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寫報告或論文而言，參考資料的找尋是件必要的工作。一般來說，找尋參考資料的用意有兩個：第一，看看這個題目是不是有人做過了？若有，用的方法和觀點與我們是否相同？第二，知道在這之前，有多少先生對這個題目的相關問題做過研究，有什麼樣的成果？當然，尋找參考書目，對於從事研究有一段時間的前輩，並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但是，對剛入門的朋友而言，卻是一個不小的煩惱。君不見在各大BBS及網路論談上，都有類似的問題。如果知道一些小技巧，這樣的問題其實不待別人幫忙，自己就可以解決。在此，雲龍就這些年來尋找參考資料的經驗，提出來與各位分享，並盼請同好先進們指正。（限於學力及涉獵領域，本文僅介紹文史哲方面的參考資料）

　　尋找參考資料，以目前來說最簡便的方法就是例用線上的資料庫索引，在台灣地區作得最好且最完整的地方有兩個，一是國家圖書館，一是中央研究院。以國家圖書館而言，它收集了碩博士論文及期刊論文的相關資料。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以一般使用者的身份連上國家圖書館的網站，並不能找到完整的期刊資料。在「期刊文獻資料網」中的「中華民國期刊論文影象索引系統」只收錄了1991年以後的期刊資料，。此外，在期刊文獻資料網中，還有另一個「中華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收錄了1946-1979年間的期刊資料。也就是說，即便配合這兩個資料庫，在1980-1990這十年期間的資料還是不能找到。這時候，就必需使用學術單位的資源。現在大部份的大學院校及學術單位，都有購買國家圖書館的光碟資料庫，這個資料庫與國家圖書館的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雖然相似，但是收錄的範圍卻往前推到1970年，不過由於是光碟資料庫，在最近的資料上就沒有網路上來得新。不過，這三個資料庫配合起來用，就可以找到相當完整的期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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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電子報第八期2005/12/25出刊
http://www.nhlue.edu.tw/~gice/epaper/08/edit.htm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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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評論網轉載
http://historicalreview.jianwangzhan.co ... cleid=6048

　 　編輯手記：關注世紀之交歷史學的發展和演變，似乎不能不更為留心國際、港臺的史學發展動向。無論是沉潛求實，或是在科際整合的"內化"過程中追求創新， 大陸以外的中國史學研究和教學的發展，均給我們以啓迪和省思。黃寬重先生是一位視野廣闊，識見卓越的博雅史家，專精於兩宋史，尤其是對南宋史研究精深，建 樹超遠。多年來，他游歷歐美東洋等地，多次往返於海峽兩岸，不單對港臺、大陸的史學發展狀況有深入瞭解，對於國際學界的發展趨勢，同樣見解獨到。藉黃寬重 先生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之便，2004年6月10日，我們與他相約於河北大學，並於9月中旬，往返於北大、清華之間，特別是在北大朗潤園旁的中國古 代史研究中心，黃先生不厭其煩，利用五天多的時間，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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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評論網轉載
http://historicalreview.jianwangzhan.co ... cleid=6048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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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位學弟妹還記得04年8月上旬，范老大舉著「狗牌」，麥當勞前面迎接你們的「第一次接觸」？那日的你們，在羅曼隔間內，猶記和鈞提出不少疑問，永祥亦問及系上所學為何。就這樣，我們相遇。四年情緣，於焉展開。不知道第一次看到「小范」時，還以為是大哥？

照片，呼喚著記憶。文字，安在？

讀書會「史鬱」之名，還記得我怎樣整你們？《國史大綱》，能吃嗎？甫整理好空間提供給你們自習的圖書室內，阿牛這樣哀號。無法啃下「溫情敬意」的你們，讓我只得「放輕鬆」，陳映真、張曼娟、黃春明的小說，轉為我們閑談話題。最讓我「驚奇的」，莫過之凡抓著大家要說「英語五分鐘」，沛宏吞吞吐吐口吐白沫之景，而今仍歷歷在目。未幾，這小小天地，宣告棄守。時過境遷，系辦也從小小侷促一隅，轉移到現在溫暖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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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zhangfuxiang001.htm
（山東大學 文史哲研究院，山東濟南250100）

