黨機器操控的媒體中，沒有任何關於文革四十年的討論，但在民間，從北京許多小公園裡高唱文革歌曲、樣板戲抒發自娛的中老年人與下崗職工，以及小報時而可見的老三屆尋人同學會憶往，乃至於許多仿文革時代人民公社食堂，由小紅衛兵跑堂點菜的餐廳，以及紅衛兵徽章、毛語錄、宣傳畫等文革象徵的產品，處處見商機。
文學家巴金在廿年前就倡議興建文革博物館，徹底反思並教育後人，但他去年過世時，這個心願仍未獲官方回應。
罪行 仍未坦然面對
曾經是革命闖將一員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說，中國人在面對歷史罪行時，其實還無法像二戰後德國人一般坦然面對，真心悔改。
徐友漁說，掩埋歷史的罪責不應該在中國人的國民性格中尋找，因為人們的淡忘不僅出於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壓制、威脅，感到恐懼。在中國大陸，說出真相是再困難不過、再危險不過的事。
信仰 在中國消失了
徐友漁指出，文革結束同時也終結了社會的盲信，但從此中國人也不再有信仰，大陸思想界最近十幾年一直在爭論究竟要不要有信仰價值。文革後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信仰真空的結果就是道德真空，什麼都沒了。
教條 仍然處處可見
一名出身老三屆的資深記者說，中共當然知道信仰真空與權威真空只是先後的問題，不過第四代領導人拿出的對策是教條式的「八榮八恥」，要全國努力學習，反而讓不少人從滿街的標語聯想到文革年代的大字報，反感或是嘲諷皆有，問題是四十年前的歷史錯誤已消解了人民對黨、對一切的信任，在沒有全面填補這道歷史鴻溝前，說再多精神文明建設，恐怕只是築塔於沙。
改革帶來貪腐 再來一次文革…民間現呼聲【2006/05/08 聯合報】記者楊羽雯專題報導
鄧小平在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時曾說，大家一致同意實行改革開放，要歸「功」於十年文革，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不少大陸學者也表示，改革開放到了「拐點」，民間也開始相關討論：中國接下來是往左走，還是往右走？要姓社，還是姓資呢？
今年的兩會中，分配不公造成的醫療、住房及教育問題深受關注，而早在春節前，社經學界就在質疑改革與爭論著改革的聲浪中交鋒，接著曾為鄧小平經改護駕的皇甫平再次出馬，與一批學者群起捍衛改革，左右兩派暫時在「理性反思改革」取得停火點。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指出，有關廿多年來改革成果討論，已觸及更深層的問題，如是誰分享改革利益？「中國改革已到了十字路口」。
孫立平觀察到，當今大陸社會中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認為被「改革」掠奪了利益。特別是國企改制，讓既得利益團體藉改革將利益最大化，而社會愈漸激烈的貧富落差，因此形成。
許多老北京人在最近十年的房改政策中，從「皇城子民」變成城外百姓。「我每次要去親友家，得走高速公路，看著豷北京豶的路標，覺得自己是鄉下人進城，心裡很不是味兒」。劉寧的母親原本住在東三環中央經貿區裡，那塊地現在是中央電視台的新址，她領五千多元人民幣一平方公尺的拆遷費，但那新樓蓋起來，每平方公尺至少有三萬元行情，「都是國家的地，憑什麼要我們走讓他們賺大錢？」
這種爭議不只在樓市火熱的北京，大陸各地都有體制改革後遺留的問題。很多人懷念起文革的均窮。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指出，民眾普遍質疑政府反腐反貪的成效，有人主張乾脆再來一次文革，藉由毛主席的「大民主」，發動群眾打倒特權階級。
特權在當今大陸，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經濟改革不過是讓原本朝政治傾斜的特權，改為朝政經結合、市場掠奪的特權。出租車司機老傅開了卅年車，他指著南池子大街開在四合院裡的仿古餐廳說，這條路上住的都是機關要員，能在這種地方開店，大家心裡都有數這是什麼來路的人，「如果沒有個好爸爸，能作這生意嗎？」
近代史學者章立凡指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早在廿年前就斷言，「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鄧小平說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和去年第四代領導人提出「行政體制改革」不同。
章立凡認為，如果改革不足以保障社會分配的公正，腐敗現象無法被有效遏制，重演文革內亂並非全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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