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675
李凌翔 译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西方；客观性
[摘 要] 西方历史学在20世纪后期面临萎缩的窘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其影响已经体现在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中，后现代主义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而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一点缺乏反思。后现代主义者对政治观念的过分倚重和某种程度的滥用，既使其对学术活动的攻击不合时宜，又使其在社会批判和历史学批判中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保卫历史学》和《历史的真相》为处于继承传统和应对挑战两难境地的西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前者看到，“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同时也是一部近年来对历史学研究方式和过程进行自我审视的力作，而这又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者则是一部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它将传统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争沦引向深入，从而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尤其是在语言学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作了有力回应，而其“相关论”真理观提示了针对文化理论批判的应对策略。大量历史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从认识论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当历史的客观性成为共识，历史学家的偏见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被避免，跨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可能。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求自古就是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色，在这个特殊时期应再次被强调。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4-0022-08
[收稿日期]2004—04—21
[作者简介]凯斯•文沙特尔(Keith Windschuttle)，澳大利亚历史学和社会学家，曾就职于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南威尔士技术研究所以及伍伦贡大学。已在澳大利亚及国际学术期刊广泛发表论著。他最新的一部著作为《谋杀历史学：一门学术是怎样被文艺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杀害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a Discipline is being Murdered by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Macleay Press，Sydney，1994；Free Press，New York，1997；paperback edition Encounter Books，San Francisco，2000．)
这是一个关于转折点的讨论，而后现代主义也的确扮演了历史学转折点的角色。但本文并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多么富有成效，而是意在论述，作为一场运动，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
如今，在英语国家，被年轻人陆陆续续地抛弃或许是历史学科的处境最富戏剧性的表现。诚然，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种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已发端，但经过 10年的发展，历史学由衰退走向溃败。在美国，学习历史的高中生比例由20世纪60年代的2／3下降为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0％。在大学阶段，美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在1970年曾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5000人，而20年后降到了不足20000人，美国这一时期被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也减少了50％以上，而这些都是在同期的高校入学人数和学位授予人数都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绝对和相对减少了的历史学专业学生人数对历史学科的就业岗位来说仍然是过剩的，而且在实际的就业中已经表现出来。1995年，美国历史学会记录在案的被高校吸收就业的历史学博士毕业生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对此，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C．范•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1998年评论说，尽管其中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很多职业因素以及大学毕业生自身的变化，但后现代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
我当然意识到文化研究的激进分子和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先驱们没有理由为近年来历史学和其他一些人文学科的萎缩单独承担责任，……但我也确信，如果我们这些各方的学者不能鼓足勇气，并找到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法，我们所为之服务的学科和所关注的教育体系就将面临窘迫的结局[1]。
在澳大利亚，毕业生的需求状况同样恶化，相当数量的历史专业学生不得不面对被委婉地称作“提前退休”的处境，即面临被精简掉的窘况。全澳大利亚的大学提供给历史学者的岗位从1989年的451个减少到了1998年的不足300个，其中一些曾享有盛誉的机构甚至缩减了一半①[2]。就像在美国一样，这种状况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事实表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传统的历史写作和教学伴随了历史学科最繁荣的时期；而继起的后现代理论和群体认同的政治观念则见证了历史学科在那个世纪的最低潮。
但这种对历史学全局独树一帜的考量并没有产生它应有的影响。自从7年前我的《谋杀历史学》一书出版以来，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们甚至对历史学中问题产生的原因和他们是否对其负有责任没有反思过。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出版物纷纷发表对这门学科的批评：历史学家只能表达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超越阶层、性别、种族或文化背景，以及代表欧洲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立场的传统历史学，从而达到足够客观，那只能是自欺欺人。其中的一些著作致力于历史学基本理论和历史哲学的探讨，诸如艾伦．蒙斯洛(Alun Munslow)的《解构历史》(Deconstructing History，Routledge，London，1997．)，罗伯特•贝克霍弗(Robert Berkhofer)的《超越伟大的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学》(Beyond the Great Story：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1995．)，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文化历史学和后现代状态》(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7．)，以及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和汉斯•科尔纳(Hans Kellner)的《新历史哲学》(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Reaktion，London，1995．)。其他一些著作则是从后现代和后解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历史编纂学进行整体审视，其中包括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的《关于“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Routledge，London，1995．)，贝弗得•索思盖特(Beverley Southgate)的《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不同视角》(History：What and Why?Ancient，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Routldege，London，1996)，大卫•哈伦(David Harlan)的《走下圣坛的美国历史学》(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7．)，乔易丝•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的《历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后现代主义》(Knowledge and Postmoder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Routledge，London，1997．)，以及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ey)的《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Faces of History：Frome Herodotus to Herder，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8．)。
伴随历史学的这种理论和政治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体现在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中。那些为美国中学设计新的国家历史标准的教育家们反对传统的历史学观念，不认为历史学应该价值中立和超越意识形态。在加里• 纳什(Gary Nash)、夏洛特•克莱比(Charlotte Crabtree)和洛斯•邓恩(Ross Dunn)看来，这种观点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被政治化了的。他们不仅认为“现代历史学已经告诉我们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将学术研究与其自身的教育经历、主观看法、意识形态倾向和文化等背景完全分离”，而且断言，承认无偏见的学术研究“不单纯是一种无知，而且代表了传统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利益，将对独特事件、传统和英雄人物天衣无缝的解释代替了公众所应知晓的‘真实’和‘客观’的历史”[3]。通过强调历史学的政治色彩，他们颠覆了对美国历史的传统认识，不再把中学历史课程的重点放在独立战争、宪法的制定、西进运动和南北战争上，取而代之的是妇女、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此处所引数据为澳大利亚历史学会主席斯图亚特•麦森特里(Stuart Macintyre)统计得出。
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如何“遭受歧视、剥削和敌视，又是怎样不屈地挑战压迫者，为争取合法利益、进行自我保护和打破种族界限而斗争”①[3]。如果不是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在1994年11月的空前干预，投票阻止了两个政府教育团体提出的这些国家历史标准的通过，那么今天这种教学计划将在美国大多数中学生中推行。
批评家们推荐的大学历史方法论课程有着同样的理论倾向。这一点在凯斯．詹金斯1997年选编的文集——《后现代历史学读本》(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尽管这部书象征性地选人了部分反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包括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格特鲁德．希美尔法伯(Gertrude Him- melfarb)、乔弗莱•艾尔顿(Geoffrey Elton)和少数旧式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但整部文集的作者主体则是为人熟知的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让•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前面已经提到的近期的英语国家思想家——贝克霍弗、安克斯密特、科尔纳，加上个别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者。
就像新中学课程的鼓吹者一样，这部文集的编辑者毫不避讳自、己像关心学术问题一样关注政治问题。詹金斯坦承，这部选集既不中立也非毫无偏见，“其中的文章倾向于后现代主义”[4]。詹金斯为证明自己的立场，宣称所有恢复历史的努力本身都已经被政治化了，即使那些自以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努力，同样不可避免被政治化的命运。詹金斯声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历史编纂学，认为其背后隐藏的先人之见值得挖掘。用他的话来说，传统的历史研究只不过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论据是：传统历史学家声称他们反对目的论历史学，即为历史设想一个如共产主义乌托邦(马克思的说法)，或无限发展的进程(辉格党人的说法)之类的终极目标；他们认为历史学不应是对未来的设计，而应当为历史而历史。但詹金斯辩驳称，如果他们奉行这一路线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对现状满意；既然他们不想改变现状，就必然维护现状。
中产阶级不愿改变现状的事实(即自由主义者、中产阶级和市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历史的最佳选择这一事实)意味着任何以过去为基础、以未来为指向的建构都变得没有必要。正是从这一点上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被打破了，因为现在就是一切，过去不再服务于我们的各种需要，而仅仅是为“它自身”而存在，从而得以被中立化和被研究。这样一段向我们走来并停止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4]。
现在很容易看出，这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按照其本来面目了解过去的愿望不仅仅源于对现状的满足，而且与其他立场有关，包括对现实社会状况的一种批判态度，甚至是绝望。传统历史学家是由不关心政治的愤世嫉俗者、保守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基督徒以至一些过时的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组成的广泛的信仰群体，他们通过自己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主流社会的不满。他们都认为历史学家应努力排除自己的偏见和利益，为历史而历史。把这种立场归结为代表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归纳法更接近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而非后现代主义者所标榜的“与众不同”。与其说詹金斯的所有讨论重新审视了传统历史学，倒不如说其表明了两点：一是政治化因素在后现代主义者心目中所占据的份量；二是这种政治化倾向如何迅速地被带有偏见和攻击性地滥用。于是在类似的辩论中，可以对对方所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置之不理，只要确定其政治立场，自己的观点就不证自明了。这种方式不仅用于评价历史学家是不合理的，而且与任何一种值得尊重的学术活动都是相对立的。
更进一步地讲，这种观点是以新的方式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批判。现在，左右社会变革的不再是被称作蓝领的无产阶级，而是那些被认为受到西方文化压迫的受害者：女权主义者、黑人、同性恋者、土著人、少数民族、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囚犯、吸毒者以及其他种种少数群体。当他们所表达的原初的政治观点被当成了一种批判，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个历史教学计划时，就必然导致了教学内容的方方面面都背离了事实。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点日渐左右着历史学的命运。这门一度处于西方文化核心层面的学科正在被激进的教育家所利用，进而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颠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对这一计划的批评可参考：Keith Windschuttle，“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history”，The New Criterion，16，10，June1998.
