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一　前 言

　　一個歷史學者在研究過現代主義運動時所可能探索的力場有三種：一、「過現代」名詞的出現、使用與演變；二、過現代主義的定義、內容和性質﹔三、過現代主義在思想史中的源流與意義。雖然隨著史家的性向，其研究格調各有不同（例如可能集中研究一個個人思想家），但終極所問的問題不外以上三種。

　　第一個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關於第二個問題現今學界已有種種材料，此處所須提示讀者的是哈伯瑪斯早年犯的一個「錯誤」，當他在1980 年領阿頓諾獎時演說，曾模認服寇、德立達等人代表「反現代主義」（antimodernismus） 1 ，雖然隨著「過現代主義」名詞的普及，哈氏對當年立場不再堅持，但這樣的辨認卻突顯了今日我們對過現代主義研究多已遺忘的一個層面，那就是過現代主義中的反現代性。之所以我傾向使用「過現代」字眼，「過」不但比「後」更符合 "post" 之意，而且在中文裡多一「懲過」之意，另一項好處是避免了現有「後現代」名詞中語法上的弱點。

　　以上的三個力場其實息息相關，比方說為了解釋第三點（淵源）必須旁及第一點（名詞），但如果我們不看思想內容，只追尋名詞蹤跡的話，那麼二戰後的英美已經流通了"post-modern" 一語，問題是此語所示是否即我們所說的postmodernism ？ 之所以名詞史與思想淵源問題並不能互相取代。英國建築學家詹克思提出「後期現代」（Late Modern）與「過現代」對立的可能，值得我們借鏡。本文把「後期現代」的時限往前推，上溯到十九世紀晚期，這一段（可以包括今天，時間上也包括了過現代主義本身） 可通稱 為「後期現代」，簡稱「後現代」，也就是說這「後期現代」包括了藝術的現代主義 （modernism） 和二戰後的 "Post-Modern" 小說、詩等。「後現代」之中已經含了各種的「過現代」因子，但由於現代性在二十世紀的繼續發揚和延伸，故「後（期）現代」從過現代主義角度來看只能提供片面的、局部的、浮光掠影的先嚐，而不能以一貫的形式和今日的過現代主義連成一體，更不能在時間上把「後現代」和「過現代」等同相看2 。原有的譯詞「後現代」由於語意上容易和已經成立的「後期現代」名詞混淆，更應淘汰。

　　思想家們的歷史觀很可以作為我們「後」、「過」分界的試紙。雖然大部份的二十世紀──尤其在英美法──可視為歷史學發達的輝煌時期，但敏感的尼采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已經提出對歷史學的譏評。為甚麼對一種學科作苛評呢？他是如何受到這種學問的威脅呢？這些問題本文未能盡涉及，但值得說明的是尼采的攻擊是以局外者的身份來進行的。他反「對」歷史，這與過現代主義中的「反歷史」（antihistory）是有質的分別的。所謂的「反歷史」是過現代主義發展中用歷史的影來混淆歷史的形，扮上歷史的貌來泯滅歷史的性。以物理學中的「反物質」作個比譬，它有一些「物質」的本性，但當與物質相遇時，由於性質相剋，故同時毀滅。反歷史和歷史之間亦有此效應，它使歷史學痿頓癱痺，無所適從。這現象目前已廣見於西方史學界3，但同道者不一定知道其所以然，本文所為就是把這人們多視而不見的「反歷史」原委提出討論。

　　「反歷史」是法國年鑑學派所出斯多義諾威琪教授在批評服寇時所用語，但並沒有展開，其他學者各自用過（如柯婁且、懷特），也不甚有系統4 。 我覺得此觀念值得在此處發展，但本文的分析主體只限於過現代主義巨擘服寇 與修史學家懷特二人的理論。

二　服寇的起飛

　　服寇生於1926年，維繫（Vichy） 政府當政的數年正是他世界觀形成最關鍵的階段。從師易博力（Jean Hyppolite） ，這老夫子公認為是把德國黑格爾哲學認真帶入法國教育的人。服氏在校表現一般值得嘉勉，但他一個老師的一句評語值得注意：說他行文過於晦澀，不易把思想清晰地表達出來，這一點似乎預設了他一生思路的方向，也就是說，從構思的著眼、著力開始，服寇從極早期就有他偏處的特性5。

　　服寇的論文導師是孔桂涼（Canguilhem）， 在1961 年出版博士論文，名《痴和瘋》，於是聲譽鵲起，法國史界泰斗卜婁岱（Braudel） 親自在他旗下的《年鑑》學刊提筆讚揚。《痴和瘋》後二年有《診所的誕生》，是為姐妹作，但把方法論推前了些，三年後推出更重要的《言物之間》（Les mots et les choses），此書一出，則服寇的學術大張。三年後更有《知識考古學》，把他的方法論再橫向飭理一遍，其義逾明，過現代主義學術乃具系統。以上這些發展都在六十年代的範圍之內，在七十與八十年代服寇所作的只是把其所思所見繼續拓殖而已，與歷史有關的有他對監獄的研究，與文哲史都有關的是他對權勢（power） 與知識間關係的闡明等，他去世那年（1984） 出版的《性史》第二、第三冊算是他的最後作品。今日的服寇研究大部份學者把他的思想為分兩期，而以他六十年代的「考古」期思想最為重要6。

　　服寇最早的一本著作出於他的博士論文完成之前，名《精神病和人格》（1954），該書很短，值得一提的是服寇成名之後一直不希望該書廣為流傳，亦不願見該書被譯為他國語言，照修改過的1962年的版本來看，該書大意是既然吾人無法以生理、病原或心理學立場圓滿解釋精神病的現象，那麼所謂的精神病一定是歷史把它搭構出來的，歷史換言之就是個積非成是的總和。這個意思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更加深化，在《痴和瘋》中他大量討論了他的標幟術語、所謂的「道述」（discourse），也就是代表外在世界的文化介質。服寇強調他所加意的不是自馬克思以來思想史家們所習用的「世界觀」的觀念，而反而是語言本身。世界變了，不是因為「物」變了，而是描寫「物」的「語言」變了。就《痴和瘋》來說，他之所以把「痴」（folie） 和「瘋」（déraison） 對立，是因為在中古到近古時期「痴」字的涵義較廣，也較良性，到了近現代，人們改用「瘋」，也進而壓制「瘋狂」。所以不是這種病或現象改變，而是人的語言代表改變，引入了新世界，由語言入手研究問題可以一正歷史久積之誤7。這種對語言代表性的重視可說是過現代主義的具體而微。

　　服寇《診所的誕生》是他繼續向過去挖掘的進階，書中指出就在公元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時歐洲的天下大變，世界驟然變得猙獰起來，因為醫師可以用冷峻的眼光來凝視、檢視、鄙視病人，於是診所的誕生正象徵這種不人道（這「不」字不是手民排錯誤插的）發展，「近代」的到來意味著新的壓迫與蹂躪。他書中對「古典時期」（age classique） 的憧憬是很明顯的，所謂的「古典時期」就是十七十八世紀，之前他稱為文藝復興或「古典前」，之後他稱為「近現代」（moderne ）。在方法論上服寇不願意對這種歷史性的巨變提出解釋，避談甚麼遠因、近因，也不去找尋先例、源頭，更不過問事物的衍伸、影響。變化的體現只是驀然的、截然的斷痕，而這種斷痕之所寄正在於芸芸語言（如醫師的術語等）8。

