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邁入第五屆的「流浪之歌音樂節」，自十月六日起，以「Crossings無國界」為主題，為世界上無數仍被迫處於流浪狀態的「無根者」而唱。這些無根者生活在都市的邊緣、闇黑無聲的牆角邊、公共建設的工地裡。他們也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難民營裡、廢墟的瓦礫堆旁。這些無根者被迫離鄉背井到語言不通的城市流浪，嘴裡哼著從古老傳統流傳而來的歌謠，那是勞動的記憶、家園的遙念、對大地的禮讚與對情人的溫軟呢喃。流浪之歌音樂節的節目場次，琳瑯滿目，計有「大舞台」、「音樂影像館」、「帳篷會」、「旅者說故事」、「流浪市集」、「聆聽東南亞的聲音─移民/移工歌唱比賽」、「流浪之歌續攤」等等。（詳見大大樹網站www.treesmusic.com 或電洽02-23413491）。本文即是參與「流浪之歌音樂節」的台美兩位歌手的跨洋筆談，暢說他們創作的歷程與理念。 ──編者
鍾永豐（以下簡稱鍾）：與你對談榮幸之至，作為一位創作歌手，可以談談你的60年代嗎？
Jim Page（以下簡稱Jim）：我在1965年開始演唱，我的第一位英雄是偉大的德州藍調吟遊詩人閃電霍布金斯（Lightnin'Hopkins）。閃電彈共嗚吉他，唱鄉村藍調，訴說農村的故事，個人的生活故事。他的音樂中透露著極大的熱情。以他為基礎，我跳入鉛肚皮（Leadbelly）、烏地葛斯瑞（Woody Guthrie），然後是巴布狄倫（Bob Dylan）與彼特席格（PeteSeeger）等人的音樂；我開始在地方上的咖啡屋與酒吧演唱。
那當時，每個人都至少會寫些自己的歌，每個人都至少會唱些政治性歌曲。好多事情在發生：越戰、民權運動、學生反叛。每個人都受感染，因而都用音樂表達他們的看法。我上了偉大的一課，永難忘懷。
我生長在加州，家鄉離舊金山不遠；舊金山在當時是的文化重鎮之一。在我學習演唱的那個時代裡，表現政治／社會的覺醒，是藝術的一個部份。每個人都在實驗，創造出很多大躍進的東西。我想我們所到達的境界業已接近一場實在的文藝復興。
振奮人心的文化場景
鍾：多麼振奮人心的社會／文化場景！除了60年代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所造成的深廣衝擊外，你認為這場活躍的社會／政治民謠復興運動，與烏地葛斯瑞及他的同志們在1930、40年代的作為有關連嗎？
Jim：這可有得講了。麥卡錫時代（50年代）的清共運動相當徹底，讓許多人都噤聲了。彼特席格名列黑名單，好多年都碰不得演唱會；葛斯瑞進醫院──但他們的歌留存人心。當民權運動開拔，受人景仰的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領導南方黑人上街遊行要求平等，他們遭遇了警察的水柱與三Ｋ黨的炸彈，席格立即把一首老靈歌改編成「我等終將克服」。席格創作的這首歌可能是歷來最著名的運動歌曲。民謠與靈歌是運動的重要部份。當越戰議題升溫，其他的運動──如學生反叛運動與迷幻藥次文化運動，持續撞擊，民權運動音樂就成了藝術創作的靈感泉源。大部份創作於60年代的歌，尤其是巴布狄倫與瓊拜雅的歌，甚至是如傑弗遜飛機（Jefferson Airplane）與死之華（Grateful Dead）之類樂團的歌，都是從民權運動音樂中取得了靈感與形式。我沒見過烏地葛斯瑞，他去逝時我剛從高中畢業。但我後來與布朗尼麥基（Brownie McGhee）、桑尼泰利（Sonny Terry）結成好友。他們是葛斯瑞民謠音樂隊伍──葛斯瑞、鉛肚皮、席格等這些人──的成員。就在幾年前，當蘋果籽唱片公司（Appleseed Records）出版彼特席格的雙CD致敬專輯時，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甚至也在裡面以華麗的手法重唱了「我等終將克服」。在民謠之路唱片公司（Folkways Records）出版的一張專輯中，U2樂團則唱了葛斯瑞另一首歌。如此，傳統維持不墜。
鍾：可否談一下你在60年代末的早期作品及創作過程？