即使在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上，历史学的批评家们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同样是他们的目标。罗伯特•贝克霍弗认为传统历史写作是一种独裁主义的实践，影响到了同时代西方社会“ 民族优越感”和“文化自大心理”的盛行。而且他认为无论作品的作者持哪一种西方文化主流的政治倾向——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一点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都是在相同人文传统中进行表达，并被相同的权利诉求所驱使的。“正统的历史为了树立一种权威而对历史加以规范，并借此凌驾于读者之上，……无法摆脱自身政治倾向的作者通过将自己虚构为局外人和无所不知者，并借用事实的名义，掌握了控制读者的权力。”[5]通过颠覆历史学再现过去的诉求，贝克霍弗希望将历史学变得不再神秘，并代替以所谓“诗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将引入各种不同的方式，认可各种不同的表达。
詹金斯赞同贝克霍弗的方法，并为其前景所吸引。他认为这为那些正在因被排斥而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又在传统历史学权威面前无能为力的历史学家开辟了道路。
这种启蒙“解放”了历史学家，使其能从不同的观点出发，以无数种表达、情节设置和组合方式讲述同样合理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地解释历史。而这一结论对很多(正统的)历史学家来说则是他们那种历史学的终结[4]。
就这一问题而言，我认为詹金斯最后所做的暗示是完全有可能的。与他不同的是，我认为这一点是骇人听闻的。但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现代主义者恰恰要被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所击败。作为左派，他们会很乐意认可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在放弃了真相，对历史的解释变得“为所欲为”之后，他们却无意提供一种相应的规范去限制那些可能出现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观点，诸如新纳粹主义、新斯大林主义、白人和黑人优越论、否认大屠杀、种族灭绝主义等各种败坏的政治观念。如果赞同詹金斯的观点，那我们将没有权力和能力驳斥他们那种历史观，而无论其是多么富有攻击性、荒谬和不真实。
今天，尽管历史学日益遭受到致命的损害，但不断涌现出的迹象表明，维护传统价值观的抵抗在同时进行。1998年，为了抵制后现代主义对美国历史学会及其专业期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影响，一群美国历史学家成立了历史协会(The Historical Society)。他们宣称将“致力于自身专业的重塑。”到1999年中期，他们已经吸引了1200名会员。在它成立的公开宣言中，宣告其会员资格将超越旧的政治派别——“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右翼的传统主义者”。它对进行无休止争论的所谓“文化战争”表示痛心，并力求消除“近年来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状况 ”。
其间还出现许多新著作，分析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回应意见。其中包括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的《保卫历史学》(In Defence of History)[6]和边汉•麦克柯劳(Behan McCullagh)《历史的真相》(The Truth of History)[7]。其中，埃文斯是哥伦比亚大学近代史的候任教授，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被大众和学术媒体广泛评论。
埃文斯与后现代主义论者削弱历史学可信度的企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论争，特别是针对他们否认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运用和对真相的追索。埃文斯指出，那些批评者如果没有他们所否认的观点作依靠，甚至连表达自己的异议都无能为力。例如，后现代主义者埃伦•萨姆卡瓦(Ellen Somekawa)和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认为“无论历史学家有怎样的职业规范，所有个人的解释都是正当”。因此他们称历史学家应该抛弃传统历史学家书写真相的信仰，代替以对自身持有的道德或政治立场的承认。但既然所有的解释都被认为是正当，那作者也必须承认自己的解释与其对立方——传统实在论——的解释同样合理。但是他们仅仅得出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却认为实在论历史学是错误的。埃文斯注意到，“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6] 埃文斯还剖析了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黛安•波克丝(Diane Purkiss)在她的《历史上的女巫》(The Witch in History)一书中对历史学的批评。在书中，作者拒绝用传统经验的方式研究自己的课题，而力图“讲述和复述关于女巫大量不同的故事”。然而埃文斯指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同样承认了她在为女巫“组配史实”，并运用了她在其他时候曾贬低的各种手法。她一面抵制经验主义历史学中代表“男性”的事实观，一面又不停地将其他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反男权主张批评为根本“不可能”。埃文斯指出，波克丝“自己独占了作为怀疑主义者的特权，又同时拒绝它被男性所拥有——这是一种性别的双重标准(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单一标准)，因为如果事实真的是一个男性化概念，那么波克丝将永远无法声称她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了”[6]。
埃文斯著作的出版者称其是一部堪与E•H•卡尔(E•H•Carr)的《历史是什么?》“比肩的划时代之作”。后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作为指导历史学科实践的标准之一而存在。但埃文斯的作品似乎很难将这一角色扮演同样长的时间，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将自己的议论专注于后现代主义这一现象，就像他所写的那样，这一标签已经开始被它的一些最初支持者所回避了。1997年底，后现代主义理念体系的构建者之一，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建议道，既然人们“根本不知道”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那么还不如干脆把它取消掉。”[8]如果说还有什么能与当前这一代激进的学者相符的话，那就只剩下他们对学术风尚的嗜好了。可以说，他们学术兴趣转变的速度与频率决不亚于时装行业。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同样的一批人分别一度成为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激进的女权运动、同性恋理论、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追随者。其学术花样的不断翻新不过是为了获取对付经验主义批评的抗体罢了。这一幕在不久前已重演了很多次，当他们看到一种强大的观点形成后公然对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理论提出挑战，就会迅速地宣称这种理论已经过时(这对他们自己来说可谓最尖锐的指责)，并尽快将其抛弃(甚至就在我写作本文的这一周，还刚刚收到了一部邮递来的书稿，是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斯碧瓦克Gayatri Spivak的一部评论性著作，在书中她宣称自己正在放弃“后殖民主义”，这个她一直被认为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9]）①。不幸的是，对埃文斯来说，他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批判的目标很快就撇下他销声匿迹了，没有人再会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如今大多数人已经倾向于进行不那么具有煽动性的文化研究，尽管它同样认同反实在论的哲学和反西方的政治理论，但它带有一种温和的学术色彩，从而具备更浓厚的学术粉饰。
埃文斯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为了更加讲求策略和力图促成学术谅解，他对自己所批判的运动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埃文斯曾评价道，后现代主义以其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促使历史学家更加接近原始文献，更加小心地拨开事物的表面，用新的方式对待文本和叙事”[6]。他主要以罗伯特．达尔顿(Robert Darnton)1983年的著作《猫的大屠杀》(The Great Cat Massacre)来论证自己的这一判断。这本书的作者将其所有研究完全建立在一个在其所描述的事件发生30年后写成的三页纸的小册子上。“对猫的屠杀” 被认为是一群学徒在18世纪30年代所为，达尔顿将其作为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中的大屠杀的有象征意义的先兆。然而除了一本出版于1762年的小册子，达尔顿没有找到其他任何关于这场屠杀的史料。尽管埃文斯也知道，很多批评家指责达尔顿的著作很难站得住脚，但他仍高度评价了这本书对其所涉及的单个文本所进行的复杂的分析解释[6]。而在前面的章节中，埃文斯在对史学史的清晰回顾中早已表明，仔细审查史料的原则远早于后现代主义而出现，在过去170, 年中一直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组成部分。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了这种新的更加严格的保证历史真实性的研究规范，而他的这种专业技术得益于他最初的文献学训练。与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还不同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往往在对文本的分析中运用怀疑的态度，从而能够辨别：哪些是与论题相关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哪些是可以被证实的，哪些是不可证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埃文斯的书并不能说服历史学家能够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学到如何审查史料。