　　服寇每出一本新著，他與史學的對立就越明顯，不少的意思在《痴和瘋》、《診所》中只是冒頭而已。1966 年出版的《言物之間》以語言學、經濟學、博物學三種學科為例討論人類認知機制的突變。服氏提出橫亙在以上所說「道述」之下的是一種潛意識的、先意識的識根 （episteme），識根是服寇從語言學領域中參悟出的我用以認識物的基本方式，從文藝復興通過古典、現代一直到當代，識根經歷了四個時期，而每個時期都有它統一的、跨科系的的識根。尋找這種識根必須從道述而不能從人的思想或意識著手，所以服寇明言他所做的工作與思想史、科學史截然不同。在古典時期人們仰仗語言（請注意這「言」字） 把世界分類，於是言物合一，物物對映。在近現代期人們卻以類比（ analogy）─取 代 （succession ）為識根，而疏忽了這中間代表層-語言，服寇堅持到了現代後的當代期則正可目擊現代識根的潰散和語言代表的迴昇9。

　　值得歷史學家注意的是服寇對「現代」這一時期的處理。「現代」在書中亦稱「歷史的時代」，因為服寇認為歷史學可以總括現代知識，屬於現代的「取代」式識根的意思就是在時間的橫軸上排生滅起伏，諸知識群如生物（達爾文）、經濟（馬克思）乃至於哲學（黑格爾）都服從這取代規則，這種識根把知識成象（configuration） 的取決權讓給了時間，這樣卻驅走了原先瀰漫於古典時期的道述，語言變成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而失其執群學牛耳的地位，馴服地接受那時間的排配。要緊的是服寇認為這種「歷史天下」只是一種假象，是在「真」歷史喪失之後的一種補償，甚麼是真歷史呢？（註：「真」「假」是我的話）《言物之間》中說得很清楚，古典時期中人們有一些認知的慾望卻又不離原有的社會、宗教網絡，也就是說未經社會疏離的人才有真歷史，可以說真歷史是反自覺、反分析的，那麼自覺、理性的歷史當然就是偽歷史了。正因為久久靠邊站的語言能調和現代人思維 （cogito）與非思（unthought）間的乖離，能化無限為有限、化無序為有序，所以這當代道述的空間觀終將（自古典期）重返而攆走歷史的時間觀10。

　　法國史學界對這本書無甚反應，麥爾基說這是因為服寇的行文對慣於務實的史家們來說太抽象了些。最早質問此書的倒是當世哲學大師沙特，傲步法國文壇的《弧》雜誌（L'Arc） 在1966 年出「今日沙特」特刊時，編者在篇後問沙特對年輕一代學者的觀感，他首先指名點評服寇。沙特說服寇所為是「歷史的棄絕」（le refus de l'histoire），他說歷史應像電影，影中的人物有連續的動作，但他在服寇著作中看到的只是「西洋鏡」（la lanterne magique）， 一片到下一片全是靜止的，無法進行歷史性的思考（l'impossibilite d'une reflexion historique）。這樣的苛評是可逆料的，沙特是個典型的後期現代 哲學家，對歷史學有一定的寄望，服寇在稍早的數月間已不斷地公開向他挑戰，二人的這場對決（還有下文）從很多層面講竟象徵了二十世紀餘年新舊「過」「後」二股思緒的綿延鬥爭。最近一些歷史理論研究者指出：服寇的「道述」體系缺乏「變化之經紀」（agency of change）一物，沙特卻早已說了。 值得注意的是服寇最基本的思維方式是哲學式和非史式的，所以在本書中當他為一個時期找到一種範樣（general form）時即覺已滿足史學任務，還大言其書統一了社會科學的同時性 （synchronic） 與史學的歷時性 （diachronic） 間的矛盾，這樣的誇口與他所受到的指責（「靜止」﹑「無變」）其實都算對，但這種統一只是過渡的，到《知識考古學》成書時便見分曉11 。

　　上段之前我們已看到服寇對現代性的抵制，衛護現代性的哈伯瑪斯很早就嗅出了他反現代的本質，這本《言物之間》可看成是繞了大彎來打擊人文科學（sciences humaines） 等代表現代理性精華的一篇奇文。但服寇走的路全是字海（les mots） 中過來的，他要抽去所有被研究的思想家、科學家的生平、心態、世界觀等，也不看從一個科學家到另一個科學家間思想的辯証影響，指名對思想史本身作挑戰。他說思想史家所作的常常是跳出作品以外的理解，他說這樣只是搞「魔術」。於是我們可以問：這種完全抽去了「人」的因素的作法難道不是更進一層的現代疏離？法國年鑑史祖卜洛克不是說歷史的中心正是人嗎？服寇日後倒述當時心態之時有些悔意地說他一生中探索的有三個問題：真理〔的問題性〕、權勢、個人操行，在這一段時期，他承認只注意到了前兩個而「沒考慮到第三個」問題。換言之，他的「考古」抽去了人文主體性，把人的因素完全剔除不是變本加利地「去歷史化」（dehistoricize） （他批評十九世紀語）嗎？法國史家竇色把服寇比做「方塊主義」，從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嘉所說的現代美術「去人化」的觀點來看倒也說得過，後期現代與過現代之間本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12。

　　一方面是要回應批評，一方面是他深化了自己的思想，服寇三年後推出《知識考古學》。本書的意義 在用語言哲學的語言來描寫他所謂的「考古學」是何物。13 與《言物之間》不同的是此書把「知識」結構分層討論，分出物象（objets）、觀念（concepts）等四部，而非像以前那樣分時期討論。但也可以說本書熟練地完成了《言》書只提了頭、卻未充份展開的意旨，而實際上就是集中討論與體現「當代」如何取代「現代」的問題。既然現代照服氏說也就是「歷史」的時代，那麼《知識考古學》狹義地看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總清算，也就是說，在《言》書中殘留的一些歷史學尾椎可以鋸掉了。

　　這尾椎之一就是在《言》書中與歷史學關係最近的一個觀念-識根，服寇當然不會自打嘴巴，而用的是慣用的代語法。他全書中絕口不再提「識根」二字，卻認真批判了所謂的「先意識」的觀念，「先意識」有甚麼不好呢？他說「先意識」觀念太過強調了「同」的原則（比方說他的識根一下就總攬了一兩個世紀），他說這種求同的意願來自思想史（要看看甚麼是橫亙在一些思想類型之下的基本假設），而確實他的「識根」與「世界觀」等傳統觀念頗易混淆。於是服寇在寫《知識考古學》時，決定把這最後一片靠近歷史思維的楓葉撕走。有學者說：《知識考古學》全書的最終目的是在曉喻「分別」（difference） 二字，但服寇堅持並不是他看出了物與物的分別，而是這些分別本來就存在於現實之中，只是他在理念上「拒絕把它們減少」而已。所以當服寇談他的「比較法」時，他說過去的比較研究法過份強調了「同」14。但這份抱怨是不合理的，比較研究本來就應從「同」入手，因為物性之不齊，已知之矣，由殊異著手做「比較」根本是對比較法的玩弄。這從他《言物》書中所說的現代識根在於「類比-取代」來了解應該更清楚，也就是說，要打擊現代性（與其代言人-歷史），首先要搗碎其精神所寄的研究方法。

