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在這個春天你為何回憶起人類／你為何突然想起了人類／神聖而孤單的一生／想起了人類你寶座發熱／想起了人類你眼含孤獨的淚水
──海子《土地》第12章
這是一個喧囂的時代，這是一個寂寞的時代。在彌漫著話語殘渣的文本空間裏，諸神早已退卻，欲望與卑賤在進行著神聖的書寫，人類的苦難體驗被轉換成一種集體記憶閉合在時間緘默的墓塚，或者被塗抹成底層的色彩幻化成津津樂道者光芒四射的臉譜。各種喧嘩與騷動像湧動的潛流，奔突在每個言說者亢奮的脈管裏，一種急劇擴張的生命形式迅速顛覆了對存在的深切體悟，表達的衝動使整個世界成為一群在競技表演的舌頭，而其吐露的感性形態和肉身氣味，正在吞沒這個時代最後的絕望感。人成了上帝存在的唯一證明，而上帝已經像廢物一樣被毫不遲疑地扔棄。生活已經成為一種奇妙的體驗，在普遍的沈淪中感受到的是狂歡的魅惑，在瑰麗的張揚中捕捉的是飛翔的虛無。在言說的背後，隱喻的是缺席者的末日審判，最激烈的語言是指向人類自身的砍伐遊戲，在張貼著神聖胎記的利斧的揮舞中，顧城作為一個童話詩人的肖像已經成為一個虛無的符號，在砍伐的瘋狂中孕育的是語言的全面潰瘍。神聖性已經從言者滔滔的敘述中黯然退卻，表達成為一種自我消解的語詞遊戲。
唯有麥芒在諸神歸隱的宏大背景中，獨自負荷著空無的沈重感，面向死亡敞開隱秘的心臟。在它淒迷的眼神裏流露出一種最後的眷戀，晚霞用溫柔的撫摩寂靜無聲地覆蓋了麥芒的獨白。在這個單一而密集的瞬間，詩人海子以身體的存在感試圖抵擋世俗進程對人類的裹脅，在車輪碾壓的前夕，農耕時代的最後一抹餘光照耀在他蒼白的前額，他發出了渾濁而悲壯的囈語：誰在？誰又在？這是啟蒙時代結出的一個火種，以行為藝術的方式終結了自己短促的一生，卻同時叩擊著先知之門。
但是，啟蒙死了，啟蒙並沒有萬歲。知識份子在後海子時代扮演的角色日益尷尬。意識形態站立在歷史的暗處，以一種不容抗拒的姿態圈定著知識份子言說的空間，規訓與懲罰以話語暴力和身體暴力禁閉著自由，並且已經開始的學院化體制正在迅速擴展，它的許諾與召喚，甚至包括學術的光環使知識份子放棄自身的啟蒙立場，從十字街頭退居到封閉而精致的象牙塔獲取了充足的合法性。在鼓勵表達的同時建立表達的禁忌，在倡揚理性的同時遮蔽激情的生長空間，在這樣一種管制的相對自由的社會空間裏，知識份子學會了語言表達和身體表達，並且習得了一種良好的邊界意識和極限感覺。已經幾乎沒有人試圖「以身試法」，去拓展這個逼仄的表達空間，更多的知識份子學會了尺水興波的生存方式，在自娛自樂中聊以自慰。與此同時，商業化寫作成為公開的秘密和時尚的潮流。金幣的光芒和大眾的膜拜，成為一種永不歇息的驅動力，炒作、謾罵、作秀、合謀、表演成為現實的戲劇，其可觀賞性已經遠遠超過知識份子提供的文本。生活已經成為一場沒有法官的鬧劇，被審判者已經道貌岸然地粉墨登場，在冠冕堂皇的所謂文學與大眾的結合的口號中，向孤苦而單純的大眾販賣著劣質的假鈔和空洞的話語。
公共性在知識份子的啟蒙話語中已經成為讓人懷疑的核心辭彙，它更多的成為遙遠時代的悽楚的回聲，或者成了卑賤者對無法確定的未來的悲愴的叫喊。如果沒有用話語和行動，獨自背負著因襲的重荷，擋開命運的絕望感，並領受到上帝的榮光，用反抗和沈默去拆解糜爛的現實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沈悶中孤獨地拓展生命的內在尺度與經驗，那麼，所謂公共性就是後海子時代虛假意識形態的空洞的結核，在華麗而貌似粗硬的表像背後，掩蓋的恰恰是中心的空心化，公共性就可恥地淪落為對它自身的嘲弄與戲謔。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而卑鄙則成了高尚者的墓誌銘。公共性的神聖意義已經處在一種消散的潰敗之中，它必將成為一種空洞而巨大的意識形態符號，被懸置在歷史的審判席上。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活已經成為一件需要竭盡全力去應付的事情，而這種努力往往仍然無法穿透銘刻在心靈深處的挫敗感和虛無感。