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綜觀近年鄉村研究，除了其學術規範在大陸凸顯扎實外，更可見其成為當代學術研究的顯學。再細觀之，雖然鄉村研究在研究力量和發表的論著中佔很大比例，但對於方法論探討卻相對較弱。如果謂之無意識或是哈耶克謂的「必然的無知」，那實在沒有學術範圍繼續討論的必要了。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學科的確立實在就是在於其在方法論上的確立和不斷反思。

　　工具的應用劃分了人類歷史進化的不同階段，無意歷史進化取向線路的糾纏，只是欲關注，現時的實踐以及與之互生的方法論，有學科的自覺。本文試圖以方法論為基點，作一個近來鄉村研究歷史轉向的不完全梳理。為了免去形而上之嫌或「粗暴」的分類，不妨借用記憶與實踐，從記憶中看鄉村研究史感的新轉向，從中理出鄉村實踐的邏輯，並在記憶的歷史與生活的實踐的糾合中看到某種「敘事的困境」，在其自身張力下，使其邏輯盡可能彰顯，然後發現。「中國變革之謎不能從中西諸家『聖賢書』（從我們古代的儒家經典直到當代前沿的西方「後學」）中求解，只能從對中國社會深層的再認識去把握。這個「社會深層」在古代無疑是指傳統鄉村，而在現代也仍然以中國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鄉村社會為核心。」（秦暉，2003）

　　社會學歷來是一個在空間上更可以遊刃有餘的學科。九十年代中國社會學界出現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面臨歷史學、人類學方法的滲透，特別是人類學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開始把大量相關的地方文獻引入研究過程，從而在原來較為平面化或空間化共時的考察中引入了時間的緯度，研究者的史感已是中國鄉村研究的普遍訴求。在喚回歷史的聲音之後，史學自身卻發出了善意的但又有顛覆味道的反思聲音，「米什萊（Juliet Michelet）當年曾經立志要撰寫人民的歷史，但是，他終於發現，人民的語言對於他來說，是不可進入的。最後，米什萊寫下了一句話，平淡而沉痛：我不能讓他們說話。」（自李猛，2004）於是，需要喚回的還有人民的記憶。本文無意拆分記憶與歷史之間的互構，只是試圖在一個長久的缺失中，在方法論上找回本應的存在，一定層面的放大，不是懸置它者，更不是無視。

一　喚回忘記的「記憶」

　　記憶的社會視角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凸顯。巴特萊特（Bartlett，1932）分析了個人記憶的群體動力，人類學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0）提出了「結構性健忘症」（structural amnesia）的概念，簡（Jane，1927）注意到了時間概念和記憶的進化的關係，維高斯基（Vygotsky，1929）指出記憶的敘事形式整體地受到文化影響。80年代以來學界和公眾開始對集體和社會記憶予以很大關注，施瓦茲（Schwartz，1996）分析了霸權理論家對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記憶、記憶的爭論、大眾記憶和對過去的工具化分析。哈布瓦奇的集體記憶理論更直接的強調了記憶的當下性。他認為，人們頭腦中的「過去」並不是客觀實在的，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回憶永遠是在回憶的對象成為過去之後。人們如何構建和敘述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當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憶是為現在時刻的需要服務的，因而也是斷裂的。哈布瓦奇的集體記憶說見解獨特，但也能見其「和諧統一的集體」的預設，實際社會環境中的記憶並不總是同類同質的。就像李猛所言，記憶是分層的（李猛，2004）。甚至記憶與權力，就像話語與權力，是社會中不同人群爭奪的物件，也是他們之間權力關係的指標。權力以及與之同謀的主流話語往往控制記憶資源，而對其他的聲音隔閉、壓制，沉默的實踐就是保存一種相對於主流記憶的它類記憶或者福柯所說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