Jim：你必須知道我只是一個住在加州聖荷西郊區的中產階級白人小孩，父親在太空總署上班。我愛上吉他，知道自己想成為吟遊詩人，但我沒經驗，不知如何下手。我寫了一堆歌，大部份只是重看不中用的文詞。我想成為我崇拜的人，但我不知道要說什麼。那時的歌只有幾首留到今天。
直到1970年我離開加州經歷現實生活後，我的寫作才開始有深度。因此，我想，對我而言，60年代走進了70年代早期，我想對大部份人而言亦然。
受教於現實中的階級戰爭
1970年我在紐約過著街民的生活。1971年我落腳西雅圖，開始參與那時發生的社會行動。反越戰如火如荼。還有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我在他們的早餐計劃中幫忙，為孩童彈吉他。正是通過當時的那些歌，我受了政治教育。1977年，我受邀到明尼蘇達州研究美洲印弟安行動份子培替爾（Leonard Peltier；他在反對財團入侵保留區開採石油與鈾礦的行動中被判兩個無期徒刑）的案子。那年我寫了第一首關於培替爾的歌。
鍾：多麼激進的轉變！在你那個年代，你可能仰羨慕石合唱團或其它風騷的搖滾明星，為什麼你卻想要成為烏地葛斯瑞、閃電霍布金斯、鉛肚皮與巴布狄倫？在這麼多年之後，60、70年代對你而言是什麼意義？另外，可否多談些你在紐約的街民生活以及西雅圖的早餐計劃？
Jim：我會說我受教於現實中的階級戰爭。祖先是歐洲白人，一出生我即享有不少特權。但從我在紐約的街民經驗及後來我在西雅圖的街頭遊唱，我明瞭我生存其中的這個社會是多麼地根據我這種白人而打造。這個社會有太多地方是我陌生的，而當我唱出我四周的情況：戰爭、種族動亂，我逐漸理解這些原本外於我的世界。我被邀請到我歌中所述及的社區，我跟從未享有白人特權的人們結成朋友，跟那些有性命之虞的革命志士交成好友。這改變了一切。關於我所崇羨的歌手，我很難說清楚為什麼在那些年歲裡，閃電霍布金斯比米克傑克（Mick Jagger；滾石合唱團主唱）更能打動我。我只知道有些聲音對我說話，而另一些沒有，至少是沒那麼多。閃電似乎像個用詩句與旋律唱自己生活的傢伙，也不在乎別人的接受度。而米克──不管我多喜歡那種音樂，也不管有多少朋友為之趨之若鶩──總是顯得造作。
你要知道這麼多年下來我對於這些事情的想法很多都改變了。在60年代，加州的樂團非常真實，深具社會意識。鄉巴佬喬與魚（Country Joe and the Fish）來自柏克萊，傑弗遜飛機（Jefferson Airplane）來自舊金山，他們正是當時的民謠樂團。他們是中產階級的白人小孩，手持吉他、鼓棒，用噪音與詩，挺身砸碎耽溺的窠臼──他們正是我們。當鄉巴佬喬唱：「1，2，3，我們為何而戰……」他代言的是我們──逃離徵兵令、焚燒註冊卡的我們。而當傑弗遜飛機唱「美國志士（Volunteersof America）」時，我們都想那是我們──想改變現狀的志士。這些歌讓我們彼此靠得好近。
與黑豹黨的互動
隨著時間流逝，我明瞭作為木吉他遊唱歌手我會有更多的彈性，更能進出處境，學習人們的故事，用歌唱出來。而且，往深處探究，我發現其他的事情──「搖滾樂明星」必須訴諸青少年的性事，他們的作品必須以此為核心。我們不會永遠當青少年，我要長大。所以我認定我到底是民謠歌手。
那些歲月教導我：有政治態度是對的，把社會意識融進藝術作品是正確的──至今如此。每個人都說著同樣的觀點，既便只是一些些。我永遠不會忘記。還有，那些歲月教導我：要就期待最好的，即使我，或我們，不會活著見到夢想成真，有朝一日它還是會實現。如果夢想是對的，視野是美麗的，它們就會生出來。
1970年夏天我在紐約街上生活了三個半月。我並不孤單──我有兩位同伴及一條狗。我在餐廳演唱，用帽子裡的錢養活我們自己。我們不是經常有東西吃。我學會睡在陌生人不會看的地方，學會用紙板做床墊，學會避開街上的小偷與警察。而我學到的驚人一課是，當你伸手進垃圾桶裡找食物時，沒有人會看你，即便是在人群中。上流社會把我們這些人當成威脅，它用視而不見的方式保護自己。
早餐計劃是由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推動，每個教會都有。我對黑豹黨有興趣，想找個方式參與其中，所以我去當志工。每周兩次，每次幾乎持續一整天，我起了個大早──大約五點，把餐桌準備好，為一名約九歲的孩子供餐。學校不提供餐點，黑豹黨決定介入。我們煮馬鈴薯、燕麥片、蛋及玉米片。餐後我為他們彈吉他，然後收拾場地。
