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活
一個小小的花蓮市即是一個完整的存在。陽光和人影和一些晃動的聲響在其中日夜流動。美準歐吉桑的鐘聲無非是用一種甜蜜的方式，替我將這些零散的聲影像串肉粽般綁在一起，如家人般地伴我老去。除此之外若還有什麼，那就都是我所難以想像的了。
鐘錶行
隔壁美準鐘錶行的歐吉桑有一陣子喜歡把掛在他家騎樓外邊的那口電子鐘調到最大音量，每到整點，那宛如上下課鐘響的聲音就會傳遍從北濱街到中山路底、田埔車站到十六股這一大片廣闊的區域。也就是說，歐吉桑的鐘在中華路一響，大概全花蓮市都聽到了。
我不知道美準歐吉桑是因為怎樣的靈感，而將他家的鐘調成那麼大聲。或者，他是否曾經在這樣巨大的音響中得到一種發號施令的快感。但事隔多年，我很確定在那段鐘響的日子裡，歐吉桑的鐘聲讓我覺得整個花蓮市更像一個家。那鐘聲裡頭好像有股魔力，一旦響起，在聽得到的範圍裡的人似乎很快便會被馴化到一種節奏和氛圍裡。那感覺有點幽默，有點心照不宣，聽久了會覺得有某個人正在跟你傳送私密訊息，既溫暖又好玩。
美準鐘錶行是老店，開業五十六週年那年，歐吉桑做了一塊招牌，上面用紅漆寫了一排斗大的字：「五十六年的老店」。五十六！不是五十五也不是五十七，就是五十六！我問他：「歐吉桑，你寫五十六，那明年變五十七怎麼辦？」他也說不上來，就站在那口有數字顯示的電子鐘下光笑不答。也許我問的是蠢問題。明年五十七，那再改成五十七不就好了。
洗衣店
從美準沿著博愛街走，到民國路時往右轉，會看到一家法國神父主持的天主堂跟一家洗衣店。洗衣店不大，二十四小時服務，無日無暝，很辛苦的。他門口也掛了一個瘦長的直立招牌，上頭寫「你想什麼時候來洗都可以」。阿陸在台北廣告公司上班，去年中秋節回家路過時看到，一看便不知不覺地把眉頭皺到骨頭裡。他撰寫文案多年，出口成章，告訴我這事時隨口舉例：「他為什麼不寫個『隨時可洗，方便無比』呢？」我聽了也不知不覺把眉頭皺到骨頭裡。「意思不都一樣嗎？幹嘛那麼文謅謅？字不迷人人自迷。」我提醒阿陸不要墮入文字的迷障裡：「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該怎樣就怎樣。你看過光復糖廠那邊賣甘蔗的寫『甜加扣爸』嗎？」「甜加扣爸？」「用台語唸看看吧。」我才瞪他一眼，他就哈哈大笑地懂了。
天主堂法國神父
其實洗衣店隔壁天主堂法國神父的台語能力也好得很。一回我問他一個困惑我二十多年的問題：楚浮的那部片子為什麼叫「四百擊」？電影裡的青少年學壞跟「四百擊」有什麼關係？他翻開一本中國大陸版的法漢辭典，指著quatre cent coup（四百擊）這個法文片語用台語說：「它的意思就是做歹子啦，像偷竊、呷煙、相打……」然後停了片刻，眼珠骨碌骨碌打轉若有所思，接著說：「還有『開查某』……攏是啦。」稍後我走出教堂時，只覺得陽光燦爛得如同神父普羅旺斯的故鄉，當下感動得差點就這樣皈依了天主。唉！這位六十一年次的神父不是才來台灣沒多久嗎？怎麼那麼會講台語哩？
不久前在一部介紹Stradivarius提琴的片子裡看到義大利小鎮Cremona的風光。小小的街道上聽得到跟美準歐吉桑的電子鐘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教堂鐘聲。兩百多年前，Stradivari在那裡用他過人的天賦做出一把又一把的好琴。兩百多年後這些琴在資本主義市場硬是賣到好幾百萬美金的天價。史先生若地下有知，大概除了拍手叫好之外，還是拍手叫好。可小提琴家Zukerman卻在片中說，他從小因為崇拜Stradivari，而把Cremona當聖城，長大之後親臨朝聖，赫然發現城裡居民泰半不識Stradivari盛名，這令他驚訝不已。言下似乎頗為感慨史氏威名竟然不像瑪丹娜那樣連他家隔壁的阿嬤都知道。