　　象徵現代性的另一半識根-興替取代-當然也必須清除。《考古學》中說得很清楚：舊的考古學向歷史學看齊，規規矩矩地去排時間、搞復原，新的歷史學倒應向考古學看齊，任由空間來抹去那那線性的時間。難怪在《考》書中按世紀分期的「識根」消失了，因為那樣的「定期取代」對他的考古學方法論來講是個累贅。他的考古學顯然是要擺脫時間的束縛，強調的是道述們「自化」 （transformation） 的本領，這種自化不必向道述以外的任何東西（包括思想家本身）負責，任何的「繫年」功夫對他來講都是外加的，於是時序、日曆可全斥退（照他說叫「吊空」）。就服寇而言，時間中所蘊藏的機變是個既已知又不必處理的死灰，之所以他要歷史向「考古」學習，是因為研究對象都已經死亡、僵直、敲定。服寇常掛在嘴邊的是「必然」與「規則」，但這種偽裝積極主義（positivism） 的羊皮僅為引誘讀者脫離那體驗的（empirical） 厚土。「機變」（contingence） 和「自由意志」（free will）非渠所關心，因為他把知識和意識分了家，人與言也彼此割斷，他腳下踏的只是語言理想主義的高橋。把變化的因果、陵替、興廢全吊起來，於是文明的起落，所有的「政體、戰爭、飢荒」等傳統的歷史課題對他而言都僅如浮萍。 他聲稱要往「深層」挖，但他憧憬的「深層」是時間已成鈍態的世界，15歷史中的連鎖反應早已墜地，所以《考古學》在很多維向上是《言》書的昇華與蟬脫。

　　至此，卜婁岱所常提的「全盤歷史」（histoire globale）觀念也可以拉出來檢討了。服氏指出「全盤歷史」不如他所舉的「泛泛歷史」（histoire generale） 。他說：「泛泛歷史就是要撥弄疏散的空間」，實際上就是要把時間在歷史領域中為首要裁判的地位撤消。卜婁岱雖然談「漫漫歲月」，但只是把時限拉長，並未把時間擠走。服寇之所以把時間因素視為寇讎是因為他的興趣本不在歷史，所以他反對重建過去的世界，過去對他來講本無意義，過去的唯一意義在於它以表記（monument） 的姿態聳立於現在，成就了他的「考古」思維，但「考古」就是「思今」的一物兩面，所以服寇所謂「疏散的空間」其裏層就是他的權勢觀-那超時、廣佈的權勢。尼采也是這麼一位相信古為今用的哲學家，所以尼采不能忍受史家為史而史地追求「客觀」。服寇在六七十年代之交這幾年（包括《考》的寫成期）特別強調的也是他看不慣史家要聚沙成塔式地堆出一幅過去的圖畫。《言物之間》1970 年英文版前言說：「我所執意摒棄的是……一種現象學式的取徑，這種取徑把冷眼觀察的研究者放在第一位，也讓現象中的一舉一動在﹝研究者的觀察中﹞各得其所。然後，研究者把他自己的觀點安插在所有歷史的起始點，總而言之，這種取徑的終點是一片超越的意識。」尼采的「客觀」到服寇處轉變成了凌霜的「超越」。這個意思服寇在一兩年後寫的一篇文章〈尼采、譜系、歷史〉中講得更清楚，文中完全接受尼采對「求知的意志」的批評，同意尼采把歷史學家看成是現代自我主義（egoism） 的肉身，服寇說：「歷史學家不能容忍任何高他一等的東西，墊壓在他獲取全部知識的慾望之下的是他對意欲睨小天下的秘訣的搜尋。」16文中藉著尼采之口對歷史學極盡凌辱之能事，為甚麼？還不是因為歷史這門學問落實了現代性？

　　那麼，為甚麼服寇又和歷史學結上如此盤根錯節的密緣呢？他不是以「歷史」起家，許多人都以「歷史學者」名號稱呼他的嗎？他在 〈尼采〉一文中透出了消息：「歷史跟醫學比跟哲學近，‥‥它的工作在成為一種治療科學」（而哲學──他在旁處說明──是一種診斷工作）。於是我們了解為甚麼早在他的《精神病》書再版時已把歷史當作伊索寓言中代罪的騾子，把現代的許多怨尤歸給歷史。正如《診所的誕生》序言所說的：「歷史咒定我們去面對歷史」。故雖然歷史把世界帶到了絕望，要走出絕望只有解鈴還須繫鈴人。於是從《診》到《言》服寇的經營正如拉康心理分析所提示的那樣，通過否定而真幻良莠易位，把代表十八世紀世界的語言扶為正經，把代表現代化的歷史貶作反常。所以從一開始，服氏就拉歷史做他的帶路人，而目的地正是它自己的墳墓。不過歷史還有條出路，那就是變成「有效歷史」，歷史甚麼時候能「有效」呢？「當它把我們的感情分割化、把我們的直覺戲劇化、把我們的身驅多層化、讓身驅與它自己鬥爭之時。」 這是服寇的當代烏托邦，集反記憶、反整合之大成17，也就是像《言》書中所說的那樣，讓歷史回到那無知無覺的葛天氏存在意識去吧。

　　進入七十年代之後時服寇與法國史學界關係隨著他本人聲望的提高反倒轉冷，他與史學家們每因路線不同而聚訟不已，有時他不得不聲明他之所為並非史家工作，而法國的史家們（包括早先大聲讚揚《痴和瘋》的孟周）也漸漸覺察到服寇實非吾類。經由「人」的研究的揚棄，「全盤歷史」的否定，至遲到1975年卜婁岱自己也說出服寇並非史家（nonhistorian） 而是哲學家的話。在此以前，服寇自己卻聰明地已為自己新闢了個安身立命之所，在卜婁岱支持之下，當他榮任法蘭西學院院士就職時，演說中批判了門牆（discipline） 觀念的束縛性，間接指出他自己是科際間的新變種，科際學的發展是過現代主義學術滋蔓的又一梯階18，而過現代訊息則源源流播。

三　懷特的超拔

　　過現代主義的消息帶給一些有心人的鼓舞是難以言喻的。美國人中久久對歷史理論有興趣的懷特在《歷史理論》學刊的邀請下在1973年披露了一篇討論服寇著作的文章，主要標出服寇對語言是任何學科的根本代表體一事的敏感，對服寇讚揚有加。懷特自己借題發揮，補加說人文科學的本質（constitution） 就是「詩的行止」（a poetic act）。所以正如服寇所指，從十六世紀到近現代人文學科並沒有在認知上日趨進步，相反地，只是一種「道述」的重組。而現代人文科學一直自以為已經超越了語言的局限，可以直接由心至物做了解，做觀察，做總結，這不但是一種心智人文的疏離，而且靠邊站了將近二百年的語言終將再起，粉碎人文科學在知識領域中所打下的江山。對懷特來說這些意見不啻是「此曲只應天上有」，因為他本來就覺得人文科學（甚至就科學本身）從來就翻不出文學大千世界的手心，學科與學科間的不同，僅不過如文學品類間格調（style） 的不同而已，19 服寇鼓吹的認知中間層（介於物我之間）對懷特而言是在認識論的基礎上給予了他自己對歷史的解讀及時的翼助。

