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倒扁、挺扁、或不挺扁但挺台灣……的各種聲音與憤怒、情緒與姿勢、顏色與表演的2006年的涼秋台灣裡，第五屆「流浪之歌音樂節」已經安安靜靜地登場。這些年來的台灣社會，在氾濫成災的粗糙政治語言和民粹動作裡，缺乏的是深刻的政治話語或政治態度；而那些浮濫的媒體表演與自我陶醉，竟依然能夠催眠或綁架眾多暈頭轉向的民眾，令人感到台灣長久以來在泛政治裡的「無政治」（也就是沒有真正的政治態度或話語），原因之一，正是我們太缺乏政治的「內容」。
屬於民眾的音樂節慶
做為一個長期的大大樹音樂之友、與此音樂節的義工，我想認真推薦不願繼續被空洞政治情緒所綁架的朋友，到今年「音樂節」的「流浪之歌續攤」（華山文化園區）裡走一趟，看看這個音樂節，如何可以從形式通俗的、可歡樂可高歌的民眾藝術裡，提供有內容的政治話語、和進步的政治態度。
「流浪之歌音樂節」（Migration MusicFestival）從一開始，就有清楚的文化政治態度：它策畫製作的音樂是民眾的，但並非只有政治正確之立場、卻缺乏專業高度；它希望雅俗共賞，但是不打算僅止於提供都市中產階級另一個純粹進行情調消費的文化舞台；它希望音樂節的觀眾，從聆聽音樂的愉悅裡離開時，不僅在好的音樂中得到精神滿足，且開始認識到音樂背後的文化意涵，及其豐富的歷史變遷過程，進而去除對異文化的刻板觀念，開啟認識不同文化族群的興趣；最後，它希望提醒在台灣社會脈絡下成長的觀眾，音樂可以再現、連結、介入政治社會，而不只是一種「去政治」的、輕鬆無腦或乾淨無菌的藝術形式。
音樂的遷徙與新生
準確一點地說，「流浪之歌音樂節」的文化政治，可歸納為兩個主要理念與態度。第一，即是「遷徙」（migration），亦即音樂是不斷遷移、雜交、融合的歷史結果，與永遠進行中的文化過程。這裡也強調了音樂在此意義上的無國界：音樂並無地域本質，或文化血統上的純粹性。這個態度，何嘗不該應用到對其他事物的思考上，例如族群、身分認同等等？而音樂既可雜交，以豐富其語言和內容，音樂也就沒有、或不應該有形式上的雅俗貴賤，或市場區隔上的類型標籤，而只有好音樂和不夠好的音樂兩種。我們不能再認為兩廳院裡的音樂一定高貴，而街頭的、民眾的音樂只能流俗。廟堂內外之音樂藩籬的撤除，中西樂器與音樂人的有機對話，這些也都在文化雜交中，遷移、變動著它們先前被自我設限或想像封閉下的位置及可能。
第二，是「傳統新生」。這個音樂節認為，音樂的創作與表演，一如其他文化藝術形式，不應該變成一種對博物館式的文化遺產進行複製或憑弔的儀式。
好的音樂應該要活化傳統遺產，在新的、不斷變動的社會情境裡，將傳統音樂注入具有視野開闊和語彙活潑的新生命。所以，對著一份古典音樂樂譜將旋律準確地演奏出來，對於再現或描述當代人具有之更複雜的時代精神，可能是不夠的；而但凡論及本土的音樂（無論原住民，或客家、閩南），就只能拘泥於複誦傳統歌謠、古調等，也一樣地難以賦予傳統更多新的生命或面貌。
五年來，「流浪之歌音樂節」建立在這樣的文化政治態度上，認真而安靜地栽植著本土與國際樂人交流對話的音樂樹苗。這是一個國際水平音樂家的專業表演舞台，在這個舞台上，音樂本身的水準必須在一定的高度，包括所有演出之國際規格的專業製作品質。但是，這並不表示，此音樂節對音樂文化的意義，也以國外／西方音樂的馬首是瞻。「大大樹」向來反對並批判所謂「世界音樂」標籤裡的歐洲中心主義；但是辯證地，台灣本土音樂創作的主體意義，正是要在和國外音樂創作與專業表演水平看齊的交流、刺激與提升裡，方能逐漸壯大這個「本土」。
在地生產，國際價值