埃文斯对后现代主义的另外两个评价是，其一，它将历史写作的重心由社会科学转移到了文学模式上，从而使其更容易被普通公众所接受；其二，它还原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历史，而在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写作中，人总是作为群体出现的。关于第一点，西蒙•莎玛(Simon Schama)这位过去十年最畅销的图书作者之一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似乎会带给我们类似的看法。但这一点，对于那些类似于埃文斯的学术著作而言就不再适用了。至于黛安．波克丝的作品，更只有那些坚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才会有胃口。这一点同样不适用于《谋杀历史学》中所讨论到的几部作品，如格雷格•戴宁 (Greg Dening)和保罗•卡特(Paul Carter)讨论反叙事理论的著作。与此相类似，埃文斯的第二个评价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完全忽视了以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及其理论，即认为人类对独立的追求只是一种幻想，人类个体仅仅充当了语言和文化的工具。福柯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一种社会科学家此前从未意识到的方式，将作为个体的人消解掉了。
———————————————
① 实际上，早在1991年，澳大利亚文学理论家约翰•福娄(John Frow)就表现出法国人所偏爱的先声夺人，出版了一部名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What Was Postmodernism?Local Consumption Publications,Sydney，1991．)的专著。
然而确如埃文斯所言，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个成果的。就像埃文斯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迫使历史学家从未像今天这样努力审视自己的研究方式和过程。埃文斯自己的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我在前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保卫历史学》一书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保卫作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如果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一切似乎都不会发生。然而，一个问题也同时伴随着这场反击一同被提了出来，即历史学家是否最有资格进行这种对抗。在《历史的真相》中，麦克柯劳指出，由于这一争论从根本上看是关于是否承认真相和客观性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歧，而且由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更多地是从哲学而非从历史学层面提出，因此由历史学家起来进行反击、并被认为是合理的那些方法未必是恰当的。作为一个实在论哲学家，麦克柯劳力求保证历史学研究实践不受其哲学对手的影响。他认为，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历史描述、解释、说明的合理性问题，而哲学家则重点对历史学家的预设和其运用的合理性标准展开辩论。因此，他认为任何一方都无法公正对待另一方的意见[7]。
而现在涉及到历史学家时，这种表述也不完全准确了。如埃文斯，他确实抓住了后现代主义者所持有的合理性的标准，而我自己的书也努力揭示后现代主义者自身的逻辑和科学哲学对他们的影响。当然，哲学家提出的很多问题，历史学家在讨论中还没有涉及到。麦克柯劳不仅提出了很多类似的问题，而且将争论引向深入，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而不是历史学争论。尽管我没有被他的全部观点所说服，但他的著作确实是一部杰作。它可以被看作是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和对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之一。
麦克柯劳将讨论引入了语言哲学，即那个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借以获取批评历史学原始资源的领域。例如，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他们后来的英语国家追随者，如罗伯特•贝克霍弗和凯斯•詹金斯，认为语言与客观世界没有重要的和规律性的联系。词语和文本并非通过其自身与世界的联系产生意义，而是在其与其他词语和文本的联系中产生意义。因此运用语言对所发生事件进行描述并不能揭示真相。故而就像语言一样，历史学并不能代表过去的真相，只能代表其本身。如詹金斯所言：“所指(过去)只不过是能指(历史)而已”[4]。但麦克柯劳举出了其他语言哲学家的著作——迈克尔•戴维特(Michael Devitt)和凯姆•斯蒂尔尼(Kim Sterelny)[10]——对此加以反驳。他指出当人们通过语言发表意见时，并非仅仅制造了一系列与其他词汇关联的词汇。相反，他们指示了现实世界中某种能够带给人们特定经验的东西。麦克柯劳指出，一个人只有看到了褐色的物体才会真正了解“褐色”一词的意思．仅仅通过被告知褐色不是：黄色、蓝色、红色等等是不可能了解“褐色”的真实的意思的。“褐色”一词是与经验世界中一种特定颜色相联系的[7]。因此，词语的意义和语言的运用兼有了指涉性和实在性。
麦克柯劳同时考察了德里达关于对历史的描述依赖于文本的特点，这一点也均被贝克霍弗和詹金斯重复提到过。其理由是这样的：尽管历史性描述宣称是对历史的再现，但在作者进行描述时并非借助于真实的世界，而是借助于其他文本，如关于所发生事件的报道和记载人们如何经历一个事件的档案。因此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的描述并不与真实世界直接发生联系，而是由其他文本生成的。就像格雷格•戴宁所说的：“我将已经文本化了的过去再次文本化。”[11]麦克柯劳认为，历史学家从大量的文字记载而不是从其直接的观察中推定过去发生的史实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指出，只有当文字记载与所发生的事件无关，或没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时，才意味着他们对历史的记述是不真实的。他评论说：“并不是因为历史学家的描述借助于其他文字记载这一事实本身使得其描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只有当证据首先不足以支撑其观点时，他们的描述才是可疑的。而当证据能够充分支持历史描述的事实时，人们也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很可能就是真相。”[7]
德里达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后来被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发展为对历史学的批判，即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总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对历史的描述往往运用普通的名词和动词，选取那些一般化的相关特征加以描述。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描述能够精确地再现真相显然是幼稚的。利奥塔特别指出，历史著作的读者应当被告知，他们正在读的只是经过创造的历史，文本和事实是相分离的两码事。利奥塔宣称，既然详尽地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那么历史学也是不可能的[7]。但就像麦克柯劳所指出的，历史描述只涉及一个事件或某种境况的一些方面，与其他无关。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它是不详尽的。历史描述无法捕捉过去的每一个细节，故而总是不完整的，永远达不到与过去“一一对应”。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历史。麦克柯劳承认：“描述越是一般化，就会越不精确。然而，非常一般的描述还是能够做到完全准确的，人们身处其中，虽然距离精确很远，但依然能完全信服他所知道的事实。”[7]就此而言，麦克柯劳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对最后一点的深入探讨应得到赞誉。“我们应当感谢后现代主义者能将描述的局限性暴露得如此鲜明。不可否认，描述中只是运用了普通的名词和动词，同时还有一系列用以表述过去的事实。它们不能捕捉每一个细节，……”[7]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奇怪的恭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曾郑重宣称自己的工作能“一一对应”地完全重现历史。就如同麦克柯劳所承认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描述曾吹嘘把每一件事都讲出来了，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曾幻想实现这一壮举。不仅如此，没有哪个历史读者会天真到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需要被提醒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是两码事。后现代主义者的论争是对稻草人发起的攻击，他们所力图破坏的那种观点是他们的对手从未持有过的。他们对读者同样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读者只有学龄前儿童的智力水平。历史学家确实声称揭示了过去的真相，但从未宣称这些构成了每一件事的所有真相。这对任何一个不被理论所蒙蔽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印刷出来的历史书对历史的描述永远不可能再现整个人类过去。兰克学派发现“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诉求只是对努力发现过去真相的忠告，而非承诺找出所有的真相，重建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麦克柯劳是一个维护传统历史学的实在论者。与一般的实在论者坚持符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不同，麦克柯劳坚持一种自称为“相关论”(correlation theory)的真理观。他称其与符应论相似，但更加成熟。符应论认为只要描述中的某一常规的事实状态能与现实世界中某件事相符合，就证明整个世界能被真实地反映出来。这种理论通常伴随着这样一种信仰，即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观察现实世界的部分真相，并将其与描述中的事实状态相对照，从而判断整个描述的真实性。麦克柯劳的相关性理论将这一点变更为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评估。他认为不同的人的知识会受到其文化背景条件的限制，即使它并不由文化所决定。麦克柯劳这样表述他的相关性理论：“如果有很多种对现实世界的见解，而只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对世界拥有一定特定见解的人往往归属于一种特定文化。 ”因而，他认为实在论世界观与关于知识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共同性[7]。