　　懷特和服寇為甚麼那麼一拍即合呢？這懷特亦非等閑之輩，為密西根大學歐洲中古史博士。假傅爾布萊特獎學金遊學意大利，邂逅了文史哲大師柯婁且的家人（柯氏已謝世）。回國後即大張柯學，致力歷史理論。其實二十世紀諸哲之中，柯氏雖稱全才，但著力處在美學理論，其史學著作曰多產，但為評家所稱許的只有他熟知掌故的地方史如《那波力王國史》等。嚴格來說，以柯氏的基本哲學式取向，本難參史家三昧。世人較少過問的是他的法西斯傾向（曾任墨索里尼的文化部長）和他歷史觀的關係，柯氏是有名的保守派，他堅信歷史是藝文作品而非科學，他極力反對馬克思的機械唯物史觀。他認為歷史就是吾人「精神」的一部份，所以他對文獻的看法大有唯今主義（presentism）的偏見。吸收了尼采史觀中的「生死」之別，柯氏提議那 歸檔的文件就只能算是「死文件」，如何起死回生呢？當它們變成今人思想或精神的一部份之時，所以他的唯今史學也就是唯心史學。歷史如此唯心，故它不可能被理解成一套客觀存在的學問，因此他不信另有「歷史哲學」這玩意。這一點是沿著尼采的舊路與德國史學派相抵觸的（曾為此打過筆戰），相反地，柯氏相信歷史必須包含行動，今日的行動可以把歷史從過去中拯救出來，如此史觀是有強烈的千載一時的啟示錄傾向的20 。

　　不瞭解柯婁且思想的背景是難以討論懷特的史學發展的，雖然這並不表示從柯婁且的投影就可以涵蓋懷特的全景，但懷特初回國這段時期的思想顯然完全籠罩於柯婁且的餘蔭之下。他不但把柯派同路人意大利學者安東尼的史學佳作《從歷史學到社會學》譯成英文，用柯婁且自己當年為該書所寫的書評以為該英文版前言，且作介紹一篇。前者十足反映柯氏對德國歷史學派的敵視，懷特在其〈介紹〉中也幫起腔來，對歷史學派所推崇的所謂「客觀歷史」深加質疑，而且譏諷該派的鼻祖杭卡（Ranke）說：「可憐的杭卡，皓首窮經，為了實現他自己說的『認知過往如何發生事故』而弄壞了目力。」21為讀書而傷眼的大師中國也有幾個，例如陳寅恪、錢穆，卻很少有人因為用功而身體產生缺憾而受同儕嘲弄的。初生之雛一口就啄了近代史學始祖的眼，此子的將來恐難方限了。

　　到六十年代初懷特還繼續宣揚柯學，說柯婁且的史學精神有「不朽的切題性」，而該文主要旨趣在闡發柯氏《歷史為自由之頌》一書的大義，如柯氏般唯心地指派歷史學的任務在於肯定個人自由，同時反觀所謂的歷史哲學（主要認同於德國史學派）則表現的是對這種自由的否定與束縛。所以當他在另文討論回教史家卡頓（Ibn Khaldun）的史學之時也由於卡頓被劃入「歷史哲學」的範疇而大加評叱。通過1969-70年在衛斯廉大學由文藝批評家哈三所主持的當代歐洲前衛文化駐校研討會，懷特對當時歐洲要掀翻現行傳統的前衛主義提出了未來主義式的歡迎22 。柯婁且的唯今主義一轉而成為懷特的未來主義。

　　懷特在六十年代最典型的一篇論文是1966 年的〈史擔〉，該文等於是用二十世紀的音符重譜了尼采當年對歷史的揶揄。文中提倡吾人應明智地拋開「過去」，以期確保現有的自由。文中無論是易卜生筆下那些好古之士（antiquarians） 的冬烘，或是希特勒大言「俱往矣」，矛頭總是指向「過去」一物，柯婁且的唯今主義（也就是尼采史觀的再出發）已使懷特把歷史研究的總場所-過去-視為夢魘。尤有甚者，柯氏千載一時的座向使懷特認為連歷史研究本身都應擺脫「過去」的羈絆，為了趕上時代，歷史學應該告別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寫實主義，轉而效法二十世紀文藝中的超現實主義或科學中的相對論，我們知道超現實主義的要義之一是打破時序，可見在正式接觸到過現代主義著作之前懷特已經非常不安於室了，同文中他又譏嗤「穩定」、「秩序」等觀念，打擊異（過去）中求同（現在）的史學方法。23雖然隔著大西洋，懷特已經獨立發展出一些與服寇相平行的思想。

　　但六十年代只能算是懷特的摸索期，日後在他思想扮演重要角色的「代表體」（representation） 觀念在這段時期中還在流離，連他一篇討論所謂的「歷史系統」（historical system） 不能擬之以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科學）分析的文章中都絲毫未納入「代表」之觀念（而僅仰承奧特嘉的「歷史系統」觀），一本1973 年出版的小書《希臘-羅馬傳統》中亦未見應用。在同年《歷史理論》雜誌發表的文章中懷特對服寇的心悅誠服應 不意外了。服寇的以史反史等於是替懷特把問題的核心和盤托出，相形之下他自己倒像在邊緣問題上徘徊了十數年。沿著尼采、柯婁且思想的舊路，懷特本就不信人文科學中的科學性，如今有服寇撐腰，懷特大膽說出個中研究端視研究者的造作編製 （invention）的話。服寇的代表性之說驅走了懷特心中殘餘的游疑，語言論為懷特的歷史觀帶來了「革命」24。

　　就在這一年《拔史》問世了。懷特對於歷史這門學問的長久反思在這本書中以借喻學的大排場出現，所提的問題是史家所必爭的甚麼是十九世紀歷史學本質的問題，以全書運思之妙，堪稱傑作。懷特把歷史學問分成五個層面：曆紀（chronicle）、故事（story）、佈局（emplotment）、說辯（mode of argument）、意識形態，這和薄克以戲劇學手法把各派哲學分成五個層面討論頗相類。在上述後面三個層面，懷特又借用他說再加分類，就佈局來說，他借用富萊爾 （Frye） 的四個類型：傳奇（romance）、悲劇、喜劇、諷刺劇（satire）。但懷特的分類還不止於此三層，在認識方式上，他又提了幾種（例如寫實主義[realism]、理想主義），但最為貫穿全書的是他借自微口的四種假喻法（trope），也就是化喻（metaphor）、 繫喻（metonymy）、部喻（synecdoche）、反喻（irony） 四式。懷特認為一本歷史著作的完成，先有曆紀，把時間與事件聯結起來，由曆紀演進到故事要加上情節潤色。故事要穿針引線，這就是佈局，一層層地史家順著他的潛意識（反映在語言上）把所有的層面填滿。這個過程懷特把它稱為「踐形」（prefiguration），由於是語言透露了消息，懷特就提出了「語言底稿」（linguistic protocol）的觀念。以尋找此「底稿」為目的，懷特把十九世紀史家和「歷史哲學家」比照不同的層次綜合分類，主要析論四四八大家。由於「踐形」就是將心中已有之「形」擴而充之，故一部史著用何分析方法、採何解釋史實的角度，都不在懷特的關心範圍，「讓材料說話」這句話在懷特處是充耳不聞的。這種做法是用文學批評的手法來透視「歷史」作品，作者在〈介紹〉與〈結論〉卻因此強調史學的科學性不足，這是套套邏輯，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找到他不去尋找的東西25。