文化理論學者陳光興於〈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一文裡（陳光興編，《文化研究在台灣》，巨流），呼籲台灣的文化研究學界，應該逐漸脫離長期成為美國學術附庸的狀態，建立起批判的主體性；而這個主體性的內涵，一方面是將認同與參考點從美國、西方轉到亞洲，另一方面，則是在對本土文化的研究過程裡，保持著批判性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免凡事落入台灣中心主義的自戀或自憐情結裡。此即「國際在地主義」的一個重要精神：在地的文化生產，正是最具國際價值的，而在地文化，又不能自我慶祝地脫離國際視野與水平。大大樹的「流浪之歌音樂節」，幾年來在實踐的層次上，正是如此一步一腳印的例子。
今年的「流浪之歌音樂節」，內容比過往更政治了。除了前述音樂節一貫的文化政治態度，今年在「無國界」的主題之下，無論主要音樂演出的「大舞台」，或者在華山文化園區進行的音樂家工作坊「帳棚會」、相關演講的「旅者說故事」、放映與討論音樂紀錄片的「音樂影像館」（此音樂節的這三類常態節目規劃，正是它不欲將自己變成另一個只提供文化消費／音樂消遣之「休閒」活動、而可望能盡量深化音樂之文化政治意義的具體做法），以及尤其是此屆特別規劃的「流浪之歌續攤」，都飽含文化政治理念，或音樂介入政治的典範人物與他們的作品。
混聲、融合、碰撞的對話
首先，今年在「大舞台」的無國界音樂演出團體中，策畫者安排了比例上幾乎對等的本土音樂人，與國際音樂家進行跨國界的合作演出。在這樣的混聲、融合、碰撞、與跨越的對話裡，台灣本土音樂畫地自限的畛域意識可以逐漸褪除，而台灣在國際音樂舞台的位置與文化版圖，則可以輪廓日益清晰。這是音樂節為台灣同時創造的民間文化外交效果，它可以帶來台灣文化主體出擊的國際政治意義。
在規畫的表演節目裡，客家歌手林生祥與沖繩和日本音樂家合作的新專輯《種樹》，延續其在《臨暗》裡對離鄉者之社會處境的關切，描述在美濃展開的有機農業革命性耕作方式，如何可以讓流離在外之後重新返鄉的人，得到工作與生活上的安頓。資深的美國異議民謠歌手吉姆．佩吉（Jim Page），亦將繼續吟唱他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新帝國主義者的批判與嘲諷。除了常態的節目規畫外，今年就「遷徙／移動」的音樂節核心主題，更安排了一場「聆聽東南亞的聲音──移民／移工歌唱比賽」這個活動，讓台灣人在「使用」他／她們的勞動力之時，也能透過欣賞她們的歌謠，開始改變自己對東南亞文化的無知，與根深的輕蔑心理。
雙十節一整天的「流浪之歌續攤」節目，尤其不能錯過。自1970年代以來，香港獨一無二的無政府主義樂團「黑鳥」，一直用音樂傳遞著社會改革與文化革命的訊息，堪為亞洲樂團的一個典範。吉姆‧佩吉與《種樹》作詞人鍾永豐的音樂詞曲對話，將呈現本土的社會議題關切者與西方的異議歌手，如何在議題、語言和意義上扣連。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亦是華人最早的國際戰地記者張翠容，將與她邀請同台演講的日本人道救援工作者高遠菜穗子（NahokoTakato，亦即於2004年在伊拉克進行救援工作時遭伊國士兵俘虜的那位新聞人物），以及日本紀實攝影家森住卓（Takashi Morizumi），聯袂對談他們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黎巴嫩、中亞等中東戰地的工作經驗，與人權和國際政治的相關議題。另外，「續攤」裡還有關於科索沃戰爭和以巴衝突的紀錄影片，與最後帶入音樂高潮的來自比利時年輕、瘋狂、前衛、不守章法的「無政府主義樂團」DAAU。
在離開電視等媒體所製造的泛政治鬱卒情緒，來到這個具有進步政治內容的音樂節活動後，我們會發現，台灣人其實可以從那個製造垃圾情緒的電視機裡離開，將我們對「政治」與世界的眼界拉大、拉高。 ●