後來我聽說，因為黑豹黨的做為，學校系統開始為學童供餐。黑豹黨非常精彩，他們致力於直接行動，並主導計劃，啟發了很多人。
黑豹黨常常被說成是排外的黑人組織，很多人說他們種族歧視，但做為白人吉他手，我從未感受到敵意，沒有人視我為異類。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301+112006100500474,00.html
鍾永豐（以下簡稱鍾）：與你對談榮幸之至，作為一位創作歌手，可以談談你的60年代嗎？
Jim Page（以下簡稱Jim）：我在1965年開始演唱，我的第一位英雄是偉大的德州藍調吟遊詩人閃電霍布金斯（Lightnin'Hopkins）。閃電彈共嗚吉他，唱鄉村藍調，訴說農村的故事，個人的生活故事。他的音樂中透露著極大的熱情。以他為基礎，我跳入鉛肚皮（Leadbelly）、烏地葛斯瑞（Woody Guthrie），然後是巴布狄倫（Bob Dylan）與彼特席格（PeteSeeger）等人的音樂；我開始在地方上的咖啡屋與酒吧演唱。
那當時，每個人都至少會寫些自己的歌，每個人都至少會唱些政治性歌曲。好多事情在發生：越戰、民權運動、學生反叛。每個人都受感染，因而都用音樂表達他們的看法。我上了偉大的一課，永難忘懷。
我生長在加州，家鄉離舊金山不遠；舊金山在當時是的文化重鎮之一。在我學習演唱的那個時代裡，表現政治／社會的覺醒，是藝術的一個部份。每個人都在實驗，創造出很多大躍進的東西。我想我們所到達的境界業已接近一場實在的文藝復興。
振奮人心的文化場景
鍾：多麼振奮人心的社會／文化場景！除了60年代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所造成的深廣衝擊外，你認為這場活躍的社會／政治民謠復興運動，與烏地葛斯瑞及他的同志們在1930、40年代的作為有關連嗎？
Jim：這可有得講了。麥卡錫時代（50年代）的清共運動相當徹底，讓許多人都噤聲了。彼特席格名列黑名單，好多年都碰不得演唱會；葛斯瑞進醫院──但他們的歌留存人心。當民權運動開拔，受人景仰的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領導南方黑人上街遊行要求平等，他們遭遇了警察的水柱與三Ｋ黨的炸彈，席格立即把一首老靈歌改編成「我等終將克服」。席格創作的這首歌可能是歷來最著名的運動歌曲。民謠與靈歌是運動的重要部份。當越戰議題升溫，其他的運動──如學生反叛運動與迷幻藥次文化運動，持續撞擊，民權運動音樂就成了藝術創作的靈感泉源。大部份創作於60年代的歌，尤其是巴布狄倫與瓊拜雅的歌，甚至是如傑弗遜飛機（Jefferson Airplane）與死之華（Grateful Dead）之類樂團的歌，都是從民權運動音樂中取得了靈感與形式。我沒見過烏地葛斯瑞，他去逝時我剛從高中畢業。但我後來與布朗尼麥基（Brownie McGhee）、桑尼泰利（Sonny Terry）結成好友。他們是葛斯瑞民謠音樂隊伍──葛斯瑞、鉛肚皮、席格等這些人──的成員。就在幾年前，當蘋果籽唱片公司（Appleseed Records）出版彼特席格的雙CD致敬專輯時，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甚至也在裡面以華麗的手法重唱了「我等終將克服」。在民謠之路唱片公司（Folkways Records）出版的一張專輯中，U2樂團則唱了葛斯瑞另一首歌。如此，傳統維持不墜。
鍾：可否談一下你在60年代末的早期作品及創作過程？
Jim：你必須知道我只是一個住在加州聖荷西郊區的中產階級白人小孩，父親在太空總署上班。我愛上吉他，知道自己想成為吟遊詩人，但我沒經驗，不知如何下手。我寫了一堆歌，大部份只是重看不中用的文詞。我想成為我崇拜的人，但我不知道要說什麼。那時的歌只有幾首留到今天。
直到1970年我離開加州經歷現實生活後，我的寫作才開始有深度。因此，我想，對我而言，60年代走進了70年代早期，我想對大部份人而言亦然。
受教於現實中的階級戰爭