在没有概括我在《谋杀历史学》中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的异议之前，先让我指出在这一争论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哲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完全是从相对立的方向出发的。哲学家通常是由抽象的一端开始，询问如何能证明自己的信仰，或者能否确定地知道每一件事情。历史学家往往一开始就会确信自己是有知识的，同时对过去事情的很多方面都非常确定。然后他们想努力证明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或回应那些认为历史学知识并非那样稳固的批评。
就后一点而言，需要注意，这里有历史和史学著作间的区别。关于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知识片断，或者说历史的事实，与历史学家做出的解释，即通过进一步的文章和著作的写作解释出来的历史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些对历史的哲学批评，包括凯斯•詹金斯认为“认识论表明我们永远无法认识过去”，他虽然承认历史事实的存在但否认其合理性。即使像事件发生的日期这种事实，也被詹金斯说成是“‘真实’的但毫无用处”[12]。
不难看出，关于历史学如此大量的事实和观点可以证明历史学是不应被怀疑的。这些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任何从哲学上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历史学家知晓关于过去的无数事实，这一点每一个清醒的人都会承认。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多数民主国家被选举出来的官员的名字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或以下面这段陈述为例：越南人1954年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陈述中的每个措辞——两个主角的名称、军事失败的概念、地点名称、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由语言和文化构成的。但这一陈述是真实的。不仅如此，它在客观的文化背景中也是真实的，丝毫没有相对的成分。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越南的文化背景下，它都是对事实的陈述，在世界的其他文化背景下也同样如此。它不仅不是无用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陈述。因为它所表述的事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并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历史进程。如果这一陈述是不真实的，那么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局面、民众生活将完全不是今天的面貌。
任何一个读者，只要对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略为了解一点，就会迅速以类似的情形想起大量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既是客观真实的，又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这些事实在人们的意识里牢固到无法凭借对当前事件的记忆对其加以限制，只能返回到过去，甚至超越远古。土耳其人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古希腊人写作诗歌和哲学著作，人类在澳大利亚定居已至少1万年了——对这些事实，人们或者会感觉很陌生，或者固执地认为很荒谬，想进行质问。当然，围绕和支持这些事实的很多细节他们可能最终都不会知晓。我们可能不知道武元甲将军在奠边府包围了法国军队后运用了什么战术策略和武器装备，但我们对他的胜利不完全的了解并不妨碍我们知道这个已发生的事实。
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倾向。延伸的历史解释可能会被作为这样一种证据，即历史陈述本身是客观真实的，但在材料选择上的文化和政治倾向则会使得在对历史的讨论中歪曲事实。客观性的缺乏往往源于材料的选用过程，为了论证以往的事件，历史学家往往会选择一部分事实而丢弃另一部分。而正是由于对史料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文化倾向。使得选择过程带有随意性。从看似简单的选择过程中，西蒙．沙玛认识到：“追求历史学知识合理性的主张总是被历史叙述者的个性与偏见所毁灭”[13]。历史学家在选择过程中的偶然行为也往往会被其他历史学家批评。实际上，对文化、政治或道德偏见的警惕是在历史学家们的互相监督中最常见的批评。有些时候，这种批评会使得整个史学团体放弃整套历史解释。而在其他时候，它又有可能对一项研究的一些方面提出批评，而允许其余部分保留下来进入历史殿堂。但如果像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的那样，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作茧自缚，他们将在自己的群体中失去警惕文化偏见的能力，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超越文化的相互批判。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在个体单位中考察历史学家的偏见和客观性缺失问题，而不是诉诸于认识论。
我们应当认识到客观性对于历史学讨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对于消解分歧和提高历史学家讨论敏感问题的能力都是关键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共同发现有些历史解释是不成功的，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因为证据与论点相背离。只有当那些构成论据的历史陈述自身独立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文化背景之外时，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才能成为可能。来自任何一种文化的人去研究拜占庭帝国的历史都发现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是在1453年。如果客观性的概念被历史学家们所摈弃，那将无法使用证据来解决历史学中的争论。学者们也只能带着自己的文化、政治倾向和信仰，轮流发表自己对过去的见解，而无法与别人争论，也无法从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过去五年来参加的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辩论和研讨会使我认识到，由于过多地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争论，很多讨论并不能直接进入到问题的深层。由于这是一个牵涉广泛的问题，因此对其进行更加认真的讨论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否认从人类自身发现客观性知识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屈从于文化相对主义、语言理想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公然宣称的那种政治化倾向，那我们就只能共同放弃历史学。早在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历史学家就已经在为了这个与众不同的职业而努力了：将自己从所属的政治体制、文化前景中摆脱出来，进行超越这一切的写作。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求，要比追求表达个人主观观点和进行自．我保护——包括与我们都知道的那些困难做斗争——更能接近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色。近来与后现代主义者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辩论，愈发凸显了保存这一智慧遗产的紧迫性。
[参考文献]
[1] C. Vann Woodward,"The core curriculum as intellectual motivation"[J]. Partisan Review ,3,1998. P406- 407.
[2] The Australian ,30 June 1998. P3.
[3]Gary B. Nash,Charlotte Crabtree and Ross E. Dunn, History on Trial : Culture War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M]. A1fred A. Knopff, New York, 1997. P10, P10.
[4]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C]. Routledge, London, 1997. P2,P15 - 16,P20,P20.
[5] Robert Berkhofer, " The Challenge of Poetics to (Normal)Historical practice" [A]. in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C]. P152 - 153,155.
[6]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M]. Granta Books,London, 1997. P219 - 211 ,P98 - 99,P248,P248.
[7] C. Behan McCullagh, The Truth of History [ M]. Routledge, London, 1998. P3 - 4, P38, P40, P40 - 41, P12, P42, P26 - 28.
[8] Mark Leyner. " Ceraldo, Eat Your Avant - Pop Heart Out "[ N ]. New York Times, 21 December 1997.
[9]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99.
[10] Michael Devitt and Kim Sterelny, Language and Reality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M]. Blackwell, Oxford, 1987.
[11] Greg Dening, Mr Bligh' s Bad Language : Passion, Power and Theatre on the Bounty [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2. P5.
[12]Keith Jenkins, Re- Thinking History [M]. Routledge,London, 1991. P19、32.
[13]Simon Scama, Dead Certainties ( Unwarranted Speculations ) [M] ,Granta Books/Penguin,London, 1991. P322.