整個時代像一駕已經失控的高速行駛的列車，在光怪陸離而令人窒息的世界之夜病態地行進著，所有的細節和感傷都屬於多餘，或者被直接轉換成為一種消費意識形態，被精致包裝後推上超級市場的櫃檯，成為一種單向度的訴說。生活在解構神聖性的同時，卻並沒有許諾一種源自日常生活的理性的氣味，也沒有湧現出人性在疼痛的掙扎之後留存的餘味。一切都幻化成為人對於非人事物的瘋狂的追逐，而這種追逐卻並沒有一種讓追逐者獲取歸屬感的寧靜和甜美。在這茫茫的人海中，有知識份子聲嘶力竭的吶喊，有芸芸眾生的單薄而瘦削的身影，有市場的無邊的聒噪，等等，不一而足，在他們高度整合的背後隱含的是巨大的分裂，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當前的中國社會，知識份子與其啟蒙物件，或者說知識份子與其言說物件之間已經積累了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在無數的被可恥的現代性裹脅的百姓心目中，知識份子已經不是自由引導人民的旗手，而成為將人民誘騙上祭壇的謊言家。知識份子已經被普遍地設定為權貴的合謀者或者至少是既得利益者。不信任感像瘟疫一樣彌漫在人民的心中，仇恨政治學正在以一種新的姿態「和平崛起」，使所有的言說和勸解都成為一種肮髒交易的代名詞。
啟蒙已經成為一件生命不能承受的「理性的負擔」，而以啟蒙為天職的知識份子的公共性似乎正在遭遇最普遍的質疑。如果知識份子坐而論道的「道」已經貧困到蒼白的境地，所有的諸如正義和良知的元素已被眾聲喧嘩的知識份子悄無聲息地埋葬，或者成為招徠顧客的妖嬈卻華而不實的招牌，「道」滑稽地淪落為為稻粱謀的知識份子的符號生產的一個幌子；如果知識份子不能用身體去撞擊歷史，那麼歷史就會超越知識份子顧影自憐的自戀形態，展示出生活內中巨大的潛流所蘊涵的的激情。也許，知識份子只有在他們所熱中的新啟蒙運動中，重新發現身體的力度與熱度，並賦予身體以一種碾壓歷史的衝動和力量，知識份子才能在這個普遍低迷的時代找到一個康得意義上的「啟蒙的出口」。重要的不是解釋世界，更不是為主流意識形態做一個合法的闡釋者，而是用行動去給予生活和社會一種新的秩序和意義感，用道德擔當去抵抗吞噬著普通人的無助感。
與此同時，必須恢復身體在啟蒙知識份子寫作中的地位。當下中國，寫作的神聖性已經完全被消解，寫作成為媒體知識份子的假面舞會，在理性的外衣下掩蓋不住的是傾訴欲望的畸形化。尤其是今天的時評和文化評論，凸顯了知識份子在表達時的一個普遍的痼疾。知識份子預先被設定為理性和真理的化身，他們庖丁解牛般動作嫺熟地對事件或人物「深度分析」，在理性、良知和正義等宏大敘事式的辭彙的修飾下，倉促地作著判斷，很少看到一種充滿反思甚至困難的表達。身體寫作代替了思想操練。知識份子的表達是內在分裂的，他使用的符號與自身的生命體驗幾乎已經喪失了起碼的關聯，他們的生命形態成為一種生產「膨脹的意義和多餘的理性」的擴張型存在。公共知識份子成為表達的機器，通過媒體包括網路獲取資訊，運用一些一知半解的理論符號對其膚淺的見解進行包裝，然後儼然以先知的神態向大眾發言。他們想當然地以為自己在勇猛地干預歷史，在表達和捍衛正義，其實文字與符號給他們製造了一種對生活的錯誤的參與感。如果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只是書齋裏的人民的「代言人」，很難相信他的分析和判斷不是對生活的隔靴搔癢。話語的精致遮蔽不了血性的匱乏，姿態的公共消除不了民眾的疑慮。沒有與民眾的對話，沒有與權貴的對抗，僅僅依靠一些舶來的理論按圖索驥地對複雜的現實診斷，同時無法將個人對生活的體驗內在化，並轉換成為文字的豐滿與犀利，這樣的啟蒙自然會走到它自身的反面，成為反諷的寓言。啟蒙成了表演，知識成了裝潢，而公共性只是一個招牌。如何找到一個恰當的途徑，知識份子能夠真正地介入當下中國的現實，把握歷史的暗流湧動的方向，建立自身與民眾之間的信任感與互動機制，這也許才是給啟蒙的歷史灌注動力和活力的唯一出路。
