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終於看了文革時期的樣板戲《紅燈記》,雖然這齣戲誕生在一個充滿迫害和動盪的年代,但在舞台上呈現的卻是一個善惡分明的清朗世界,中國人民為了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願意為國為黨犧牲,甚至臨刑前都不忘高喊「毛主席萬歲」,而最後的結尾也毫不令人意外的一定是邪不勝正。

戲劇裡的世界是多麼的美好,如果善可以這樣醒目,惡可以這樣具體,純潔那麼容易被召喚,易感之心未被磨鈍,人民可以因為「感動」,而輕信一個光明的未來。所謂「八億人民八齣戲」,對於許多成長在文革的人來說,《紅燈記》可能是當年少數的娛樂之一,因此我旁邊的觀眾居然能邊看邊唱應接得絲毫不爽,倒也真是不用驚奇。我比較好奇的是,這齣戲對他們的意義除了懷舊、回憶之外,是否也曾像鏡子一樣,照見當下現實的不堪?

時尚會復古,人難免也會向過去回歸,從過去裡看見儲存著的幼稚,但也發現一些質地是永遠的失去了。最近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作家查建英進行採訪的《八十年代訪談錄》,訪問了阿城、北島、陳丹青、陳平原、甘陽、李陀等十一位文化界人士,談論他們記憶中的八十年代。查建英在前言中說,這本書雖然記錄了許多珍貴往事,但卻不是一個「懷舊」項目;儘管和現在極為現實和複雜的時代相比,八十年代的總體氣氛的確浪漫並且相對簡單,但這些回憶者的態度卻不是一味懷舊或頌揚,相反的,他們對於那個時代抱著難得的坦率、客觀甚至苛刻的審視態度。

中國的八十年代和現在的差別是什麼?也許從書底羅列的常見詞就可見一二。和八十年代有關的常見詞是「激情、貧乏、熱誠、反叛、浪漫……」;到了九十年代至今,常見詞變成了「現實、利益、金錢、市場、信息……」,不同的詞彙標示著不同時代的面貌和價值取向。

最近,因為謝長廷提出「感動人民的力量」一說,讓我油然想起台灣的八十乃至九十年代,因為在我的感受裡,這樣修辭是屬於那個時代產物。就像北大教授陳平原指出,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界有一個特點:「就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一種開放的胸襟,既面對本土,也面對西方,還有就是很明確的社會關懷與問題意識。」八、九十年代的台灣,何嘗不是一個充滿理想的、浪漫的年代?各種政治的社會的運動,激發人民對正義的確信,對弱勢者的關注,相信經由改革,台灣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依稀記得余英時先生曾說,文革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是理想主義的幻滅。而從這些年扁政府的作為,也同樣令人感受到他們造成的影響之一,也正是消蝕了所謂的理想性,貽誤了改革的契機。也許這些年的鮮少政績都可以責怪於在野黨的制肘,或是中國的打壓,但是種種弊案的接連揭露,顯示執政團隊比舊勢力更經不起權力的腐化,這筆帳卻是只能算在自己頭上的。

人民的確感動過,而這也是執政者的權力基礎。只是現在再侈言「感動」,多少就像現在看《紅燈記》一樣,就算不是一種懷舊情緒,也是一種和當下現實割裂的樣板戲罷了。為何人民不再輕易感動?這個問題真的得好好的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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