李凌翔 译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西方；客观性
[摘 要] 西方历史学在20世纪后期面临萎缩的窘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其影响已经体现在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中，后现代主义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而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一点缺乏反思。后现代主义者对政治观念的过分倚重和某种程度的滥用，既使其对学术活动的攻击不合时宜，又使其在社会批判和历史学批判中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保卫历史学》和《历史的真相》为处于继承传统和应对挑战两难境地的西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前者看到，“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同时也是一部近年来对历史学研究方式和过程进行自我审视的力作，而这又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者则是一部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它将传统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争沦引向深入，从而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尤其是在语言学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作了有力回应，而其“相关论”真理观提示了针对文化理论批判的应对策略。大量历史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从认识论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当历史的客观性成为共识，历史学家的偏见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被避免，跨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可能。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求自古就是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色，在这个特殊时期应再次被强调。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4-0022-08
[收稿日期]2004—04—21
[作者简介]凯斯•文沙特尔(Keith Windschuttle)，澳大利亚历史学和社会学家，曾就职于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南威尔士技术研究所以及伍伦贡大学。已在澳大利亚及国际学术期刊广泛发表论著。他最新的一部著作为《谋杀历史学：一门学术是怎样被文艺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杀害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a Discipline is being Murdered by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Macleay Press，Sydney，1994；Free Press，New York，1997；paperback edition Encounter Books，San Francisco，2000．)
这是一个关于转折点的讨论，而后现代主义也的确扮演了历史学转折点的角色。但本文并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多么富有成效，而是意在论述，作为一场运动，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
如今，在英语国家，被年轻人陆陆续续地抛弃或许是历史学科的处境最富戏剧性的表现。诚然，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种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已发端，但经过 10年的发展，历史学由衰退走向溃败。在美国，学习历史的高中生比例由20世纪60年代的2／3下降为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0％。在大学阶段，美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在1970年曾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5000人，而20年后降到了不足20000人，美国这一时期被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也减少了50％以上，而这些都是在同期的高校入学人数和学位授予人数都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绝对和相对减少了的历史学专业学生人数对历史学科的就业岗位来说仍然是过剩的，而且在实际的就业中已经表现出来。1995年，美国历史学会记录在案的被高校吸收就业的历史学博士毕业生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对此，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C．范•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1998年评论说，尽管其中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很多职业因素以及大学毕业生自身的变化，但后现代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
我当然意识到文化研究的激进分子和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先驱们没有理由为近年来历史学和其他一些人文学科的萎缩单独承担责任，……但我也确信，如果我们这些各方的学者不能鼓足勇气，并找到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法，我们所为之服务的学科和所关注的教育体系就将面临窘迫的结局[1]。
在澳大利亚，毕业生的需求状况同样恶化，相当数量的历史专业学生不得不面对被委婉地称作“提前退休”的处境，即面临被精简掉的窘况。全澳大利亚的大学提供给历史学者的岗位从1989年的451个减少到了1998年的不足300个，其中一些曾享有盛誉的机构甚至缩减了一半①[2]。就像在美国一样，这种状况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事实表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传统的历史写作和教学伴随了历史学科最繁荣的时期；而继起的后现代理论和群体认同的政治观念则见证了历史学科在那个世纪的最低潮。
但这种对历史学全局独树一帜的考量并没有产生它应有的影响。自从7年前我的《谋杀历史学》一书出版以来，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们甚至对历史学中问题产生的原因和他们是否对其负有责任没有反思过。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出版物纷纷发表对这门学科的批评：历史学家只能表达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超越阶层、性别、种族或文化背景，以及代表欧洲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立场的传统历史学，从而达到足够客观，那只能是自欺欺人。其中的一些著作致力于历史学基本理论和历史哲学的探讨，诸如艾伦．蒙斯洛(Alun Munslow)的《解构历史》(Deconstructing History，Routledge，London，1997．)，罗伯特•贝克霍弗(Robert Berkhofer)的《超越伟大的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学》(Beyond the Great Story：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1995．)，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文化历史学和后现代状态》(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7．)，以及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和汉斯•科尔纳(Hans Kellner)的《新历史哲学》(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Reaktion，London，1995．)。其他一些著作则是从后现代和后解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历史编纂学进行整体审视，其中包括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的《关于“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Routledge，London，1995．)，贝弗得•索思盖特(Beverley Southgate)的《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不同视角》(History：What and Why?Ancient，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Routldege，London，1996)，大卫•哈伦(David Harlan)的《走下圣坛的美国历史学》(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7．)，乔易丝•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的《历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后现代主义》(Knowledge and Postmoder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Routledge，London，1997．)，以及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ey)的《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Faces of History：Frome Herodotus to Herder，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8．)。
伴随历史学的这种理论和政治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体现在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中。那些为美国中学设计新的国家历史标准的教育家们反对传统的历史学观念，不认为历史学应该价值中立和超越意识形态。在加里• 纳什(Gary Nash)、夏洛特•克莱比(Charlotte Crabtree)和洛斯•邓恩(Ross Dunn)看来，这种观点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被政治化了的。他们不仅认为“现代历史学已经告诉我们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将学术研究与其自身的教育经历、主观看法、意识形态倾向和文化等背景完全分离”，而且断言，承认无偏见的学术研究“不单纯是一种无知，而且代表了传统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利益，将对独特事件、传统和英雄人物天衣无缝的解释代替了公众所应知晓的‘真实’和‘客观’的历史”[3]。通过强调历史学的政治色彩，他们颠覆了对美国历史的传统认识，不再把中学历史课程的重点放在独立战争、宪法的制定、西进运动和南北战争上，取而代之的是妇女、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此处所引数据为澳大利亚历史学会主席斯图亚特•麦森特里(Stuart Macintyre)统计得出。
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如何“遭受歧视、剥削和敌视，又是怎样不屈地挑战压迫者，为争取合法利益、进行自我保护和打破种族界限而斗争”①[3]。如果不是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在1994年11月的空前干预，投票阻止了两个政府教育团体提出的这些国家历史标准的通过，那么今天这种教学计划将在美国大多数中学生中推行。
批评家们推荐的大学历史方法论课程有着同样的理论倾向。这一点在凯斯．詹金斯1997年选编的文集——《后现代历史学读本》(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尽管这部书象征性地选人了部分反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包括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格特鲁德．希美尔法伯(Gertrude Him- melfarb)、乔弗莱•艾尔顿(Geoffrey Elton)和少数旧式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但整部文集的作者主体则是为人熟知的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让•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前面已经提到的近期的英语国家思想家——贝克霍弗、安克斯密特、科尔纳，加上个别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者。
就像新中学课程的鼓吹者一样，这部文集的编辑者毫不避讳自、己像关心学术问题一样关注政治问题。詹金斯坦承，这部选集既不中立也非毫无偏见，“其中的文章倾向于后现代主义”[4]。詹金斯为证明自己的立场，宣称所有恢复历史的努力本身都已经被政治化了，即使那些自以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努力，同样不可避免被政治化的命运。詹金斯声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历史编纂学，认为其背后隐藏的先人之见值得挖掘。用他的话来说，传统的历史研究只不过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论据是：传统历史学家声称他们反对目的论历史学，即为历史设想一个如共产主义乌托邦(马克思的说法)，或无限发展的进程(辉格党人的说法)之类的终极目标；他们认为历史学不应是对未来的设计，而应当为历史而历史。但詹金斯辩驳称，如果他们奉行这一路线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对现状满意；既然他们不想改变现状，就必然维护现状。
中产阶级不愿改变现状的事实(即自由主义者、中产阶级和市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历史的最佳选择这一事实)意味着任何以过去为基础、以未来为指向的建构都变得没有必要。正是从这一点上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被打破了，因为现在就是一切，过去不再服务于我们的各种需要，而仅仅是为“它自身”而存在，从而得以被中立化和被研究。这样一段向我们走来并停止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4]。
现在很容易看出，这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按照其本来面目了解过去的愿望不仅仅源于对现状的满足，而且与其他立场有关，包括对现实社会状况的一种批判态度，甚至是绝望。传统历史学家是由不关心政治的愤世嫉俗者、保守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基督徒以至一些过时的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组成的广泛的信仰群体，他们通过自己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主流社会的不满。他们都认为历史学家应努力排除自己的偏见和利益，为历史而历史。把这种立场归结为代表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归纳法更接近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而非后现代主义者所标榜的“与众不同”。与其说詹金斯的所有讨论重新审视了传统历史学，倒不如说其表明了两点：一是政治化因素在后现代主义者心目中所占据的份量；二是这种政治化倾向如何迅速地被带有偏见和攻击性地滥用。于是在类似的辩论中，可以对对方所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置之不理，只要确定其政治立场，自己的观点就不证自明了。这种方式不仅用于评价历史学家是不合理的，而且与任何一种值得尊重的学术活动都是相对立的。
更进一步地讲，这种观点是以新的方式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批判。现在，左右社会变革的不再是被称作蓝领的无产阶级，而是那些被认为受到西方文化压迫的受害者：女权主义者、黑人、同性恋者、土著人、少数民族、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囚犯、吸毒者以及其他种种少数群体。当他们所表达的原初的政治观点被当成了一种批判，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个历史教学计划时，就必然导致了教学内容的方方面面都背离了事实。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点日渐左右着历史学的命运。这门一度处于西方文化核心层面的学科正在被激进的教育家所利用，进而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颠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对这一计划的批评可参考：Keith Windschuttle，“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history”，The New Criterion，16，10，June1998.