　　文學批評的體系法則發展到一定程度開始向旁的科目擴張，薄克的《動機的語法》就是以戲劇語言來分層析理各派西洋哲學家的，從這個意義來講，《拔史》可以算是《動機的語法》在史學界的衍生。正因如此，安可斯密特已正確地認識到《拔史》搞的是文學理論，不是歷史理論。當然懷特之所以「膽敢」以文學為修史學（historiography）理論也是受了服寇語言代表說的鼓動。懷特素喜文學批評理論，書中文學分析的隨意性亦頗明顯，例如在薄克書中部喻通過象徵衍義包括了「代表」的意思，而在懷特書中象徵「代表」的卻是化喻，正如薄克所說：喻的象徵涵義是相對的，但在《拔史》中一種喻只能有一個象徵信息。所以懷特這套繁複的分類只反映他書中陳述的特定規則，而即使在文學界這些規則亦並非約定俗成。於是被析思想有減縮（reductive）性質的懷特說是用了繫喻，組織思緒有整合（integrative） 趨勢的他說是用了部喻，如此我們發現懷特並沒有把視線盯在語言層上，他只是通過象徵手法用語言的語言來表達思想家的意識活動。以「反喻」來說，懷特讓它代表人對現實的一種消極無奈的心情，他把這反喻更推廣到包括對所有有為政治行動和有效理解現實的總否定26，所以懷特討論的主體還是思想本身，而非像他學服寇所說的那樣脫離了認知層。基本上他仿服寇的識根而推出一個比認知更基本的「語言底稿」是不成理的，至少《拔史》沒有一貫地就語言本身來進行討論。

　　如果讀者以為《拔史》之作僅為求證這「語言底稿」一事，那可是只見其影而不著其形了。他的學生甘乃爾說《拔史》是好幾部書合做一部寫，懷特自己也說史家之作每是指桑罵槐的，那麼懷特「底稿」下的底稿又是甚麼呢？首先我們看既然在書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這些喻類意義的劃分是如此主觀，作者一定有他的指歸。所列的微口詩論四喻之中，最受懷特偏愛的是反喻，照他說該喻是四喻中境界最高，而其他三喻則顯得樸素無華（naive）。反喻有自覺性，使用者可以與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常反映於嘲諷（自嘲或諷他）中。其他三喻中最基本的是化喻，它常是代表本身或是倚重代表手法的，像卡萊爾（Carlyle） 形容歷史是「一團混亂」，這在懷特處算是對現實真誠的報導，劃歸化喻。繫喻則代表思考者假設了在事件背後有因子或經紀的操縱，部喻則代表思考者重視整體中部份與部份的關係或整體與部份的關係。這最後的兩喻是懷特最不欣賞的，因為它們太靠近科學。書中派為用繫喻或部喻的主要是德國歷史學派學者和對歷史做了深入省察的理論家（如馬克思），用化喻的包括普通的一般敘事史家（如米希雷[Michelet]）。而書中派為常用反喻法的正是尼采、柯婁且等人，他們知道史事者不過爾爾，柯氏更看穿了寫實主義的無謂，為史家之最。懷特向來對此二人情有獨鐘，而本文已經描述了二氏與歷史之間的距離，這距離在懷特處倒成了灑脫的標誌。其實書中所列的八大家，過半數不是歷史學家，像托克維爾、尼采、柯婁且本不以史學見長，被分析的很多也不是歷史作品。懷特說他的書處理的是十九世紀「歷史意識」（他沒特別說明是「史家的」歷史意識），讓尼、柯二人混進討論，使讀者以為這些都是史家的思想，已是懷特的潛在目的之一。書中結論說全書之所以擺出五花八門的類別，只為強調：所有的類型不過是供史家選擇的的格調，史家愛怎麼選就怎麼選，格與格之間無分軒輊，不能說一個史家就比另一個史家高明（或更「科學」）27，把各種「史學」等量齊觀是作者的又一腹稿。

　　其實在懷特諸喻之中，由繫喻和部喻來象徵的思考方式正是對歷史中事件與事件間關係或環節的關注，能作如此思考的方是吾道之佼佼者，但在懷特書中他們最等而下之。懷特對整個十九世紀歷史觀的反省是：在世紀初以反喻為代表的悲觀心情充斥歐洲思想，歷史學研究的運動正是要逃離這種反喻心態的掙扎，不少的史家把歷史看成有經紀、有因素在背後操縱的實體，也就是歷史在向分析性發展，但偏偏到了世紀末（尼采和柯婁且到來之時）「歷史」又回到了反喻模式（事實並非如此，正如甘乃爾已指出，本書正缺德國史學派的後勁刁泰[Dilthey]一章）。作為結論，懷特問我們在二十世紀中葉又看到的史家們作同樣的認知掙扎是有意義的嗎？書中說尼采處於化喻和反喻的境界之間，而他反反喻的衝勁是要把人類意識從繫喻狀態中解放出來，要打散那些歸納、整理等認知企想，因為它們本無法有效處理現實。柯婁且則已安於反喻，瞭解歷史僅限於人的直覺（intuition），達到了化史為詩（和語言之學）的境界（寫柯婁且處基本上是懷特自己的縮影）。當然在十九世紀帶領史學走錯路的還是「可憐的杭卡」，書中時說他迷信歷史神話，皓首窮經也解決不了問題，既「保守」 又「就簡」（reductionist），凡屬歷史學派的（如黑爾德[Herder]、韓博特 [Humboldt]）在書中無一不成了同黑的烏鴉 ，跟著德國歷史學派的拙劣前提（如捕捉過去情景）而進入絕港。於是我們不禁反思：為甚麼二十世紀史學長期下來尊杭卡為史學鼻祖？懷特的循環論（始反喻，終反喻）敲定了歷史領域中的認知方法本無「進步」之事，號稱是「歷史學的大時代」的十九世紀史學在懷特筆下顯得那麼主觀、那麼原始、那麼幼稚，28於是我們知道上述懷特主張對史家與準史家的處理應一視同仁其實是孟子所謂的「詖辭」。他用各種旁敲側擊的方式來滅絕歷史思路的發展，貶抑樂史的黑、杭，抬舉非史的尼、柯，這才是《拔史》的真正目的。

　　這種不透明的「骨子」寫法只要看書中對尼采的處置便見端倪，懷特和服寇不同，服寇在〈尼采〉一文中把尼采對歷史的反感和蔑視和盤托出，在《拔史》書中卻絲毫未著如此的痕跡，相反地，懷特把尼采說成是歷史的「衛士」，而不提尼采那套大罵歷史學家為「閹人」之類的說辭（雖然這些話在懷特早期的著作中也曾引用過），在「語言底稿」這件炫麗的外衣包裹之下，懷特以修史學姿態把尼采哲學在不觸及歷史學家的敏感帶的原則下，以「同道」身份介紹給歷史界，這樣效果其實更大。本書之所以命名為「拔史」應該一目瞭然，反喻的情操-尤其是尼采「化喻式的反喻」-就是拔史，拔史就是要超拔歷史，把說是過了時的（繫喻性的）歷史拔起來。這名詞的使用一半是對史家的揶揄，譏他們被誚而渾不自知。本書的反歷史空氣濃厚，在在以認真竅實為拙，從中心處來瓦解歷史學家的求知精神，這比尼采高明多了。但本書卻向現代性做出了長足的讓步，全書以大系統架勢出現，術語充斥，完全抹煞了尼采所重視的活力。尼采覺得歷史太冷，懷特覺得歷史學還不夠冷。總之，本書是用二十世紀的體系方法傳遞過現代的訊息，對歷史的破壞力怕也是尼采本人所想像不到的。因為 一般讀者的印象是：本書建立了語言底稿論，史學討論從此進行了「語言轉向」，「科學」性的、體驗式的歷史觀已經打破，史學可以不再受「繫」於認知層了29。