　　記憶與歷史，在「大寫歷史」的敘事階段似乎不會成為並置話語。但是學術的反思，使得敘述主體的選擇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哈布瓦奇區分了自傳記憶、歷史記憶、歷史和集體記憶四個概念，自傳記憶是由我們自身所經歷的事件構成的記憶，歷史記憶是我們只通過歷史記錄獲得的記憶，歷史是我們所記住的但是和我們沒有有機關係的過去、集體記憶是構成我們認同的活生生的過去。如此的分類，也與本篇質疑的幾多問題構成互趣。然而，應該看得到哈布瓦奇實際指出的歷史是死的記憶，和我們不再有有機的經驗上的聯繫，雖然記憶和歷史間的微妙關係，哈布瓦奇已經敏銳地嗅到，但其論述的發力點多少有些偏頗，比如否定了編史者的自我意識。正像有的研究者評價到「在他看來，由於各個時代人群的信念、利益和追求不同，歷史只拼合了在無數不同時刻和角度拍攝的即興之景。」（鄭廣懷，2002）雖然可以解釋當今主流歷史敘述的「選擇記憶」，但是那些沉默的記憶，沒有表達的記憶，他們沒有歷史的文本或是語言，是不是就因為此而不記憶或是不存在歷史了？當然在質疑之外我們應該也需要看到哈布瓦奇的努力，讓他成為我們的記憶。

　　如果說哈布瓦奇強調的是記憶的社會建構，那麼康納頓（Connerton，P.）強調的更多的是記憶與身體實踐的關係，他區分了個人記憶、認知記憶和習慣－記憶（指行動者具有某種操演的能力）三種記憶。在規則和運用之間，我們不但需要記住規則，而且需要有關操演這種規則的記憶。他更多關注的是社會記憶的傳遞性和持續性。

　　記憶的方法論的關懷，更是一種偏向日常經驗邏輯的努力。施瓦茲（1991）認為集體記憶研究可以分為兩種視角，第一種觀點認為，過去是按照現在的需要，通過社會建構來形塑的。他引述米德和哈布瓦奇的觀點，指出這種視角認為過去的概念可以通過現在的立場來解釋。集體記憶是對過去的重構，使過去的形象適合於現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另一種觀點認為過去形塑了我們對現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個社會都要保持一種關於過去的連續感。如果關於過去的信仰不能經歷社會變遷的考驗，社會的團結和連續就會受到損害。

二　中國鄉村的記憶

　　在當代中國鄉村研究中，無論是西方的中國學者還是本土學者，史感都是比較明顯的。對於史學首先可以達到的基本功用──恢復和呈現這些地方資源的合理性，使它們轉化到社會轉型的現實中，進入到社會事實的敘事裏，大家形成了共識。比如，英國漢學家莫里斯.弗裏德曼（Maurice Freedman）1958年出版的《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將歷史學、地理學和人類學方法結合，在集市社區範圍內研究中國的村莊，在1964－1965年發表了《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再到1985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了黃宗智利用滿鐵調查資料撰寫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及後來198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美籍印度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利用滿鐵「慣行調查」資料所寫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等等。但是在線性歷史的慣性中，歷史的多樣性、複雜性消失了，只剩下單一的封閉敘事，這種敘事的封閉策略拒絕理解那些「沒有歷史」的人們的生活。

　　那些沉澱在歷史底層，過著似乎難以稱得上「歷史化」的日常生活，他們沒有提出與線性歷史不同的另一種歷史表述，他們有的只是一種身體記憶，也即布迪厄所謂的「身體化的歷史」（embodied history）。當它們將轉變為一種可講述的記憶時，就不得不借助歷史敘事者生產的「參照框架」，也就是學者或精英掌握的話語技術。於是，在記憶與歷史之間，有了兩種可能：或是「斷裂」，或是變形的轉化。一些學者指出，經驗總是嵌入在敘事的框架中，沒有最初的、不經過仲介的經驗，記憶和歷史的區別實際上是學科上的區別，而非認識論上的區別。不知道這樣的觀點是不是過於樂觀？對「沒有歷史」的「記憶」的拒絕，形象點說更像現實版的皇帝新衣，問題的轉機──顯然是找到「那個小男孩」。可他由誰來充當呢？