這事說起來其實也不奇怪。做為一名製琴師傅，Stradivari跟城裡各行各業的人一樣，每天都很認真地做自己的工作。但行行出狀元，他在他的領域裡出色當行，倒也未必會讓他擁有眾人皆知的名聲。我想像當時的Cremona就跟花蓮一樣，小小的。十八世紀某一年的某個早上，史先生吃過「美而美」的蛋餅早餐之後，忽然想到一個關於小提琴上漆的問題，於是他在微風輕拂下花了半個小時走到朱里安尼師傅家。這時年事已高的朱兄剛好喝過一杯又黑又濃加了三湯匙白糖的Macchiatto，神清氣爽之餘，便談興大發地跟史氏聊了一個早上關於提琴上漆的問題……
這些生活點滴想必跟幾百萬美金的天價一點關係也沒有。
攝影家夫妻
不過我相信我想像的場景裡嵌入了我對花蓮的一些記憶。多年以前，方明跟淑卿還沒移民貝里斯時，一個夏天傍晚他夫妻倆來找我。方明當時熱衷攝影（隔年他也果真憑著不錯的攝影技術和人高馬大的身材，在台北的報社裡找到一席攝影記者的職位），那天來找我無非就是要我看看他那陣子拍的一些照片。我開門時，夕陽正好越過隔壁家的閣樓照在兩夫妻臉上，亮晃晃的陽光讓淑卿瞇著眼睛的臉蛋看起來像極了早年「國語日報」上的漫畫人物阿丹。他們大概剛在家洗過澡，脖子上都還抹著一層淡淡的痱子粉。我說進來喝杯茶慢慢看吧。還沒跨過門檻，方明就邊走邊將牛皮紙袋裡的照片拿出，嘴巴唸著：「磯崎那個浪打得太早，要不然右邊那兩頭牛剛好可以……」
我早忘了那傍晚他讓我看了哪些相片，但卻清楚記得兩夫妻脖子上痱子粉的香味，還有陽光底下這兩位花蓮青年的清新模樣。方明後來並沒有成為攝影家，幾年後他帶著一家老小移民到中美洲的貝里斯。去年我輾轉拿到他在貝里斯開設的工廠做的葡萄酒酒架，心想過那麼久，這人大概不玩攝影了吧。
當年Stradivari去找朱里安尼師傅聊天，大概就跟方明跑來我家串門子一樣地稀鬆平常（史老先生搞不好脖子上也塗了一層淡淡的痱子粉）。但Zukerman腦子裡烙印的是Straduvari的製琴神話，而不是在小鎮吃「美而美」蛋餅的Stradivari。那神話裡頭顯然沉澱、累積了各種夸飾的語言、歷史的幻想、對神聖的期待、關於製琴技藝的精緻論述、乃至於一些商業邏輯裡隱藏的壞心眼。所以當他在史氏的威名底下摸到一團虛無飄渺的空氣時，其驚訝自是可想而知的。
生活跟康德的散步一樣
小鎮的居住者會很自然地將這些半空中的懸浮粒子全都屏除在外。生活就是這麼回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也不要立志做大事。立志做做大事會讓一個人很辛苦的。在這裡，陽光底下雖然沒什麼新鮮事，但是每天卻可以有許多新生活：像我媽每天一早五點半走路到國民黨花蓮縣黨部門前廣場跳一個多小時的媽媽土風舞，回程時順路在綜合市場買些午晚餐的魚肉蔬菜，到了家泡杯茶打開電視看段日本連續劇，嶄新的一天就這樣有了好的開始。或像美準歐吉桑那個唸花中的孫子阿發，每天清晨六點五十分從中華路迎著朝陽騎腳踏車出發上學，一路上邊曬太陽邊背英文單字邊看路旁低頭走路的女生。每天一樣的道路卻有不一樣的女生。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阿發每天都要來回走一趟奇妙的發現之旅。即便是我那位一絲不茍地在稅捐稽徵處上班的朋友陳新勇，每天也可以在上班經過林森路時，快快樂樂下車買三個「一元飯店」的煎包和一杯冰豆漿，再回車上邊聽「後山TOP休閒台」主持人「柔柔」的撒嬌聲，邊趁紅燈時咬一口煎包喝一口豆漿，十五分鐘後，再頭好壯壯地走進辦公室上班。