四　餘 波

　　但當尼采主義在美國稍稍回昇之時，其動量在法國卻經驗了預期不到的轉折。1975 年服寇的《監與罰》（surveiller et punir） 問世，在思想上開始向具體的意識轉向。書大意說雖然一直到十八世紀法律的懲罰是殘暴的，十九世紀的所謂人道化了的「改進」只是由「罰」而轉至「監」，而整個監罰系統更有充裕的餘地耍弄權勢 （power） 。雖然服寇還是有力地展示了他對整個現代性傳承的不滿，但在此書中他對歷史的時、事、轉、變似乎採取了較為負責的態度。兩年後出版的《性史》第一冊《求知的意志》更加顯示出服寇思想前後間的蛻變，用尼采所輕視的「求知意志」作本書的標題似乎在自嘲他在作學究的轉向。在本書中他雖然仍在口頭上重複了他對史學的「起承轉合」「有始有終」那一套斬釘地否定，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卻提出所謂的「時曆的提醒」。甚至他說由性史來看，直說統治階級擺佈了被治人民也有問題，一反他在他處廣傳博議的「權勢」話題。我們不禁問為甚麼呢？服寇臨終前一月接受訪問時說他在1975－76 年間有個「驟然的」轉變，使他決定改弦易轍。 這段時間正是他書寫《性史》第一冊之時，從他有紀錄的1976年冬春季演講來看，雖然他對歷史的負面印象並不立消，但確實對歷史研究本身有了具體而深遠的掌握。是他和史家們在1975 年的辯論促使他下決心對歷史學下功夫？還是另有個人的、內在的因素（例如功成名就了的新意境、對性主題的認同）？真正的理由我們不敢說，但這轉變顯然不限於學術思想，有個好朋友說：從那一陣起「服寇好像變了個人。」30

　　自此，除了一些簡短的作品與口頭訪問以外，服寇一反過去多產的衝勁，《性史》二、三冊是他過世那年才趕著出版的。在這兩冊書中，以上所講的思想轉向就更清楚了。在第二冊的〈介紹〉中服寇給了一段自白：「我本來的目的不是要寫一篇性行為或性實踐史，那樣的話，我會溯其遞變，蹤其演化，跡其開展。我也不是要分析那些代表這些行為的各種科學、宗教、或哲學思想。……但當我來研究個人體認其自身為性主體的種種方式的時候，問題就變大了。……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不做一番歷史性和考證性的功夫，」就難以對性經驗的問題深入研究。這一段話把兩種不同的取徑-歷史與反歷史-分辨得很清楚，而服寇卻選擇站在歷史的一邊。有趣的是，對這兩本在他著作中歷史意味最濃的書，服寇卻說：「與我其他的著作一樣……它〔指第二冊〕不是一個歷史家的作品……而是個哲學的習作。」31

　　從表面看，既然他的《古典痴史》即已聲明非史，到這絕筆的兩本重申非史，似乎他的立場始終未曾挪移過，但以上自白中的所謂當他研究個人體認自身為性主體的時候開始向歷史學投轉，等於承認他在構思《性史》二、三冊時應用了「轍行」 （reenactment） 的方法。「轍行」為近代史學方法論中的礎石之一，如果「轍行」的應用在服寇的意識中是初嚐，那麼我們說他以前的著作非史是可以考慮的。在此以前的、對生死時間觀念未作突出反省前，也就是服寇第一、二期（「考古」期和「系譜」期）的歷史觀是彌足珍貴地過現代主義式的，但到了晚期，即我認為存在的第三期（自七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反而轉回到了較傳統的史觀。所以有些史家基於他這些有關性的歷史的寫作而說服寇要把個人主體性（subjectivity） 作一個歷史的重建是說得過的，但更早的服寇歷史觀就是另一回事了。忽視了這一層重要的轉折，不少學者把服寇與一般史家的搞重建等同來看，這是個嚴重而又膚淺的誤解32。

　　那麼懷特呢？他也經歷過同樣的轉變嗎？沒有。服寇一生頗有戲劇性，故思想有大轉折，吾人可以瞭解。懷特則生逢盛世，稷下處優，《拔史》出後事業方興未艾，他是義無反顧的。所以有人從社會科學前驅的角度討論了啟蒙期意大利歷史理論家微口，懷特就全力抨擊。即使有一短暫霎那懷特被後期現代哲學家李闊（Ricoeur） 弄混了，從後者的著作中意識到原來敘事性裡還有一個時間因素作骨幹，覺得把歷史的主體相對化不是那麼簡單，但他很快還是閃過甚至批判了李闊，說他 偏向「可知論」（gnosis），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李闊不能大方地放棄歷史的具象性。之所以服寇臨終的轉向對懷特來講是兔死狐悲的，而後者的反歷史在一篇〈歷史多元論〉的文章中更表露無遺，在此文中他明快地駁斥了所謂的歷史著作中的「部份真理」說，甚麼叫「部份真理」說呢？比方說甲說此人穿了衣服，乙說此人穿了鞋子，而如果事實上該人既穿衣又穿鞋，則甲、乙二說皆為「部份真理」。懷特的意思是歷史學應有多元真理，甲說此人穿紅，乙說此人穿綠，二者皆可為歷史真理，此之為歷史多元論。有一次受訪問，懷特竟不諱言地說：「過去就是個任人暇想（fantasy） 的場所。」33顯然歷史在懷特的世界裡不但僅僅是過去事件的「代表」，而且「表」的份數愈來愈多於「代」了。

　　於是當文學界中的所謂「新歷史主義」在八十年代晚期勃起之時，他極盡可能地作思想打壓工作。 正因為懷特根本不承認歷史研究有它自己的獨特方法，所以「歷史」之後加上個「主義」二字是荒謬的。在九十年代懷特又說歷史在十九世紀以前連一項科目都不是，從六十年代開始他就一直主張歷史是個不能自主的科目，這樣持續的懷特主義使我們記起他在早期（五十年代）尚接受有「史實」這回事，但自從他醉心於柯婁且主義以來，到迎接過現代主義的新猷，最後到混歷史與空想為一談，顯然有個進階的發展。34 除了他本人的性向以外，柯婁且思想是個主要的薪火傳遞環節。本文所為在藉服寇與懷特二人的思想生涯來描述這二十世紀過現代主義莊園如何生出這朵奇葩-反歷史。

　　服寇與懷特的下一代如何繼承這反歷史的志業是個有趣的問題，雖然在此不可能詳盡討論，但可起個頭。服寇在歷史界的「傳人」是他在高師教書時的老學生魏演，後由他一手引進法蘭西學院，由於魏攻羅馬史，服氏寫《性史》二、三冊（僅及希羅時代）時多相商榷，但魏氏在自己的寫作中（尤其在七十年代）雖然儘力張揚服說，但基本的、臥底的問題沒有走開：你是反歷史？還是從歷史？只有兩條路，於是魏氏的處境就非常尷尬，例如他說：歷史中的人物是自由的，歷史的造成在於偶然，這只是他個人對服氏理論（錯誤）的解讀，並非服氏原說（見本文第二節）。服氏所教的是反歷史，你怎麼把它納入應用到歷史裡去，是個大難題。上述魏氏的立場只表明他反決定論，並不反歷史。所以雖然魏論史常故作驚人之語，但他在服寇生時就很難說是個純反歷史者，服老過後就更難說。他1985 年出版的〈羅馬帝國〔私生活〕〉除了說是獻給服寇以外，已找不出甚麼明顯的過現代主義蹤跡35，史家本有一定的運思規律，與反歷史恰好是互不相容的，魏演的心路歷程說明了這一點。