1970年我在紐約過著街民的生活。1971年我落腳西雅圖，開始參與那時發生的社會行動。反越戰如火如荼。還有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我在他們的早餐計劃中幫忙，為孩童彈吉他。正是通過當時的那些歌，我受了政治教育。1977年，我受邀到明尼蘇達州研究美洲印弟安行動份子培替爾（Leonard Peltier；他在反對財團入侵保留區開採石油與鈾礦的行動中被判兩個無期徒刑）的案子。那年我寫了第一首關於培替爾的歌。
鍾：多麼激進的轉變！在你那個年代，你可能仰羨慕石合唱團或其它風騷的搖滾明星，為什麼你卻想要成為烏地葛斯瑞、閃電霍布金斯、鉛肚皮與巴布狄倫？在這麼多年之後，60、70年代對你而言是什麼意義？另外，可否多談些你在紐約的街民生活以及西雅圖的早餐計劃？
Jim：我會說我受教於現實中的階級戰爭。祖先是歐洲白人，一出生我即享有不少特權。但從我在紐約的街民經驗及後來我在西雅圖的街頭遊唱，我明瞭我生存其中的這個社會是多麼地根據我這種白人而打造。這個社會有太多地方是我陌生的，而當我唱出我四周的情況：戰爭、種族動亂，我逐漸理解這些原本外於我的世界。我被邀請到我歌中所述及的社區，我跟從未享有白人特權的人們結成朋友，跟那些有性命之虞的革命志士交成好友。這改變了一切。關於我所崇羨的歌手，我很難說清楚為什麼在那些年歲裡，閃電霍布金斯比米克傑克（Mick Jagger；滾石合唱團主唱）更能打動我。我只知道有些聲音對我說話，而另一些沒有，至少是沒那麼多。閃電似乎像個用詩句與旋律唱自己生活的傢伙，也不在乎別人的接受度。而米克──不管我多喜歡那種音樂，也不管有多少朋友為之趨之若鶩──總是顯得造作。
你要知道這麼多年下來我對於這些事情的想法很多都改變了。在60年代，加州的樂團非常真實，深具社會意識。鄉巴佬喬與魚（Country Joe and the Fish）來自柏克萊，傑弗遜飛機（Jefferson Airplane）來自舊金山，他們正是當時的民謠樂團。他們是中產階級的白人小孩，手持吉他、鼓棒，用噪音與詩，挺身砸碎耽溺的窠臼──他們正是我們。當鄉巴佬喬唱：「1，2，3，我們為何而戰……」他代言的是我們──逃離徵兵令、焚燒註冊卡的我們。而當傑弗遜飛機唱「美國志士（Volunteersof America）」時，我們都想那是我們──想改變現狀的志士。這些歌讓我們彼此靠得好近。
與黑豹黨的互動
隨著時間流逝，我明瞭作為木吉他遊唱歌手我會有更多的彈性，更能進出處境，學習人們的故事，用歌唱出來。而且，往深處探究，我發現其他的事情──「搖滾樂明星」必須訴諸青少年的性事，他們的作品必須以此為核心。我們不會永遠當青少年，我要長大。所以我認定我到底是民謠歌手。
那些歲月教導我：有政治態度是對的，把社會意識融進藝術作品是正確的──至今如此。每個人都說著同樣的觀點，既便只是一些些。我永遠不會忘記。還有，那些歲月教導我：要就期待最好的，即使我，或我們，不會活著見到夢想成真，有朝一日它還是會實現。如果夢想是對的，視野是美麗的，它們就會生出來。
1970年夏天我在紐約街上生活了三個半月。我並不孤單──我有兩位同伴及一條狗。我在餐廳演唱，用帽子裡的錢養活我們自己。我們不是經常有東西吃。我學會睡在陌生人不會看的地方，學會用紙板做床墊，學會避開街上的小偷與警察。而我學到的驚人一課是，當你伸手進垃圾桶裡找食物時，沒有人會看你，即便是在人群中。上流社會把我們這些人當成威脅，它用視而不見的方式保護自己。
早餐計劃是由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推動，每個教會都有。我對黑豹黨有興趣，想找個方式參與其中，所以我去當志工。每周兩次，每次幾乎持續一整天，我起了個大早──大約五點，把餐桌準備好，為一名約九歲的孩子供餐。學校不提供餐點，黑豹黨決定介入。我們煮馬鈴薯、燕麥片、蛋及玉米片。餐後我為他們彈吉他，然後收拾場地。
後來我聽說，因為黑豹黨的做為，學校系統開始為學童供餐。黑豹黨非常精彩，他們致力於直接行動，並主導計劃，啟發了很多人。
黑豹黨常常被說成是排外的黑人組織，很多人說他們種族歧視，但做為白人吉他手，我從未感受到敵意，沒有人視我為異類。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301+112006100500474,00.html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