這些生活跟康德的散步一樣，天天都在我們的後山花蓮發生。我有時會察覺它的美好，但更多時候是宛如在睡夢中般地渾然不覺。
有個下午我經過中美戲院旁的「紅帽」咖啡屋時，耳邊忽然幽幽傳來西班牙電影「不如歸」裡的歌唱聲。一種帶了點東方風味的南歐旋律。如果沒記錯的話，我大概在四十年前看過這部電影，片中有個小女生，跟我女兒一樣漂亮，也會唱歌也會跳舞。我已經忘了當年在中美戲院看這部片子時，是否曾經喜歡上電影中的那個小姑娘。倒是那旋律之所以會突然鑽進我腦裡，我心想可能是源自某個神秘的召喚，那是什麼？
隨後我在「紅帽」店外邊的椅子坐下來，喝了一杯老闆娘用虹吸式咖啡壺煮的熱咖啡，緩慢地將四周看過一遍。下午四點半，路上已經出現一些揹著書包的學生，有些看似閒晃，有些則低頭趕路回家，跟我年少時的氛圍相差無幾。我當時在學校樂隊裡打鼓，常在節日遊行時經過中美戲院這附近。這裡離我家只幾步路，一回遊行到家門口時，樂隊剛好放空不吹，輪我一人獨打小鼓，我高興得很，把一個小鼓打得漫天響，好比水淹金山寺，誇張到自己都覺得好笑……
這些情景在腦裡繞過一遍之後，我忽然懂了。其實哪有什麼神秘的召喚？一切無非記憶與追溯。像花蓮這種不會讓人想做大事的小鎮，理應不會有什麼高深莫測之物的。稍後我付了五十塊錢離開咖啡店時這麼想著。事情的本質很簡單：多年來我在城裡的街道無所事事地漫步、胡思亂想，許多過去、現在、未來的人與事都因為這些步履而存在。這其中若有什麼神秘的意義或感覺，恐怕也都是自己任性地將一些素材放入腦裡，所發酵出來的葡萄美酒吧。
但也因此，一個小小的花蓮市即是一個完整的存在。陽光和人影和一些晃動的聲響在其中日夜流動。美準歐吉桑的鐘聲無非是用一種甜蜜的方式，替我將這些零散的聲影像串肉粽般綁在一起，如家人般地伴我老去。除此之外若還有什麼，那就都是我所難以想像的了。
一個小小的花蓮市即是一個完整的存在。陽光和人影和一些晃動的聲響在其中日夜流動。美準歐吉桑的鐘聲無非是用一種甜蜜的方式，替我將這些零散的聲影像串肉粽般綁在一起，如家人般地伴我老去。除此之外若還有什麼，那就都是我所難以想像的了。
鐘錶行
隔壁美準鐘錶行的歐吉桑有一陣子喜歡把掛在他家騎樓外邊的那口電子鐘調到最大音量，每到整點，那宛如上下課鐘響的聲音就會傳遍從北濱街到中山路底、田埔車站到十六股這一大片廣闊的區域。也就是說，歐吉桑的鐘在中華路一響，大概全花蓮市都聽到了。
我不知道美準歐吉桑是因為怎樣的靈感，而將他家的鐘調成那麼大聲。或者，他是否曾經在這樣巨大的音響中得到一種發號施令的快感。但事隔多年，我很確定在那段鐘響的日子裡，歐吉桑的鐘聲讓我覺得整個花蓮市更像一個家。那鐘聲裡頭好像有股魔力，一旦響起，在聽得到的範圍裡的人似乎很快便會被馴化到一種節奏和氛圍裡。那感覺有點幽默，有點心照不宣，聽久了會覺得有某個人正在跟你傳送私密訊息，既溫暖又好玩。
美準鐘錶行是老店，開業五十六週年那年，歐吉桑做了一塊招牌，上面用紅漆寫了一排斗大的字：「五十六年的老店」。五十六！不是五十五也不是五十七，就是五十六！我問他：「歐吉桑，你寫五十六，那明年變五十七怎麼辦？」他也說不上來，就站在那口有數字顯示的電子鐘下光笑不答。也許我問的是蠢問題。明年五十七，那再改成五十七不就好了。
洗衣店
從美準沿著博愛街走，到民國路時往右轉，會看到一家法國神父主持的天主堂跟一家洗衣店。洗衣店不大，二十四小時服務，無日無暝，很辛苦的。他門口也掛了一個瘦長的直立招牌，上頭寫「你想什麼時候來洗都可以」。阿陸在台北廣告公司上班，去年中秋節回家路過時看到，一看便不知不覺地把眉頭皺到骨頭裡。他撰寫文案多年，出口成章，告訴我這事時隨口舉例：「他為什麼不寫個『隨時可洗，方便無比』呢？」我聽了也不知不覺把眉頭皺到骨頭裡。「意思不都一樣嗎？幹嘛那麼文謅謅？字不迷人人自迷。」我提醒阿陸不要墮入文字的迷障裡：「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該怎樣就怎樣。你看過光復糖廠那邊賣甘蔗的寫『甜加扣爸』嗎？」「甜加扣爸？」「用台語唸看看吧。」我才瞪他一眼，他就哈哈大笑地懂了。