　　在英語世界的情況則正相反，原因是反歷史要與歷史本身並駕齊驅是困難重重的，但修史學的領域卻是它的優生環境，一部份原因是歷史界目前的修史討論理論層脆薄至極。於是《拔史》出現之後，過十年安可斯密特的《敘事邏輯》出，不數年甘乃爾的《語言和歷史的代表》亦出，自此以往，過現代式的修史學討論碩果纍纍。安可斯密特是員猛將，對既有史學概念多所摧破。他說：時間本來就是一種想像出來的玩意，敘事以時間為軸是西方文化獨有的，所以要把時間作為敘事文的骨幹（如李闊所論），不啻是「流沙建塔」。他也不認為像「文藝復興」，「勞工運動」這些名詞背後真有個過去的實體，而僅為存在於歷史代表體中的架構而已，「過去」對他來講竟是那樣一個難以捉摸的東西。正因為沒有客觀公式可保證過去事實重建的正確，所以他認為歷史永不能成為社會「科學」。 但入了二十一世紀以來安氏似乎從「破」而漸漸想到「立」的問題，例如他雖然仍堅持歷史與「過去」的關係是不定的（indeterminate），但他可以接受別人（非他自己）把歷史認做社會科學的可能性。我們再看懷特的及門甘乃爾，氏繼承師說，認真咀嚼了語言在歷史著作中的地位。 雖然其「歪搞故實」（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之義（渠書的副標題）使人憂疑那「一正故實」（to get the story straight） 的日子已成過去，但甘氏卻不乏側面地對史學著作語意雋永的點評36。

　　總的來說，反歷史的發展花分兩枝，服寇的影響雖然廣大，但將其反歷史意義濃厚的學術與歷史融合則談何容易，反歷史在魏演身上的乾沒（曾記否：氏曾高呼「服寇給歷史帶來了革命」）是個例子。於是反歷史從服寇之學發展出去的，只能在邊緣上（例如搞「物史」）或聲勢上（例如行文點妝）維持動量。經由懷特打通的在修史學中的路則是條康莊大道，第二代的作品有更上層樓的表現。但這也可以看成是反歷史力量的發散，原來藏在心腹的發到體肢來（例如討論時間問題），一反宗師懷特含沙射影的作法。這樣一來，反歷史的力量除了「發」以外，也在「散」，因為一討論到具形的問題，就等於石達開進了四川，也可以說是從尼采的虛無主義倒退回惲謨（Hume）的懷疑主義37 ，反歷史是遲早會被逐漸覺醒、重新動員的修史學所吞噬的。



註釋
1 本文對「過現代主義」的了解是：法、德等國最遲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思想家如巴特（文學批評）、嘎達瑪（哲學）、服寇（科際）、德立達（哲學）等提出了一連串可彼此呼應的論說， 這股擴散的思潮可視為過現代主義的主體。有關的文獻太多，但文學批評家哈三的地位是不可磨滅的，而惠森卻是最早認識到懷特的過現代性的評家之一。 Ihab Hassan, "Preface" to his ed. Liberations: New Essays on the Humanities in Revolution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 Press, 1971）;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1979） （tr. C. Berrington, et al.）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Ihab Hassan, "Postface 1982: Toward a Concept of Postmodernism," in his The Dismemberment of Orpheus: Toward a Postmodern Literature （2nd ed.,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82）esp. pp. 260-61; idem, " Pluralism in Postmodern Perspective" Critical Inquiry, 12.3 （Spring, 1986）; Andreas Huyssen, "The Search for Tradition:Avant-Garde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1970s," New German Critique , No.22 （Winter, 1981）; Jürgen Habermas, "Die Moderne--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Die Zeit, Nr. 39 （19 September）, 1980。

