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看待革命家：在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算是同一類人。政府職位永遠有人填補，革命家、科學家、藝術家卻是編制外、橫空出世的創造者。他們創造歷史、樹立典範。拉丁美洲各國都有總統，定期改選或霸著位置，整個二十世紀，拉美卻只有一個切．格拉瓦。政治，畢竟是一時的。歌德的靜穆像一座岩山，歌德的超然像一隻雄鷹，在高空乘著上升氣流優遊，俯瞰紅塵。
★沉醉革命
對於易感的文人，革命的衝動像戀愛的衝動那般難以遏制。
文人投入革命，滿懷救世理想，同時嚮往著浪漫的死亡。死在槍林彈雨中，遠比死在床上更令世人無限懷念。
悲觀憤世者、負債厭世者，革命提供大好機會，讓你光榮結束一生。
法國頹廢詩人、浪蕩子波特萊爾，寫下《惡之花》震驚衛道人士，一生沉醉於聲色之娛、感官之美，也曾經沉醉於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法國爆發民主革命，青年波特萊爾揹著槍，走進街壘對抗王朝，手上沾著火藥味，大喊「槍斃歐比克將軍」。歐比克將軍是詩人的繼父，在朝中任職。
波特萊爾承認，革命，可以為他帶來報復的快感。革命，是他內心的歡樂。
德國浪漫派作曲家華格納也參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事敗後，流亡歐洲各地，到處借錢過活。
一年後，俄羅斯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因為參加一個反對沙皇的革命小組被捕，以反宗教、反政府罪名被判處槍決，後來改判流刑，在西伯利亞服了四年苦役。
杜思妥也夫斯基日後以罪人姿態，對「革命情結」辦了告解。長篇小說《群魔》，對沉醉革命的人製作諷刺畫像：這類人以受到政府監視為榮，被流行思想壓垮，忽而虛無主義，忽而理想主義，妄圖在同夥中樹立精神偶像，以改造整個社會。杜思妥也夫斯基把沉醉革命者比喻為被魔鬼附身的狂人，需要像《新約聖經》裡形容的一樣，由耶穌把魔鬼趕出來，附身到豬身上，然後跳崖淹死在海裡。
義大利詩人、劇作家鄧南遮更像一個被魔鬼附身的狂熱革命分子。鄧南遮支持墨索里尼，信仰法西斯主義，一九一九年率領他募集的衝鋒隊員，攻占前南斯拉夫港口阜姆，企圖在此建立法西斯政權。墨索里尼奪取義大利政權，建立獨裁體制後，鄧南遮和墨索里尼維持良好的私交。
★獻身革命
道地的革命作家是俄羅斯作家高爾基。高爾基信仰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家列寧是好友，並組織群眾，支持共產革命。為了逃避支持革命而遭受當局迫害，被迫遠走國外八年，直到一九一七布爾什維克革十月命成功後，獲得特赦回國。
但是高爾基看到共產革命剝奪了個人自由、破壞了社會國家，最後與新政府決裂，二度遠走國外，僑居十年。他絕筆不提革命後的俄羅斯，以沉默來表達他的否定態度。
史達林執政後，高爾基回國，接受政府收編，擔任御用作家、文藝官僚。他主持成立蘇聯作家協會，幫助政府領導作家、統一宣傳口徑，這個方法後來為中共所仿效。
中共搞革命的時候，三十年代在上海成立左翼作家聯盟，提倡革命文學，拉攏到當時文名極盛的魯迅加入。魯迅固然冷眼看革命，卻為文對不革命的作家做出刻毒的人身攻擊，讓後世讀者忍受。魯迅的「投槍與匕首」固然有受到同行放冷箭而還擊的，對於沒有招他惹他的「不革命」的作家，也不放過，這是由革命使命感而產生絕對主義。
和魯迅同時代的中國女作家丁玲，投入革命的洪流，全情奉獻。三十年代，丁玲因為參加左聯而被國民政府逮捕，坐了三年牢，獲釋後奔赴延安，直接加入共產黨革命。為了革命，女人心成了百煉鋼。
為了防止舊政權復辟，新政權以激烈手段肅反，所在難免。法國大革命之後恐怖的九○年代，斷頭機切人頭如廚師剁蔥。中共建政後，丁玲被指為反黨集團，在反右鬥爭中被開除共產黨黨籍，下放到北大荒勞改十二年，在文革浩劫中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監獄五年。平反後，丁玲繼續創作反映中共「解放戰爭」的長篇小說，為革命終身無悔。
一九三六年爆發了西班牙內戰，召喚著全世界文人獻身革命。剛以民主革命建立的西班牙共和體制，受到國內反動勢力以及德、義的法西斯武力摧殘，歐洲列強袖手旁觀，各國知名文人憤而加入人民陣線的反法西斯戰爭，包括美國的海明威、智利的聶魯達、英國的喬治．歐威爾。
歐威爾在戰爭中喉部中彈，歸國療養。別的作家視西班牙內戰為聖戰，歐威爾卻看到了愈是徹底的革命，愈有可能成為極權主義的溫床。革命團體有強大的凝聚力，同時也產生強烈的排他性。他參照西班牙內戰和反法西斯革命團體共事的經驗，寫下了極權主義寓言小說《一九八四》。
★作家兼革命家
政治，在藝術上是殺風景的事。然而社會的一切問題，終究要歸結到政治來解決。政治規範著人們所有的行為，決定著人們的命運，連愛情也是在政治的框架下進行。拿破崙說過，「政治就是命運。」
動盪紛擾的近代拉丁美洲，盛產革命家，作家經常身兼革命家。二十世紀初，墨西哥爆發革命與反革命的內戰，綿延十餘年，軍事獨裁者與民選總統數度更迭，許多作家的生命軌道因這場革命而改變。有人直接參加革命，許多作家受革命激發，紛紛創作，反映時代，產生了類型小說：墨西哥革命小說。