天主堂法國神父
其實洗衣店隔壁天主堂法國神父的台語能力也好得很。一回我問他一個困惑我二十多年的問題：楚浮的那部片子為什麼叫「四百擊」？電影裡的青少年學壞跟「四百擊」有什麼關係？他翻開一本中國大陸版的法漢辭典，指著quatre cent coup（四百擊）這個法文片語用台語說：「它的意思就是做歹子啦，像偷竊、呷煙、相打……」然後停了片刻，眼珠骨碌骨碌打轉若有所思，接著說：「還有『開查某』……攏是啦。」稍後我走出教堂時，只覺得陽光燦爛得如同神父普羅旺斯的故鄉，當下感動得差點就這樣皈依了天主。唉！這位六十一年次的神父不是才來台灣沒多久嗎？怎麼那麼會講台語哩？
不久前在一部介紹Stradivarius提琴的片子裡看到義大利小鎮Cremona的風光。小小的街道上聽得到跟美準歐吉桑的電子鐘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教堂鐘聲。兩百多年前，Stradivari在那裡用他過人的天賦做出一把又一把的好琴。兩百多年後這些琴在資本主義市場硬是賣到好幾百萬美金的天價。史先生若地下有知，大概除了拍手叫好之外，還是拍手叫好。可小提琴家Zukerman卻在片中說，他從小因為崇拜Stradivari，而把Cremona當聖城，長大之後親臨朝聖，赫然發現城裡居民泰半不識Stradivari盛名，這令他驚訝不已。言下似乎頗為感慨史氏威名竟然不像瑪丹娜那樣連他家隔壁的阿嬤都知道。
這事說起來其實也不奇怪。做為一名製琴師傅，Stradivari跟城裡各行各業的人一樣，每天都很認真地做自己的工作。但行行出狀元，他在他的領域裡出色當行，倒也未必會讓他擁有眾人皆知的名聲。我想像當時的Cremona就跟花蓮一樣，小小的。十八世紀某一年的某個早上，史先生吃過「美而美」的蛋餅早餐之後，忽然想到一個關於小提琴上漆的問題，於是他在微風輕拂下花了半個小時走到朱里安尼師傅家。這時年事已高的朱兄剛好喝過一杯又黑又濃加了三湯匙白糖的Macchiatto，神清氣爽之餘，便談興大發地跟史氏聊了一個早上關於提琴上漆的問題……
這些生活點滴想必跟幾百萬美金的天價一點關係也沒有。
攝影家夫妻
不過我相信我想像的場景裡嵌入了我對花蓮的一些記憶。多年以前，方明跟淑卿還沒移民貝里斯時，一個夏天傍晚他夫妻倆來找我。方明當時熱衷攝影（隔年他也果真憑著不錯的攝影技術和人高馬大的身材，在台北的報社裡找到一席攝影記者的職位），那天來找我無非就是要我看看他那陣子拍的一些照片。我開門時，夕陽正好越過隔壁家的閣樓照在兩夫妻臉上，亮晃晃的陽光讓淑卿瞇著眼睛的臉蛋看起來像極了早年「國語日報」上的漫畫人物阿丹。他們大概剛在家洗過澡，脖子上都還抹著一層淡淡的痱子粉。我說進來喝杯茶慢慢看吧。還沒跨過門檻，方明就邊走邊將牛皮紙袋裡的照片拿出，嘴巴唸著：「磯崎那個浪打得太早，要不然右邊那兩頭牛剛好可以……」
我早忘了那傍晚他讓我看了哪些相片，但卻清楚記得兩夫妻脖子上痱子粉的香味，還有陽光底下這兩位花蓮青年的清新模樣。方明後來並沒有成為攝影家，幾年後他帶著一家老小移民到中美洲的貝里斯。去年我輾轉拿到他在貝里斯開設的工廠做的葡萄酒酒架，心想過那麼久，這人大概不玩攝影了吧。