■「流浪之歌續攤」進行中，相關資訊可上網：www.treesmusic.co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oct/9/today-article2.htm
屬於民眾的音樂節慶
做為一個長期的大大樹音樂之友、與此音樂節的義工，我想認真推薦不願繼續被空洞政治情緒所綁架的朋友，到今年「音樂節」的「流浪之歌續攤」（華山文化園區）裡走一趟，看看這個音樂節，如何可以從形式通俗的、可歡樂可高歌的民眾藝術裡，提供有內容的政治話語、和進步的政治態度。
「流浪之歌音樂節」（Migration MusicFestival）從一開始，就有清楚的文化政治態度：它策畫製作的音樂是民眾的，但並非只有政治正確之立場、卻缺乏專業高度；它希望雅俗共賞，但是不打算僅止於提供都市中產階級另一個純粹進行情調消費的文化舞台；它希望音樂節的觀眾，從聆聽音樂的愉悅裡離開時，不僅在好的音樂中得到精神滿足，且開始認識到音樂背後的文化意涵，及其豐富的歷史變遷過程，進而去除對異文化的刻板觀念，開啟認識不同文化族群的興趣；最後，它希望提醒在台灣社會脈絡下成長的觀眾，音樂可以再現、連結、介入政治社會，而不只是一種「去政治」的、輕鬆無腦或乾淨無菌的藝術形式。
音樂的遷徙與新生
準確一點地說，「流浪之歌音樂節」的文化政治，可歸納為兩個主要理念與態度。第一，即是「遷徙」（migration），亦即音樂是不斷遷移、雜交、融合的歷史結果，與永遠進行中的文化過程。這裡也強調了音樂在此意義上的無國界：音樂並無地域本質，或文化血統上的純粹性。這個態度，何嘗不該應用到對其他事物的思考上，例如族群、身分認同等等？而音樂既可雜交，以豐富其語言和內容，音樂也就沒有、或不應該有形式上的雅俗貴賤，或市場區隔上的類型標籤，而只有好音樂和不夠好的音樂兩種。我們不能再認為兩廳院裡的音樂一定高貴，而街頭的、民眾的音樂只能流俗。廟堂內外之音樂藩籬的撤除，中西樂器與音樂人的有機對話，這些也都在文化雜交中，遷移、變動著它們先前被自我設限或想像封閉下的位置及可能。
第二，是「傳統新生」。這個音樂節認為，音樂的創作與表演，一如其他文化藝術形式，不應該變成一種對博物館式的文化遺產進行複製或憑弔的儀式。
好的音樂應該要活化傳統遺產，在新的、不斷變動的社會情境裡，將傳統音樂注入具有視野開闊和語彙活潑的新生命。所以，對著一份古典音樂樂譜將旋律準確地演奏出來，對於再現或描述當代人具有之更複雜的時代精神，可能是不夠的；而但凡論及本土的音樂（無論原住民，或客家、閩南），就只能拘泥於複誦傳統歌謠、古調等，也一樣地難以賦予傳統更多新的生命或面貌。
五年來，「流浪之歌音樂節」建立在這樣的文化政治態度上，認真而安靜地栽植著本土與國際樂人交流對話的音樂樹苗。這是一個國際水平音樂家的專業表演舞台，在這個舞台上，音樂本身的水準必須在一定的高度，包括所有演出之國際規格的專業製作品質。但是，這並不表示，此音樂節對音樂文化的意義，也以國外／西方音樂的馬首是瞻。「大大樹」向來反對並批判所謂「世界音樂」標籤裡的歐洲中心主義；但是辯證地，台灣本土音樂創作的主體意義，正是要在和國外音樂創作與專業表演水平看齊的交流、刺激與提升裡，方能逐漸壯大這個「本土」。
在地生產，國際價值
文化理論學者陳光興於〈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一文裡（陳光興編，《文化研究在台灣》，巨流），呼籲台灣的文化研究學界，應該逐漸脫離長期成為美國學術附庸的狀態，建立起批判的主體性；而這個主體性的內涵，一方面是將認同與參考點從美國、西方轉到亞洲，另一方面，則是在對本土文化的研究過程裡，保持著批判性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免凡事落入台灣中心主義的自戀或自憐情結裡。此即「國際在地主義」的一個重要精神：在地的文化生產，正是最具國際價值的，而在地文化，又不能自我慶祝地脫離國際視野與水平。大大樹的「流浪之歌音樂節」，幾年來在實踐的層次上，正是如此一步一腳印的例子。