即使在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上，历史学的批评家们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同样是他们的目标。罗伯特•贝克霍弗认为传统历史写作是一种独裁主义的实践，影响到了同时代西方社会“ 民族优越感”和“文化自大心理”的盛行。而且他认为无论作品的作者持哪一种西方文化主流的政治倾向——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一点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都是在相同人文传统中进行表达，并被相同的权利诉求所驱使的。“正统的历史为了树立一种权威而对历史加以规范，并借此凌驾于读者之上，……无法摆脱自身政治倾向的作者通过将自己虚构为局外人和无所不知者，并借用事实的名义，掌握了控制读者的权力。”[5]通过颠覆历史学再现过去的诉求，贝克霍弗希望将历史学变得不再神秘，并代替以所谓“诗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将引入各种不同的方式，认可各种不同的表达。
詹金斯赞同贝克霍弗的方法，并为其前景所吸引。他认为这为那些正在因被排斥而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又在传统历史学权威面前无能为力的历史学家开辟了道路。
这种启蒙“解放”了历史学家，使其能从不同的观点出发，以无数种表达、情节设置和组合方式讲述同样合理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地解释历史。而这一结论对很多(正统的)历史学家来说则是他们那种历史学的终结[4]。
就这一问题而言，我认为詹金斯最后所做的暗示是完全有可能的。与他不同的是，我认为这一点是骇人听闻的。但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现代主义者恰恰要被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所击败。作为左派，他们会很乐意认可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在放弃了真相，对历史的解释变得“为所欲为”之后，他们却无意提供一种相应的规范去限制那些可能出现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观点，诸如新纳粹主义、新斯大林主义、白人和黑人优越论、否认大屠杀、种族灭绝主义等各种败坏的政治观念。如果赞同詹金斯的观点，那我们将没有权力和能力驳斥他们那种历史观，而无论其是多么富有攻击性、荒谬和不真实。
今天，尽管历史学日益遭受到致命的损害，但不断涌现出的迹象表明，维护传统价值观的抵抗在同时进行。1998年，为了抵制后现代主义对美国历史学会及其专业期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影响，一群美国历史学家成立了历史协会(The Historical Society)。他们宣称将“致力于自身专业的重塑。”到1999年中期，他们已经吸引了1200名会员。在它成立的公开宣言中，宣告其会员资格将超越旧的政治派别——“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右翼的传统主义者”。它对进行无休止争论的所谓“文化战争”表示痛心，并力求消除“近年来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状况 ”。
其间还出现许多新著作，分析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回应意见。其中包括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的《保卫历史学》(In Defence of History)[6]和边汉•麦克柯劳(Behan McCullagh)《历史的真相》(The Truth of History)[7]。其中，埃文斯是哥伦比亚大学近代史的候任教授，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被大众和学术媒体广泛评论。
埃文斯与后现代主义论者削弱历史学可信度的企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论争，特别是针对他们否认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运用和对真相的追索。埃文斯指出，那些批评者如果没有他们所否认的观点作依靠，甚至连表达自己的异议都无能为力。例如，后现代主义者埃伦•萨姆卡瓦(Ellen Somekawa)和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认为“无论历史学家有怎样的职业规范，所有个人的解释都是正当”。因此他们称历史学家应该抛弃传统历史学家书写真相的信仰，代替以对自身持有的道德或政治立场的承认。但既然所有的解释都被认为是正当，那作者也必须承认自己的解释与其对立方——传统实在论——的解释同样合理。但是他们仅仅得出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却认为实在论历史学是错误的。埃文斯注意到，“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6] 埃文斯还剖析了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黛安•波克丝(Diane Purkiss)在她的《历史上的女巫》(The Witch in History)一书中对历史学的批评。在书中，作者拒绝用传统经验的方式研究自己的课题，而力图“讲述和复述关于女巫大量不同的故事”。然而埃文斯指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同样承认了她在为女巫“组配史实”，并运用了她在其他时候曾贬低的各种手法。她一面抵制经验主义历史学中代表“男性”的事实观，一面又不停地将其他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反男权主张批评为根本“不可能”。埃文斯指出，波克丝“自己独占了作为怀疑主义者的特权，又同时拒绝它被男性所拥有——这是一种性别的双重标准(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单一标准)，因为如果事实真的是一个男性化概念，那么波克丝将永远无法声称她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了”[6]。
埃文斯著作的出版者称其是一部堪与E•H•卡尔(E•H•Carr)的《历史是什么?》“比肩的划时代之作”。后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作为指导历史学科实践的标准之一而存在。但埃文斯的作品似乎很难将这一角色扮演同样长的时间，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将自己的议论专注于后现代主义这一现象，就像他所写的那样，这一标签已经开始被它的一些最初支持者所回避了。1997年底，后现代主义理念体系的构建者之一，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建议道，既然人们“根本不知道”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那么还不如干脆把它取消掉。”[8]如果说还有什么能与当前这一代激进的学者相符的话，那就只剩下他们对学术风尚的嗜好了。可以说，他们学术兴趣转变的速度与频率决不亚于时装行业。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同样的一批人分别一度成为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激进的女权运动、同性恋理论、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追随者。其学术花样的不断翻新不过是为了获取对付经验主义批评的抗体罢了。这一幕在不久前已重演了很多次，当他们看到一种强大的观点形成后公然对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理论提出挑战，就会迅速地宣称这种理论已经过时(这对他们自己来说可谓最尖锐的指责)，并尽快将其抛弃(甚至就在我写作本文的这一周，还刚刚收到了一部邮递来的书稿，是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斯碧瓦克Gayatri Spivak的一部评论性著作，在书中她宣称自己正在放弃“后殖民主义”，这个她一直被认为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9]）①。不幸的是，对埃文斯来说，他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批判的目标很快就撇下他销声匿迹了，没有人再会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如今大多数人已经倾向于进行不那么具有煽动性的文化研究，尽管它同样认同反实在论的哲学和反西方的政治理论，但它带有一种温和的学术色彩，从而具备更浓厚的学术粉饰。
埃文斯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为了更加讲求策略和力图促成学术谅解，他对自己所批判的运动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埃文斯曾评价道，后现代主义以其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促使历史学家更加接近原始文献，更加小心地拨开事物的表面，用新的方式对待文本和叙事”[6]。他主要以罗伯特．达尔顿(Robert Darnton)1983年的著作《猫的大屠杀》(The Great Cat Massacre)来论证自己的这一判断。这本书的作者将其所有研究完全建立在一个在其所描述的事件发生30年后写成的三页纸的小册子上。“对猫的屠杀” 被认为是一群学徒在18世纪30年代所为，达尔顿将其作为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中的大屠杀的有象征意义的先兆。然而除了一本出版于1762年的小册子，达尔顿没有找到其他任何关于这场屠杀的史料。尽管埃文斯也知道，很多批评家指责达尔顿的著作很难站得住脚，但他仍高度评价了这本书对其所涉及的单个文本所进行的复杂的分析解释[6]。而在前面的章节中，埃文斯在对史学史的清晰回顾中早已表明，仔细审查史料的原则远早于后现代主义而出现，在过去170, 年中一直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组成部分。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了这种新的更加严格的保证历史真实性的研究规范，而他的这种专业技术得益于他最初的文献学训练。与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还不同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往往在对文本的分析中运用怀疑的态度，从而能够辨别：哪些是与论题相关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哪些是可以被证实的，哪些是不可证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埃文斯的书并不能说服历史学家能够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学到如何审查史料。