當年Stradivari去找朱里安尼師傅聊天，大概就跟方明跑來我家串門子一樣地稀鬆平常（史老先生搞不好脖子上也塗了一層淡淡的痱子粉）。但Zukerman腦子裡烙印的是Straduvari的製琴神話，而不是在小鎮吃「美而美」蛋餅的Stradivari。那神話裡頭顯然沉澱、累積了各種夸飾的語言、歷史的幻想、對神聖的期待、關於製琴技藝的精緻論述、乃至於一些商業邏輯裡隱藏的壞心眼。所以當他在史氏的威名底下摸到一團虛無飄渺的空氣時，其驚訝自是可想而知的。
生活跟康德的散步一樣
小鎮的居住者會很自然地將這些半空中的懸浮粒子全都屏除在外。生活就是這麼回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也不要立志做大事。立志做做大事會讓一個人很辛苦的。在這裡，陽光底下雖然沒什麼新鮮事，但是每天卻可以有許多新生活：像我媽每天一早五點半走路到國民黨花蓮縣黨部門前廣場跳一個多小時的媽媽土風舞，回程時順路在綜合市場買些午晚餐的魚肉蔬菜，到了家泡杯茶打開電視看段日本連續劇，嶄新的一天就這樣有了好的開始。或像美準歐吉桑那個唸花中的孫子阿發，每天清晨六點五十分從中華路迎著朝陽騎腳踏車出發上學，一路上邊曬太陽邊背英文單字邊看路旁低頭走路的女生。每天一樣的道路卻有不一樣的女生。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阿發每天都要來回走一趟奇妙的發現之旅。即便是我那位一絲不茍地在稅捐稽徵處上班的朋友陳新勇，每天也可以在上班經過林森路時，快快樂樂下車買三個「一元飯店」的煎包和一杯冰豆漿，再回車上邊聽「後山TOP休閒台」主持人「柔柔」的撒嬌聲，邊趁紅燈時咬一口煎包喝一口豆漿，十五分鐘後，再頭好壯壯地走進辦公室上班。
這些生活跟康德的散步一樣，天天都在我們的後山花蓮發生。我有時會察覺它的美好，但更多時候是宛如在睡夢中般地渾然不覺。
有個下午我經過中美戲院旁的「紅帽」咖啡屋時，耳邊忽然幽幽傳來西班牙電影「不如歸」裡的歌唱聲。一種帶了點東方風味的南歐旋律。如果沒記錯的話，我大概在四十年前看過這部電影，片中有個小女生，跟我女兒一樣漂亮，也會唱歌也會跳舞。我已經忘了當年在中美戲院看這部片子時，是否曾經喜歡上電影中的那個小姑娘。倒是那旋律之所以會突然鑽進我腦裡，我心想可能是源自某個神秘的召喚，那是什麼？
隨後我在「紅帽」店外邊的椅子坐下來，喝了一杯老闆娘用虹吸式咖啡壺煮的熱咖啡，緩慢地將四周看過一遍。下午四點半，路上已經出現一些揹著書包的學生，有些看似閒晃，有些則低頭趕路回家，跟我年少時的氛圍相差無幾。我當時在學校樂隊裡打鼓，常在節日遊行時經過中美戲院這附近。這裡離我家只幾步路，一回遊行到家門口時，樂隊剛好放空不吹，輪我一人獨打小鼓，我高興得很，把一個小鼓打得漫天響，好比水淹金山寺，誇張到自己都覺得好笑……
這些情景在腦裡繞過一遍之後，我忽然懂了。其實哪有什麼神秘的召喚？一切無非記憶與追溯。像花蓮這種不會讓人想做大事的小鎮，理應不會有什麼高深莫測之物的。稍後我付了五十塊錢離開咖啡店時這麼想著。事情的本質很簡單：多年來我在城裡的街道無所事事地漫步、胡思亂想，許多過去、現在、未來的人與事都因為這些步履而存在。這其中若有什麼神秘的意義或感覺，恐怕也都是自己任性地將一些素材放入腦裡，所發酵出來的葡萄美酒吧。
但也因此，一個小小的花蓮市即是一個完整的存在。陽光和人影和一些晃動的聲響在其中日夜流動。美準歐吉桑的鐘聲無非是用一種甜蜜的方式，替我將這些零散的聲影像串肉粽般綁在一起，如家人般地伴我老去。除此之外若還有什麼，那就都是我所難以想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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