摘要：今本《竹書紀年》的原本出於唐代，是開元間整理國家藏書時，由當時所保存的古本《竹書紀年》不完本及歷來所積存的一些附錄性注釋資料，統加整理、改編和增補而纂輯成書的。其年曆主要依據僧一行的《大衍曆》推排確定，並加入了干支紀年。此即《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竹書紀年》14卷本，而全書實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間編制的《中興館閣書目》著錄為《竹書》，而已複有殘缺。馴至明代，整理者合併其卷次，又將原本的附錄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書紀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錯誤，但它的大部分內容條目還是承古本《紀年》而來的，且並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載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學上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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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zhangfuxiang001.htm

六、今本《紀年》對古本的改編和增補（丙）：“殷商紀”部分

今本《紀年》的商代部分，除成湯、太戊、武丁、祖甲、帝辛的材料較之古本有所增補外，其餘諸王的條目在全書中最稱簡淨，文例尤“大似《春秋經》”，應該基本上是古本《紀年》的原文。可見其改動較少的證據如：（一）諸王名號，如小庚、開甲、馮辛、文丁，皆與《史記》所載不同，應出於更早的典籍。“小庚”或是“大庚”之訛；“開甲”當本於《世本》；“馮辛”與《漢書‧古今人表》同，疑亦為《世本》異文；“文丁”則與卜辭“文武丁”相合。又“庚丁”實為“康丁”之誤，商王無以兩日名相配為號者，而載籍皆寫作“庚丁”。（二）《晉書‧束皙轉》括述古本《紀年》“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今本於前者載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云云，於後者載“王殺季曆”，皆未改古本。又太甲元年下引“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七年下又引“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以疑辭存舊文，大不同於“五帝紀”、“夏紀”部分的逕自刪除古本“舜囚堯”、“啟殺益”之類。（三）以祖乙為“中宗”，史籍無徵，唯近世出土的卜辭可證，是亦為今本忠實保存古本舊文的一例。（四）其有異文者，如陽甲“西征丹山戎”，祖甲“征西戎”，按《山海經‧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或本為一事而兩歧，當亦承舊記而來。（五）今本記商代王年，均未用喪畢即位之說，也為後人的利用和考求減少了不少麻煩。總起來看，大概唐以前古本的“殷商紀”較少散佚，故今本整理者亦少有添加。《輯證》“殷紀”部分所錄古本佚文凡40目，幾乎皆見於今本，唯“帝辛受時，天大曀”一語不見，或是今本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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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zhangfuxiang001.htm

參考文獻：

[1]房玄齡等．晉書[M]．二十五史（影印清武英殿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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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3/781.html
原刊於《文史》2005年第4輯

自東晉十六國始，因長期分裂，南北兩地在學術文化方面呈現出很多差異。這些差異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但是回顧以往的研究史，我們發現研究者對涉及南北差異的一些關鍵性史料的理解並不相同，比如對《世說新語》記載的一段有關“南人”、“北人”的對話，研究者的認識就有分歧。這些分歧不解決，進一步討論就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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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230

推原儒家的歷史起源，古人稱為"原儒"，近人稱為"說儒"，其義則一。本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敍述古今各種有關"儒"及儒之起源的說法，反省其立論的方法；第二部分選取周代的教化傳統與儒之起源的關係這一側面，以進一步瞭解本世紀學者原儒說的得失。

從漢儒到近代學者，對"儒家"的起源與發生，有所論斷，而二十世紀學者對此爭論尤多。以下按歷史的次序，將古今各家之說加以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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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feng.ws/book.asp?bookid=386&id=630

