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見到一則新聞說，莫斯科街頭居然出現了索忍尼辛頭像的海報。原來是他的一部作品已改編為劇本，即將在俄國上演。索忍尼辛在俄國文壇的地位，幾乎與托爾斯泰相當。但在今日的俄國，他卻是默默無聞的。現下俄國的電視是肥皂劇的天下，年輕的一代已很少人知道索翁的大名。
索忍尼辛一九七○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七四年被驅逐出國，二十年後重返祖國。在蘇聯時代，他曾是政治犯，坐過蘇共監獄，也在奴工營做過苦工，獲釋後還被放逐到哈薩克南部的荒漠。他靠這些親身經驗和後來收集的材料，寫成了震驚世界的《古拉格群島》，首次讓世人了解蘇聯政治犯的悲慘命運。但他在西方一直是離群索居的。返回祖國後也依然如此。
索忍尼辛成長的環境是紅色革命的暴力和殘酷的內戰吞噬了社會，幾百萬人流離失所的時代。他曾是一個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共產黨的模範標兵。大學畢業後他參加紅軍砲兵部隊，在二次大戰「保衛俄羅斯祖國」的戰爭中建立功勳，得過愛國戰爭勳章。但一九四五年隨軍開拔到柏林期間，卻是他生命的一個轉捩點。當他眼見俄國部隊對無辜德國民眾的搶劫、殺戮、強暴的情景，在憂鬱的戰爭節奏中，他寫下一首長詩〈普魯士之夜〉，哀嘆這種受到默許的野蠻暴行。出於人性本然的惻隱之心，他的道德感使他超越了國族、愛國主義的思想羈絆。對他來說，勝利已失去光輝。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批評史達林，批評導致眾多無辜生命在戰爭中犧牲的政策。他的天真大意導致他的被捕和鐵窗生涯。
只要他還識時務，憑他獲得的勳章，他其實大可在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大旗下，在軍隊中順利的爬升。但他畢竟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了另一心靈探索的艱難道路，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獨特的文學心靈或許是經常不合時宜的。從索忍尼辛我想到他所鄙視的沙特。性格叛逆的沙特主張人唯有在實踐行動中才能體現生存的意義與價值。沙特一度讚揚共產黨，但在蘇聯揮軍入侵匈牙利，鎮壓自由化運動後，他與法共決裂。他也曾支持古巴政權，但在獲悉古巴當局迫害異議作家後，他與卡斯楚政權決裂。出於信念，他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曾走上街頭，支持反體制的法蘭西毛派青年。但最令法蘭西保守人士痛恨的是，他最先站出來痛批法蘭西政府用武力維持中南半島和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這種超越國族的立場，讓那些還沉醉在大法蘭西主義中的政客寢食難安，他們要求法蘭西政府懲罰這個叛國分子，戴高樂的答覆卻是：沙特就是法蘭西。
什麼是愛國？什麼是叛國？我也想起不久前土耳其著名小說家帕慕克（Orhan Pamuk）因言獲罪的遭遇。他也擁有一個特立獨行的文學心靈，對土耳其境內庫德族人的獨立運動十分同情。去年二月，他接受一家瑞士報紙訪問時表示，上個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土耳其政府武裝鎮壓庫德族地區的獨立運動，有三萬庫德族人被殺害。一九一五年奧圖曼帝國解體之前，驅逐屠殺了亞美尼亞居民，有一百萬亞美尼亞人因此喪生。
這場種族大屠殺在土耳其一直視為禁忌。帕慕克的訪談發表後，引起土耳其保守民族主義者的憤怒。土耳其檢察官以「公然侮辱土耳其國家」的罪名起訴他。這項罪名若成立，他必須服高達三年的徒刑。土耳其雖然已是民主國家，並且正在申請加入歐盟，但幾年前，庫德族人的民族權利、亞美尼亞人遭屠殺等敏感話題，在土耳其仍是政治禁忌。帕慕克也因此拒絕接受政府頒給他的「國家藝術家」頭銜。
不過，這類言論禁忌最近已開始被衝破了。土耳其學人已在學術會議上討論這些「全世界都知道唯獨土耳其不知」的歷史和現實問題。當然，帕慕克不是什麼先知，正如索忍尼辛或沙特也都不是先知。他們只是直指本心，言所當言，因而也就拋棄了當權者用來掩蓋事實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遮羞布。
走出理念的囚籠，擺脫意識形態的迷障，在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尤有必要。五十年代中共迫害民族資本家的真相，武裝鎮壓，屠殺西藏民眾的真相，以及大躍進餓殍遍野和文革浩劫的真相，這些也都屬於「全世界都知道唯獨中國不知」的歷史問題。巴金的「文革博物館」的構想為何無法落實？中國是一個有歷史反省能力的民族嗎？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繼續在陳舊得百孔千瘡的意識形態裡作繭自縛，自欺欺人了。
