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種文化研究的批評路向,只是粗略的劃分,它們之間變動不居的邊界往往使劃分的場域成為漂浮的板塊。正如文化理論家霍爾明智的洞見:

  在福柯的意義上說,文化研究是一種話語的建構,它並沒有甚麼單一的起源,雖然當它最初以文化研究命名時,我們中的一些人持有某種立場。在我看來,文化研究從中產生的許多工作已經存在於別人的工作之中……文化研究擁有許多種話語,以及諸多不同的歷史,它是由多種形構組成的系統;它包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它永遠是一個由變化不定的形構組成的系統。它有許多軌跡,許多人都曾經並正在通過不同的軌跡進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與理論立場建構的,所有這些立場都處於論爭中28。

  文化研究拒絕同一性的禁錮罩籠,反叛本質主義的等級森嚴,抗抵普遍主義的四海皆准,它沒有固定不變的定義與界線清晰的場域。無論是歷時還是共時,差異、偶然、多元始終是文化研究與時俱變的驅力,但它的議程總是面對歷史當下狀況,面對社會生活的肌理和表像的變化,因此文化研究就具有實踐性和開放性的品格。它雖沒有同一性的立場和宣言,但卻在批評實踐中達成包容差異性的默契與某種心照不宣的使命,就如霍爾所闡揚的:「文化研究的使命,是使人們理解正在發生甚麼,提供思維方法、生存策略與反抗資源。」29

  儘管人們對文化研究疏離文學文本,背叛審美救贖的啟蒙允諾頗有微詞,指責其「大而無當」、「文化媚俗」、「將批評理論化或成為理論的注腳」、「以西方話語圖解中國現實」,但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是:當文學尚未找到現代性的言說方式,或者說文學還需要一定的時空間離才能敘述流光溢彩的現代性體驗時;當文學話語還不如撲面而來的現代性現象更具文化衝擊力,而轉瞬即逝的現代性碎片本身已成為一種符號性文本時,批評只能悄悄離別文學回應在當下現實中日益逼近的現代性境遇,這種回應勢必穿越文學文本而直面社會轉型及文化轉向中的現代性現象。因此,九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研究又可視作廣義的現代性現象學批評,它是批評在現代性焦慮的困境中進行文化突圍的開疆辟土之舉。

  另一方面,當文學本體隨著其他更為宏大堅固的本體的傾塌而分崩離析時,流動的文學性也滲溢到現代性的各個層面,每一片現代性碎片上幾乎都有文學性的殘餘物──作為修辭的敘事話語。文化批評悄悄離別文學文本,直面現代性現象,透過對文學性殘餘物的症候式剖析,在短暫、偶然、飛逝的現代性碎片上探詢文化的蹤跡。事實上它並非人們想像中的遠離「文學」,如果我們掃描一下現代性的社會話語光譜,就能夠發現不同色彩的話語光束之間存在著「話語間性」──「它很可能延展到各個社會門類,而且一段橫向話語的話語間性很可能旁及左鄰右舍,既出現在文學生產之中,也出現在政治話語、新聞話語或哲學話語等話語之中。」30換言之,當文學似乎消融在無窮無盡的話語中,流動的文學性卻旁逸斜出地播撒到其他話語類型。文化研究者如果從其他話語類型的文學性碎片──修辭敘事切入,進行文化闡釋、社會分析與意識形態批評,那麼它實際上並沒有遠離文學,因為文學性修辭話語仍然是文化研究的起點和平台之一。文學性的流溢蔓延,不管是稱之為「泛文學」,還是稱之作「雜文學」,其實也並非今天才有的新圖景。人們在追本溯源時往往會想起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與《修辭學》,想起劉勰的《文心雕龍》,那個時代的文學更多被視作修辭敘事之學。如今被文化研究遠離的「文學」,不過是近兩個多世紀來由種種話語建構出來的不證自明的「常識」31。文化研究解構了文學的「常識」,沖決了認知的藩籬,祛除了隱蔽的成規,將文學從審美自律的狹隘場域中解放出來,讓批評從語言之途上的形式迷津脫身而出,邁向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文化空間。

  文化研究的興起,標示著批評之旅又踏上新的航程,這是正在行進中的未竟的航程。文化研究正與流動的文學性和變動的文本性攜手走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批評旅途上。

  如果人們追問起文藝理論的前景,追問起文學批評的未來,這樣的回答依然有效:

  ──批評在路上。



註釋
1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見《死火重溫》第4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2 〔美〕莫瑞‧克里格:《批評旅途》第167頁,李自修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3 南帆:《批評拋下文學享清福去了》,載《中華讀書報──藝文空間》(北京)2003年12月3日。
4 現代性問題雖不是自九十年代才浮出歷史地表,在思想意識層面,現代性自晚清始就進入中國語境,但作為一種社會結構變遷的現代性,以市場經濟為內驅的現代性要到九十年代才真正成為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境遇。可參見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等一系列有關現代性問題的論述,以及《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三聯書店2004年版。
5 〔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幅面孔》(中譯本序言)第2、3頁,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6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第4頁,田禾譯,黃平校,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4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8 〔法〕《波德賴爾美學論文選》,第485頁,郭宏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9 王曉明等:《曠野上的廢墟》,見孟繁華主編《九十年代文存》,第27-41頁。
10 〔美〕理查‧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第3頁、16頁、43頁、115頁,徐文瑞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1 〔法〕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第228頁, 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參見〔俄〕巴赫金著《哲學美學》、《文本、對話與人文》、《周邊集》,白春仁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 南帆:《文學批評與意義再生產》,見《理論的緊張》第5頁、8頁,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
14 〔法〕利奧塔:《後現代狀態》第2頁,車槿山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15 〔美〕愛德華‧賽義德:《福柯與德里達》,汪民安譯,選自《世界‧文本‧批評家》,見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主編《後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第415頁、41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 「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在九十年代的批評文獻中經常被視作同義語,但英語「Cultural Studies」按嚴格的學術界定及通行譯法,應稱為「文化研究」。
17 參見〔美〕馬丁‧傑依著《法蘭克福學派史》,單世聯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8 德里達:《解構與他者》,轉引自〔美〕理查·沃林:《文化批評的觀念》第294頁,張國清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19 德里達:《立場》,轉引自註18,第289頁。
20 同註15。
21 〔法〕阿爾都塞:《列寧與哲學》,轉引自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第12頁。 2
22 參見〔意〕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3 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馬海良譯,見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第6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4 參見〔英〕巴特‧莫爾-吉伯特等編撰《後殖民批評》,楊乃喬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美〕阿里夫‧德里克著《跨國資本時代的後殖民批評》,王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5 王曉明:《九十年代與「新意識形態」》,見孟繁華主編《九十年代文存》(下卷),第28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26 南帆:《文本生產與意識形態·自序》第2頁,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7 〔美〕詹明信:《馬克思主義與理論的歷史性》,見《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7頁,張旭東編,陳清橋等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28 〔英〕S‧霍爾:《文化研究及其理論遺產》,參見格羅斯伯格等編《文化研究》。
29 同註28。
30 見佛克馬等編《問題與觀點》,第50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31 參見〔美〕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蔡志誠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2003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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