原　文：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具）【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已）【也】。【古】者左史記（事者）【言】，右史（記言）【書事】（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夏商】被于誥誓。洎周命惟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摽）【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祕】，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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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寶述紀。

　　黃本作「干寶」。《校證》：「馮本、兩京本、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梅本、淩本、梅六次本、鍾本、梁本、日本刊本、王謨本、張松孫本、《史略》『干』皆作『于』，汪本、佘本誤作『子』。令升之字，古書『于』『干』錯出，《廣韻》『于』『干』皆姓。」《考異》：「按：從《晉書》作『干』是。」《彙校》：「『于寶』，《御覽》作『干寶』。按『于』系『干』之形誤。」按《三國志•荀惲傳》裴注有「干寶《晉紀》」語。《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湣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作「干寶」是，依《御覽》、黃本改。

　　以審正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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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366

一、前言

　　《論語‧八佾》載孔子之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古今文獻學者所推以為宗之名言。誠然，欲徵求乎前代之典章制度，圖借鏡於古人之歷史經驗，固非以其文獻為途徑不可。然古代文獻之不足徵者多矣，而其所以不足之故亦非一端。或以古籍既缺，而指津者亦寡；或以古文難曉，而今字乃乖戾；或以師徒相承，增益不休，而時序先後相混；或以歷代相傳，抄錯遺漏，而篇章不成文義。要之，今日所面對之傳代文獻，已遠非昔日所目睹之原作，而今人對古文之體會與理解，亦無法與古者相比。然而通過嚴謹的文字、音韻及訓詁等學門，再加以文本的校勘與句法的分析，庶幾古人之言與先聖之制尚可考徵其一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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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68

摘要：由於和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之出土資料大量問世，“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一度頻繁見諸報刊。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應予以審視和評價。出土文獻的確為改寫中國思想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於出土文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獻研究的複雜性，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不能輕易用出土文獻來改寫中國思想史。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處，不應輕易否定傳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證據法”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沒有多少可以指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成分。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導致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

近年來，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的出土資料不斷問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三大發現，即1973年末至1974年初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1993年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與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董市場購回的湖北楚簡。這些重大發現，使海內外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為之振奮。尤其20世紀末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問世之後，無論是媒體還是學界，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頻繁見諸報刊。然而，隨著學者們對簡帛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態度的日趨冷靜，“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提法開始少見了。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現在已經到了予以重新審視、評價的時候。應該如何去除情緒的色彩，如何賦予科學的意義，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獻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去總結的問題，同時也是對今後的研究必然產生影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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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民國元年鄂官書處叢刊本）卷十三“周末風俗”條，原文為：“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2] 關於郭店楚簡的下葬時代，目前為止有兩種意見，一是戰國中期偏晩說，即西元前300年左右，“白起拔郢”（西元前278年）之前，郭店楚簡的發掘整理者首倡此說，大部分學者同意這一說法，參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種意見認為，不排除“白起拔郢”之後的可能性，以王葆玹、池田知久為代表。王葆玹的意見參見其《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兼論郭店及包山楚簡的時代問題》（《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390頁），池田知久的意見參見《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0-151頁、第267-270頁。上博楚簡因屬盜掘，沒有確定下葬時代的依據。但一般認為接近郭店楚簡的時代；馬王堆漢墓的下葬時代不存在問題，在漢文帝前元十二年（西元前168年），但對其中文獻成書時代的爭議頗大。以《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通稱《黃帝四經》）為例，有戰國中期以前、戰國中期左右、戰國晩期，乃至楚漢相爭時期到西漢初年各種說法。參見劉國忠《古代帛書》（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頁，以及張增田《黃老治道及其實踐》（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7頁。

[3] 其他可參考者有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及山東銀雀山漢簡《唐勒》、江蘇尹灣漢簡《神烏賦》、敦煌漢簡《風雨詩》等詩賦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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