　　事情的進展似乎比較樂觀，人們意識到僅依賴於文本的史料很可能遮蔽或扭曲歷史的真實後，雖然秉承福柯的「歷史的極少主義」的反思極端了些，然在方法論上，足夠引起我們的自省和去「理所當然」化。在看到集體敘事邏輯和書面語的同謀中，在意識到對記憶已經實施了比線性歷史更為暴利和持久的壟斷後，中國的鄉村研究努力尋找著破解。「口述史」的分析技術，使我們有了接近記憶的衝動，還有了一些像模像樣的接近記憶的認知管道，至少是一種自覺。

　　中國鄉村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研究將人們口中的記憶作為研究的首要經驗，來挖掘個體聲音。在對「沒有歷史的記憶」的口述──訪談中，研究者已經注意區別普通民眾對一些「歷史記憶」的刪除，與「國家記憶」對民眾思維的塑造這兩個不同的方面，重構了國家意識形態權力與民間社會的互動場景。（楊念群，2004）

　　景軍對西北廟宇重建的考察首先給了我們一個驚喜，這一研究的亮色，不僅在於從地方記憶角度展現了國家政治與地方文化社會的層層實踐，還點明了基層社會累積起來的不同種類的知識，構成了廟宇重建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資源，也即這些記憶主體同時利用著歷史和記憶進行著新的實踐，而這歷史與記憶是互構的。他在對西北甘肅省大川村重建孔廟一事的田野中，從「社會記憶的理論角度」記述了大川的近期歷史並展現人們如何運用記憶重構社會關係。該書的主線是毛澤東時代廟宇及其祖先崇拜的凌遲，包括1961年修大型電站期間村莊被淹時的移民經歷，合作化運動，以及家族領袖所遭受的迫害；同時也涉及到改革後各類制度非同凡響的復蘇，比如孔廟的修復。

　　劉新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個關鍵研究個案的批判性評論》直指事件記憶與日常生活記憶的微妙關係，展現了歷史事件怎樣在一些親身經歷其中的農民身上被記憶與再現，日常生活記憶與事件記憶有何關係，政治權力如何介入，不同主體的記憶怎樣爭論、博弈等等。對於官方話語怎樣組織，以將農民記憶納入國家話語系統，或是說政治意識形態的規訓如何改造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為新秩序建立合法性，作者的論述細緻入微。

　　方慧蓉的研究側重「沉默記憶」的主體性、消解性。他大量採用經個人訪談錄音後整理出的口述文本，據西村農民對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分析農民對土改運動進行「集體記憶「時所表像出的非精英化特徵。作者提出了觀察村民敘述記憶的「無事件境「概念，它的基本涵義是重複事件序列中的各種事件，不但由於高重複率導致事件記憶細節的互涵與重疊，而且生活在這種生活狀況中的村民，在心理上也「無意「將這些眾多的重複性事件理解為分立有界的事件。通過「無事件境「狀態的鄉村記憶看到其如何有效地抵抗、消解權力敘事的灌輸以及習以為常的合法性。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以鄉村記憶切入一個新的角度，即所謂「調查研究權力「在極力營造主流敘事而對鄉村記憶任意切割和重組，值得研究者不斷對方法論本身做出反思。

　　對於類似的有些類型化了的「兩種記憶」切分，應星的水庫移民研究似乎進了一步。他通過大量移民的口述記憶，在對國家治理技術對民眾實踐的支配呈現同時，更注意展現了民眾與上層治理技術之間的交織，以及此關係幾何學下的各種形態的張力和糾合，從而把話語裏相對機械化的互動實踐重新進行復原式尋究，放回複雜的分析平台進行審慎地評估。

　　但是提問必須繼續。由以上的梳理不難發現，目前此種方法論下鄉村研究的主要關懷點是「記憶政治」，應該承認「政治」是相當獨特的對記憶進行篩選與遺忘的干預因素。但是如果豎起耳朵去捕捉更多的方位，不僅僅選擇「權力」這個我們似乎撚熟的方位，是不是會傾聽到更多的「沉默記憶」？