埃文斯对后现代主义的另外两个评价是，其一，它将历史写作的重心由社会科学转移到了文学模式上，从而使其更容易被普通公众所接受；其二，它还原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历史，而在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写作中，人总是作为群体出现的。关于第一点，西蒙•莎玛(Simon Schama)这位过去十年最畅销的图书作者之一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似乎会带给我们类似的看法。但这一点，对于那些类似于埃文斯的学术著作而言就不再适用了。至于黛安．波克丝的作品，更只有那些坚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才会有胃口。这一点同样不适用于《谋杀历史学》中所讨论到的几部作品，如格雷格•戴宁 (Greg Dening)和保罗•卡特(Paul Carter)讨论反叙事理论的著作。与此相类似，埃文斯的第二个评价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完全忽视了以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及其理论，即认为人类对独立的追求只是一种幻想，人类个体仅仅充当了语言和文化的工具。福柯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一种社会科学家此前从未意识到的方式，将作为个体的人消解掉了。
———————————————
① 实际上，早在1991年，澳大利亚文学理论家约翰•福娄(John Frow)就表现出法国人所偏爱的先声夺人，出版了一部名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What Was Postmodernism?Local Consumption Publications,Sydney，1991．)的专著。
然而确如埃文斯所言，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个成果的。就像埃文斯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迫使历史学家从未像今天这样努力审视自己的研究方式和过程。埃文斯自己的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我在前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保卫历史学》一书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保卫作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如果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一切似乎都不会发生。然而，一个问题也同时伴随着这场反击一同被提了出来，即历史学家是否最有资格进行这种对抗。在《历史的真相》中，麦克柯劳指出，由于这一争论从根本上看是关于是否承认真相和客观性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歧，而且由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更多地是从哲学而非从历史学层面提出，因此由历史学家起来进行反击、并被认为是合理的那些方法未必是恰当的。作为一个实在论哲学家，麦克柯劳力求保证历史学研究实践不受其哲学对手的影响。他认为，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历史描述、解释、说明的合理性问题，而哲学家则重点对历史学家的预设和其运用的合理性标准展开辩论。因此，他认为任何一方都无法公正对待另一方的意见[7]。
而现在涉及到历史学家时，这种表述也不完全准确了。如埃文斯，他确实抓住了后现代主义者所持有的合理性的标准，而我自己的书也努力揭示后现代主义者自身的逻辑和科学哲学对他们的影响。当然，哲学家提出的很多问题，历史学家在讨论中还没有涉及到。麦克柯劳不仅提出了很多类似的问题，而且将争论引向深入，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而不是历史学争论。尽管我没有被他的全部观点所说服，但他的著作确实是一部杰作。它可以被看作是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和对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之一。
麦克柯劳将讨论引入了语言哲学，即那个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借以获取批评历史学原始资源的领域。例如，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他们后来的英语国家追随者，如罗伯特•贝克霍弗和凯斯•詹金斯，认为语言与客观世界没有重要的和规律性的联系。词语和文本并非通过其自身与世界的联系产生意义，而是在其与其他词语和文本的联系中产生意义。因此运用语言对所发生事件进行描述并不能揭示真相。故而就像语言一样，历史学并不能代表过去的真相，只能代表其本身。如詹金斯所言：“所指(过去)只不过是能指(历史)而已”[4]。但麦克柯劳举出了其他语言哲学家的著作——迈克尔•戴维特(Michael Devitt)和凯姆•斯蒂尔尼(Kim Sterelny)[10]——对此加以反驳。他指出当人们通过语言发表意见时，并非仅仅制造了一系列与其他词汇关联的词汇。相反，他们指示了现实世界中某种能够带给人们特定经验的东西。麦克柯劳指出，一个人只有看到了褐色的物体才会真正了解“褐色”一词的意思．仅仅通过被告知褐色不是：黄色、蓝色、红色等等是不可能了解“褐色”的真实的意思的。“褐色”一词是与经验世界中一种特定颜色相联系的[7]。因此，词语的意义和语言的运用兼有了指涉性和实在性。
麦克柯劳同时考察了德里达关于对历史的描述依赖于文本的特点，这一点也均被贝克霍弗和詹金斯重复提到过。其理由是这样的：尽管历史性描述宣称是对历史的再现，但在作者进行描述时并非借助于真实的世界，而是借助于其他文本，如关于所发生事件的报道和记载人们如何经历一个事件的档案。因此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的描述并不与真实世界直接发生联系，而是由其他文本生成的。就像格雷格•戴宁所说的：“我将已经文本化了的过去再次文本化。”[11]麦克柯劳认为，历史学家从大量的文字记载而不是从其直接的观察中推定过去发生的史实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指出，只有当文字记载与所发生的事件无关，或没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时，才意味着他们对历史的记述是不真实的。他评论说：“并不是因为历史学家的描述借助于其他文字记载这一事实本身使得其描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只有当证据首先不足以支撑其观点时，他们的描述才是可疑的。而当证据能够充分支持历史描述的事实时，人们也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很可能就是真相。”[7]
德里达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后来被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发展为对历史学的批判，即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总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对历史的描述往往运用普通的名词和动词，选取那些一般化的相关特征加以描述。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描述能够精确地再现真相显然是幼稚的。利奥塔特别指出，历史著作的读者应当被告知，他们正在读的只是经过创造的历史，文本和事实是相分离的两码事。利奥塔宣称，既然详尽地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那么历史学也是不可能的[7]。但就像麦克柯劳所指出的，历史描述只涉及一个事件或某种境况的一些方面，与其他无关。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它是不详尽的。历史描述无法捕捉过去的每一个细节，故而总是不完整的，永远达不到与过去“一一对应”。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历史。麦克柯劳承认：“描述越是一般化，就会越不精确。然而，非常一般的描述还是能够做到完全准确的，人们身处其中，虽然距离精确很远，但依然能完全信服他所知道的事实。”[7]就此而言，麦克柯劳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对最后一点的深入探讨应得到赞誉。“我们应当感谢后现代主义者能将描述的局限性暴露得如此鲜明。不可否认，描述中只是运用了普通的名词和动词，同时还有一系列用以表述过去的事实。它们不能捕捉每一个细节，……”[7]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奇怪的恭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曾郑重宣称自己的工作能“一一对应”地完全重现历史。就如同麦克柯劳所承认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描述曾吹嘘把每一件事都讲出来了，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曾幻想实现这一壮举。不仅如此，没有哪个历史读者会天真到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需要被提醒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是两码事。后现代主义者的论争是对稻草人发起的攻击，他们所力图破坏的那种观点是他们的对手从未持有过的。他们对读者同样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读者只有学龄前儿童的智力水平。历史学家确实声称揭示了过去的真相，但从未宣称这些构成了每一件事的所有真相。这对任何一个不被理论所蒙蔽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印刷出来的历史书对历史的描述永远不可能再现整个人类过去。兰克学派发现“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诉求只是对努力发现过去真相的忠告，而非承诺找出所有的真相，重建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麦克柯劳是一个维护传统历史学的实在论者。与一般的实在论者坚持符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不同，麦克柯劳坚持一种自称为“相关论”(correlation theory)的真理观。他称其与符应论相似，但更加成熟。符应论认为只要描述中的某一常规的事实状态能与现实世界中某件事相符合，就证明整个世界能被真实地反映出来。这种理论通常伴随着这样一种信仰，即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观察现实世界的部分真相，并将其与描述中的事实状态相对照，从而判断整个描述的真实性。麦克柯劳的相关性理论将这一点变更为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评估。他认为不同的人的知识会受到其文化背景条件的限制，即使它并不由文化所决定。麦克柯劳这样表述他的相关性理论：“如果有很多种对现实世界的见解，而只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对世界拥有一定特定见解的人往往归属于一种特定文化。 ”因而，他认为实在论世界观与关于知识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共同性[7]。
