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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內篇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羡慕而倣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
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羡慕而倣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
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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