2 Charles. Jencks, What Is Post-Modernism?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86）, Chs. 2-4; Irving Howe, "Mass Society and Post-Modern Fiction," Partisan Review, No. 3 （Summer）, 1959; David Perkins, 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Modernism and Af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14, 等。
3 此處用形影的比喻是指懷特，也就是說，在一定的光投射下，歷史的精神看起來是文字決定的，但那只是它的「影」而不是它的真「形」。「性貌」的比喻指服寇，部份因為服寇喜歡用「面具」的觀念。西方史家如普林斯頓教大學的英國史權威史東說過現代風潮個史學界帶來了「信心危機」，洛城加大的三位女史也言及過現代主義帶給她們的不安。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as "Notes," in Past and Present , No. 131 （May 1991）, P.217;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Ma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4）, Ch. 6.
4 反歷史：Traian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76）, p. 209 等，懷特還用「倒歷史」（counterhistory） 的名詞來形容服寇之學，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Univ. Press of Virgina, 1998）, p. 31.
5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tr. Betty W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2. 關於服寇在五十年代的思維，參考黃煜文：《傅柯〔服寇〕的思維取向-另類的歷史書寫》（台北：台大文史叢刊，民國89年），第一章。
6 卜婁岱主編附筆，Annales: 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s, 17.4 （juillet-aout, 1962）, pp. 771-772.《痴和瘋》後改名《古典痴史》（Histoire de la Folie … l' Age Classique），是初版的副標題。分期：Beatrice Han,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Between the Trancendental and the Historical （tr. E. Pi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2002）等。 關於分期，我自己的看法，見本文第四節。
7 在再版時《精神病和人格》改名為《精神病和心理學》（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logy, tr. Alan Sheridan, 1976,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反對流傳，見David Macey, 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London: Hutchinson, 1993）, p. 64;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 Richard Howard） （N. Y.: Vintage Books, 1988; orig. Pantheon, 1965）. 　
8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tr. A. M. Sheridan Smith, copyrighted 197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以下簡稱BC）。凝視問題，見Martin Jay, "In the Empire of the Gaze: Foucault and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20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in David C. Hoy, ed.,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86）, 此主題發展成書：Downcast Eyes: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9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296, 以下簡稱 OT; 關於言物一體，《診所》已有討論，例如BC, p. xi .
10 例如 OT, pp. 369-370等. 「思維-非思」原是海德格提出的問題，見M. Schwartz, "Epistemes and the History of Being," in A. Milchman and A. Rosenberg, eds., Foucault and Heidegger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 174-176. 介美生很早就注意到過現代主義中空間觀念的擴張： Frede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6 （July-August 1984）, p. 71. 中文譯作見詹明信有關書目（張旭東譯，1997﹔吳美真譯，1998等）。
11 無甚反應：Allan Megill, "The Reception of Foucault by Historians,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LVIII, 1 （Jan.-March 1987）, pp. 125-127; "Jean-Paul Sartre R?pond, " L'Arc, 30 （1966）, pp. 87-88,此文英譯見"Replies to Structuralism: An Interview with Jean-Paul Sartre," （tr. R. D'Amico） Telos, 9 （Fall 1971）; 沙特（和其他很多人）把服寇歸入結構主義者是完全有理的，亦見 BC, p. 90等; M. L. Fitzhugh and W. H. Leckie, Jr. , "Agenc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auses of Change," History and Theory, 40 （December 2001）. 「範樣」是服氏討論方法時常用的話語，在他過世前的一次訪談中講得特別清楚，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 Y.: Partheon, 1984）, p. 389﹔統一：Foucault,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in 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1-1984 （ed. S. Lotringer: tr. I. Mochroth, et al.） （N. Y.: Semiotext（e）, 1989,1995）, p. 20.
12 服氏書中的「人文科學」（sciences humaines） 是小心翼翼地定義的，指社會學、心理學等，他絕口不提歷史學字樣。這個名詞的提出就輕巧地避開了"sciences de l'homme" ，後者是年鑑學派掌門人卜婁岱所常用的類語。服氏一直保持後者的正面形象，至《知識考古學》出而不渝， 表示他支持後者而反對前者，其實現在應很瞭然二者的意義並無二致。見Foucault, L'arche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 1980）, p. 43﹔跳出作品： Foucault, "This Discourse of History," p. 22; 魔術：OT, p. xiii; 三個問題：Foucault Live , p. 466; Francois Doss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tr. P. Conroy） （Urbana: U. of Illinois, 1994）, p. 154. 國內堅持歷史學應以「人」為中心的有韓震男、孟鳴歧：《歷史哲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4章﹔Jose Ortega Y Gasset, The Dehumanization of Art: And Other Writings on Art and Cultur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6）, esp. p. 42. 　
13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 A. M. Sheridan Smith）（N. Y.: Pantheon Books, 1972） （以下簡稱AK） 。 批評本書方法論的著作甚夥，例如：哲學：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2）, Ch. 4; Beatrice Han,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Ch. 2; 語言學：B. Brown & M. Cousins, "The Linguistic Fault: The Case of Foucault's Archaeology," M. Game, ed., Towards a Critique of Foucaul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等。麥基爾甚至說本書非嚴肅作品，僅為服寇對笛卡兒方法論的「嘲弄」（parody ）. Allan Megill,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Ch. 6.
14 先意識：AK, pt. 1, Ch.5; 分別：AK, pp. 4, 170-171，205等 ，並見James W. Bernauer, Michel Foucault's Force of Flight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90）, Ch., 4. 　
15 看齊：AK, p. 7; 吊空：AK, p. 167; 文明：AK, pp. 4-8.
16 泛泛歷史：Foucault, L'archeologie du savoir , pp., 17-18; 年鑑學派的「全盤歷史」：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Ch. 4; 疏散： AK, pp. 3, 9-10, 205 等;反時間： AK, p. 173; 卜婁岱的時間觀：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1969） （tr. Sarah Matthew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77; "Foreword to the English Edition," OT, p. xiv, 同樣意思見AK, p. 12等, "Foucault Responds to Sartre" （1969） in Foucault Live , pp. 54-55 和 M. Foucault,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 （course desorption, 1970-71）, in his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 tr., Donald F. Bouchard, et al. ）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77）, p. 200;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 （1874）, in his Untimely Meditations （tr.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3）, pp. 83-87;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1971）,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p.158.
17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p.156; BC, p. xvi; 服寇對德沙德 （de Sade） 的景仰應是他對十八世紀著迷的基本支點，Foucault Live , p. 200; 嘎達瑪的 Wirkungageschichte 可能是服氏「有效歷史」的源頭，但二氏著眼點不同，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1960, 1986） （tr. J. Weineheimer, et. al.,1975, 1989） （N. Y.: Continum, 1996）, pp. 300-307; Foucault, "Nietzsche", p. 154, 德瑞弗斯等所說服寇的虛無主義在此文中尤表現無遺，Dreyfus &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pp. 91, 206, 等.
18 年鑑學派學者與服寇關係： Gerard Noiriel, "Foucault and History: The Lessons of a Disillus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6 （September 1994）, e.g. p p. 551-553. Braudel, "Foreword" in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p. 16; Foucault, "Orders of Discourse" （speech, December 1970）,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0.2 （April, 1971）, pp.15-17 （later retitled, "Discourse of Language" and included in AK）.
19 Hayden V. White, "Foucault Decoded: Notes from Underground, "History and Theory, 12.2 （1973）, e.g., p. 45.此文後收入氏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8）.
20 Denis M. Smith,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and Politics, " in Walter Laqueur and George L. Mosse, eds., Historians in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4）, pp. 154-159; Hayden White,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Croce's Criticism of Vico" （1969） as Ch. 10 in his Tropics, pp. 219-221;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1916）（tr. D. Ainslle） （N. Y. : Russell & Russell, 1960）, esp. Chs. 1,3, 4; 中文材料見何兆武《歷史理性批判散論》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有關章節。
21 "Foreword" &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On History and Historicisms, " in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 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 （tr. Hayden V. Whit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 Press, 1959）, 杭卡：pp. xxiii-xxiv.
22 "The Abiding Relevance of Croce's Idea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V, 2 （June 1963）;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 Sylvia Sprigge） （London: George Allen & Onwin, 1941）, 其實柯婁且該書中的「自由」不一定是「個人」的。"Ibn Khaldun in World Philosophy of Hist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 （1959-60）﹔White, "The Culture of Criticism," in Ihab Hassan, ed., Liberations: New Essays on the Humanities in Revolution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 Press, 1971）. 　
23 連「好古」這字眼都是尼采的，此詞在懷特一貫的寫作中都扮演反面角色。"The Burden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 2 （1966）, 後收入氏 Tropics （as Ch. 1）。
24 安可斯密特常把「政治代表性」（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和歷史代表性（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連起來講，所以把 "representation" 譯為「代表」（「性」或「體」）是較能符合今日西方此詞使用的原意的﹔ Hayden V. White, "What Is A Historical System?" in Allen D. Breck and Wolfgang Yourgrau, eds. Biology, Histor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N.Y.: Plenum Press, 1972）; 參考 Jose Ortega Y Gasset, History as a System （New York: W. W. Norton, 1941）, Ch. 4; White, The Greco-Roman Tradi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造作： Tropics, p. 240; 服寇的影響使懷特的思想有很大的亢進，蛛絲馬跡很多，例如，他1972 年出版的另一篇文章裡談到「一個觀念的考古，」等，終至《拔史》之成，他的學生甘乃爾曾言及他如何精讀服寇，參考 Domanska, Encounters , p. 59, 但巴特對 懷特亦有影響，見Richard Vann, "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9 - 1975,"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56-59﹔「革命」是安可斯密特形容懷特著作的效用，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2001）, p. 30.
25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3）（以下簡稱MH）. 語言底稿： 見 MH, pp. 1,426-429 等.﹔歷史不是科學：例如MH, pp. 3, 12-13, 428.
26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63-74; Kenneth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 503; 繫喻、部喻：例如 MH, pp. 33,36; 反喻： MH, p.58. 　
27 甘乃爾論《拔史》：Domanska, Encounters , p. 51; 指桑罵槐： 如Review of Leon Pompa, Vico: A Study of the "New Science" in Hisotry and Theory, Vol. XV, No. 2 （1976）, p. 192, "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23.1 （1984）, p. 22; 四喻討論：MH,pp. 37, 286等﹔卡萊爾：MH, pp. 143-144; 關於喻的劃分，當然還有些零碎。書中把卜卡（Burckhardt）這個正牌史家也列入反喻使用者，但這是曲解，卜卡充滿了儒士濟世情懷，怎麼說也落不到悲觀消極上去。難以軒輊：MH, pp. 26, 427等.
28 Hans Kellner, "A Bedrock of Order: Hayden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19 （1980）, p. 19; 尼采：例如 MH, p. 334; 杭卡：MH, Ch. 4, pp. 243, 329 等; 無進步：MH, p. 432;「歷史學的大時代」是 Felix Gilbert 文章的題目, in John Higham, et at.,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1965）, pp. 320-339.
29 書中多次提到尼采的「反喻」思想方式就是拔史的意思。 如 MH pp. 41, 69 等。 「語言轉向」：F. R. Ankersmit,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i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s Ch.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