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時代，美國除了與蘇聯獨霸一方、互別苗頭，更特別的是，永遠需要一個罪該萬死的敵人，從古巴的卡斯楚、利比亞的格達費、伊朗的柯梅尼、到伊拉克的海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無非是動員國際輿論、國內支持的標靶，彷彿沒有如此方便的狩獵野鴨用的鳥媒、或是釣魚用的假餌，獵物是不會上鉤的。
在國內，對於民進黨來說，過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大致也被當作類似的箭靶，只要濃眉的他站上立法院講台接受質詢，民進黨立委就見獵心喜、爭相撻伐挑釁，甚麼都不驚，就是擔心軍人出身的他無動於衷；如果郝院長真的嗔火動怒、脫稿演出，那麼，今天的演出就值回票價，尤其是在立委選前的一個會期，罵得越兇，選票就越會滾滾而來。
在過去十年來，足以取代郝柏村的人，就非前些日子宣布退出政壇的宋楚瑜莫屬了。對於綠色陣營來說，號稱「全省走透透」的宋省長，既是可怕的對手，也是很容易讓支持者同仇敵愾的人工仿母牛陰道容器，只要祭出「宋叛e」這三個字，大概就會讓人聯想到「賣台」的意象，宛如公牛嗅到母牛的性福味道，立即橫衝直撞、鞠躬盡瘁而已。
對於不少選民來說，所謂的代議式民主，如果說是三年（立委）、或是四年（總統）一次的投票行為，恐怕是言過其實，真正的滿足感，應該是在幹醮敵對陣營領導者，在精神上所享受短暫的潤福感罷了。以第七次修憲修的內容來看，與其說是思慮完整的套餐，到不如說是買菜送蔥、甚於是鏢客的強迫中獎，然而，只要喊出「擔心宋仔復辟」的口號，所有民進黨政黨代表乖乖束手就擒，令人對於宋主席的負面號召力嘆為觀止，催票效用絕對不輸當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口出「誰理你們」惡言的中國代表沙祖康。
大體而言，選民心中的那把尺，還是停留在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階段。因此，候選人盡可以百無禁忌、甚至於口出惡言，只要選得上，就可以過關，毫無忌憚。當然，公眾人物原本就是可受公評，不管是人格特質、還是政治立場，只要經過媒體的揭露，幾乎是無所遁形。不過，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究竟運用政治修辭的分寸何在，究竟贓痞人物與人格謀殺的差距何在，社會尚未形成起碼的共識。
泛藍人士在二○○四年總統選舉之後舉行大遊行，前總統李登輝認為群眾運動的領導者不應先行離去，譏諷主事者跑去打麻將，宋楚瑜怒告妨礙名譽勝訴。照理說，李登輝並未指名道姓，宋楚瑜未必要對號入座，只不過，法曹似乎是執意採取最嚴格的定義。只不過，一旦語言學裡頭的美妙隱喻硬被作字面解釋，此後，任何諸如「頻尿遇上弱肛」的政治比喻，若遇上冬烘的法匠，恐怕難逃陷入法網的雷區。
陳水扁總統前年在電視上接受專訪，釋出宋楚瑜在美國密會中國國台辦主任人陳雲林的訊息，同樣被告而宣判有罪。由於扁宋兩人先前才握手言和，前者甚至於拜託後者代為向中國領導者胡錦濤傳話，卻翻臉如翻書般，只能說政治分合無情。相較於「麻將說」月旦人物的鋪陳方式，「宋陳密會」則牽扯夜奔敵營的事實指控，比較容易被抓包是否道聽塗說。
比較令人好奇的是，在政治對峙的氛圍中，不管是刑法、還是民法，司法部門選擇積極介入的態度，究竟會對於憲政制度的發展有何影響？我們以為，對於人民權利保障的關心，當然是重於介入行政與立法的糾葛。此案既非攸關國家安全、亦非行使總統職權，就無法再庇護於國家機密特權的保護傘。不過，從憲政原理的角度來看，對於總統的民事訴訟，是否要在任期內馬上訴究，還是等總統下台後才訴究、以免干擾總統的行政權，仍有討論的空間。
（作者為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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