──海子《土地》第12章
這是一個喧囂的時代，這是一個寂寞的時代。在彌漫著話語殘渣的文本空間裏，諸神早已退卻，欲望與卑賤在進行著神聖的書寫，人類的苦難體驗被轉換成一種集體記憶閉合在時間緘默的墓塚，或者被塗抹成底層的色彩幻化成津津樂道者光芒四射的臉譜。各種喧嘩與騷動像湧動的潛流，奔突在每個言說者亢奮的脈管裏，一種急劇擴張的生命形式迅速顛覆了對存在的深切體悟，表達的衝動使整個世界成為一群在競技表演的舌頭，而其吐露的感性形態和肉身氣味，正在吞沒這個時代最後的絕望感。人成了上帝存在的唯一證明，而上帝已經像廢物一樣被毫不遲疑地扔棄。生活已經成為一種奇妙的體驗，在普遍的沈淪中感受到的是狂歡的魅惑，在瑰麗的張揚中捕捉的是飛翔的虛無。在言說的背後，隱喻的是缺席者的末日審判，最激烈的語言是指向人類自身的砍伐遊戲，在張貼著神聖胎記的利斧的揮舞中，顧城作為一個童話詩人的肖像已經成為一個虛無的符號，在砍伐的瘋狂中孕育的是語言的全面潰瘍。神聖性已經從言者滔滔的敘述中黯然退卻，表達成為一種自我消解的語詞遊戲。
唯有麥芒在諸神歸隱的宏大背景中，獨自負荷著空無的沈重感，面向死亡敞開隱秘的心臟。在它淒迷的眼神裏流露出一種最後的眷戀，晚霞用溫柔的撫摩寂靜無聲地覆蓋了麥芒的獨白。在這個單一而密集的瞬間，詩人海子以身體的存在感試圖抵擋世俗進程對人類的裹脅，在車輪碾壓的前夕，農耕時代的最後一抹餘光照耀在他蒼白的前額，他發出了渾濁而悲壯的囈語：誰在？誰又在？這是啟蒙時代結出的一個火種，以行為藝術的方式終結了自己短促的一生，卻同時叩擊著先知之門。
但是，啟蒙死了，啟蒙並沒有萬歲。知識份子在後海子時代扮演的角色日益尷尬。意識形態站立在歷史的暗處，以一種不容抗拒的姿態圈定著知識份子言說的空間，規訓與懲罰以話語暴力和身體暴力禁閉著自由，並且已經開始的學院化體制正在迅速擴展，它的許諾與召喚，甚至包括學術的光環使知識份子放棄自身的啟蒙立場，從十字街頭退居到封閉而精致的象牙塔獲取了充足的合法性。在鼓勵表達的同時建立表達的禁忌，在倡揚理性的同時遮蔽激情的生長空間，在這樣一種管制的相對自由的社會空間裏，知識份子學會了語言表達和身體表達，並且習得了一種良好的邊界意識和極限感覺。已經幾乎沒有人試圖「以身試法」，去拓展這個逼仄的表達空間，更多的知識份子學會了尺水興波的生存方式，在自娛自樂中聊以自慰。與此同時，商業化寫作成為公開的秘密和時尚的潮流。金幣的光芒和大眾的膜拜，成為一種永不歇息的驅動力，炒作、謾罵、作秀、合謀、表演成為現實的戲劇，其可觀賞性已經遠遠超過知識份子提供的文本。生活已經成為一場沒有法官的鬧劇，被審判者已經道貌岸然地粉墨登場，在冠冕堂皇的所謂文學與大眾的結合的口號中，向孤苦而單純的大眾販賣著劣質的假鈔和空洞的話語。
公共性在知識份子的啟蒙話語中已經成為讓人懷疑的核心辭彙，它更多的成為遙遠時代的悽楚的回聲，或者成了卑賤者對無法確定的未來的悲愴的叫喊。如果沒有用話語和行動，獨自背負著因襲的重荷，擋開命運的絕望感，並領受到上帝的榮光，用反抗和沈默去拆解糜爛的現實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沈悶中孤獨地拓展生命的內在尺度與經驗，那麼，所謂公共性就是後海子時代虛假意識形態的空洞的結核，在華麗而貌似粗硬的表像背後，掩蓋的恰恰是中心的空心化，公共性就可恥地淪落為對它自身的嘲弄與戲謔。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而卑鄙則成了高尚者的墓誌銘。公共性的神聖意義已經處在一種消散的潰敗之中，它必將成為一種空洞而巨大的意識形態符號，被懸置在歷史的審判席上。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活已經成為一件需要竭盡全力去應付的事情，而這種努力往往仍然無法穿透銘刻在心靈深處的挫敗感和虛無感。整個時代像一駕已經失控的高速行駛的列車，在光怪陸離而令人窒息的世界之夜病態地行進著，所有的細節和感傷都屬於多餘，或者被直接轉換成為一種消費意識形態，被精致包裝後推上超級市場的櫃檯，成為一種單向度的訴說。