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句，動人地概括了拉美作家的心境：
我的祖國啊，我想改變黑夜。
我的祖國啊，我想更新玫瑰。（江之木．林之光譯）
聶魯達的代表作《漫歌》以優美雄健的詩篇歌頌拉丁美洲革命家群像，他自己也是革命家。
他向反獨裁的革命群眾朗誦詩篇的時刻，是文學在社會中最燦爛的時刻。
他的行動、他的作品永遠不脫離詩意。他為人民爭取麵包，也爭取玫瑰。
當他逃避獨裁政府追捕，遠走他鄉，他的詩篇、他的理念，向世界散播得更廣泛。
像聶魯達這樣智慧高超的作家，也會患左傾幼稚病。他在詩中歌頌他加入的共產黨，歌頌蘇聯革命家史達林，他晚年在《聶魯達回憶錄》中向世人道歉，推說當時不知史達林建立廣大的勞改營。
★以示威代革命
在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沒有革命的環境，作家的革命情懷，便寄托在抗爭行動。
上個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法國作家沙特，與推行國家主義的法國總統戴高樂不共載天，經常現身在各種抗議行動。沙特是政治過動兒，挺誰、反誰，他毫不保留地表態。沙特主張文學必須「介入」社會，他的存在主義核心信念，就是人是通過抉擇來自我塑造的，直到最後一刻，人還是可以透過抉擇讓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因為做了太多抉擇，難免做出錯誤抉擇，例如他曾經頌揚毛派份子。
人的行動是創造力的體現，反抗，也是創造力的體現。從哲學、小說、戲劇到評論，沙特都是一代宗師，頻繁的抗爭行動，反映著他旺盛的創造力，也樹立了知識分子言行合一的典範。
美國作家也有介入社會的典型例子。一九六七年十月，美國民間發動了反越戰示威遊行，數萬人以和平方式圍攻五角大廈。為了擴大遊行的影響力，主辦單位採用了一個宣傳策略：廣邀名人站上第一線遊行，在非暴力抗爭的原則下衝向國防部，任由軍警逮捕。接受存在主義的美國作家諾曼．梅勒接受了邀請，在遊行中跨越封鎖線，被捕入獄。梅勒把這次參加反越戰示威的經過寫成「非虛構小說」：《夜幕下的大軍》。
梅勒在書中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有尖銳的批判，對身為名人的虛榮心、中產階級的遇事畏縮不時自嘲。美國對示威民眾除了派出警察、憲兵戒備，更部署軍隊，包括精銳的海軍陸戰隊、空降師！梅勒還記載了一些有趣的細節：例如，妓女也參加了示威遊行，她們與第一線的鎮暴士兵交鋒時，把花朵插進士兵的槍管，並解開胸前的鈕扣，藉以分散士兵的注意力。
革命就是如此，悲劇與喜劇並存。我的朋友侯德健參加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那時北京的大學生在廣場前聚集，紮營抗爭，日夜不散。侯德健說，到了夜晚，便有男女大學生在帳篷裡睡做一堆。有些同志認為太不像話，他便寬慰他們說：「搞革命到頭來不就為了這個嗎？」
在政治結構超穩定的日本，極端浪漫的文人三島由紀夫革不了命，便革命自己的命。三島夢想推翻二次大戰後建立民主政體，恢復中世紀純粹的天皇制，自行組織「盾會」，一九七○年率領盾會成員，進入自衛隊總監部，切腹自殺。這是他的美學實踐，作品中早有預告：中篇小說《憂國》用慢鏡頭特寫拒不鎮壓同僚政變的皇道派軍官，在妻子陪伴下切腹；長篇小說《奔馬》的主角飯沼勳，一心發動政變，在刺殺財閥之後切腹。極度自戀的三島，以極為恐怖的方式，將自己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世人心中，我寧願多品味舊俄作家的人類愛來忘掉三島。
★不革命的詩聖
經典作家之中，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
德國的詩人歌德以政治立場保守著稱。歌德在自傳《詩與真實》表示，他不關心報紙、時事，他關心的是「人類的認識」，至於一般人類的行動，「我們聽其自便，不聞不問。」（劉思慕譯）
然而，再怎麼靜穆，不革命的歌德畢竟英雄識英雄。在《歌德談話錄》（吳象嬰等譯）中，歌德對席捲全歐、輸出法國大革命精神的「革命之子」拿破崙如此評斷：「拿破崙就是這樣的人！永遠光釆四射，永遠清醒，永遠決斷，每時每刻都付出足夠精力去從事他認為必要的事情。他的生活就是一個半神在大刀闊斧的前進，從戰鬥走向戰鬥，從勝利走向勝利。也可以說他是處於一種持續的光彩中。」
歌德並形容拿破崙是「有史以來最多產的人物之一」。
作家看待革命家：在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算是同一類人。
政府職位永遠有人填補，革命家、科學家、藝術家卻是編制外、橫空出世的創造者。他們創造歷史、樹立典範。拉丁美洲各國都有總統，定期改選或霸著位置，整個二十世紀，拉美卻只有一個切．格拉瓦。
政治，畢竟是一時的。歌德的靜穆像一座岩山，歌德的超然像一隻雄鷹，在高空乘著上升氣流優遊，俯瞰紅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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