索忍尼辛一九七○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七四年被驅逐出國，二十年後重返祖國。在蘇聯時代，他曾是政治犯，坐過蘇共監獄，也在奴工營做過苦工，獲釋後還被放逐到哈薩克南部的荒漠。他靠這些親身經驗和後來收集的材料，寫成了震驚世界的《古拉格群島》，首次讓世人了解蘇聯政治犯的悲慘命運。但他在西方一直是離群索居的。返回祖國後也依然如此。
索忍尼辛成長的環境是紅色革命的暴力和殘酷的內戰吞噬了社會，幾百萬人流離失所的時代。他曾是一個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共產黨的模範標兵。大學畢業後他參加紅軍砲兵部隊，在二次大戰「保衛俄羅斯祖國」的戰爭中建立功勳，得過愛國戰爭勳章。但一九四五年隨軍開拔到柏林期間，卻是他生命的一個轉捩點。當他眼見俄國部隊對無辜德國民眾的搶劫、殺戮、強暴的情景，在憂鬱的戰爭節奏中，他寫下一首長詩〈普魯士之夜〉，哀嘆這種受到默許的野蠻暴行。出於人性本然的惻隱之心，他的道德感使他超越了國族、愛國主義的思想羈絆。對他來說，勝利已失去光輝。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批評史達林，批評導致眾多無辜生命在戰爭中犧牲的政策。他的天真大意導致他的被捕和鐵窗生涯。
只要他還識時務，憑他獲得的勳章，他其實大可在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大旗下，在軍隊中順利的爬升。但他畢竟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了另一心靈探索的艱難道路，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獨特的文學心靈或許是經常不合時宜的。從索忍尼辛我想到他所鄙視的沙特。性格叛逆的沙特主張人唯有在實踐行動中才能體現生存的意義與價值。沙特一度讚揚共產黨，但在蘇聯揮軍入侵匈牙利，鎮壓自由化運動後，他與法共決裂。他也曾支持古巴政權，但在獲悉古巴當局迫害異議作家後，他與卡斯楚政權決裂。出於信念，他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曾走上街頭，支持反體制的法蘭西毛派青年。但最令法蘭西保守人士痛恨的是，他最先站出來痛批法蘭西政府用武力維持中南半島和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這種超越國族的立場，讓那些還沉醉在大法蘭西主義中的政客寢食難安，他們要求法蘭西政府懲罰這個叛國分子，戴高樂的答覆卻是：沙特就是法蘭西。
什麼是愛國？什麼是叛國？我也想起不久前土耳其著名小說家帕慕克（Orhan Pamuk）因言獲罪的遭遇。他也擁有一個特立獨行的文學心靈，對土耳其境內庫德族人的獨立運動十分同情。去年二月，他接受一家瑞士報紙訪問時表示，上個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土耳其政府武裝鎮壓庫德族地區的獨立運動，有三萬庫德族人被殺害。一九一五年奧圖曼帝國解體之前，驅逐屠殺了亞美尼亞居民，有一百萬亞美尼亞人因此喪生。
這場種族大屠殺在土耳其一直視為禁忌。帕慕克的訪談發表後，引起土耳其保守民族主義者的憤怒。土耳其檢察官以「公然侮辱土耳其國家」的罪名起訴他。這項罪名若成立，他必須服高達三年的徒刑。土耳其雖然已是民主國家，並且正在申請加入歐盟，但幾年前，庫德族人的民族權利、亞美尼亞人遭屠殺等敏感話題，在土耳其仍是政治禁忌。帕慕克也因此拒絕接受政府頒給他的「國家藝術家」頭銜。
不過，這類言論禁忌最近已開始被衝破了。土耳其學人已在學術會議上討論這些「全世界都知道唯獨土耳其不知」的歷史和現實問題。當然，帕慕克不是什麼先知，正如索忍尼辛或沙特也都不是先知。他們只是直指本心，言所當言，因而也就拋棄了當權者用來掩蓋事實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遮羞布。
走出理念的囚籠，擺脫意識形態的迷障，在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尤有必要。五十年代中共迫害民族資本家的真相，武裝鎮壓，屠殺西藏民眾的真相，以及大躍進餓殍遍野和文革浩劫的真相，這些也都屬於「全世界都知道唯獨中國不知」的歷史問題。巴金的「文革博物館」的構想為何無法落實？中國是一個有歷史反省能力的民族嗎？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繼續在陳舊得百孔千瘡的意識形態裡作繭自縛，自欺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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