　　另一方面，同樣一個生活實踐，往往是不同層次歷史生活的交匯。對不同層次的歷史生活，誰來記憶？記憶著甚麼？是生活本身的分層？還是記憶選擇的分層？誰選擇了甚麼記憶？這樣具體、區別的細究似乎是我們要走下去繞不開的問題。民眾不是鐵板一塊，「民眾」看似「草根」，而實質仍是學者話語或學者記憶。當研究者只把目光糾纏於「政治記憶──民間記憶」時，學者們顯然在用自己的學理記憶對「沉默的記憶」進行選擇，抽離出迎合自己口味的片段，或是換個角度，讓這些身不由己就「過把癮」的記憶由學者打造走上光鮮的「權力大道」，但這條路顯然是如此的陳舊。不知道學者們是不是已經感到了自己記憶的頑固性，是學術記憶對現在實踐滲透的頑固，雖然我們主觀上是那麼的想要打破窠臼。不過，還是看到了一些實質的邁步，雖然稍顯孤單了些，孫立平曾敏銳提出，往往過於關注村莊的精英，結果「人民的歷史」變成了一部「村莊的宮廷史」，顯然注意到了「民眾」能指的差異，以及從沉默到表達的「路徑依賴」。

三　本土記憶？西方記憶？

　　再來關注一下本應劃在以上幾個提問裏的一個聲音頗大的討論。是西方的記憶還是本土的記憶？談西方──本土，指涉頗多，理論、範式不一，似乎是現代中國知識者的一個自明性的反思話題。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鄉村史已經是西方記憶的鄉村或是異化的鄉村。這種反思傾向，對中國學術者自我意識的回歸，彌足珍貴。但是，當非要二元化為本土或是西方的時候，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這些學者所大力批判或唯恐躲之不及的二元窠臼？是反思不夠，自投羅網？還是網本身是學者自己偽編的？不妨聽一下一個「西方的」的回答，巴什拉爾（Gaston Bachelard）認為，「認識論的障礙總是成對出現，如果不改變批判的模式，批判者會和他指控的物件墮入同樣的陷阱之中」。批判者和他們的被告先後動手建「認識的集中營」或囚禁認識的「圓形監獄」，牆壁換了更威嚴的顏色，不過仍舊是監獄呀，而且還是那一所監獄。

　　「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式分析，還是目前正風行於世的『後現代』觀點，大多是在西方的社會理論資源提供的脈絡中發言，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在對社會建制的歷史進行判斷時，其切入點幾乎無法擺脫西方設問方式的影響，這已是無法規避的事實。」（楊念群，2004）這樣的自省，與硬是區分出東和西的二元，從而落入西方更經典範式的窠臼相比，應該更接近「本土」的品質。

　　二十世紀以降西方學界普遍的轉向以及「範式危機」的思考，正是得益於來自非西方的動力推動，他們的相容並蓄，我們是否看到呢？看來對西方理論倒確實應該有這樣的警醒──是我們記憶中的西方傳統？還是真實實踐著的西方學術？我們學者現今批判的多是用中國現在的實際套用西方傳統的模式，而把現代西方理論敘事的趨向懸置或者剔出，看不到西方現今對自身傳統模式的反思和顛覆，以及對中國鄉村研究本土化的促進。比如，近年對歐洲具有人文主義傾向的社會理論的研究，使中國學者在開展本土研究時有了更多可以接近本土的視角和方法，語言學、符號學、意義論、價值論、公正論、過程論、實踐論和歷史主義等等。不知中國學者是不是還要再搞出一個傳統西方和現代西方的「二元」？