今年的「流浪之歌音樂節」，內容比過往更政治了。除了前述音樂節一貫的文化政治態度，今年在「無國界」的主題之下，無論主要音樂演出的「大舞台」，或者在華山文化園區進行的音樂家工作坊「帳棚會」、相關演講的「旅者說故事」、放映與討論音樂紀錄片的「音樂影像館」（此音樂節的這三類常態節目規劃，正是它不欲將自己變成另一個只提供文化消費／音樂消遣之「休閒」活動、而可望能盡量深化音樂之文化政治意義的具體做法），以及尤其是此屆特別規劃的「流浪之歌續攤」，都飽含文化政治理念，或音樂介入政治的典範人物與他們的作品。
混聲、融合、碰撞的對話
首先，今年在「大舞台」的無國界音樂演出團體中，策畫者安排了比例上幾乎對等的本土音樂人，與國際音樂家進行跨國界的合作演出。在這樣的混聲、融合、碰撞、與跨越的對話裡，台灣本土音樂畫地自限的畛域意識可以逐漸褪除，而台灣在國際音樂舞台的位置與文化版圖，則可以輪廓日益清晰。這是音樂節為台灣同時創造的民間文化外交效果，它可以帶來台灣文化主體出擊的國際政治意義。
在規畫的表演節目裡，客家歌手林生祥與沖繩和日本音樂家合作的新專輯《種樹》，延續其在《臨暗》裡對離鄉者之社會處境的關切，描述在美濃展開的有機農業革命性耕作方式，如何可以讓流離在外之後重新返鄉的人，得到工作與生活上的安頓。資深的美國異議民謠歌手吉姆．佩吉（Jim Page），亦將繼續吟唱他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新帝國主義者的批判與嘲諷。除了常態的節目規畫外，今年就「遷徙／移動」的音樂節核心主題，更安排了一場「聆聽東南亞的聲音──移民／移工歌唱比賽」這個活動，讓台灣人在「使用」他／她們的勞動力之時，也能透過欣賞她們的歌謠，開始改變自己對東南亞文化的無知，與根深的輕蔑心理。
雙十節一整天的「流浪之歌續攤」節目，尤其不能錯過。自1970年代以來，香港獨一無二的無政府主義樂團「黑鳥」，一直用音樂傳遞著社會改革與文化革命的訊息，堪為亞洲樂團的一個典範。吉姆‧佩吉與《種樹》作詞人鍾永豐的音樂詞曲對話，將呈現本土的社會議題關切者與西方的異議歌手，如何在議題、語言和意義上扣連。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亦是華人最早的國際戰地記者張翠容，將與她邀請同台演講的日本人道救援工作者高遠菜穗子（NahokoTakato，亦即於2004年在伊拉克進行救援工作時遭伊國士兵俘虜的那位新聞人物），以及日本紀實攝影家森住卓（Takashi Morizumi），聯袂對談他們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黎巴嫩、中亞等中東戰地的工作經驗，與人權和國際政治的相關議題。另外，「續攤」裡還有關於科索沃戰爭和以巴衝突的紀錄影片，與最後帶入音樂高潮的來自比利時年輕、瘋狂、前衛、不守章法的「無政府主義樂團」DAAU。
在離開電視等媒體所製造的泛政治鬱卒情緒，來到這個具有進步政治內容的音樂節活動後，我們會發現，台灣人其實可以從那個製造垃圾情緒的電視機裡離開，將我們對「政治」與世界的眼界拉大、拉高。 ●
■「流浪之歌續攤」進行中，相關資訊可上網：www.treesmusic.co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oct/9/today-article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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