生活在解構神聖性的同時，卻並沒有許諾一種源自日常生活的理性的氣味，也沒有湧現出人性在疼痛的掙扎之後留存的餘味。一切都幻化成為人對於非人事物的瘋狂的追逐，而這種追逐卻並沒有一種讓追逐者獲取歸屬感的寧靜和甜美。在這茫茫的人海中，有知識份子聲嘶力竭的吶喊，有芸芸眾生的單薄而瘦削的身影，有市場的無邊的聒噪，等等，不一而足，在他們高度整合的背後隱含的是巨大的分裂，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當前的中國社會，知識份子與其啟蒙物件，或者說知識份子與其言說物件之間已經積累了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在無數的被可恥的現代性裹脅的百姓心目中，知識份子已經不是自由引導人民的旗手，而成為將人民誘騙上祭壇的謊言家。知識份子已經被普遍地設定為權貴的合謀者或者至少是既得利益者。不信任感像瘟疫一樣彌漫在人民的心中，仇恨政治學正在以一種新的姿態「和平崛起」，使所有的言說和勸解都成為一種肮髒交易的代名詞。
啟蒙已經成為一件生命不能承受的「理性的負擔」，而以啟蒙為天職的知識份子的公共性似乎正在遭遇最普遍的質疑。如果知識份子坐而論道的「道」已經貧困到蒼白的境地，所有的諸如正義和良知的元素已被眾聲喧嘩的知識份子悄無聲息地埋葬，或者成為招徠顧客的妖嬈卻華而不實的招牌，「道」滑稽地淪落為為稻粱謀的知識份子的符號生產的一個幌子；如果知識份子不能用身體去撞擊歷史，那麼歷史就會超越知識份子顧影自憐的自戀形態，展示出生活內中巨大的潛流所蘊涵的的激情。也許，知識份子只有在他們所熱中的新啟蒙運動中，重新發現身體的力度與熱度，並賦予身體以一種碾壓歷史的衝動和力量，知識份子才能在這個普遍低迷的時代找到一個康得意義上的「啟蒙的出口」。重要的不是解釋世界，更不是為主流意識形態做一個合法的闡釋者，而是用行動去給予生活和社會一種新的秩序和意義感，用道德擔當去抵抗吞噬著普通人的無助感。
與此同時，必須恢復身體在啟蒙知識份子寫作中的地位。當下中國，寫作的神聖性已經完全被消解，寫作成為媒體知識份子的假面舞會，在理性的外衣下掩蓋不住的是傾訴欲望的畸形化。尤其是今天的時評和文化評論，凸顯了知識份子在表達時的一個普遍的痼疾。知識份子預先被設定為理性和真理的化身，他們庖丁解牛般動作嫺熟地對事件或人物「深度分析」，在理性、良知和正義等宏大敘事式的辭彙的修飾下，倉促地作著判斷，很少看到一種充滿反思甚至困難的表達。身體寫作代替了思想操練。知識份子的表達是內在分裂的，他使用的符號與自身的生命體驗幾乎已經喪失了起碼的關聯，他們的生命形態成為一種生產「膨脹的意義和多餘的理性」的擴張型存在。公共知識份子成為表達的機器，通過媒體包括網路獲取資訊，運用一些一知半解的理論符號對其膚淺的見解進行包裝，然後儼然以先知的神態向大眾發言。他們想當然地以為自己在勇猛地干預歷史，在表達和捍衛正義，其實文字與符號給他們製造了一種對生活的錯誤的參與感。如果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只是書齋裏的人民的「代言人」，很難相信他的分析和判斷不是對生活的隔靴搔癢。話語的精致遮蔽不了血性的匱乏，姿態的公共消除不了民眾的疑慮。沒有與民眾的對話，沒有與權貴的對抗，僅僅依靠一些舶來的理論按圖索驥地對複雜的現實診斷，同時無法將個人對生活的體驗內在化，並轉換成為文字的豐滿與犀利，這樣的啟蒙自然會走到它自身的反面，成為反諷的寓言。啟蒙成了表演，知識成了裝潢，而公共性只是一個招牌。如何找到一個恰當的途徑，知識份子能夠真正地介入當下中國的現實，把握歷史的暗流湧動的方向，建立自身與民眾之間的信任感與互動機制，這也許才是給啟蒙的歷史灌注動力和活力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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