　　舉一個大家都熟知的範式「國家──社會」框架，有所質疑的學者的論據往往是「套用西方的範式來解說中國的經驗」。但是否扣上一頂標有「非西化」的帽子，把這一框架本身的邏輯懸置，就足夠使自己的研究中國化？其實，此一框架在費孝通解讀的鄉村社會已經存有蹤影。費孝通先生認為傳統社會分成上下兩個層次：下層社會處於自治狀態，有一套自治規則，上層面對下層實際上是一種無為而治的關係。下層對上層的呼應，是以自治的方式，而對上層統治的滲透是採取應對和妥協的對話方式。這套東西，後來被美國的中國學接過去，一些留美學者如張仲禮和蕭公權以及何炳棣走的就是這條路（楊念群，2002）。當然問題的實質更不是不用置疑完全接受，在「國家──社會」的框架下，只要不是保持非此即彼的二元，就可以發現二者邊界的模糊，至於互動過程、互動關係在邊界暫時懸置下就可以有認知的途徑。並且可以暗含一種關懷，使我們開始注意被忽略許久的底層社會的實際存在形態，並在此基礎上對原有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可以更恰當的指涉甚至顛覆。

　　必須承認，中國經驗用西方主流理論不能完全解釋。但現在的關鍵不是分辨出是西方的方法還是本土的方法，然後再用話語任意放大。而是應該足夠的自省然後看到，確確實實實踐著的「本土」比在話語上勾畫的「中西二元」更接近我們的學術理想：本土化。人民尚能將歷史與記憶共為我所用，學者們看來得向人民學習，至少不要再把歷史和記憶人為剝離。 　　 　

四　記憶發生著實踐

　　 關於記憶實踐著的實踐，許多學者在中國鄉村研究中給出了頗多的啟發性範本。黃宗智討論過「土改」的「表述性現實」和「客觀性現實」二者之間的背離（黃宗智，1998），他看到了話語和實踐之間的張力，可是對於話語的生成或是話語的發出者的回避，使得此處的解釋有些蒼白。張佩國在《中國鄉村革命研究中的敘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土改的官方表達和實踐邏輯存在著背離，其敘述困境是「革命」編史學或是「現代化」敘述都無法克服的（張佩國，2003）。其所指的顯然是官方主動「記憶」的歷史與生活實踐的背離，由此，國家記憶實踐著的「革命」編史學當然無法脫離自身窠臼。而前邊梳理的相關口述史研究者的研究文本對記憶、歷史參與的實踐、它們在不同的實踐裏的影響和作用、以及二者本身的實踐過程都有涉及。

　　但是還應該看到如康納頓提醒我們的：「在日常生活行為中社會記憶的滲透性，和現代社會和文化理論特別對社會記憶的較少關注之間，僅就明確的、系統的研究和隱含的、鬆散的研究在本質上不同而言，存在明顯的差距」。我們不去考慮康對研究物件主體的旨趣，我們只是要在方法論上記得：記憶正發生著實踐。

參考文獻
1 秦暉：《歷史與現實中的中國農民問題》，孤獨書齋http://www.cngdsz.net收集整理，錄入時間：2003-2-7 　

2 李猛：《拯救誰的歷史?──評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
3 （美）保羅．康納頓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 鄭廣懷：《社會記憶理論和研究述評──自哈布瓦奇以來 》，2002-11-1　，學說連線
5 納日碧力戈：《各煙屯藍靛瑤的信仰儀式、社會記憶和學者反思》，《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0年第2期 第26卷。
6 楊念群《東西方思想交匯下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一個「問題史」的追溯（下）（二）》，2004-11-17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368
7 Jun Jing，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劉新：《為了忘卻的紀念：一個關鍵研究個案的批判性評論》，載《清華社會學評論》（2002年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頁308-342.
9 方慧蓉：《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載楊念群主編：《空間 記憶 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頁467-586.
10 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仲介機制》，2002，《中國學術》第4 輯
11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從「討個說法」到「擺平理順」》，三聯書店2001年版。
12 楊念群：《「後現代」思潮在中國──兼論其與20世紀90年代各種思潮的複雜關係（3）》，《開放時代》，2003年第3期
13 張佩國：《中國鄉村革命研究中的敘事困境-一以「土改」研究文本為中心》，2003，《人大複印資料》
14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述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國外社會學》，1998-4、5



王雅瑋　上海大學04級社會學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