在没有概括我在《谋杀历史学》中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的异议之前，先让我指出在这一争论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哲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完全是从相对立的方向出发的。哲学家通常是由抽象的一端开始，询问如何能证明自己的信仰，或者能否确定地知道每一件事情。历史学家往往一开始就会确信自己是有知识的，同时对过去事情的很多方面都非常确定。然后他们想努力证明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或回应那些认为历史学知识并非那样稳固的批评。
就后一点而言，需要注意，这里有历史和史学著作间的区别。关于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知识片断，或者说历史的事实，与历史学家做出的解释，即通过进一步的文章和著作的写作解释出来的历史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些对历史的哲学批评，包括凯斯•詹金斯认为“认识论表明我们永远无法认识过去”，他虽然承认历史事实的存在但否认其合理性。即使像事件发生的日期这种事实，也被詹金斯说成是“‘真实’的但毫无用处”[12]。
不难看出，关于历史学如此大量的事实和观点可以证明历史学是不应被怀疑的。这些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任何从哲学上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历史学家知晓关于过去的无数事实，这一点每一个清醒的人都会承认。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多数民主国家被选举出来的官员的名字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或以下面这段陈述为例：越南人1954年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陈述中的每个措辞——两个主角的名称、军事失败的概念、地点名称、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由语言和文化构成的。但这一陈述是真实的。不仅如此，它在客观的文化背景中也是真实的，丝毫没有相对的成分。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越南的文化背景下，它都是对事实的陈述，在世界的其他文化背景下也同样如此。它不仅不是无用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陈述。因为它所表述的事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并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历史进程。如果这一陈述是不真实的，那么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局面、民众生活将完全不是今天的面貌。
任何一个读者，只要对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略为了解一点，就会迅速以类似的情形想起大量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既是客观真实的，又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这些事实在人们的意识里牢固到无法凭借对当前事件的记忆对其加以限制，只能返回到过去，甚至超越远古。土耳其人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古希腊人写作诗歌和哲学著作，人类在澳大利亚定居已至少1万年了——对这些事实，人们或者会感觉很陌生，或者固执地认为很荒谬，想进行质问。当然，围绕和支持这些事实的很多细节他们可能最终都不会知晓。我们可能不知道武元甲将军在奠边府包围了法国军队后运用了什么战术策略和武器装备，但我们对他的胜利不完全的了解并不妨碍我们知道这个已发生的事实。
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倾向。延伸的历史解释可能会被作为这样一种证据，即历史陈述本身是客观真实的，但在材料选择上的文化和政治倾向则会使得在对历史的讨论中歪曲事实。客观性的缺乏往往源于材料的选用过程，为了论证以往的事件，历史学家往往会选择一部分事实而丢弃另一部分。而正是由于对史料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文化倾向。使得选择过程带有随意性。从看似简单的选择过程中，西蒙．沙玛认识到：“追求历史学知识合理性的主张总是被历史叙述者的个性与偏见所毁灭”[13]。历史学家在选择过程中的偶然行为也往往会被其他历史学家批评。实际上，对文化、政治或道德偏见的警惕是在历史学家们的互相监督中最常见的批评。有些时候，这种批评会使得整个史学团体放弃整套历史解释。而在其他时候，它又有可能对一项研究的一些方面提出批评，而允许其余部分保留下来进入历史殿堂。但如果像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的那样，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作茧自缚，他们将在自己的群体中失去警惕文化偏见的能力，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超越文化的相互批判。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在个体单位中考察历史学家的偏见和客观性缺失问题，而不是诉诸于认识论。
我们应当认识到客观性对于历史学讨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对于消解分歧和提高历史学家讨论敏感问题的能力都是关键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共同发现有些历史解释是不成功的，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因为证据与论点相背离。只有当那些构成论据的历史陈述自身独立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文化背景之外时，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才能成为可能。来自任何一种文化的人去研究拜占庭帝国的历史都发现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是在1453年。如果客观性的概念被历史学家们所摈弃，那将无法使用证据来解决历史学中的争论。学者们也只能带着自己的文化、政治倾向和信仰，轮流发表自己对过去的见解，而无法与别人争论，也无法从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过去五年来参加的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辩论和研讨会使我认识到，由于过多地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争论，很多讨论并不能直接进入到问题的深层。由于这是一个牵涉广泛的问题，因此对其进行更加认真的讨论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否认从人类自身发现客观性知识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屈从于文化相对主义、语言理想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公然宣称的那种政治化倾向，那我们就只能共同放弃历史学。早在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历史学家就已经在为了这个与众不同的职业而努力了：将自己从所属的政治体制、文化前景中摆脱出来，进行超越这一切的写作。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求，要比追求表达个人主观观点和进行自．我保护——包括与我们都知道的那些困难做斗争——更能接近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色。近来与后现代主义者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辩论，愈发凸显了保存这一智慧遗产的紧迫性。
[参考文献]
[1] C. Vann Woodward,"The core curriculum as intellectual motivation"[J]. Partisan Review ,3,1998. P406- 407.
[2] The Australian ,30 June 1998. P3.
[3]Gary B. Nash,Charlotte Crabtree and Ross E. Dunn, History on Trial : Culture War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M]. A1fred A. Knopff, New York, 1997. P10, P10.
[4]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C]. Routledge, London, 1997. P2,P15 - 16,P20,P20.
[5] Robert Berkhofer, " The Challenge of Poetics to (Normal)Historical practice" [A]. in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C]. P152 - 153,155.
[6]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M]. Granta Books,London, 1997. P219 - 211 ,P98 - 99,P248,P248.
[7] C. Behan McCullagh, The Truth of History [ M]. Routledge, London, 1998. P3 - 4, P38, P40, P40 - 41, P12, P42, P26 - 28.
[8] Mark Leyner. " Ceraldo, Eat Your Avant - Pop Heart Out "[ N ]. New York Times, 21 December 1997.
[9]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99.
[10] Michael Devitt and Kim Sterelny, Language and Reality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M]. Blackwell, Oxford, 1987.
[11] Greg Dening, Mr Bligh' s Bad Language : Passion, Power and Theatre on the Bounty [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2. P5.
[12]Keith Jenkins, Re- Thinking History [M]. Routledge,London, 1991. P19、32.
[13]Simon Scama, Dead Certainties ( Unwarranted Speculations ) [M] ,Granta Books/Penguin,London, 1991. P322.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